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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地爱慕这异方的言语了。
而将自己的归宿定位在这山野的民族。
——昌耀：《山旅》
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
将不能在冥思中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
——昌耀：《凶年逸稿》
昌耀至死也不会忘记1957年7月中旬的那个下午，因为前一天写作熬夜，他中午需要补觉。“王昌耀！王昌耀！”随着急促的叫声，是紧跟而来的敲门声。昌耀就这样被同事从午睡中叫醒，很不情愿但又无奈地，从所住的西宁大同街的一排小平房向不远处的另一处小平房走去，看着门口的“文联会议室”字样，作为一名文联的文艺青年，这里他很熟悉，包围这两排小平房的院子大门口，挂着青海省文联的牌子，他是一名在文联工作的青年。两年前，刚从河北荣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王昌耀，报名前去河北招干的青海省人事局的干部招聘团，被录取后于6月底抵达青海西宁市，分配到青海省贸易公司任秘书，9月，创作了他后来编选的《昌耀诗文总集》中的第一首诗歌《船，或工程脚手架》。
分到青海的第二年王昌耀就以昌耀为笔名，创作并发表了《高原散诗》、《鲁沙尔灯节速写》《山村夜话》等，6月，调进青海省文联，担任《青海文艺》的编辑。这一年11月23日，昌耀前往兴海县阿曲乎草原，被雄鹰、雪山、牧人组构出一幅高原画面震撼，创作出了《昌耀诗文总集》中收录的第二首诗歌《鹰·雪·牧人》，那句“大草原上的裸臂的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品尝了初雪的滋味”讓我震惊，这不仅标志着昌耀青海诗歌创作的真正元年，也体现出了他的诗歌语言风格。
诗歌女神似乎毫不含糊地向昌耀招手，1957年3月，春雪还没消融，他就一路向南翻越拉脊山，踏进黄河边的贵德县河西乡，开始从3月至7月初的下乡生活，其中，5月份就创作了15首诗歌。刚回来时，他常常利用晚上时间创作或整理在贵德县完成的那些诗歌。午休成了他刚养成的一个习惯，没想到被人叫醒。
一踏进会议室，昌耀顿时感到一种陌生的甚至是肃杀的气息迎面而来，平时开会的热闹场面不见了，死寂的气氛中透出一缕肃穆与紧张来，他抬起头，看见自己创作的两首诗被人用毛笔抄写后贴在墙上。不用细看，昌耀自己都能背得下来：
第一首《车轮》：
唉，这腐朽的车轮……就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吧。
——勘探者语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
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
它似有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
任凭磷火跳越，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
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
但是，它却再不能和长路热恋
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第二首《野羊》：
啊，好一对格斗的青羊，似乎没听见我们高唱……请轻点，递给我猎枪，猎一顿美味的鲜汤。
——勘探者语
在晨光迷离的林中空地
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
谁知它们角斗了多少回合
犄角相抵，快要触出火花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忘记了青草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打起了血架
这林中固执的野牲啊
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对年轻的诗人昌耀来说，那个下午的会议，其实就是一场诗歌审判庭，是那个时代的一次文学批斗。昌耀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场人生巨浪来临前的先兆，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就在7月30日，还完成了那首他诗歌作品中的经典《高车》。
时代之手开始暗暗但有力地拨动了昌耀的生命时针。8月16日，昌耀向青海省文联领导提出辞职。第二天，那份辞职报告就被写成大字报“反右斗争”墙报栏中，不过这次不是一种简单的展示，而是明确无误地宣告他因此获得的新罪：用辞职刁难组织，以此向党曲折进攻。当月的青海省文联刊物《青海湖》特意刊登了他的《车轮》和《野羊》两首诗，被加上了这样的编者按：“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在那个时代，这无疑就是横在一个年轻诗人创作之路上的墙。9月和10月的《青海湖》连续刊登批判昌耀的那两首诗的文章。11月20日，命运的裁决书亮出了答案：在青海省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做出的《结论材料》中，昌耀被定性为“右派”和“异己分子”。
一
1936年6月27日，湖南常德桃源县的一个王姓家族被添丁的快乐笼罩，孩子取名叫王昌耀，家人以此希冀孩子能给这个大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1953年，王昌耀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后转入河北省的荣军学校读书。两年后，诗情燃烧的昌耀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选择了前往青海，中国西部的异域风情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初摇篮。目前，选编入《昌耀诗文总集》的诗歌作品，最早的是创作于1955年9月的《船，或工程脚手架》，从中确实看不出他的诗歌天分，而在这之前写的作品，更是显得平庸甚至跟风。
抵达青海的第二年，1957年夏天，昌耀就以《高车》完成了对青海初次成功的打量和诗意书写：“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行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我无意像诗评家们纠结昌耀的《高车》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叫高车的古老民族，还是来自他看到一辆废弃的高车，但我从他后来陆续问世的、以青海为创作题材完成的《筏子客》《夜行在西部高原》《丹噶尔》等诗歌作品，就是他驾着自己的诗歌高车，孤独行进中发出的轰鸣声，在他的诗歌道路上留下了一道诗歌辙印。
和内地的3月不同，青藏高原上的3月意味着季节蛮荒、积蓄力量，意味着变幻不定、万物成谜。1957年3月，昌耀以诗人的身份，前往贵德县河西乡采风、创作，1958年3月，昌耀在省文联办公室人员的陪同下，前往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藏族乡，接受3个月的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乡武装干事、藏族人杨公保征得乡政府领导同意后，将昌耀带回下若约村的自己家里，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 日月山下的劳动改造日子还没足两个月，五一劳动节的晚上，一辆吉普车的声音，打破了日月山下的宁静，吉普车径直开到杨公保家门前。车上的人走进院子，大声喊道：“王昌耀，王昌耀，快出来跟我们走！”杨公保和妻子赶紧点着煤油灯，走出屋门一看，院子里站着几位警察。没有任何解释，昌耀就像一片被風卷起的雪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上车，被拉到湟源县看守所关押。几天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拉到北山崖头去挖土方。每天在枪支监管下进行超强度的苦力劳动，让昌耀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人身自由的“劳改犯”！
