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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1931 年到1949 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时语境下，以左翼音乐家为首的“救亡派”以自己的理论主张与以黄自、萧友梅为首的“学院派”展开了关于“新音乐”本质问题的激烈论战。本文则从这场争辩中探究不同派别的音乐家对于“新音乐”的不同理解。
【关键词】救亡音乐；新音乐；理解
中国乐坛上存在着两种“新音乐”，即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音乐运动”以及自萧友梅、黄自以来的专业新音乐。这两种新音乐在抗战、民主的旗帜下结成同盟，但在音乐观念和创作风格上两者又存在较大不同。随着以聂耳、冼星海、吕骥代表的左翼新音乐运动及其作品和理论的出现，一些音乐家对其中的片面性认识提出不同意见。
1935年，以聂耳为首的救亡派音乐家提出反映进步的大众要求意义上的“新音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时语境下，“新音乐”所涉及的内容，题材被无限缩小，其实质则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专属代名词，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武器和唤醒大众思想，密切联系全国各族人民爱国热潮的催化剂。而最早对左翼音乐运动中“新音乐”的本质提出对抗的是汀石。他在1934年发表的《从音乐艺术说到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提出：
要谋中国民族的音乐及其他艺术生活之发展以诱导民族情绪之焕发而增强其活力以克服环境，首先必须终止我们祖先所遗留的实用主义。
处于社会变革与战争革命残酷考验下的人民群众显然更倾向于这种爱国主义思潮中的“实用主义”，音乐的客观功能性被大大加强。反之，汀石的反抗也并非毫无道理。音乐作为一种与上帝交流的语言，也应保留其一定的艺术性，既不能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工具，也不应成为摧残中国音乐文化的陈词滥调。的确，被扣以“形式主义”帽子的以专业院校为主的“学院派”在对音乐的写作内容与思想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被激进的救亡派看做是一种社会的“毒瘤”，是错误引导大众的不正风气。此后，救亡派与学院派又各自进行了批评与反批评。
从这一时期两派音乐家对“新音乐”的争论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左翼音乐理论中“新音乐”的新奇之处。
首先是音乐作为武器的功能观。“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陷落，亡国之祸已经迫在眉睫，群众的愤怒需要一种强烈的指引才能迸发出强烈的力量，才能成为人民大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最有力的呐喊。陈原曾明确提出：“音乐不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不过，从作为武器的功能观来讲，这种精神上的斗争武器毕竟不能与荷枪实弹相对抗，如果过于强化其“爱国主义论”，反而忽略了音乐的本质功能，容易走向极端。
其次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在音乐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下，音乐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宣传工具，也是一种反映社会改造社会的教育工具。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就曾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显然，这个时期的音乐是为了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的和革命要求的。因此，毛泽东认为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着实充分的看出其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
再有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吕骥曾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中强烈指出新音乐的创作方法应是苏联的“新写实主义”，并且只是由进步的作者在实践中所获得，但也一定会随着后期的不断发展成为新音乐的重要创作理论基础。实质上，学院派鲜有对救亡派的强烈抨击，不仅是因为受到战时语境的压迫，而是他们多从专业的音乐角度指出战时歌曲的粗俗与国防音乐“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完全忽略了作曲的技巧与审美。现实主义并非是抗战音乐中唯一的目标与创作手段，空有标语式的口号而不能深入打动人心的音乐更不利于人们群众持久的抗战。显然，救亡派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等都注意到这一点，后期也创作出体裁丰富，真正鼓舞人心，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提升音乐创作的质量。
最后就是大众化与民族化的美学要求。作为武器的新音乐有着非常鲜明的两个美学特征，即内容与形式上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救亡派音乐家在吸取了学院派指出的错误后，进行了自我批评与反省，的确，一味冲锋陷阵式的“口号”音乐也不应忽略其美学要求，形成受众群体的审美饱和。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和作曲体系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时期，我们的音乐文化也不应是“闭关锁国”的状态，达到一定美学高度的作品才能真正符合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要求。
在这场救亡音乐思潮的发展中，新音乐的本质问题一直成为救亡派与学院派音乐学家争辩的焦点。但同时，也成为了这一苦难而伟大时代中音乐发展的灵魂。这场充满政治色彩的音乐对抗值得后人细细推究与品位。
参考文献
[1]余锋《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出版.
[2]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汀石 ：《从音乐艺术说到中国的实用主义》（1934），参见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198—200页.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5]陈原《序： 论民族音乐的建立》， 陈原、余荻编《二期抗战新歌二集》， 广东曲江艺术图书社 1941年版， 第6页.转引自居其宏《战时左翼音乐理论建构与思潮论争》，《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2期，第35页.
