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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讲到了几组重要的数字:
“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时刻,脱贫攻坚的每一组数字,都蕴含着无数的故事、承载着巨大的情感。今天,我们一起走近“一亿分之一”的真实生活。
如果把中国贫困地区脱贫的前后情形对比一下,会有多么惊人!
四川南部县铺子垭村,村民曾经的住房大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土木结构的土坯房,散、乱、差、危;现在,一排排砖瓦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山丘上。2002年,广西隆安县龙念村村民要到村头水柜去取水;2014年,他们已经在家门口就可以用自来水洗刷碗筷了。2019年,贵州天柱县的贫困户龙春燕一家6口搬出山区,住进了安置新区C8栋一单元16楼2号。
这不是几家几户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近1亿贫困人口都在经历类似的改变。
时间回溯到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把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中国新的贫困标准。
标准一上调,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一下子由2010年的2700万增加到9000多万。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貧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
全面脱贫,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确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习近平在峰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将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黄土漫漫、沟壑纵横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孩子们嬉戏时喜欢唱一首歌谣:“一看房,二看牛和羊,三看劳力强不强,四看儿女上学堂。”
歌谣唱的,是当地扶贫部门总结出的简便实用的贫困户识别办法。西海固地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市)的统称,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根据当地的识别标准,固原市马泉村的72岁老人王文被列为贫困户。政府帮他建起54平方米的新房,新房铺了地板砖,安装了防盗门、塑钢窗、太阳能热水器,新房总造价5.96万元,王文自己只出了1.4万元。村干部还给他送来150只扶贫鸡,又连夜送来了新的鸡笼。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曾说:“我曾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人口和我们的贫困人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房子住、没饭吃。”
中国把吃饭线作为贫困线,早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当时的贫困线是以卡路里计算得出的。几十年间,中国的贫困标准一直在调整。2000年为年人均纯收入865元,2007年为年人均纯收入1067元,2011年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
中国的贫困标准和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相比,是高还是低呢?2015年12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的贫困标准,每年根据物价指数、生活指数等变化,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2019年,中国的贫困标准再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标准。
目前,中国扶贫已经发展到了多维度,不仅保障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使贫困人口获得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贫困人口“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也有了保障。
“扶贫之前,穷、偏、远,不信任!摘帽之后,信任,感激,想发展。”
广西纪监委干部上官炜驻六音村三年,形容这个贫困村摘帽前后的变化,用了这几个词。
广西纪监委定点帮扶的百色市田林县,被人戏称为广西的“省尾”之一,地处西南边陲与云南接壤的大山里。其中六音村,地处海拔700多米,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虽然距离县城只有80多公里,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2015年识别出41户贫困户、163名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2%。
刚上任六音村第一书记的时候,上官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精准识别贫困户。于是,上官炜精心准备,白天入村识别,计划晚上召开村民大会作动员,并选取评议代表。可当晚一走进课堂,他惊呆了,六音村90户人家,才到了20来户,来的还都不是一家之主。按道理,识别贫困户和每家利益相关,为什么村民都不关心呢?
上官炜后来了解到,由于偏远闭塞,六音村村民与外面世界联系很少,生活节奏慢,脱贫致富的意愿不強,思想也跟不上。再加上以前的扶贫成效不好、识别不精准,有些优惠政策没有产生实效,村民也就对扶贫没什么“感觉”了。
上官炜对症下药,通过精准识别、产业扶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帮助村民“逆袭”。当时有个48岁的贫困户王光辉,学历低,又无一技之长,在外打零工,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艰难支撑着三个孩子的学费。后来在上官炜的引导下,他学会了养猪,2017年初,他的第一批生猪全部订购一空,纯收入两万多元。
看到王光辉赚了钱,其他村民也都跃跃欲试。目前,六音村多个户贫困户通过养猪成功脱贫致富,生猪、油茶、芒果等特色产业覆盖95%以上的贫困户,从前那个贫困村已经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这个摘帽后的村子,上官炜有种很直观的感觉,那就是村民不光是生活水平提高,和外界联系多了,思想活络了,都懂得想法子赚钱,也愿意外出打工,思想脱胎换骨了。
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统计显示,继2019年底西藏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后,截至2020年2月底,河北、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陕西等8个省市的所有贫困县也宣布摘帽。但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03-09)
“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中国作为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正在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时刻,脱贫攻坚的每一组数字,都蕴含着无数的故事、承载着巨大的情感。今天,我们一起走近“一亿分之一”的真实生活。
生活的改变在悄然间发生
如果把中国贫困地区脱贫的前后情形对比一下,会有多么惊人!