那是中国当代史上有名的大炼钢铁时代，昌耀不久被送往位于西宁南滩青海第一劳教所的铸件厂学习冶炼钢铁。就像一个从下若约村蹦出去的弹簧，命运之手又将这支弹簧拉了回来，昌耀又被安置在距离下若约村南8公里左右的哈拉库图，在日月山下的这座废弃边塞城堡，以待罪人员的身份和其他人一起大炼钢铁。昌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九个昼夜，太阳升降了九次，哈拉库图人落膘九斤。土高炉吞下九千斤矿石，九万斤焦炭，吐不出一滴铁。”
10月似乎注定爱跟诗人开命运的玩笑，就在昌耀在哈拉库图炼钢铁时，那年10月4日，他接到了来自湟源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管制3年，送往西宁南滩青海第一劳教所的铸件厂一边冶炼钢铁，一边听候发落。不到1个月，新的指令下来了，昌耀被送往青海省东北角的祁连县牛心山的一个劳改营地：八宝农场夏塘台。
八宝农场赠送给诗人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第二年春天，他又去牛心山腹地的一个锌矿去搬运矿石。夏天，回到夏塘台从事农业生产。
黑水河畔的拉洞台，就是诗人曾经栖身的地方。那时，他是一个被改造对象的身份来到青海之北的祁连县。站在那里，看得见右岸隆起的一大块较平阔的旱塬，塬上散落几十副依土墙搭建的庄廓，走进村里询问昌耀当年在这里的情形，没人能记得当年有这么一个人，而这个人即便在那个畸形的岁月里，也是那么卓尔不群：往往是大清早，他就躲在屋里看偷偷藏起来的《文心雕龙》，偶尔也和几个“右派”蹲在土肥堆顶上一起背英语单词，这也是他回到省城后，仍托诗歌评论家燎原帮他找英语磁带想重新学英语的缘由。
3年的“劳改”期限过后，诗人依然不能回到原单位上班，这将昌耀推上了一条申诉之路，他把自己的忧心和疑虑，像一名认真的雕刻工，镂刻在一封封发往北京的信函里，他就像一名深陷孤岛的水手，在祁连山腹地等待着一只神奇的、带着希望的信鸽，从水天之间飞到他身边。
申诉无效后，诗人只能将自己单薄的身子寄养在祁连山下，也就是在这里，他创作出了著名的《良宵》《家族》《酿造麦酒的黄昏》《柴达木》《水手》《祁连雪》等诗篇。
1965年，无法回到西宁工作的昌耀，只能主动选择日月山下，选择杨公保收留自己。31岁那年，昌耀像一条瘦弱的、无助的蛇，继续缓缓向西爬行，选择了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草原上的新哲农场栖身，落脚于农场5中队。
在新哲农场6年后，37岁的昌耀和杨公保的三女儿杨尕三成婚，后者时年17岁，此后，随着3个孩子相继出生，诗人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挣扎，但创作与申诉一直没有停止。
二
43岁那年，昌耀终于接到恢复名誉的通知，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回到了久别21年的青海省文联，离开时正值青春好少年，归来白发披双肩，荣辱且埋西山雪，面向诗湖抛钓线。冰山一旦融化，便是流水入河，一首首诗歌相继在昌耀笔下问世，其中有著名的《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诗人的足迹也开始走出青海，遍及北京、湖南、浙江、甘肃、山东等地。幸运的是诗人经过中标，成为青海省文联组建后的第一批专业作家，并在49岁那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一名官方认可的作家（诗人）。至此，他才得以摆脱被流放的命运，创作视野也不断扩大着半径，给中国诗坛贡献出了一个诗人的所有能量。《划呀，划呀，父亲们！》《慈航》《意绪》等已经毫不愧色地走进了中国当代诗歌经典行列。
从初踏进青海大地，到接受命运的错误裁决，一个个体生命的厄运大幕开启，但一个诗人在蒙难中开始悲怆的诗意之路，这片大地和诗人互相成就，从日月山下的藏族村落到祁连山腹地的农场，从贵德县的乡下采风到祁连县的矿场搬运，他自命的身份陆续出现：大地的罪徒、农夫的养子、大山的囚徒、流沙的居士、新垦地的磨镰人、太阳沉落时的赶路人、在上帝的沙盘上挑战的旅行者、街灯下思乡的牧人、渴饮智慧的人等等，每个身份的获得背后，都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和一首足以让草原发出金光的诗歌，他和周围的群山、青草、矿场、人，都隔着一张纸。
昌耀低垂的左手攥着人间赐予他的一切不公和羞辱，右手高高举起，向苍天摊开一行行诗歌，那羸弱的身子或蜷窝在青草远处的农场小木板床上，或弯着腰出没于祁连山的矿洞里，或在夜色里挤上一趟长途汽车去省城申诉，无论姿势如何，那身子却是一条时而璀璨时而暗淡、时而刚强时而脆弱、时而麻木时而敏感的合金，连接着卑微的命运和圣洁的诗意，连接着青海冰凉的大地和遥远得令他遥视不到的天堂，却一直在幽暗的时空里发出比黑夜里的煤炭还要黑的光。还是《昌耀评传》的作者燎原总结得好：高地上的奴隶和圣者！
56岁那年，昌耀和妻子杨尕三离婚。后借住在西宁市西大街一幢楼的5楼，直至去世。2000年3月23日7点30分，昌耀从入住的医院阳台纵身一跃，投赴大地。2小时后，告别人间！6天后，骨灰被送到湖南桃源县老家，埋在三阳镇王家坪村他母亲的墓旁。跳楼自终和埋在母亲墓地身边，这两个选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心理呢？
晚年时，昌耀曾说自己当初挣脱母亲和家乡的方式，其实就是一次投身，那是投身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出境战争，后来更是投身于一次往西部高地的运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选择的投身大地，或许是真正觉悟的、摆脱病痛折磨的。
纵观他的诗歌创作之路，我惊奇地发现，他在1985年创作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中就预言式地写道：“那时他领悟到自己的最后时刻了，就走到那面石墙纵身飞起，将自己当做一颗铆钉钉进墙隙。”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昌耀在创作《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后5年的1990年1月22日夜晚，完成了他的《极地民居》——“冰河与红灯谨守着北方庭除。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一弹指顷六十五刹无一失真。青山已老只看如何描述。”在《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中，他预言到了自己告别世界的方式，在《极地民居》中，他则一语成谶地预言到自己在这红尘只有65年的寿数。于他而言，生命几乎是没阔路而言的，生命轨迹就是一条细细的、仅容瘦弱身躯挤过去的小径，会被一宿的风声洒扫，生命的小屋里少有客友去来，生命的酒杯已然坏朽。因此，有了《极地民居》问世10年后的那纵身一跃，那凄惨的没有任何美感而言的跳宕，是一个诗人留向红尘最后的无奈之举。