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病人看病时，总认为医生会对症下药，给予最好的治疗，其实不然……
　　就像胖子是食品公司的目标客户，医生则是医疗和制药公司的目标客户。
　　医院、健康保险公司，有时甚至是医生，其利润基本来源于病人所吃的药或接受的治疗，但这些药和治疗未必是对病人最好的治疗方式。不同的医生对相同疾病开出的处方甚至既然不同，这完全取决于哪一家药品公司在他们的区域有支配性的市场占有率。
　　当代医疗科技和药品的发展可以说一日千里，往往医学院学生还没毕业，原有的医学知识已经过时。实践中，医疗医药公司雇用的大量销售代表——他们担当了为执业医生普及最新药物和治疗方式的“重任”。所谓“联络员”，就是“迷人、高薪，年轻异性”的婉转称呼。联络员大方地送出免费试用品，并按照医院或医生促销该公司产品全额的多寡，给其巨额回扣。医生及家人经常收到来自高级餐厅、游轮的邀请，以及受邀参加各种观光旅游。他们就是在那里利用纳税人的钱“学习”新的产品知识。
　　虽然药品公司振振有词，药品价格昂贵是因为研发成本很高，但实际上，药品公司的营销费用远远高于研发成本。需要指出的是，在美国，药厂推出新药所需的研发费用，大部分来自联邦政府对大学、医学院和国家健康局的补助。
　　当患者支付昂贵的处方药费时，药费中也包含着厂商的营销费用，制药厂商用这笔钱利诱医生在对患者用比较贵的品牌药，而不是价格较低的普通药。药厂的利润通常来自过时的品牌药，这些药都是病人多年前第一次发病时所开的。而后長期需要服用的药，药厂会尽量避免告知客户和医生市场上最新的改良药，因为药厂担心患者要求医生更换处方内容时，会将现有的客户拱手让给竞争者。普通药有时候比品牌药更安全或更有效，因为普通药使用普遍，往往包含最新的改良配方。
　　近年来，药品公司也开始通过形象广告直接向消费者展开攻势，推销方法与食品公司如出一辙。这些广告的处方药虽然只能依照医生的处方合理调配，但病人已认定广告中这些品牌药是良药，而要求医生开这些品牌药处方。如果医生拒绝，这些病人大不了另找一位愿意配合的医生。
　　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医生已经沦为大型跨国医疗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的“御用技术分配师”，这些企业在利润和患者利益的天平上，总是把利润放得高高在上。
　　以上种种行为导致美国的药价畸高，以致每年大约有22%的处方药是病人无力负担的。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每个月要在处方药上花300美元，成为最大的个人开销，数百万人被迫在食物或药物之间艰难抉择。在美国一般医疗保险只支付医生的诊费，通常不包括处方药。
　　该问题以及其他诸种难题，使发达国家医疗救助制度面临两个积重难返的后遗症，这两大难题是经济而非科学问题。
　　1．对医疗提供者而言，生产消费者一生都需要的产品，比生产只使用一次的产品更有利可图。这意味着研发经费将用在治疗外在病症而不是根治病因的研究上。
　　2．支付医疗费的第三方——保险公司和真正付钱的雇主，与员工的健康没有长期的财务利害关系。大多数个人几乎无须直接负担或只需支付很少的医疗费用，而且几乎所有预防疾病的费用（如健身、维生素、营养补充品）都不在理赔范围内。
　　美国健康保险制度的付费方式缺乏实用性，整个制度毋宁说是劫贫济富。
　　在美国，年产值1.3万亿美元的食品产业和年产值2万亿美元的医疗疾病产业由数千家公司组成。这些公司都遵循着一样的经济法则，步调一致地行动，好像是一个巨大阴谋机构的一部分。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财富第五波——未来5年世界与中国财富大趋势》 作者：[美]保罗·皮尔泽 译者：路卫军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