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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给予了中国财富,机遇和挑战,我们当初一味地刺激经济的增长,只重视硬性的数字统计指标,而忽略了多层面的发展与延伸,本文对此尝试进行剖析。
[关键词]经济;货币;土地;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0-0140-03
国内主流学术界被无意中分成两派,所谓的“保皇派”和“改革派”,这种学术气氛颇似当年五四时期,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左翼与右翼的骂战,今天我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两类人,薛涌和茅于轼。这些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变得极其活跃,青年人偶像韩寒的讽刺,茅于轼的看似冷静的分析,还有薛涌对于自己是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的定位。薛涌在自己的《仇富》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一些主流派的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事实上,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来看,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并没有什么纰漏,只是这一战略被停留在了设想的阶段,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始终高速发展,但是人均收入的增加永远无法追赶物价的上涨,尤其是房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太多的梦想,只是不甘心做一个房奴,却不得不在高涨的房价问题上变得自怨自艾。
房价问题只是一个缩影,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影响深远,我们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公社制度,也不会再提出多少年赶超英美的卫星口号,只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令我们芒刺在背。当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面对医保体系的不健全,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商品房价格的泡沫,有谁还能不怀念几十年前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有人说想回到过去,那个年代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挺起了脊梁,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热血让我们第一次令美国骨鲠在喉;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背负了数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却依然在台湾、西藏问题上与美国据理力争,依然面对着美国军演的挑衅。
毫不夸张地说,回到过去的设想只是当今广大劳动人民对于现实不满之后的一种发泄,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之后的一种精神放纵。无论是谁都知道,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我们享受着同时也在追求着更高的生活质量,然而过大的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得人民对于未来的悲观与日俱增。福布斯杂志的排行榜发布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榜单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最大的波动,中国的百大富人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众矢之的。民众呼吁的私人财产的审查制度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落实,而上榜的中国富人却想方设法地隐瞒财产,这便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追逐游戏,富人在躲,穷人在追。美国的社会财富一直以来是全球的龙头老大,即便是在遭受了次贷危机打击的今天依然存有很强的生命力,美国的贫富差距同样也是美国政府的头痛,但是美国的普通民众似乎并没有对福布斯一类杂志的富人排行榜充满敌意与神秘,甚至美国的父母在教育下一代时,还在鼓励他们要像盖茨等人学习积累财富,也便是积累了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有着美国本身价值取向的问题,有着个人英雄崇拜的元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相对完善的医保体系与社保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普通民众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对于财富的嫉妒变成了崇拜,而这种对财富的崇拜就是传说中的美国梦的精髓。在美国的成千上万的自主创业者中,许多人都是抱着公平竞争的心态参与市场,虽然商战的尔虞我诈依旧存在,但至少每个人都享有相对的公平,也就是所谓的物尽其力,人尽其才。
