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读刚刚发布的2008年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记录，我心中不禁浮现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导致FOMC对身边爆发的危机视而不见？
　　平心而论，有些人明白当时的真实情况。正如《华尔街日报》的希尔森拉斯所指出的，纽约联储行长、FOMC副主席威廉·达德利展示了一份礼貌但令人信服的内部研究，试图将FOMC官员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应该关注的问题上。
　　FOMC委员耶伦、科恩、罗森格伦和米什金以及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显然明白了达德利的意思。但FOMC另外八名委员和其余的高级官员恐怕并未明白。
　　在阅读这些会议记录时，我想到了早在1825年及其以前的历史，彼时，不受控制的大银行倒闭引发了恐慌、安全投资转移、资产价格崩溃以及经济萧条。但是，在2008年9月的FOMC报告中，许多委员因为作出不救助雷曼兄弟这一令人费解的决定而沾沾自喜。
　　我的思绪回到了2008年冬天，我借用了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观察。萨默斯指出，在房地产泡沫破裂、衍生品市场损失巨大之后，银行必须降低杠杆。对于一家银行来说，自身是通过缩减贷款组合还是通过提高资本来降低杠杆并不重要，但对于整体经济而言，银行选择通过提高资本来降低杠杆很重要。
　　即使在今天，我仍然无法理解时任纽约联储主席盖特纳在2008年3月所宣称的“现在很难判断整个金融系统或整个银行系统资本不足”。当时，盖特纳的观点是“最危险的莫过于人们对金融系统基本核心力量的担忧”。当然，现在我们知道，对担忧视而不见要比助长担忧危险得多。
　　类似地，从历史上看，核心通胀（剔除高波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而非整体通胀，才是预测未来通胀水平乃至未来整体通胀的最重要指标。然而，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费希尔称，2008年夏天危险的通胀压力正在逐步增大。这不禁令我困惑不解。
　　2008年危机时期的一些思维极有可能源于一个事实，即对货币经济学家来说，有些东西相当真实和可靠。我们可以看到、接触到、感受到财务去杠杆周期是如何抑制总需求的。我们知道，今年某种惯性价格（比如工资）的变化能预示明年的工资变化，而今年某种非惯性价格（比如石油价格）的变化则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我们还知道，投资者的从众行为，意味着只需要一起大银行倒闭就能把金融狂热变为恐慌，并继之以崩溃。
　　但其他人没有看到、接触到和感受到这些东西。对非经济学家来说，这些只不过是假象。
　　过去，这一区别并没有那么显著。昔日的美联储主席通常魅力超凡、独断专行且具有专业水准：本杰明·斯特朗、艾克尔斯、威廉·迈克切斯内·马丁、保罗·沃克尔和艾伦·格林斯潘莫不如此。当美联储运转正常时——该机构并不总是运转正常——其主席以铁腕控制FOMC，并能获得理事们几乎一致的支持，其他委员的观点基本没人关注。
　　但在美联储前任主席本·伯南克带领下的FOMC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学院型的、恭敬的、共识导向的美联储。其结果是，伯南克的政策观点（来自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大萧条和日本“失去的十年”的研究）同FOMC在2008年没能察觉即将来临的危机并防范下行风险间存在深度脱节。
　　我不禁想知道：如果理解和不理解危机性质的人士都被迫私下向伯南克证明其观点，情况会如何？如果当时伯南克拍板决定我们接下来的对策，而不是寻求共识——也就是说，如果伯南克治下的美联储和昔日的美联储一样——2008年美联储是否能作出更好的货币政策决策？
　　作者为美国前助理财政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