他拼尽生命最后一毫米的力气完成的那一跃，不再是从一幢医院的几层楼上飞跃，而是从一个倒置的天空纵身，逆地球引力而飞，将红尘中所有的不甘、屈辱、叹息带走，留下的是一首首杜鹃般啼哭、牦牛般沉吼、雪鹰般高唱的诗篇，那纵身一跃，把一个诗人在最后的生命时光锻造成一枚铁钉，钉在了青海的诗歌记忆册了;在青藏大地，出入、来去或定居的生命有很多终结方式，但把半空当成跳板，向让自己领受半生苦辱的大地一跃的方式，如他写下的那些卓尔不群的诗句一样，只属于他，那其实是背向天堂，向大地再次报到的方式，他或许宁愿相信谎言与苦难遍布的大地，也不愿相信云彩般飘逸美好的天堂。他把带着诗歌冰茬和暖意都留给了青海和人间，是否把青海的草香问候寄回了天堂？ 1950年4月的那个上午，他瞒着家人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文工队，成为了一名文工队员，在开赴辽东边防的前几天，母亲打听到他的住址，来到拿出临街店铺的小阁楼上看已经“失联”两个月的昌耀，他竟然躺在床铺上装睡，任母亲苦等、拿一把扇子为他扇风，就是不愿意醒来，母亲走后，他起床走到窗口前，只能看见她瘦弱的身影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中，这是他“此生最为不忍一幕”，第二年，母亲因贫病去世，他已随军北上。母亲去世2年后，昌耀在一封写给北京的叔叔的信中说：“相信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生命最后一刻，昌耀是否依然能想起当初离开家乡时留给母亲的“那人生最不忍的一幕”，是否意识到死后回归母亲身旁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选项？当年出走正少年，归来已是灰化烟;如若时光能倒流，可曾再拒母亲颜？
三
从一本《昌耀诗文总集》的目录中，我辨认着昌耀的青海足迹，试图绘制出一幅昌耀在囚徒阶段完成的青海诗歌地图：西宁、贵德、湟源、共和、祁连，足迹遍布青海省北部大片地区，哈拉库图、鲁沙尔镇、峨日朵雪峰、柴达木、丹噶尔、日月山的敖包、龙羊峡水库则是这幅图上一个个精准的注解，再加上黄河边的筏子客、迎亲的扎麻什克人、篱笆旁的乡村美妇、身为他妻子的土伯特女人，一个个现实中的青海人，甚至西宁大街上橱窗里的木质模特女郎，让他的青海诗歌地图上有炊烟和汽车，有历史和涛声，有麦酒和黄昏，有裁决与流放，更有圣徒殉身和罪徒的呼告。
我对昌耀的各种想象或推测像毫无节制的枝条，在他的“青海躯干”上蔓延着，这种蔓延还体现在他的湖南人身份上。他出生成长的桃源县，让我联想起在青海的湖南人来。湖湘自古多诗才，但湖南人在青藏大地上的身影稀少如金，这稀缺的身上都透出一种共性：既不乏面对生命困境时的韧劲又充溢着才华。昌耀从青年时因诗获罪，到一生申诉却绝不丢弃诗歌，可以和在最苦难岁月陪伴自己并为自己生育儿女的土伯特妻子离婚，却从未给诗歌写去一封绝交信或解除他和詩歌之间那份并不成文的写作契约。我不知道昌耀13岁那年报考湘西军政干校时，是否听说过当地那位后来被称为“湘西王”的陈渠珍。1906年，陈渠珍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任职于湖南新军。3年后，陈渠珍带领所属部队奉命进藏抗英平乱，一直行军至波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陈渠珍和他娶的藏族女子西原，以及手下的湘黔籍官兵一百多名决定返回内地。他们从江达出发，一路取道羌塘草原，翻越唐古拉山，过通天河，到达昆仑山口，进入青海后，在无人区遭遇断粮挨饿，可谓九死一生，到达兰州时仅余7人。抵达西安不久，西原不幸染天花病逝。24年后，陈渠珍追忆这段经历，写成《艽野尘梦》一书，在青海的经历最为惊险。虽然身为军人，这本书却被近代藏学家任乃强赞为：“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
由昌耀我又想起另一个和青海有关的湖南人。1865年出生于湘潭的黎丹，选择了前往青海，在青海建省、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维护西藏主权、禁绝鸦片、保护人民免遭兵燹之灾等方面均作出过卓越贡献。特别是忧于西北文化底蕴之薄弱，一生致力于西北文化教育事业，在兴办青海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方面业绩更是独树一帜，被当时人们称为“不朽之盛事”。黎丹还与周希武等人倡议在青海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巡回文库、讲演所等，将自己毕生收藏图书四万余册，悉数捐赠青海图书馆。先后开办了蒙番小学、蒙番师范、筹边学校、女子学校等，黎丹还在蒙藏民族集中聚居地区设立蒙藏小学二十多所，培养学生八百余人。
和陈渠珍的匆匆路过后留下一本书不同，和黎丹为官二十多年后留下诸多美誉不同，昌耀没能做到把后期的生命时光留在桑梓，故乡迎接诗人的只是一缕青灰。
他的诗歌早就吸引了我的关注和敬仰。出版于1994年的《命运之书》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诗人因为贫穷，通过媒体发出公告：想得到诗集者，需先汇款，他根据汇到的款才能确定诗集印刷多少。我的朋友、著名校园诗人石龙就按这样的方式先汇款后得到了这本诗集，而那时，我刚刚从一场几乎夺走生命的大病中脱身返世，身背巨大借款，常常因无法得到这本诗集而喟叹。一个是落居青藏高原的西宁城内多年的著名诗人，一个是被命运流放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小县城教书的非著名年轻诗人。所幸，1994年10月中旬，我受邀参加《语文报》在上海举办的一个活动并发表对校园文学的一场演讲。返回途中，在扬州遇见了石龙，我们一起从扬州到南京，得知我和《命运之书》错过的遗憾，在南京火车站离别时，他郑重地从包里拿出那本《命运之书》送给我，他知道我更需要它。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诗集，扉页上赫然写着“石龙先生正，昌耀签售，94.9.11”的字样，并有昌耀的一枚印迹。到我写下这些文字时，那本《命运之书》陪我整整走过20年时光。
“8月下旬，踏上了去青藏高原的路，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一家经济类报纸在西宁的采访，周六下午，采访完毕的我开始打电话寻找昌耀的行踪，一直未能觅到。记得1994年去江南，在扬州师院拜访叶橹老师，叶老师就让我多关注昌耀。在南京火车站，石龙将心仪的有昌耀亲自签名的《命运之书》送给我。
傍晚，暮气已沉沉地笼罩在高原古城，我和《青海经济日报》的记者刘芳穿行在西宁的许多小巷道里，像一对没头的苍蝇找寻着昌耀的住所，在省作协的小院里还真遇上了小说里才能读到的情节。我问里面的一家房户：‘这里有没有作协的昌耀。”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没有作鞋（协）的，收破烂的多。’两人最终在疲倦与失望中结束了对昌耀的找寻（不料，两年后，这位诗歌巨匠的去世，使我的这次高原之行竟成了我对他追思的一种缘由）。”
——这是我的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中《1990—2000，一份与诗歌有关的私人笔记/档案》里的一段话，它清楚地记录了我对昌耀最初的敬仰，而叶橹曾于1988年受《诗刊》之牧，撰写并发表过题为《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论昌耀的诗》的诗评。——“有着像他那样的生活经历和命运的诗人不能说为数很少，但能够像他那样真正把诗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人的确不多。” 2000年，我的工作调动到了贺兰山下的宁夏，和青海之间横着一个大甘肃，原以为和青海的关系会淡漠。没想到，《青海之书》《青海湖》等书的创作，让我常常朝辞贺兰山，暮至湟水边。我追寻着昌耀在青海的足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过，无论是西宁西大街，还是贵德县的渡口边，无论是祁连县的牛心山下，还是共和县的切吉农场，这样的追寻总有遗憾。比如，我从三塔拉离开214国道向西而行，沿着共和县和兴海县交界地带，经过塘格木镇前往切吉乡，到达那片辽阔的草原之前，在百度地图上，能够清晰地搜索到新哲农场一大队、一中队、八中队、九中队，就是找不到五中队，问当地人，没人能够给我提供答案。一次，在坊间听说昌耀曾在都兰县的香日德农场“劳改”过，利用去香日德采访当年进藏运粮的驼工机会，问询昌耀在此的事情，也是沒人知道。曾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间就此事问询过《昌耀评传》的作者燎原，没有确切答案，后来看著名诗人陈东东（我2003年孤身一人进藏探寻西夏后裔回到拉萨时，曾一起转过八廓街、喝酒）发表在2016年1期《收获》上的《斯人昌耀》，也是只字未提及昌耀和香日德的关系;再后来，看到学者张颖的《昌耀文学年表》后，才确认坊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或许是因为昌耀“劳改”的新哲农场在共和县靠近都兰县，而香日德农场当年的名气大，很多人就以为昌耀是在香日德的。