然而当今的中国,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缺乏良性的市场引导,使得竞争毫无公平性可言,民众对于富二代的特权忍无可忍却也无可奈何,虽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诸如税费改革已经开始针对解决这些不满,但在中国的特殊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个政策的推行无不例外的遭受到巨大的阻力,私人财产的瞒报就是富商典型的应对办法,而官商欲说还休的结合方式又为这种办法提供了土壤。贫富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政治挑战也是经济挑战,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直接调控了政策的走向,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否又是直接关系政治挑战能否全身而退的关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因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探索而举世闻名,他提出“一种良好的经济体制的产生,比生产力的进步更有意义”。作为一名哲学博士,诺斯创造性地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的变量,而不是单纯的停留在统计数字的狭隘分析。一种积极的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保证生产力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同时在这种合理的制度中,任何的纰漏以及投机都难以生存。其实,诺斯所强调的合理的制度重点在于监管体系的健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就是法律体系。对于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于各阶层物质利益的调控,以及对于普通民众财富的调配都是关系着整个体系能否良好运转的前提。早在19世纪末的中国,大清政府的总理李鸿章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便语出惊人的推断,“只有将货币,土地,劳动力三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这句话至今听起来依然并不过时,但随着沧海桑田,华夏大地一次次的巨大变革,无数的战争流血革命,走进了21世纪的中国是否真的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经济运转体制,而这种体制是否真的将这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最大的功效。没有人能够得到肯定的回答。中国保持着人民币坚挺的同时,却因为美元等世界货币的贬值,小商品的出口价格被无限度地抬高,出口情况越发恶化。因为中国出口的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现状短时间无法改变(这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弊端),我们出口的吸引力在于商品生产成本的低廉,而正是这种低廉优势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今天变得越来越弱化。而土地的使用权问题涉及了中国最新公布的《物权法》,根据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综合用地50年,虽然这些用地至少说明了政府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法律并没有对续期之后的使用权有任何的说明,也就是说几十年之后的付费标准和支付办法依旧混乱,这也涉及了中国改革的最大的一个瓶颈,土地和住房的所有权,土地永远属于国有,而盖在国有土地上的住房,厂房却是几十年限的私有,这便是最大的自相矛盾。而劳动力的问题似乎已经无须过多的赘述,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痛之处,而如今这种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向“高素质”方向倾斜,至少广大的失业人群中又多了一些新的群体,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和所谓的海归海待。一方面是大城市持续上涨的房价,一方面是广大学生宁愿过蚁族的生活也不愿回到家乡的选择,这个社会现象看似不合理却也客观存在,甚至许多人开始悲观的怀疑高等教育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距离李鸿章时代已经一百多年的今天,货币、土地、劳动力三者事实上依然问题重重,依然是中国发展的头痛之处。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而变得毫无意义,这项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共识,着重强调三点,即所谓的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过分地强调自由贸易创造财富的论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东欧的巨变以及拉美随后的经济危机都为这个共识敲响了丧钟。当时,主流经济学家过于乐观的肯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恶果,过度的自由化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取消了进口贸易的配置,大量的国外产品冲击着本国的固有经济体系,因此长时间下去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当时提出共识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下的民粹主义(macroeconomic populism)和国家主义下的保护主义,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如果取缔这些限制,经济必将得到高速发展,因为他们认定当限制取消之时,私人部门将产生巨大的能量。然而事实上,这些采取大范围改革的国家甚至其日后的经济表现还不如那些没有改革的国家,诚然非洲地区的落后性使得这样的说法难以服众,但是通过拉美地区的例子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地区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点,而在推行了华盛顿共识之后却适得其反,无数本国企业倒闭,失业率剧增,通货膨胀严重,这些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了此共识的立足点。
