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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用了20年时间，年轻的中国股市悄然推动了一个国家经济体制的逐步变革，影响了数亿人的财富观，更带来许多人命运的变化。
买卖股票，成就了很多人一生的事业。当然，也有人最终沉沦在这不平静的股海之中……
发烫的股票
老赵是一家券商的营业部副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初，老赵在新疆从事检验检疫工作。由于父母工作调动，老赵来到了大上海。在熟人的介绍下，以算术见长的他被当时一家小券商——烟台证券录用了。
老赵回想起当初这段日子时，双眼总会闪出亮光——从上班到下班，客户总是络绎不绝地挤在柜台前排队，买卖股票要填的委托单甚至还标价出售，“行情好时2元一张，行情一般就1元一张。上海还算便宜的，外地要卖到5元。”
1991年开始，由于可供交易的股票太少，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暴涨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股票能令人一夜暴富。老赵回忆，当时做股票的大户“对股票基本一窍不通，不知道委托单该怎么填，也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往往就丢给你一句话‘随便’。不过，那时候随便买什么都能赚钱”。
尽管坐柜台填委托单不是什么“技术活”，但操作的快慢却直接影响到股民“真金白银”的收益。于是，这些坐柜台的员工也就成了“稀缺资源”。老赵说：“那时候天天有客户给我们塞好吃的冷饮，有时候还请客吃饭，为的就是能在第一时间填单子买卖股票。”
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所有的股民都欢天喜地，股票资产一夜间翻倍。
除了火得发烫的股票，当时证券市场上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东西——“认购证”，用它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我1992年还在中学做老师，打算盘打了很久，内心也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了10张回来。”老金算得上是上海滩上的第一代股民，他在股市里赚到的第一桶金就是出自这些“偷偷买来”的认购证。
寒冷的底部
整个1992年，赚得盆满钵满的股民们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监管框架。
很快，一度只有小涨和涨停的股指开始往下跳水，持续的重挫把不少人迅速膨胀起来的财富快速打回了原形。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这轮市场的低迷一直持续到1996年。
“割肉”的惨痛经历，老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他把10万多元现金全部投入股市时，市场还在一点点往上涨。可惜好景不长，每股80多元的中百一店（现在的百联股份）突然“变脸”，股价最低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个位数。“尽管一下子亏了上万元，可如果当时不忍心割，损失肯定还要大得多。”这次“割肉”仿佛让老金开了窍，自那以后他痛下决心，要花时间好好研究股票。
“只有经历过熊市的股民才能真正成长起来。”老金总说，这么多年来他看过太多靠买卖股票发了大财又全部输掉赔光的故事，“我们这行可不在乎你曾过得多好，只在乎你能活多久。”经历几次起伏后，到了2001年6月，上证综指攀上了2200点高位，这时老金已经盈利颇丰，但他隐隐感到股市泡沫堆积日久，肯定撑不了太久，于是选择了落袋为安，用赚得的钱买了套商品房。
一边股市在涨涨跌跌中前行，一边中国证券市场也在磕磕碰碰中寻找着方向。“监管不足、内幕交易、投机盛行、制度不完善，一开始的股票市场确实没什么规矩。”在老赵眼里，“证券法”出台前的证券市场就像一张堆满了钱的桌子，没有人告诉你该不该拿这个钱，也没有明文规定这钱究竟要怎么拿。
股指暴跌的1994年，老赵依旧坐在营业部里填单子，然而人挤人的场面却一去不复返。这年年底，老赵被公司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令人艳羡的“红马甲”。“红马甲”之所以让人羡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资待遇在当时绝对能算得上“白领”。按照老赵的说法，那时候上海本地券商的交易员都属于“红马甲”中的“大款”，“有一次，我隔壁座位上的一个小姑娘举止特别奇怪，叫她一起去吃午饭也不去，一到下班时间就飞一样地打车跑回家去了。到第二天，这个小姑娘才跑来告诉我们，原来前一天公司财务过来发奖金了，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吓得她坐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生怕被偷了。”