2009年9月16日，为了帮我更多地了解昌耀，时任本书第一版的责任编辑马非在青海人民出版社他的办公室里，郑重地将2000年出版的《昌耀诗歌总集》交付与我，这是我看到的、见证昌耀在中国新诗史上作为一座高峰的另一份证词，这是昌耀交付给青海的一份答卷，也是他交付给中国诗歌的一份回报。
一生落寞的昌耀总是在青海高地上默默地做着一个优秀诗人该做的事情，他因为不幸的婚姻所羁而苦恼，因为生活的拮据而无法出席被邀请的诗会、因为病痛折磨而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楚、因为给晚年生活带来红润之光的恋情被腰斩而无奈，和那些获得众多奖项的诗人不同，他因病痛折磨地无法离床行走了，才获得了一份中国诗歌奖;他以自己的诗歌实践侧证了中国诗歌的一个现象：那些优秀而低调甚至卑微活着的优秀诗人，很少能得到权威话语关注，这和那些广场诗人、会议诗人、颂歌诗人的命运有着很大差别。还好，昌耀平反之后，能得到邵燕祥、韩作荣、骆一禾等诗歌编辑的青睐。昌耀就像一头被困在高原深处的雪豹，这些编辑以自己的眼光和行动，证明了一个优秀的诗人在被喧嚣的诗坛淹没与浮出之间，只差天才捕手，是这些捕手“猎获”到他。
再厚的积雪，也无法覆盖春阳下的青草，昌耀的诗歌成就与实力已经自信地走进了中国诗歌史，诗歌界与评论界逐步在拓展着对昌耀的认识。但这条路确实走得崎岖，不是那种出于纯粹的学术喂养而是出于真诚的敬仰而关注者依然寥寥。昌耀早在1991年时，就将一个装有自己伤残军人证等个人材料、珍贵诗稿的箱子托付给评论家燎原，这是中国诗坛上诗人将信任交付给评论家的一道夺目的亮光。燎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他在昌耀活着时就在《西部大陆的生命史传》中指出：“昌耀至今仍不断考验着我们阅读的耐力与能力。当与其同龄或同时代的诗人大都从诗坛离去，他的创作由‘胆汁型’的苦涩沉毅结成的敛风云火焰于内心而岿然不动的定力，仍持续促就着其诗歌块体状的大力派生。而由他鼎现的诗歌的高原大陆架，至今仍是不可复制的奇迹。”他是青海不多、中国也不多的，在昌耀生前就敏锐地捕捉到昌耀诗歌光芒的人，是真正应该令后来甚至今日在消费心理驱使下以昌耀之名举办诗歌奖的那些诗歌活动家与隔靴搔痒般消费昌耀的诗评家汗颜的。燎原后来移居到威海，但对昌耀的关注与评论一直如唐古拉山上的雪，常年静静地落，静静地发出只有仰视那里的眼睛才能看见的光。2003年10月，我们通信时还谈及昌耀在中国诗坛不该的冷落和冷寂，他曾将自己的《地图与背景》寄予我，里面就有他对昌耀的几篇评论。
四
2008年8月8日，历经一年多精心修建的湟源丹噶尔昌耀诗歌馆，在参加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两百多位中外诗人的见证下，正式揭牌开馆。
纪念馆位于湟源第一小学旧址内，我身上带的证件完全可以不用买票就能进去，但我还是走到售票窗口，购买了一张20元的门票，一是想将其作为一种纪念，二是对诗人的一种敬意。从古老的石门缓缓拾级而上，转过两道门，一尊汉白玉的诗人像出现了。上午的阳光，细细地、温暖地洒在上面，我的心突然间冷了起来：他生前一直被来自高原的、来自人为的寒意包裹着，照到他身上的、照进心田的阳光，有几缕呢？青海不是他的出生地，但在他的眼里，青海是他的家乡和灵魂归宿地，青海是他的炼狱也是他的天堂，他在这里完成了给中国诗歌界的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青海也给了他流放之后的创作灵感和精神财富，他和青海互相成就。
这是湟源乃至青海给诗人在天之灵的抚慰，我无意质疑这种抚慰到来的时间之迟早，甚至无意质疑这种抚慰里究竟有多少真诚，我只是念叨着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让我们学会在一个人的生前对他表示我们的友谊和关怀，而不是在他死去。”但愿那些走进诗歌馆的人们，能够记住，青海养育了、成就了这样一位诗歌大师，留下了一片照彻21世纪诗歌的天空。2014年9月24日，为了创作《青海湖》一书，我专程再次来到昌耀诗歌纪念馆，20元的门票收入和昌耀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坚持买票，除了拜读他的诗歌外，这是我献给他的唯一的礼敬之举了。整个纪念馆内，静悄悄的，古城的游客不少，但几乎没人来到这里，这是中国诗歌的真实写照，也是昌耀去世后的一种真实写照。我静静地，怕惊扰他一般，慢慢地在诗人用过的物品、获过的奖项、手稿前，任凭自己的敬意澎湃成河，如不远处的巴彦河一样缓缓流过。20年前，我们隔着千里之遥，高原和沙漠之间，诗音是两个落寞诗人唯一的桥梁;20年后，我们隔着两个世界，红尘与天堂之间，还有一座怎样的桥梁能出现？那时，我任凭泪水落下，真想动声大哭，然而没有，不是怕管理人员过来指责，不是怕偶有游客进来笑话，怕惊扰了那颗伟大而安静的诗魂。隔着冰冷的玻璃柜，那些诗人生前的遗物，冷冷的，或许在拒绝任何一个平庸的造访者。它们知道，300个平庸的造访者的纷扰不如一个诗人宁静中的礼敬，300个“到此一游”的游客增加给这里的热闹，不如一头牦牛远远的静视。 走出纪念馆，我缓缓地走到院落中间的那尊诗人雕像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我还能怎样？我拜祭完昌耀诗歌馆两年后，首届昌耀诗歌奖启动，至今连续举办了三届，第三届是在2020年举办的，我接到了这届活动组委会的邀请，但我拒绝了！首先是觉得不配参加这个活动，不知道昌耀在地下如何看待这样的奖项，但我深知贫困了一生的昌耀，看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诗歌奖项，看到那些带着京城或内地人的优越感，带着赶场子的心态，坐着飞机高铁而来，享受着主办单位提供的服务，喝着赞助单位提供的高档酒，不知作何想？
你可以写不好诗歌，但你不能不对一个优秀诗人礼敬！
从贺兰山到祁连山下，从银川到西宁，我意外地“遇见”了两个都因诗获罪的人，前一个是1957年7月，在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了诗歌《大风歌》的张贤亮，另一个便是同样在这一年因为诗歌《车轮》和《野羊》获罪的昌耀，我曾经写过《栖居在记忆枝头的微笑》一文，追怀过张贤亮先生。同样是时代的“罪徒”，平反后的张贤亮先生官至宁夏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无论是政治荣誉、物质生活甚至情感生活，命运在张贤亮的后半生给了他足够补偿，而命运对平反后的昌耀并没给以起码的补偿，而若论两者的文学成就，你能说谁大谁小？
我想将自己写于20世纪90年代晚期发表在《西宁晚报》上的一首诗歌（有改动）留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以当年至今未变的心境，献给尊敬的昌耀先生——
巨鸟栖落大十字
在西宁的大十字，我看四季的雪如诗飘落
——献给昌耀
巨鸟敛翅，像牦牛走回草场
像蜜蜂熟眠在花蕊的梦里
时针从子夜隧道爬出的黑色之香
头戴荆冠，交接指令