诚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对于经济增长的凝练总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质上由三种因素决定:它们通过贸易投资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它们维持可持续的政府财政和良好货币的才能;它们建立一个契约得以执行产权得以保护制度环境的能力”。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融资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平台,虽然美国、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不时要与中国的出口摩擦,但中国通过贸易融资进而融入全球经济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世博会、达沃斯论坛等的召开,已经越来越显示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同时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已经越来越引起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与研究,甚至《时代》杂志的高级主编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称为“中国共识”。这种称谓事实上已经是对中国三十多年来艰苦努力的肯定,同时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中国至少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客观地讲,这样的成绩放之世界也是卓越斐然的。关于拉里•萨默斯的第二点主张,政府财政和良好货币的能力,在面对次贷危机波及全世界的形势下,中国政府的表现至少称得上中规中矩,首先一如既往的财政紧缩政策是面对以往的金融危机时的一贯举措,如同当年朱镕基总理提出的“软着陆”战略一样,现今的政策是控制经济的过速过猛发展,避免经济由过快演变成过热,避免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为膨胀。虽然中国现今的房价泡沫是否真的是可怕的膨胀我们无从知晓,但是现实生活中房奴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去指责开发商,却不敢指责政府的行为,一方面是中国缺乏足够民主的舆论氛围,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数项经济指标都与房价息息相关,一味地砍低房价,造成的大面积经济衰退更是普通民众不愿看到的恶果,所以提高住房公积金,降低住房贷款难度,提高工资水平还有廉租房的推行都是当今阶段的稳妥渠道,虽然这些渠道可谓是治标不治本,但就是这些稳妥的,不治根本的举措依然在中国困难重重,有钱人堂而皇之混入低保阶层大量购置廉租房作为其不动产,我们不禁要怀疑这样的廉租房是否真的具有实际意义还是又一种政府面子工程呢。关于拉里•萨默斯的最后一点其实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点,产权的保护,控制制度环境的能力,与前两者因素相比更具有政治意义,也便更具有政治风险,同时也可以说这一点实现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有其利弊的两方面,在基本国策的制定与调整中,任何国家政府都希望将弊端减小,当然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乐观的设想,面对改革的风口浪尖任何人都不会逃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给予了中国财富、机遇和挑战,我们当初一味地刺激经济的增长,只重视硬性的数字统计指标,而忽略了多层面的发展与延伸。如今我们审视这些年的变化,一方面除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之外,大量的棘手问题也应运而生,贫富差距,GDP、GNP的逐年上涨与国民幸福指数下降的矛盾,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无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当年毛泽东面对民主人士黄培炎“其兴也勃,其亡也悖”的历史周期一问时,坦然做答了四个字 “与时俱进”,当时毛泽东更多的意指政权的巩固,如今这四个字面对中国的经济路口的选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所在的十字路口其实也是一个转折点,与时俱进的便是对其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最好回答。
参考文献:
[1]薛涌,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2]宋鸿兵.货币战争[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刘述(1987—),天津人,瑞典延学平大学(Jnkping University)国际管理专业在读,研究方向:历史与经济发展。
[关键词]经济;货币;土地;劳动力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0-0140-03
国内主流学术界被无意中分成两派,所谓的“保皇派”和“改革派”,这种学术气氛颇似当年五四时期,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左翼与右翼的骂战,今天我们又看到了相似的两类人,薛涌和茅于轼。这些自由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变得极其活跃,青年人偶像韩寒的讽刺,茅于轼的看似冷静的分析,还有薛涌对于自己是中国公众意见领袖的定位。薛涌在自己的《仇富》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一些主流派的知识分子已经构成了一个保卫富人联盟,并对野蛮拆迁、不按市场价值给予经济补偿的经济掠夺表示了公开的支持”。事实上,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来看,先富带动后富的战略并没有什么纰漏,只是这一战略被停留在了设想的阶段,虽然国民生产总值始终高速发展,但是人均收入的增加永远无法追赶物价的上涨,尤其是房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了太多的梦想,只是不甘心做一个房奴,却不得不在高涨的房价问题上变得自怨自艾。
房价问题只是一个缩影,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的影响深远,我们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公社制度,也不会再提出多少年赶超英美的卫星口号,只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结论令我们芒刺在背。当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面对医保体系的不健全,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商品房价格的泡沫,有谁还能不怀念几十年前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有人说想回到过去,那个年代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挺起了脊梁,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热血让我们第一次令美国骨鲠在喉;可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背负了数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却依然在台湾、西藏问题上与美国据理力争,依然面对着美国军演的挑衅。
