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8，倒吸一口凉气，时间之快，如过江之鲫。然而，面临全年自然保护行业的复盘命题，能在我脑海中停留的片段不过寥寥。若我们以事件标刻时间，能成之事不过百里挑一，然而，所费的时间最终都在岁月中有所明证。

背景：国家政策法规决定保护底色

　　在回顾我们做了什么之前，需要先弄清楚我们站立的社会土壤是否良善。
　　客观地说，对于自然，国人长期以来都将其视为自然资源，人们只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它，或是基于个人口腹之欲问一句“能好怎”（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吃？）；又或是将其当作可以买卖或丢弃的商品；无论飞禽、走兽、游鱼，落在大多数人眼睛里的，都是肉、皮毛或是药材。这种观念既来自传统，也来自商业社会对自然的过分掠取。
　　因此，在公众尚未对大自然之美建立起基于欣赏、惊奇感之上的对其他物种和土地河海负责的行为规范之前，保护在下沉至公众时，都极难一呼百应，并成为一件唐吉诃德式的孤勇事件。
　　当时间来到2018年，可感知的变化是，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关键词。总书记所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共谋全球生态文明，世界绿色发展潮流”，确凿无疑地将生态作为立国之本，并且将其作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显示大国担当的核心战略。
　　最振奋的指征是：2018年来临前一天—2017年12月31日，中国颁布象牙禁贸令，给奋战数十年的国内外保护者提交了一个圆满的交待，充分体现了中国在生态保护角色中的大国担当。
　　基于生态保护的出发点，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今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国家林业局更名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草原也纳入了统一保护管理的范畴。保护司重新整合，保护地的形式探索也有了更多落地的样板—大至跨省的国家公园，小如一村一乡的保护区。
　　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自身的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开始意识到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并不等同甚至背道而驰的因果。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的保护土壤像是一块硬土，那我们可感知的是，它正在慢慢地留出缝隙，慢慢松软，有些种子正在发芽，有些潮水的方向已被改变。
　　过程中诚然也会有曲折。当时间行至10月29日，国务院发布了一则通知，废除1993年印发的《国务院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并允许在法律规定的一定条件下可以出售、购买、利用、进出口犀牛和虎及其制品，一时间民间舆论，尤其是环保领域一片哗然。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在生态文明建设被如此强调的今天，还会出现这种逆潮流而动的政策。一时间，一个评价传播甚广：历史倒退。
　　但是，解禁解得快，推迟解禁来得也很快。
　　在新通知颁发引起国内外各界强烈的反响和质疑后，官方于11月12日宣布，将推迟执行开放犀牛角和虎骨“特殊用途”的通知。中国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学东还表示，中国政府保护野生动物的立场不变，会继续实行“三个严禁”政策，包括严格禁止进出口犀牛、老虎及制品，严格禁止出售、收购、运输、携带、邮寄犀牛、老虎及制品，以及严格禁止犀牛角和虎骨入药等。同时强化打击涉及犀牛、虎骨等非法交易的力度。据其他保护同行说，推迟解禁的通知一出，也加强了原禁令的执行效力。
　　尽管这些问题在21世纪都快过了20年的当下，就连讨论本身都会显得落伍，但是对于一直持资源利用论以及“养殖保护”的中国来说，保护的长路必然会有反复也必然会有各种曲折，但越往后，自然的胜算就会越大，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会了解到破坏自然的成本早已不是蝇头小利可以补偿的。
　　这个了解，最直白有力的途径便是公益诉讼。