我替唐古特，许配你红颜三千
或煮茶，或放牛，或谈诗歌
或生孩子，或替你上诉
比雪还白的是诗人的远望
流放岁月的证词，夜过湟水
一把刀，切断雨从云来的路
像一场雪，横在日月山的额头
镂刻着夜班车的长度
时代瓷器的釉光，蜡烛般暗淡
大十字，汽车穿过城市的喉道
阿尼玛卿的哈达捆着虫草而来
祁连山，解开甘青的衣襟
向前，青藏有无数完整的云彩落雪降雨
向后，地铁在城市的腹腔里环状飞行
在西宁，巨鸟眠进命定的窠巢
您无法以咳喘唤醒这个城市的黎明
沏茶、阅读、写作、接待异乡来的诗人
您隔着一张待写的白纸
听见群山送来玻璃般的积雪回响
接纳一个异乡诗歌少年途经西宁时
在夜晚写下的这些敬意
唐荣尧 诗人、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出版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散文集《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西夏帝国传奇》《王族的背影》《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宁夏之书》《青海之书》《西夏陵》《大河遠上》《青海湖》《中国新天府》《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消失的帝国》《西夏史》《中国回族》《月光下的微笑》《青草间的信仰》等20多部人文专著。目前，在贺兰山下专事写作。
而将自己的归宿定位在这山野的民族。
——昌耀：《山旅》
如果我不是这土地的儿子，
将不能在冥思中勾勒出这土地的锋刃。
——昌耀：《凶年逸稿》
昌耀至死也不会忘记1957年7月中旬的那个下午，因为前一天写作熬夜，他中午需要补觉。“王昌耀！王昌耀！”随着急促的叫声，是紧跟而来的敲门声。昌耀就这样被同事从午睡中叫醒，很不情愿但又无奈地，从所住的西宁大同街的一排小平房向不远处的另一处小平房走去，看着门口的“文联会议室”字样，作为一名文联的文艺青年，这里他很熟悉，包围这两排小平房的院子大门口，挂着青海省文联的牌子，他是一名在文联工作的青年。两年前，刚从河北荣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王昌耀，报名前去河北招干的青海省人事局的干部招聘团，被录取后于6月底抵达青海西宁市，分配到青海省贸易公司任秘书，9月，创作了他后来编选的《昌耀诗文总集》中的第一首诗歌《船，或工程脚手架》。
分到青海的第二年王昌耀就以昌耀为笔名，创作并发表了《高原散诗》、《鲁沙尔灯节速写》《山村夜话》等，6月，调进青海省文联，担任《青海文艺》的编辑。这一年11月23日，昌耀前往兴海县阿曲乎草原，被雄鹰、雪山、牧人组构出一幅高原画面震撼，创作出了《昌耀诗文总集》中收录的第二首诗歌《鹰·雪·牧人》，那句“大草原上的裸臂的牧人，横身探出马刀，品尝了初雪的滋味”讓我震惊，这不仅标志着昌耀青海诗歌创作的真正元年，也体现出了他的诗歌语言风格。
诗歌女神似乎毫不含糊地向昌耀招手，1957年3月，春雪还没消融，他就一路向南翻越拉脊山，踏进黄河边的贵德县河西乡，开始从3月至7月初的下乡生活，其中，5月份就创作了15首诗歌。刚回来时，他常常利用晚上时间创作或整理在贵德县完成的那些诗歌。午休成了他刚养成的一个习惯，没想到被人叫醒。
一踏进会议室，昌耀顿时感到一种陌生的甚至是肃杀的气息迎面而来，平时开会的热闹场面不见了，死寂的气氛中透出一缕肃穆与紧张来，他抬起头，看见自己创作的两首诗被人用毛笔抄写后贴在墙上。不用细看，昌耀自己都能背得下来：
第一首《车轮》：
唉，这腐朽的车轮……就让它燃起我们熊熊的篝火，加入我们激昂的高歌吧。
——勘探者语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
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
它似有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
任凭磷火跳越，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
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
但是，它却再不能和长路热恋
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第二首《野羊》：
啊，好一对格斗的青羊，似乎没听见我们高唱……请轻点，递给我猎枪，猎一顿美味的鲜汤。
——勘探者语
在晨光迷离的林中空地
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
谁知它们角斗了多少回合
犄角相抵，快要触出火花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忘记了青草
是什么宿怨，使它们打起了血架
这林中固执的野牲啊
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对年轻的诗人昌耀来说，那个下午的会议，其实就是一场诗歌审判庭，是那个时代的一次文学批斗。昌耀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场人生巨浪来临前的先兆，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就在7月30日，还完成了那首他诗歌作品中的经典《高车》。
时代之手开始暗暗但有力地拨动了昌耀的生命时针。8月16日，昌耀向青海省文联领导提出辞职。第二天，那份辞职报告就被写成大字报“反右斗争”墙报栏中，不过这次不是一种简单的展示，而是明确无误地宣告他因此获得的新罪：用辞职刁难组织，以此向党曲折进攻。当月的青海省文联刊物《青海湖》特意刊登了他的《车轮》和《野羊》两首诗，被加上了这样的编者按：“反映出作者的恶毒性阴暗情绪，编辑部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它是毒草。”在那个时代，这无疑就是横在一个年轻诗人创作之路上的墙。9月和10月的《青海湖》连续刊登批判昌耀的那两首诗的文章。11月20日，命运的裁决书亮出了答案：在青海省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做出的《结论材料》中，昌耀被定性为“右派”和“异己分子”。
一
1936年6月27日，湖南常德桃源县的一个王姓家族被添丁的快乐笼罩，孩子取名叫王昌耀，家人以此希冀孩子能给这个大家族带来更大的荣耀。1953年，王昌耀在朝鲜战场上负伤后转入河北省的荣军学校读书。两年后，诗情燃烧的昌耀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选择了前往青海，中国西部的异域风情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最初摇篮。目前，选编入《昌耀诗文总集》的诗歌作品，最早的是创作于1955年9月的《船，或工程脚手架》，从中确实看不出他的诗歌天分，而在这之前写的作品，更是显得平庸甚至跟风。
抵达青海的第二年，1957年夏天，昌耀就以《高车》完成了对青海初次成功的打量和诗意书写：“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行宫之侧悄然轧过者/是青海的高车。//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我无意像诗评家们纠结昌耀的《高车》创作灵感来源于一个叫高车的古老民族，还是来自他看到一辆废弃的高车，但我从他后来陆续问世的、以青海为创作题材完成的《筏子客》《夜行在西部高原》《丹噶尔》等诗歌作品，就是他驾着自己的诗歌高车，孤独行进中发出的轰鸣声，在他的诗歌道路上留下了一道诗歌辙印。