毫不夸张地说,回到过去的设想只是当今广大劳动人民对于现实不满之后的一种发泄,甚至是看不到希望之后的一种精神放纵。无论是谁都知道,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我们享受着同时也在追求着更高的生活质量,然而过大的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得人民对于未来的悲观与日俱增。福布斯杂志的排行榜发布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就是这个小小的榜单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最大的波动,中国的百大富人无一例外地成为了众矢之的。民众呼吁的私人财产的审查制度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落实,而上榜的中国富人却想方设法地隐瞒财产,这便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追逐游戏,富人在躲,穷人在追。美国的社会财富一直以来是全球的龙头老大,即便是在遭受了次贷危机打击的今天依然存有很强的生命力,美国的贫富差距同样也是美国政府的头痛,但是美国的普通民众似乎并没有对福布斯一类杂志的富人排行榜充满敌意与神秘,甚至美国的父母在教育下一代时,还在鼓励他们要像盖茨等人学习积累财富,也便是积累了成功。这其中的原因有多方面,有着美国本身价值取向的问题,有着个人英雄崇拜的元素,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相对完善的医保体系与社保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普通民众的后顾之忧,使得他们对于财富的嫉妒变成了崇拜,而这种对财富的崇拜就是传说中的美国梦的精髓。在美国的成千上万的自主创业者中,许多人都是抱着公平竞争的心态参与市场,虽然商战的尔虞我诈依旧存在,但至少每个人都享有相对的公平,也就是所谓的物尽其力,人尽其才。
然而当今的中国,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缺乏良性的市场引导,使得竞争毫无公平性可言,民众对于富二代的特权忍无可忍却也无可奈何,虽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诸如税费改革已经开始针对解决这些不满,但在中国的特殊社会条件下,任何一个政策的推行无不例外的遭受到巨大的阻力,私人财产的瞒报就是富商典型的应对办法,而官商欲说还休的结合方式又为这种办法提供了土壤。贫富对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政治挑战也是经济挑战,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直接调控了政策的走向,法律体系的完善与否又是直接关系政治挑战能否全身而退的关键。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因其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探索而举世闻名,他提出“一种良好的经济体制的产生,比生产力的进步更有意义”。作为一名哲学博士,诺斯创造性地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的变量,而不是单纯的停留在统计数字的狭隘分析。一种积极的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可以保证生产力发挥到最大的作用,同时在这种合理的制度中,任何的纰漏以及投机都难以生存。其实,诺斯所强调的合理的制度重点在于监管体系的健全,监管的重中之重就是法律体系。对于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对于各阶层物质利益的调控,以及对于普通民众财富的调配都是关系着整个体系能否良好运转的前提。早在19世纪末的中国,大清政府的总理李鸿章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便语出惊人的推断,“只有将货币,土地,劳动力三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这句话至今听起来依然并不过时,但随着沧海桑田,华夏大地一次次的巨大变革,无数的战争流血革命,走进了21世纪的中国是否真的形成了一种良性的经济运转体制,而这种体制是否真的将这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最大的功效。没有人能够得到肯定的回答。中国保持着人民币坚挺的同时,却因为美元等世界货币的贬值,小商品的出口价格被无限度地抬高,出口情况越发恶化。因为中国出口的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现状短时间无法改变(这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弊端),我们出口的吸引力在于商品生产成本的低廉,而正是这种低廉优势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今天变得越来越弱化。而土地的使用权问题涉及了中国最新公布的《物权法》,根据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最高期限是:居住用地70年,工业用地50年,商业用地40年,综合用地50年,虽然这些用地至少说明了政府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法律并没有对续期之后的使用权有任何的说明,也就是说几十年之后的付费标准和支付办法依旧混乱,这也涉及了中国改革的最大的一个瓶颈,土地和住房的所有权,土地永远属于国有,而盖在国有土地上的住房,厂房却是几十年限的私有,这便是最大的自相矛盾。而劳动力的问题似乎已经无须过多的赘述,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头痛之处,而如今这种劳动力已经越来越向“高素质”方向倾斜,至少广大的失业人群中又多了一些新的群体,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和所谓的海归海待。一方面是大城市持续上涨的房价,一方面是广大学生宁愿过蚁族的生活也不愿回到家乡的选择,这个社会现象看似不合理却也客观存在,甚至许多人开始悲观的怀疑高等教育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距离李鸿章时代已经一百多年的今天,货币、土地、劳动力三者事实上依然问题重重,依然是中国发展的头痛之处。