保护：善用法律和调查的力量

　　8月末，全国首例针对濒危野生动物的预防性公益诉讼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我身在现场，目睹了整场交锋。
　　“原告，请简单回答，被告的行为造成了什么生态破坏？”
　　“被告，你只需要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你们的水电工程项目是否还会继续开建？”
　　“你们有没有对绿孔雀、陈氏苏铁和原始季雨林及热带雨林片段采取保护措施？”
　　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在听取了质证、原告、被告的辩论意见后，在法官调查环节，年轻的主审法官先后对原告和两个被告发问。核心焦点集中在，工程建设是否对保护物种及栖息地造成毁灭性破坏，以及建设方是否采取过或要采取保护措施。
　　我看见90后的科学家为自己研究的物种作证，证明这一种群的重要和稀缺；我翻看了原告方提供的证据书，那一篇篇刊发的学术论文和野外调查点位，以及果壳的公众号，还有公众的参与，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我听见60后的奚志农语气低沉，说起20世纪90年代自己第一次看见的绿孔雀种群，因相似的水电站建设而不复存在；还有最后“自然之友”的总干事张伯驹在庭上将IUCN表述的“区域性灭绝”定义娓娓道来。在整场近3小时的庭审中，现场唯一的笑点出现在被告律师提问原告证人顾伯健时：“你怎么确认你在现场看到的植物就是苏铁？”顾伯健：“它就是苏铁样啊！”
　　就是这些细节，甚至早在庭审之前，那些每个人都熬到眼睛发红的准备之夜，我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了“为无告的大自然发声”的力量。
　　这起官司的结果，目前仍停留在“择期宣判”的状态，但这不妨碍它成为2018年民间环保力量的最强音。因为这是举国上下，首例针对濒危野生生物的预防性公益诉讼，别谈先污染后治理，更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观的做法是：在污染前先考虑破坏及治理的成本。
　　原告方“自然之友”法律与政策倡导团队已在3年内提起了43起訴讼，总监葛枫说：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就是希望环境的成本能够真正纳入企业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的成本里。“现在很多环境问题就是因为生态、环境成本在前期没有纳入企业的成本核算，生态以及整个环境白白地被利用或者被破坏，比如说大气污染，废气可以超标排放，甚至随便往空气中排放，也不用承担责任。比如水电站建设，把热带雨林淹了就淹了，鱼类洄游说阻隔就阻隔了，并没有在它工程的成本里体现这个生态价值。这就是我们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因。”
　　而对于首起预防性的公益诉讼，让张伯驹感触最深的是中国的发展与保护之间的脱节。明明一片宝贵的栖息地，人们对它的探索尚且不及百分之一，但建设方却会以有限的探索所得为由进行开发，而不是“既然探索不够，那我们应该保护下来慢慢发现，别等到破坏了才后悔莫及”。这一差异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云守护：你与自然保护之间的距离就是一键盘

　　除了这种与破坏行为正面硬杠的保护方式，2018年另一个模式也大放异彩：云守护。个中范例来自新疆的粉红椋鸟24小时守护战。
　　6月24日，几位志愿者在新疆尼勒克县218国道观鸟时意外发现有一大群粉红椋鸟在公路两旁的土石堆中筑巢。粉红椋鸟作为新疆特有鸟种，近年来鲜见在新疆繁殖。
　　因此，除了发现鸟群的欣喜之外，几位志愿者更多的是担忧，因为小鸟们看中的地方正是在建工地，挖掘机已经开到现场，按照原定工期一周内这里就会被挖掘机扫荡一遍，上万只粉红椋鸟的巢穴连同小宝宝都将被毁。
　　除了第一时间就与施工工人沟通的志愿者，还有志愿者联系了“荒野新疆”，荒野云守护志愿者队长丫丫一睁眼便开始在群里发动志愿者的力量，开始联动线下的呼吁，开展了一场在键盘上抢救鸟宝宝的行动。
　　线下，“荒野新疆”的西锐四处与人请教沟通协商，拟定了对粉红椋鸟繁殖区关键哺育时间段进行保护的建议，主要是：
　　1. 立即停工，待大约7月5日幼鸟全部出巢后恢复施工；
　　2. 在巢区附近建起简易围网，悬挂警示标语，保障粉红椋鸟顺利完成繁殖。
　　线上的志愿者则就此在公众号和微博上发布紧急通告，绘制漫画形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国内其他机构和相关媒体也都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大量的转载、讨论、交流让大家仿佛形成了一个为粉红椋鸟的生存请命的统一体。
　　就在同天下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我局相关部门已开展核查并部署工作。要求第一时间停工，当地野保部门将开展现场调查。”此时距离鸟类爱好者发现粉红椋鸟的危机不过24小时。
　　这个案例之所以典型，是因为形成了从爱好者到志愿者快速联动的闭环，发现险情，通过科学合理的线上传播，能迅速推动问题的上传下达和解决。
　　在“云守护”这个口号被喊出来之前，这部分工作便是保护中的传播部分，保护者要为物种、困境发声，依赖的是自身的传播能力。但“荒野新疆”可以第一时间让志愿者参与、讨论、制定对策、执行，为有能力的志愿者打开输出的大门时，传播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而“云守护”本身也为志愿者赋予了酷酷的参与自豪感。
　　因此，由此出发，所有的环保机构也能从中得到镜鉴：我们如何定义志愿者、如何组织、如何联动，也许都能为自身的保护事业破题。