早期的股市避不开的一个乱象就是——坐庄。股市里的庄家往往从社会各方面融入大量资金坐庄拉升股票，这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为了避免被其他人低价成交，往往以散户来不及反应的速度迅速把股价恢复到正常的交易通道里。老赵说：“我看过大大小小的庄家，也见识过各种坐庄的方法，不过这些庄家最后的命运，都逃不过销声匿迹。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在当时几乎是证券市场公开的秘密。”
也正是如此，证监会提出了实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从而在制度上建起一道隔离墙。
倔强地生长
随着上交所从外滩搬到浦东后，无形席位逐渐采用，“红马甲”的地位也瞬间掉入“跌停板”，各家证券公司开始陆续把“红马甲”撤了回来。2001年开始，一段时间长度超出所有人意料的熊市降临了。
足足5年的熊市让无数业界精英竞相“折腰”，“当时到处都是亏钱的声音，很多小券商被兼并，一大批人都跳槽了。”老赵所在的券商前前后后“改头换面”了3次——1次合并，1次增资扩股，最后1次因公司自营盘“爆仓”，被另一家券商以“蛇吞象”的方式接管。
2001年成功“逃顶”的老金，也在2002年底又重新“杀回”股市。“当时我以为跌得差不多了，全仓买入一只上海本地股，结果这大盘却依旧‘跌跌不休’，我看这势头不对，只好又一刀全部割掉了。在市场里，始终是股评家好做，操盘手难当，赚钱才是硬道理。”
回望这一长段熊市，绕不开的阴影还是国有股减持。2001年，《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确立了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存量发行，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7月26日，烽火通信等4只新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上网发行，并均以发行价减持国有股。这令投资人看淡后市而纷纷抛售，致使7月24日沪深两市大跌。2002年，财政部和证监会宣布暂停在A股市场上减持国有股。
当人们对股市哀叹到“残阳如血”的时候，改革的契机再次到来。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这场意义深远的“股权分置改革”让沉寂多年的A股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伴随股改前行的脚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变革也在快马加鞭。“整个市场都在渐渐规范起来，”老赵渐渐感受到，“券商的日子也没有从前那么好过了，市场竞争开始越来越激烈，客户不会自己跑过来排队，要自己去找。”
眼下，和很多普通股民一样，老金与老赵的“股事”还在继续。老赵在公司里领头搞起了“营销”，老金退休在家用孙子买来的电脑继续炒股，市场里也在不断涌现诸如创业板、股指期货等新鲜事物。老金说，股市终究有苦有甜，只有经历，才能收获更多。
摘自《文汇报》2010.12.9
买卖股票，成就了很多人一生的事业。当然，也有人最终沉沦在这不平静的股海之中……
发烫的股票
老赵是一家券商的营业部副总经理。上世纪90年代初，老赵在新疆从事检验检疫工作。由于父母工作调动，老赵来到了大上海。在熟人的介绍下，以算术见长的他被当时一家小券商——烟台证券录用了。
老赵回想起当初这段日子时，双眼总会闪出亮光——从上班到下班，客户总是络绎不绝地挤在柜台前排队，买卖股票要填的委托单甚至还标价出售，“行情好时2元一张，行情一般就1元一张。上海还算便宜的，外地要卖到5元。”
1991年开始，由于可供交易的股票太少，形成了股价天天小涨、最后暴涨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股票能令人一夜暴富。老赵回忆，当时做股票的大户“对股票基本一窍不通，不知道委托单该怎么填，也不知道要买什么股票，往往就丢给你一句话‘随便’。不过，那时候随便买什么都能赚钱”。
尽管坐柜台填委托单不是什么“技术活”，但操作的快慢却直接影响到股民“真金白银”的收益。于是，这些坐柜台的员工也就成了“稀缺资源”。老赵说：“那时候天天有客户给我们塞好吃的冷饮，有时候还请客吃饭，为的就是能在第一时间填单子买卖股票。”
1992年5月21日，上海股市全面放开股价，上证指数从前一天的623点冲到1334点，所有的股民都欢天喜地，股票资产一夜间翻倍。
除了火得发烫的股票，当时证券市场上还有一样不得不提的东西——“认购证”，用它在一级市场申购新股。“我1992年还在中学做老师，打算盘打了很久，内心也挣扎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用自己的‘私房钱’买了10张回来。”老金算得上是上海滩上的第一代股民，他在股市里赚到的第一桶金就是出自这些“偷偷买来”的认购证。
寒冷的底部
整个1992年，赚得盆满钵满的股民们始终处于亢奋状态，也就在这一年，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开始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监管框架。
