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来到文学院，或许是因为就读中文系的缘故，对于为什么还要读文学这个问题有所思考。
　　从前，狭隘地给文学画出一隅天地，自以为那是文学的全部。在少不谙事的年龄里，春花秋月自然是美好的。但在大多数认为文学不仅于此的人的眼中，那绝不是文学，或者说绝不是全部文学。文学的浪漫让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让人陷进去出不来，正如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写道：“东西越轻，他就越是变得虚弱，他就在这轻之下沉沦。”现实生活依然如此艰难，总想在他处找寻安慰，然而“人世有多荒谬，文学就有多荒谬”，想在文学中找一个放松，甚至是放纵自我的桃花源是很难的。当接触过文学，接触过社会之后，不免为当时的浅薄自嘲一番。文学不是风花雪夜，不是逃避现实的虚拟世界，更不是玩弄语言的游戏。只是严肃的文学又让人产生一种距离，让人只能望洋兴叹。正如吴晓东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中谈到“阅读已成为严肃的甚至于痛苦的仪式”，以致很多人没有真正审视过文学，而对文学又产生一种固化的认识。这种认识，像是一层隔膜，阻碍了所有文学能带给我们的所有，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走进文学，去认识她，了解她，爱上她。
　　从选择文学到真正踏上文学这条道路，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涉，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没有过多的对利弊的衡量，纯粹出于一种喜欢，或许这种喜欢算得上情怀。
　　世界之大，什么情怀都有。周末和三五好友小聚一场，聊聊日常，怀念一番过去；闲暇听听古风民谣，读读昆德拉和纳博科夫；或者再文艺一点，偶尔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去西藏净化心灵……顾城说：“生活里人口众多。”大多数人都这么活着，其实也未尝不可。
　　在瓦屋窗下喝茶，得半日之闲，抵十年尘梦的周作人；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的查尔斯；为电影取景在寒冷的山上苦等了三年，终于等来了一场适合大风的黑泽明；在别人艰难生活的时候正襟危坐，在别人正襟危坐的时候玩世不恭的菲茨杰拉德；秉烛夜游的李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孟子；十年磨一剑的李安……说到底，不就是为了个情怀。
　　多少人把情怀置于一个不可触碰的高地，以至于高地不胜寒。我的理解是，情怀没有高低之分，只有用心与否的区别，它应是人们心中的圣地，是一种通过真切的感动或是自我的感动而提高人生幸福感的手段，是守护最核心的自我，绝不向犬儒主义投降的堡垒，是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而如果屈服于皆为利来的天下攘攘，将它作为赚钱取财的工具，未免也太过悲哀。
　　如今的社会，“文学无用论”根深蒂固。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说“文学是无用的”，从《庄子》的“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中可知，作为一个作家的莫言，他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宣扬文学的无用，而是强调无用即为大用。是的“再多的诗歌也抵挡不了坦克”，可是文学作品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坦克的吗？二战时期，纳粹德国攻陷意大利时，并不是以炮弹炸药开路，而是放着悠扬婉转的意大利乐曲；而当时的纳粹军官们，受过高等教育，伸手能弹奏贝多芬、莫扎特、巴赫的钢琴曲，对各种文学著作更是信手拈来，然而当他们到了集中营时丑陋的面目如恶魔一样狰狞，屠杀人类，内心丝毫没有愧疚。对比这两种情况，到底该说文学有没有作用，文学有什么作用，文学有多大的作用？而我想说的是，文学是否有用那是对于受体来说，对一个热爱文学，心有情怀的人来说，文学是有用的，以至于做了一点点错事，良心都会受到谴责，日不能食，夜不能寐。而对于一个对文学麻木不仁、没有情怀的人来说，即使接触文学，也感知不了这其中的作用。
　　梁漱溟说过：“情贵淡，气贵和。”在文学院老师的身上，我恰恰看到了这种“淡”与“和”：不论是耄耋之年的王先霈老教授，还是严谨犀利的文艺学教授魏天无。不追求家财万贯，不追求富贵权利，都是怀揣着那一份唯淡唯和的情怀，认真地爱文学。
　　还记得在初来华师的第二节新生研讨课上，王先霈老教授在“漫谈文学”的讲座中提到一个场景，让我感动了很久：王先霈教授在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时和一个学者住同一间房间。晚上睡觉前，他们卧床闲谈。当聊到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时，那个学者从床上弹坐起来，正襟危坐，直到关于这个人的话题结束才肯睡下说话。如今，又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当谈及大师时，心中有真正的虔诚。
　　我的理解是，情怀就是以心灵的满足而不是以功利的得失作为行为标准的品质，或许一件事没那么“有用”，也许只是因为我喜欢，也许只是因为它很美。从这个角度来说，情怀可能是一种人生而有之的品质，但是好像年龄越大，拥有情怀的人越少。愿未来有文学的道路上，我能一直诗意的栖居下去。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