四川南部县铺子垭村,村民曾经的住房大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的土木结构的土坯房,散、乱、差、危;现在,一排排砖瓦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山丘上。2002年,广西隆安县龙念村村民要到村头水柜去取水;2014年,他们已经在家门口就可以用自来水洗刷碗筷了。2019年,贵州天柱县的贫困户龙春燕一家6口搬出山区,住进了安置新区C8栋一单元16楼2号。
这不是几家几户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近1亿贫困人口都在经历类似的改变。
时间回溯到2011年11月29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作出决定,把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中国新的贫困标准。
标准一上调,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一下子由2010年的2700万增加到9000多万。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貧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
全面脱贫,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2015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发展议程,确立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在世界所有人口中消除极端贫穷”。习近平在峰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将以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己任。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我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贫困线早已不是吃饭线
黄土漫漫、沟壑纵横的宁夏西海固地区,孩子们嬉戏时喜欢唱一首歌谣:“一看房,二看牛和羊,三看劳力强不强,四看儿女上学堂。”
歌谣唱的,是当地扶贫部门总结出的简便实用的贫困户识别办法。西海固地区位于宁夏南部,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市)的统称,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根据当地的识别标准,固原市马泉村的72岁老人王文被列为贫困户。政府帮他建起54平方米的新房,新房铺了地板砖,安装了防盗门、塑钢窗、太阳能热水器,新房总造价5.96万元,王文自己只出了1.4万元。村干部还给他送来150只扶贫鸡,又连夜送来了新的鸡笼。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曾说:“我曾碰到过一位去过贵州贫困地区考察的印度尼西亚学者,他说你们的贫困人口和我们的贫困人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们的贫困人口除了有自己的房子,吃饭还有三菜一汤,我们的贫困人口就是没房子住、没饭吃。”
中国把吃饭线作为贫困线,早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当时的贫困线是以卡路里计算得出的。几十年间,中国的贫困标准一直在调整。2000年为年人均纯收入865元,2007年为年人均纯收入1067元,2011年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
中国的贫困标准和国际通行的贫困标准相比,是高还是低呢?2015年12月,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的贫困标准,每年根据物价指数、生活指数等变化,进行相应的动态调整。”2019年,中国的贫困标准再提高到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相当于每天2.2美元,略高于世界银行1.9美元的贫困标准。
目前,中国扶贫已经发展到了多维度,不仅保障贫困人口的吃饭问题,还要使贫困人口获得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贫困人口“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等也有了保障。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扶贫之前,穷、偏、远,不信任!摘帽之后,信任,感激,想发展。”
广西纪监委干部上官炜驻六音村三年,形容这个贫困村摘帽前后的变化,用了这几个词。
广西纪监委定点帮扶的百色市田林县,被人戏称为广西的“省尾”之一,地处西南边陲与云南接壤的大山里。其中六音村,地处海拔700多米,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虽然距离县城只有80多公里,但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2015年识别出41户贫困户、163名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2%。
刚上任六音村第一书记的时候,上官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精准识别贫困户。于是,上官炜精心准备,白天入村识别,计划晚上召开村民大会作动员,并选取评议代表。可当晚一走进课堂,他惊呆了,六音村90户人家,才到了20来户,来的还都不是一家之主。按道理,识别贫困户和每家利益相关,为什么村民都不关心呢?
上官炜后来了解到,由于偏远闭塞,六音村村民与外面世界联系很少,生活节奏慢,脱贫致富的意愿不強,思想也跟不上。再加上以前的扶贫成效不好、识别不精准,有些优惠政策没有产生实效,村民也就对扶贫没什么“感觉”了。
上官炜对症下药,通过精准识别、产业扶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帮助村民“逆袭”。当时有个48岁的贫困户王光辉,学历低,又无一技之长,在外打零工,用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艰难支撑着三个孩子的学费。后来在上官炜的引导下,他学会了养猪,2017年初,他的第一批生猪全部订购一空,纯收入两万多元。
看到王光辉赚了钱,其他村民也都跃跃欲试。目前,六音村多个户贫困户通过养猪成功脱贫致富,生猪、油茶、芒果等特色产业覆盖95%以上的贫困户,从前那个贫困村已经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这个摘帽后的村子,上官炜有种很直观的感觉,那就是村民不光是生活水平提高,和外界联系多了,思想活络了,都懂得想法子赚钱,也愿意外出打工,思想脱胎换骨了。
国务院扶贫办最新统计显示,继2019年底西藏宣布所有贫困县摘帽后,截至2020年2月底,河北、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南、海南、重庆、陕西等8个省市的所有贫困县也宣布摘帽。但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