和内地的3月不同，青藏高原上的3月意味着季节蛮荒、积蓄力量，意味着变幻不定、万物成谜。1957年3月，昌耀以诗人的身份，前往贵德县河西乡采风、创作，1958年3月，昌耀在省文联办公室人员的陪同下，前往青海省湟源县日月山藏族乡，接受3个月的农业合作社“监督劳动”。乡武装干事、藏族人杨公保征得乡政府领导同意后，将昌耀带回下若约村的自己家里，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 日月山下的劳动改造日子还没足两个月，五一劳动节的晚上，一辆吉普车的声音，打破了日月山下的宁静，吉普车径直开到杨公保家门前。车上的人走进院子，大声喊道：“王昌耀，王昌耀，快出来跟我们走！”杨公保和妻子赶紧点着煤油灯，走出屋门一看，院子里站着几位警察。没有任何解释，昌耀就像一片被風卷起的雪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上车，被拉到湟源县看守所关押。几天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拉到北山崖头去挖土方。每天在枪支监管下进行超强度的苦力劳动，让昌耀明白了自己的身份：失去人身自由的“劳改犯”！
那是中国当代史上有名的大炼钢铁时代，昌耀不久被送往位于西宁南滩青海第一劳教所的铸件厂学习冶炼钢铁。就像一个从下若约村蹦出去的弹簧，命运之手又将这支弹簧拉了回来，昌耀又被安置在距离下若约村南8公里左右的哈拉库图，在日月山下的这座废弃边塞城堡，以待罪人员的身份和其他人一起大炼钢铁。昌耀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九个昼夜，太阳升降了九次，哈拉库图人落膘九斤。土高炉吞下九千斤矿石，九万斤焦炭，吐不出一滴铁。”
10月似乎注定爱跟诗人开命运的玩笑，就在昌耀在哈拉库图炼钢铁时，那年10月4日，他接到了来自湟源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管制3年，送往西宁南滩青海第一劳教所的铸件厂一边冶炼钢铁，一边听候发落。不到1个月，新的指令下来了，昌耀被送往青海省东北角的祁连县牛心山的一个劳改营地：八宝农场夏塘台。
八宝农场赠送给诗人的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第二年春天，他又去牛心山腹地的一个锌矿去搬运矿石。夏天，回到夏塘台从事农业生产。
黑水河畔的拉洞台，就是诗人曾经栖身的地方。那时，他是一个被改造对象的身份来到青海之北的祁连县。站在那里，看得见右岸隆起的一大块较平阔的旱塬，塬上散落几十副依土墙搭建的庄廓，走进村里询问昌耀当年在这里的情形，没人能记得当年有这么一个人，而这个人即便在那个畸形的岁月里，也是那么卓尔不群：往往是大清早，他就躲在屋里看偷偷藏起来的《文心雕龙》，偶尔也和几个“右派”蹲在土肥堆顶上一起背英语单词，这也是他回到省城后，仍托诗歌评论家燎原帮他找英语磁带想重新学英语的缘由。
3年的“劳改”期限过后，诗人依然不能回到原单位上班，这将昌耀推上了一条申诉之路，他把自己的忧心和疑虑，像一名认真的雕刻工，镂刻在一封封发往北京的信函里，他就像一名深陷孤岛的水手，在祁连山腹地等待着一只神奇的、带着希望的信鸽，从水天之间飞到他身边。
申诉无效后，诗人只能将自己单薄的身子寄养在祁连山下，也就是在这里，他创作出了著名的《良宵》《家族》《酿造麦酒的黄昏》《柴达木》《水手》《祁连雪》等诗篇。
1965年，无法回到西宁工作的昌耀，只能主动选择日月山下，选择杨公保收留自己。31岁那年，昌耀像一条瘦弱的、无助的蛇，继续缓缓向西爬行，选择了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草原上的新哲农场栖身，落脚于农场5中队。
在新哲农场6年后，37岁的昌耀和杨公保的三女儿杨尕三成婚，后者时年17岁，此后，随着3个孩子相继出生，诗人在艰难的生活困境中挣扎，但创作与申诉一直没有停止。
二
43岁那年，昌耀终于接到恢复名誉的通知，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回到了久别21年的青海省文联，离开时正值青春好少年，归来白发披双肩，荣辱且埋西山雪，面向诗湖抛钓线。冰山一旦融化，便是流水入河，一首首诗歌相继在昌耀笔下问世，其中有著名的《大山的囚徒》《慈航》《山旅》，诗人的足迹也开始走出青海，遍及北京、湖南、浙江、甘肃、山东等地。幸运的是诗人经过中标，成为青海省文联组建后的第一批专业作家，并在49岁那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了一名官方认可的作家（诗人）。至此，他才得以摆脱被流放的命运，创作视野也不断扩大着半径，给中国诗坛贡献出了一个诗人的所有能量。《划呀，划呀，父亲们！》《慈航》《意绪》等已经毫不愧色地走进了中国当代诗歌经典行列。
从初踏进青海大地，到接受命运的错误裁决，一个个体生命的厄运大幕开启，但一个诗人在蒙难中开始悲怆的诗意之路，这片大地和诗人互相成就，从日月山下的藏族村落到祁连山腹地的农场，从贵德县的乡下采风到祁连县的矿场搬运，他自命的身份陆续出现：大地的罪徒、农夫的养子、大山的囚徒、流沙的居士、新垦地的磨镰人、太阳沉落时的赶路人、在上帝的沙盘上挑战的旅行者、街灯下思乡的牧人、渴饮智慧的人等等，每个身份的获得背后，都是一段屈辱的历史和一首足以让草原发出金光的诗歌，他和周围的群山、青草、矿场、人，都隔着一张纸。
昌耀低垂的左手攥着人间赐予他的一切不公和羞辱，右手高高举起，向苍天摊开一行行诗歌，那羸弱的身子或蜷窝在青草远处的农场小木板床上，或弯着腰出没于祁连山的矿洞里，或在夜色里挤上一趟长途汽车去省城申诉，无论姿势如何，那身子却是一条时而璀璨时而暗淡、时而刚强时而脆弱、时而麻木时而敏感的合金，连接着卑微的命运和圣洁的诗意，连接着青海冰凉的大地和遥远得令他遥视不到的天堂，却一直在幽暗的时空里发出比黑夜里的煤炭还要黑的光。还是《昌耀评传》的作者燎原总结得好：高地上的奴隶和圣者！
56岁那年，昌耀和妻子杨尕三离婚。后借住在西宁市西大街一幢楼的5楼，直至去世。2000年3月23日7点30分，昌耀从入住的医院阳台纵身一跃，投赴大地。2小时后，告别人间！6天后，骨灰被送到湖南桃源县老家，埋在三阳镇王家坪村他母亲的墓旁。跳楼自终和埋在母亲墓地身边，这两个选择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心理呢？
晚年时，昌耀曾说自己当初挣脱母亲和家乡的方式，其实就是一次投身，那是投身于当时轰轰烈烈的出境战争，后来更是投身于一次往西部高地的运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选择的投身大地，或许是真正觉悟的、摆脱病痛折磨的。
纵观他的诗歌创作之路，我惊奇地发现，他在1985年创作的《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中就预言式地写道：“那时他领悟到自己的最后时刻了，就走到那面石墙纵身飞起，将自己当做一颗铆钉钉进墙隙。”更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昌耀在创作《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后5年的1990年1月22日夜晚，完成了他的《极地民居》——“冰河与红灯谨守着北方庭除。一切平静。一切还会照样平静。一弹指顷六十五刹无一失真。青山已老只看如何描述。”在《巴比伦空中花园遗事》中，他预言到了自己告别世界的方式，在《极地民居》中，他则一语成谶地预言到自己在这红尘只有65年的寿数。于他而言，生命几乎是没阔路而言的，生命轨迹就是一条细细的、仅容瘦弱身躯挤过去的小径，会被一宿的风声洒扫，生命的小屋里少有客友去来，生命的酒杯已然坏朽。因此，有了《极地民居》问世10年后的那纵身一跃，那凄惨的没有任何美感而言的跳宕，是一个诗人留向红尘最后的无奈之举。他拼尽生命最后一毫米的力气完成的那一跃，不再是从一幢医院的几层楼上飞跃，而是从一个倒置的天空纵身，逆地球引力而飞，将红尘中所有的不甘、屈辱、叹息带走，留下的是一首首杜鹃般啼哭、牦牛般沉吼、雪鹰般高唱的诗篇，那纵身一跃，把一个诗人在最后的生命时光锻造成一枚铁钉，钉在了青海的诗歌记忆册了;在青藏大地，出入、来去或定居的生命有很多终结方式，但把半空当成跳板，向让自己领受半生苦辱的大地一跃的方式，如他写下的那些卓尔不群的诗句一样，只属于他，那其实是背向天堂，向大地再次报到的方式，他或许宁愿相信谎言与苦难遍布的大地，也不愿相信云彩般飘逸美好的天堂。