【关键词】救亡音乐；新音乐；理解
中国乐坛上存在着两种“新音乐”，即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新音乐运动”以及自萧友梅、黄自以来的专业新音乐。这两种新音乐在抗战、民主的旗帜下结成同盟，但在音乐观念和创作风格上两者又存在较大不同。随着以聂耳、冼星海、吕骥代表的左翼新音乐运动及其作品和理论的出现，一些音乐家对其中的片面性认识提出不同意见。
1935年，以聂耳为首的救亡派音乐家提出反映进步的大众要求意义上的“新音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时语境下，“新音乐”所涉及的内容，题材被无限缩小，其实质则成为“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专属代名词，也成为了抗日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武器和唤醒大众思想，密切联系全国各族人民爱国热潮的催化剂。而最早对左翼音乐运动中“新音乐”的本质提出对抗的是汀石。他在1934年发表的《从音乐艺术说到中国的实用主义》一文中提出：
要谋中国民族的音乐及其他艺术生活之发展以诱导民族情绪之焕发而增强其活力以克服环境，首先必须终止我们祖先所遗留的实用主义。
处于社会变革与战争革命残酷考验下的人民群众显然更倾向于这种爱国主义思潮中的“实用主义”，音乐的客观功能性被大大加强。反之，汀石的反抗也并非毫无道理。音乐作为一种与上帝交流的语言，也应保留其一定的艺术性，既不能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工具，也不应成为摧残中国音乐文化的陈词滥调。的确，被扣以“形式主义”帽子的以专业院校为主的“学院派”在对音乐的写作内容与思想价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种要求被激进的救亡派看做是一种社会的“毒瘤”，是错误引导大众的不正风气。此后，救亡派与学院派又各自进行了批评与反批评。
从这一时期两派音乐家对“新音乐”的争论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左翼音乐理论中“新音乐”的新奇之处。
首先是音乐作为武器的功能观。“九一八”事变以后，东三省陷落，亡国之祸已经迫在眉睫，群众的愤怒需要一种强烈的指引才能迸发出强烈的力量，才能成为人民大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最有力的呐喊。陈原曾明确提出：“音乐不单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不过，从作为武器的功能观来讲，这种精神上的斗争武器毕竟不能与荷枪实弹相对抗，如果过于强化其“爱国主义论”，反而忽略了音乐的本质功能，容易走向极端。
其次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在音乐为政治服务的观念下，音乐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宣传工具，也是一种反映社会改造社会的教育工具。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就曾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显然，这个时期的音乐是为了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的和革命要求的。因此，毛泽东认为的“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着实充分的看出其为政治服务的创作原则。
再有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吕骥曾在《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中强烈指出新音乐的创作方法应是苏联的“新写实主义”，并且只是由进步的作者在实践中所获得，但也一定会随着后期的不断发展成为新音乐的重要创作理论基础。实质上，学院派鲜有对救亡派的强烈抨击，不仅是因为受到战时语境的压迫，而是他们多从专业的音乐角度指出战时歌曲的粗俗与国防音乐“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完全忽略了作曲的技巧与审美。现实主义并非是抗战音乐中唯一的目标与创作手段，空有标语式的口号而不能深入打动人心的音乐更不利于人们群众持久的抗战。显然，救亡派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等都注意到这一点，后期也创作出体裁丰富，真正鼓舞人心，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提升音乐创作的质量。
最后就是大众化与民族化的美学要求。作为武器的新音乐有着非常鲜明的两个美学特征，即内容与形式上的“大众化”和“民族化”。救亡派音乐家在吸取了学院派指出的错误后，进行了自我批评与反省，的确，一味冲锋陷阵式的“口号”音乐也不应忽略其美学要求，形成受众群体的审美饱和。西方音乐的曲式结构和作曲体系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即使是抗战时期，我们的音乐文化也不应是“闭关锁国”的状态，达到一定美学高度的作品才能真正符合大众化与民族化的要求。
在这场救亡音乐思潮的发展中，新音乐的本质问题一直成为救亡派与学院派音乐学家争辩的焦点。但同时，也成为了这一苦难而伟大时代中音乐发展的灵魂。这场充满政治色彩的音乐对抗值得后人细细推究与品位。
参考文献
[1]余锋《近代中国音乐思想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出版.
[2]汪毓和《中国近代音乐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汀石 ：《从音乐艺术说到中国的实用主义》（1934），参见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198—200页.
[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5]陈原《序： 论民族音乐的建立》， 陈原、余荻编《二期抗战新歌二集》， 广东曲江艺术图书社 1941年版， 第6页.转引自居其宏《战时左翼音乐理论建构与思潮论争》，《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2期，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