很快，一度只有小涨和涨停的股指开始往下跳水，持续的重挫把不少人迅速膨胀起来的财富快速打回了原形。1994年7月29日，上证指数跌到全年最低点325点，这轮市场的低迷一直持续到1996年。
“割肉”的惨痛经历，老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当他把10万多元现金全部投入股市时，市场还在一点点往上涨。可惜好景不长，每股80多元的中百一店（现在的百联股份）突然“变脸”，股价最低的时候甚至只剩下个位数。“尽管一下子亏了上万元，可如果当时不忍心割，损失肯定还要大得多。”这次“割肉”仿佛让老金开了窍，自那以后他痛下决心，要花时间好好研究股票。
“只有经历过熊市的股民才能真正成长起来。”老金总说，这么多年来他看过太多靠买卖股票发了大财又全部输掉赔光的故事，“我们这行可不在乎你曾过得多好，只在乎你能活多久。”经历几次起伏后，到了2001年6月，上证综指攀上了2200点高位，这时老金已经盈利颇丰，但他隐隐感到股市泡沫堆积日久，肯定撑不了太久，于是选择了落袋为安，用赚得的钱买了套商品房。
一边股市在涨涨跌跌中前行，一边中国证券市场也在磕磕碰碰中寻找着方向。“监管不足、内幕交易、投机盛行、制度不完善，一开始的股票市场确实没什么规矩。”在老赵眼里，“证券法”出台前的证券市场就像一张堆满了钱的桌子，没有人告诉你该不该拿这个钱，也没有明文规定这钱究竟要怎么拿。
股指暴跌的1994年，老赵依旧坐在营业部里填单子，然而人挤人的场面却一去不复返。这年年底，老赵被公司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令人艳羡的“红马甲”。“红马甲”之所以让人羡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资待遇在当时绝对能算得上“白领”。按照老赵的说法，那时候上海本地券商的交易员都属于“红马甲”中的“大款”，“有一次，我隔壁座位上的一个小姑娘举止特别奇怪，叫她一起去吃午饭也不去，一到下班时间就飞一样地打车跑回家去了。到第二天，这个小姑娘才跑来告诉我们，原来前一天公司财务过来发奖金了，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吓得她坐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生怕被偷了。”
早期的股市避不开的一个乱象就是——坐庄。股市里的庄家往往从社会各方面融入大量资金坐庄拉升股票，这个过程持续时间很短，为了避免被其他人低价成交，往往以散户来不及反应的速度迅速把股价恢复到正常的交易通道里。老赵说：“我看过大大小小的庄家，也见识过各种坐庄的方法，不过这些庄家最后的命运，都逃不过销声匿迹。券商挪用客户保证金在当时几乎是证券市场公开的秘密。”
也正是如此，证监会提出了实行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第三方存管制度，从而在制度上建起一道隔离墙。
倔强地生长
随着上交所从外滩搬到浦东后，无形席位逐渐采用，“红马甲”的地位也瞬间掉入“跌停板”，各家证券公司开始陆续把“红马甲”撤了回来。2001年开始，一段时间长度超出所有人意料的熊市降临了。
足足5年的熊市让无数业界精英竞相“折腰”，“当时到处都是亏钱的声音，很多小券商被兼并，一大批人都跳槽了。”老赵所在的券商前前后后“改头换面”了3次——1次合并，1次增资扩股，最后1次因公司自营盘“爆仓”，被另一家券商以“蛇吞象”的方式接管。
2001年成功“逃顶”的老金，也在2002年底又重新“杀回”股市。“当时我以为跌得差不多了，全仓买入一只上海本地股，结果这大盘却依旧‘跌跌不休’，我看这势头不对，只好又一刀全部割掉了。在市场里，始终是股评家好做，操盘手难当，赚钱才是硬道理。”
回望这一长段熊市，绕不开的阴影还是国有股减持。2001年，《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确立了国有股减持主要采取存量发行，原则上采取市场定价方式。7月26日，烽火通信等4只新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时上网发行，并均以发行价减持国有股。这令投资人看淡后市而纷纷抛售，致使7月24日沪深两市大跌。2002年，财政部和证监会宣布暂停在A股市场上减持国有股。
当人们对股市哀叹到“残阳如血”的时候，改革的契机再次到来。
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这场意义深远的“股权分置改革”让沉寂多年的A股迎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大牛市。
伴随股改前行的脚步，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变革也在快马加鞭。“整个市场都在渐渐规范起来，”老赵渐渐感受到，“券商的日子也没有从前那么好过了，市场竞争开始越来越激烈，客户不会自己跑过来排队，要自己去找。”
眼下，和很多普通股民一样，老金与老赵的“股事”还在继续。老赵在公司里领头搞起了“营销”，老金退休在家用孙子买来的电脑继续炒股，市场里也在不断涌现诸如创业板、股指期货等新鲜事物。老金说，股市终究有苦有甜，只有经历，才能收获更多。
摘自《文汇报》201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