他把带着诗歌冰茬和暖意都留给了青海和人间，是否把青海的草香问候寄回了天堂？ 1950年4月的那个上午，他瞒着家人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文工队，成为了一名文工队员，在开赴辽东边防的前几天，母亲打听到他的住址，来到拿出临街店铺的小阁楼上看已经“失联”两个月的昌耀，他竟然躺在床铺上装睡，任母亲苦等、拿一把扇子为他扇风，就是不愿意醒来，母亲走后，他起床走到窗口前，只能看见她瘦弱的身影消失在街上的人流中，这是他“此生最为不忍一幕”，第二年，母亲因贫病去世，他已随军北上。母亲去世2年后，昌耀在一封写给北京的叔叔的信中说：“相信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生命最后一刻，昌耀是否依然能想起当初离开家乡时留给母亲的“那人生最不忍的一幕”，是否意识到死后回归母亲身旁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选项？当年出走正少年，归来已是灰化烟;如若时光能倒流，可曾再拒母亲颜？
三
从一本《昌耀诗文总集》的目录中，我辨认着昌耀的青海足迹，试图绘制出一幅昌耀在囚徒阶段完成的青海诗歌地图：西宁、贵德、湟源、共和、祁连，足迹遍布青海省北部大片地区，哈拉库图、鲁沙尔镇、峨日朵雪峰、柴达木、丹噶尔、日月山的敖包、龙羊峡水库则是这幅图上一个个精准的注解，再加上黄河边的筏子客、迎亲的扎麻什克人、篱笆旁的乡村美妇、身为他妻子的土伯特女人，一个个现实中的青海人，甚至西宁大街上橱窗里的木质模特女郎，让他的青海诗歌地图上有炊烟和汽车，有历史和涛声，有麦酒和黄昏，有裁决与流放，更有圣徒殉身和罪徒的呼告。
我对昌耀的各种想象或推测像毫无节制的枝条，在他的“青海躯干”上蔓延着，这种蔓延还体现在他的湖南人身份上。他出生成长的桃源县，让我联想起在青海的湖南人来。湖湘自古多诗才，但湖南人在青藏大地上的身影稀少如金，这稀缺的身上都透出一种共性：既不乏面对生命困境时的韧劲又充溢着才华。昌耀从青年时因诗获罪，到一生申诉却绝不丢弃诗歌，可以和在最苦难岁月陪伴自己并为自己生育儿女的土伯特妻子离婚，却从未给诗歌写去一封绝交信或解除他和詩歌之间那份并不成文的写作契约。我不知道昌耀13岁那年报考湘西军政干校时，是否听说过当地那位后来被称为“湘西王”的陈渠珍。1906年，陈渠珍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任职于湖南新军。3年后，陈渠珍带领所属部队奉命进藏抗英平乱，一直行军至波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陈渠珍和他娶的藏族女子西原，以及手下的湘黔籍官兵一百多名决定返回内地。他们从江达出发，一路取道羌塘草原，翻越唐古拉山，过通天河，到达昆仑山口，进入青海后，在无人区遭遇断粮挨饿，可谓九死一生，到达兰州时仅余7人。抵达西安不久，西原不幸染天花病逝。24年后，陈渠珍追忆这段经历，写成《艽野尘梦》一书，在青海的经历最为惊险。虽然身为军人，这本书却被近代藏学家任乃强赞为：“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
由昌耀我又想起另一个和青海有关的湖南人。1865年出生于湘潭的黎丹，选择了前往青海，在青海建省、促进民族和解与团结、维护西藏主权、禁绝鸦片、保护人民免遭兵燹之灾等方面均作出过卓越贡献。特别是忧于西北文化底蕴之薄弱，一生致力于西北文化教育事业，在兴办青海民族教育、沟通汉藏文化方面业绩更是独树一帜，被当时人们称为“不朽之盛事”。黎丹还与周希武等人倡议在青海兴办图书馆、博物馆、巡回文库、讲演所等，将自己毕生收藏图书四万余册，悉数捐赠青海图书馆。先后开办了蒙番小学、蒙番师范、筹边学校、女子学校等，黎丹还在蒙藏民族集中聚居地区设立蒙藏小学二十多所，培养学生八百余人。
和陈渠珍的匆匆路过后留下一本书不同，和黎丹为官二十多年后留下诸多美誉不同，昌耀没能做到把后期的生命时光留在桑梓，故乡迎接诗人的只是一缕青灰。
他的诗歌早就吸引了我的关注和敬仰。出版于1994年的《命运之书》有着这样的一个故事。诗人因为贫穷，通过媒体发出公告：想得到诗集者，需先汇款，他根据汇到的款才能确定诗集印刷多少。我的朋友、著名校园诗人石龙就按这样的方式先汇款后得到了这本诗集，而那时，我刚刚从一场几乎夺走生命的大病中脱身返世，身背巨大借款，常常因无法得到这本诗集而喟叹。一个是落居青藏高原的西宁城内多年的著名诗人，一个是被命运流放到腾格里沙漠边缘的小县城教书的非著名年轻诗人。所幸，1994年10月中旬，我受邀参加《语文报》在上海举办的一个活动并发表对校园文学的一场演讲。返回途中，在扬州遇见了石龙，我们一起从扬州到南京，得知我和《命运之书》错过的遗憾，在南京火车站离别时，他郑重地从包里拿出那本《命运之书》送给我，他知道我更需要它。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诗集，扉页上赫然写着“石龙先生正，昌耀签售，94.9.11”的字样，并有昌耀的一枚印迹。到我写下这些文字时，那本《命运之书》陪我整整走过20年时光。
“8月下旬，踏上了去青藏高原的路，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为了一家经济类报纸在西宁的采访，周六下午，采访完毕的我开始打电话寻找昌耀的行踪，一直未能觅到。记得1994年去江南，在扬州师院拜访叶橹老师，叶老师就让我多关注昌耀。在南京火车站，石龙将心仪的有昌耀亲自签名的《命运之书》送给我。
傍晚，暮气已沉沉地笼罩在高原古城，我和《青海经济日报》的记者刘芳穿行在西宁的许多小巷道里，像一对没头的苍蝇找寻着昌耀的住所，在省作协的小院里还真遇上了小说里才能读到的情节。我问里面的一家房户：‘这里有没有作协的昌耀。”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没有作鞋（协）的，收破烂的多。’两人最终在疲倦与失望中结束了对昌耀的找寻（不料，两年后，这位诗歌巨匠的去世，使我的这次高原之行竟成了我对他追思的一种缘由）。”
——这是我的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中《1990—2000，一份与诗歌有关的私人笔记/档案》里的一段话，它清楚地记录了我对昌耀最初的敬仰，而叶橹曾于1988年受《诗刊》之牧，撰写并发表过题为《杜鹃啼血与精卫填海——论昌耀的诗》的诗评。——“有着像他那样的生活经历和命运的诗人不能说为数很少，但能够像他那样真正把诗与生命融为一体的人的确不多。” 2000年，我的工作调动到了贺兰山下的宁夏，和青海之间横着一个大甘肃，原以为和青海的关系会淡漠。没想到，《青海之书》《青海湖》等书的创作，让我常常朝辞贺兰山，暮至湟水边。我追寻着昌耀在青海的足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走过，无论是西宁西大街，还是贵德县的渡口边，无论是祁连县的牛心山下，还是共和县的切吉农场，这样的追寻总有遗憾。比如，我从三塔拉离开214国道向西而行，沿着共和县和兴海县交界地带，经过塘格木镇前往切吉乡，到达那片辽阔的草原之前，在百度地图上，能够清晰地搜索到新哲农场一大队、一中队、八中队、九中队，就是找不到五中队，问当地人，没人能够给我提供答案。一次，在坊间听说昌耀曾在都兰县的香日德农场“劳改”过，利用去香日德采访当年进藏运粮的驼工机会，问询昌耀在此的事情，也是沒人知道。曾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期间就此事问询过《昌耀评传》的作者燎原，没有确切答案，后来看著名诗人陈东东（我2003年孤身一人进藏探寻西夏后裔回到拉萨时，曾一起转过八廓街、喝酒）发表在2016年1期《收获》上的《斯人昌耀》，也是只字未提及昌耀和香日德的关系;再后来，看到学者张颖的《昌耀文学年表》后，才确认坊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或许是因为昌耀“劳改”的新哲农场在共和县靠近都兰县，而香日德农场当年的名气大，很多人就以为昌耀是在香日德的。