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而变得毫无意义,这项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共识,着重强调三点,即所谓的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过分地强调自由贸易创造财富的论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东欧的巨变以及拉美随后的经济危机都为这个共识敲响了丧钟。当时,主流经济学家过于乐观的肯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恶果,过度的自由化贸易使得发展中国家取消了进口贸易的配置,大量的国外产品冲击着本国的固有经济体系,因此长时间下去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当时提出共识的经济学家,认为宏观经济下的民粹主义(macroeconomic populism)和国家主义下的保护主义,是经济发展的拦路虎,如果取缔这些限制,经济必将得到高速发展,因为他们认定当限制取消之时,私人部门将产生巨大的能量。然而事实上,这些采取大范围改革的国家甚至其日后的经济表现还不如那些没有改革的国家,诚然非洲地区的落后性使得这样的说法难以服众,但是通过拉美地区的例子我们可以管中窥豹可见一斑,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地区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点,而在推行了华盛顿共识之后却适得其反,无数本国企业倒闭,失业率剧增,通货膨胀严重,这些从根本上完全否定了此共识的立足点。
诚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对于经济增长的凝练总结,“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质上由三种因素决定:它们通过贸易投资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它们维持可持续的政府财政和良好货币的才能;它们建立一个契约得以执行产权得以保护制度环境的能力”。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融资能力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平台,虽然美国、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不时要与中国的出口摩擦,但中国通过贸易融资进而融入全球经济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世博会、达沃斯论坛等的召开,已经越来越显示了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同时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已经越来越引起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与研究,甚至《时代》杂志的高级主编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称为“中国共识”。这种称谓事实上已经是对中国三十多年来艰苦努力的肯定,同时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中国至少使3亿人摆脱了贫困,客观地讲,这样的成绩放之世界也是卓越斐然的。关于拉里•萨默斯的第二点主张,政府财政和良好货币的能力,在面对次贷危机波及全世界的形势下,中国政府的表现至少称得上中规中矩,首先一如既往的财政紧缩政策是面对以往的金融危机时的一贯举措,如同当年朱镕基总理提出的“软着陆”战略一样,现今的政策是控制经济的过速过猛发展,避免经济由过快演变成过热,避免物价由结构性上涨变为膨胀。虽然中国现今的房价泡沫是否真的是可怕的膨胀我们无从知晓,但是现实生活中房奴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去指责开发商,却不敢指责政府的行为,一方面是中国缺乏足够民主的舆论氛围,更主要的是中国的数项经济指标都与房价息息相关,一味地砍低房价,造成的大面积经济衰退更是普通民众不愿看到的恶果,所以提高住房公积金,降低住房贷款难度,提高工资水平还有廉租房的推行都是当今阶段的稳妥渠道,虽然这些渠道可谓是治标不治本,但就是这些稳妥的,不治根本的举措依然在中国困难重重,有钱人堂而皇之混入低保阶层大量购置廉租房作为其不动产,我们不禁要怀疑这样的廉租房是否真的具有实际意义还是又一种政府面子工程呢。关于拉里•萨默斯的最后一点其实是最具挑战性的一点,产权的保护,控制制度环境的能力,与前两者因素相比更具有政治意义,也便更具有政治风险,同时也可以说这一点实现的难度也是最大的。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会有其利弊的两方面,在基本国策的制定与调整中,任何国家政府都希望将弊端减小,当然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乐观的设想,面对改革的风口浪尖任何人都不会逃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沧桑巨变给予了中国财富、机遇和挑战,我们当初一味地刺激经济的增长,只重视硬性的数字统计指标,而忽略了多层面的发展与延伸。如今我们审视这些年的变化,一方面除了生活条件的改善之外,大量的棘手问题也应运而生,贫富差距,GDP、GNP的逐年上涨与国民幸福指数下降的矛盾,环境的恶化,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无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当年毛泽东面对民主人士黄培炎“其兴也勃,其亡也悖”的历史周期一问时,坦然做答了四个字 “与时俱进”,当时毛泽东更多的意指政权的巩固,如今这四个字面对中国的经济路口的选择依然有现实意义,中国经济所在的十字路口其实也是一个转折点,与时俱进的便是对其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最好回答。
参考文献:
[1]薛涌,仇富.当下中国的贫富之争[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2]宋鸿兵.货币战争[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刘述(1987—),天津人,瑞典延学平大学(Jnkping University)国际管理专业在读,研究方向:历史与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