筹款：月捐渐成潮流 众筹形式多样化

　　对于保护这件“只出不进”的事业来说，筹款的压力永远如影随形，为保护项目申请专项资金或筹款是国内NGO最主流的方式。
　　但问题是，许多基金会或项目提供的都是定向资金，明文规定不含人员工资等费用，每一笔定向资金又相当于是扩充了保护工作的内容和边界，人力成本又不含在其中。许多NGO将此称为“喝咸水”，越喝越渴。
　　今年是腾讯公益“99公益日”的第四年，经过前三年的试炼，中国的NGO也纷纷从中摸索出了和公众打交道的经验，有稳定志愿者群体的、有忠实粉丝的纷纷开始尝试除申请项目、开通众筹项目之外的第三条路：月捐，而月捐的钱使用起来灵活性更高，可以用于人力成本，还能巩固机构自身的核心志愿者/捐赠人，并能形成稳定的资金流，与筹钱相比，关键更在于筹人，相较之下，日渐受NGO们的青睐。
　　国内实力强劲的自然保护机构包括“自然之友”、深圳市红树林保育基金会早早便开始了月捐的尝试，体量最大的阿拉善SEE基金会也于11月的年会上开通了自己的月捐通道，更有一些小的以志愿者组织为活动主体的如绿色潇湘、绿源等也于今年开通。捐赠用户也从几百到几千不等。
　　除此之外，11月，“荒野新疆”云守护团队与网红手艺人不二马的一次产品共创众筹，不足10天筹到50万元，其中有10%将定向捐赠给鸟类保护组织“勺嘴鹬在中国”，这种利用产品设计跨界合作的产品众筹效率也刷新了国内NGO对筹款想象的边界。

技术：同样可以跨界合作

　　当下，想做好保护工作，门槛并不低，恨不能十八般武艺通通练好才能侥幸存活。而保护的关键，在于科学的设计、调查和执行。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要开展野外调查工作的保护机构来说，数据处理都是必须要解决的门槛。
　　在兽类保护这环，红外相机的使用颇为普遍，大多从事三年以上红外相机调查的机构数据量都可以T为单位计算，此时，物种识别以及更高阶的个体识别都被视为一个“看花眼但就是得干”的工作。后来，AI出现了。
　　物种识别的AI系统开发如今是一些红外相机厂家想努力攻克的增值服务，也有合作方找到保护机构，主动伸出橄榄枝。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猫盟CFCA在2018年都有了合作训练的人工智能团队，物种识别的准确率也都突破了98%，目前仍在大数据投喂环节。
　　对于这一商业科技进入保护的跨界尝试，我们举双手双脚赞成。

结语

　　除了以上我印象深刻的寥寥几件，2018年还发生过很多影响保护格局的事。比如巧女环保基金会的兴与衰对生态保护行业的人力洗牌；支付宝“蚂蚁森林”开始对接“公益保护地”，为更多物种和栖息地保护助力；还有闻丞博士挑头成立的镜朗生态填补了许多生態政策引导和顶层规划的空白；以及境外NGO在中国的曲折落地……无一不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最后引用吕植老师在接受北大学子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么一个阶段：我们NGO行业的发展跟这个国家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国际上的地位提升的速度是不匹配的。我觉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健康程度，跟NGO是否活跃有很大关系。”
　　简言之，中国的荒野以及这个国家仍需要更多NGO，以及更多更好的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