2009年9月16日，为了帮我更多地了解昌耀，时任本书第一版的责任编辑马非在青海人民出版社他的办公室里，郑重地将2000年出版的《昌耀诗歌总集》交付与我，这是我看到的、见证昌耀在中国新诗史上作为一座高峰的另一份证词，这是昌耀交付给青海的一份答卷，也是他交付给中国诗歌的一份回报。
一生落寞的昌耀总是在青海高地上默默地做着一个优秀诗人该做的事情，他因为不幸的婚姻所羁而苦恼，因为生活的拮据而无法出席被邀请的诗会、因为病痛折磨而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痛楚、因为给晚年生活带来红润之光的恋情被腰斩而无奈，和那些获得众多奖项的诗人不同，他因病痛折磨地无法离床行走了，才获得了一份中国诗歌奖;他以自己的诗歌实践侧证了中国诗歌的一个现象：那些优秀而低调甚至卑微活着的优秀诗人，很少能得到权威话语关注，这和那些广场诗人、会议诗人、颂歌诗人的命运有着很大差别。还好，昌耀平反之后，能得到邵燕祥、韩作荣、骆一禾等诗歌编辑的青睐。昌耀就像一头被困在高原深处的雪豹，这些编辑以自己的眼光和行动，证明了一个优秀的诗人在被喧嚣的诗坛淹没与浮出之间，只差天才捕手，是这些捕手“猎获”到他。
再厚的积雪，也无法覆盖春阳下的青草，昌耀的诗歌成就与实力已经自信地走进了中国诗歌史，诗歌界与评论界逐步在拓展着对昌耀的认识。但这条路确实走得崎岖，不是那种出于纯粹的学术喂养而是出于真诚的敬仰而关注者依然寥寥。昌耀早在1991年时，就将一个装有自己伤残军人证等个人材料、珍贵诗稿的箱子托付给评论家燎原，这是中国诗坛上诗人将信任交付给评论家的一道夺目的亮光。燎原没有辜负这种信任，他在昌耀活着时就在《西部大陆的生命史传》中指出：“昌耀至今仍不断考验着我们阅读的耐力与能力。当与其同龄或同时代的诗人大都从诗坛离去，他的创作由‘胆汁型’的苦涩沉毅结成的敛风云火焰于内心而岿然不动的定力，仍持续促就着其诗歌块体状的大力派生。而由他鼎现的诗歌的高原大陆架，至今仍是不可复制的奇迹。”他是青海不多、中国也不多的，在昌耀生前就敏锐地捕捉到昌耀诗歌光芒的人，是真正应该令后来甚至今日在消费心理驱使下以昌耀之名举办诗歌奖的那些诗歌活动家与隔靴搔痒般消费昌耀的诗评家汗颜的。燎原后来移居到威海，但对昌耀的关注与评论一直如唐古拉山上的雪，常年静静地落，静静地发出只有仰视那里的眼睛才能看见的光。2003年10月，我们通信时还谈及昌耀在中国诗坛不该的冷落和冷寂，他曾将自己的《地图与背景》寄予我，里面就有他对昌耀的几篇评论。
四
2008年8月8日，历经一年多精心修建的湟源丹噶尔昌耀诗歌馆，在参加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的两百多位中外诗人的见证下，正式揭牌开馆。
纪念馆位于湟源第一小学旧址内，我身上带的证件完全可以不用买票就能进去，但我还是走到售票窗口，购买了一张20元的门票，一是想将其作为一种纪念，二是对诗人的一种敬意。从古老的石门缓缓拾级而上，转过两道门，一尊汉白玉的诗人像出现了。上午的阳光，细细地、温暖地洒在上面，我的心突然间冷了起来：他生前一直被来自高原的、来自人为的寒意包裹着，照到他身上的、照进心田的阳光，有几缕呢？青海不是他的出生地，但在他的眼里，青海是他的家乡和灵魂归宿地，青海是他的炼狱也是他的天堂，他在这里完成了给中国诗歌界的一份近乎完美的答卷，青海也给了他流放之后的创作灵感和精神财富，他和青海互相成就。
这是湟源乃至青海给诗人在天之灵的抚慰，我无意质疑这种抚慰到来的时间之迟早，甚至无意质疑这种抚慰里究竟有多少真诚，我只是念叨着菲茨杰拉德的那句话：“让我们学会在一个人的生前对他表示我们的友谊和关怀，而不是在他死去。”但愿那些走进诗歌馆的人们，能够记住，青海养育了、成就了这样一位诗歌大师，留下了一片照彻21世纪诗歌的天空。2014年9月24日，为了创作《青海湖》一书，我专程再次来到昌耀诗歌纪念馆，20元的门票收入和昌耀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坚持买票，除了拜读他的诗歌外，这是我献给他的唯一的礼敬之举了。整个纪念馆内，静悄悄的，古城的游客不少，但几乎没人来到这里，这是中国诗歌的真实写照，也是昌耀去世后的一种真实写照。我静静地，怕惊扰他一般，慢慢地在诗人用过的物品、获过的奖项、手稿前，任凭自己的敬意澎湃成河，如不远处的巴彦河一样缓缓流过。20年前，我们隔着千里之遥，高原和沙漠之间，诗音是两个落寞诗人唯一的桥梁;20年后，我们隔着两个世界，红尘与天堂之间，还有一座怎样的桥梁能出现？那时，我任凭泪水落下，真想动声大哭，然而没有，不是怕管理人员过来指责，不是怕偶有游客进来笑话，怕惊扰了那颗伟大而安静的诗魂。隔着冰冷的玻璃柜，那些诗人生前的遗物，冷冷的，或许在拒绝任何一个平庸的造访者。它们知道，300个平庸的造访者的纷扰不如一个诗人宁静中的礼敬，300个“到此一游”的游客增加给这里的热闹，不如一头牦牛远远的静视。 走出纪念馆，我缓缓地走到院落中间的那尊诗人雕像前，恭恭敬敬地三鞠躬。我还能怎样？我拜祭完昌耀诗歌馆两年后，首届昌耀诗歌奖启动，至今连续举办了三届，第三届是在2020年举办的，我接到了这届活动组委会的邀请，但我拒绝了！首先是觉得不配参加这个活动，不知道昌耀在地下如何看待这样的奖项，但我深知贫困了一生的昌耀，看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诗歌奖项，看到那些带着京城或内地人的优越感，带着赶场子的心态，坐着飞机高铁而来，享受着主办单位提供的服务，喝着赞助单位提供的高档酒，不知作何想？
你可以写不好诗歌，但你不能不对一个优秀诗人礼敬！
从贺兰山到祁连山下，从银川到西宁，我意外地“遇见”了两个都因诗获罪的人，前一个是1957年7月，在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了诗歌《大风歌》的张贤亮，另一个便是同样在这一年因为诗歌《车轮》和《野羊》获罪的昌耀，我曾经写过《栖居在记忆枝头的微笑》一文，追怀过张贤亮先生。同样是时代的“罪徒”，平反后的张贤亮先生官至宁夏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无论是政治荣誉、物质生活甚至情感生活，命运在张贤亮的后半生给了他足够补偿，而命运对平反后的昌耀并没给以起码的补偿，而若论两者的文学成就，你能说谁大谁小？
我想将自己写于20世纪90年代晚期发表在《西宁晚报》上的一首诗歌（有改动）留在这个章节的最后，以当年至今未变的心境，献给尊敬的昌耀先生——
巨鸟栖落大十字
在西宁的大十字，我看四季的雪如诗飘落
——献给昌耀
巨鸟敛翅，像牦牛走回草场
像蜜蜂熟眠在花蕊的梦里
时针从子夜隧道爬出的黑色之香
头戴荆冠，交接指令
我替唐古特，许配你红颜三千
或煮茶，或放牛，或谈诗歌
或生孩子，或替你上诉
比雪还白的是诗人的远望
流放岁月的证词，夜过湟水
一把刀，切断雨从云来的路
像一场雪，横在日月山的额头
镂刻着夜班车的长度
时代瓷器的釉光，蜡烛般暗淡
大十字，汽车穿过城市的喉道
阿尼玛卿的哈达捆着虫草而来
祁连山，解开甘青的衣襟
向前，青藏有无数完整的云彩落雪降雨
向后，地铁在城市的腹腔里环状飞行
在西宁，巨鸟眠进命定的窠巢
您无法以咳喘唤醒这个城市的黎明
沏茶、阅读、写作、接待异乡来的诗人
您隔着一张待写的白纸
听见群山送来玻璃般的积雪回响
接纳一个异乡诗歌少年途经西宁时
在夜晚写下的这些敬意
唐荣尧 诗人、作家、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银川市作家协会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出版诗集《腾格里之南的幻像》，散文集《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西夏帝国传奇》《王族的背影》《西夏王朝》《神秘的西夏》《宁夏之书》《青海之书》《西夏陵》《大河遠上》《青海湖》《中国新天府》《贺兰山，一部立着的史诗》《消失的帝国》《西夏史》《中国回族》《月光下的微笑》《青草间的信仰》等20多部人文专著。目前，在贺兰山下专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