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专毕业的何超在同学的劝说下进了富士康。他欠这个同学3000块钱，但当时富士康名声很臭，“14连跳”余波未平，何超打算只干两个月就走人，把钱还了，再挣点生活费。
　　他没想到自己一干就八年。八年前的国字脸变成了大圆脸，青葱少年变成了油腻大叔，小目标从还3000块钱变成了今年赚50万元。
　　底气这么足的原因是，除了工资，他还有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给东家招工。每推荐一名员工，他就能够拿到一笔奖金，奖金数额视不同部门而定。他在快手平台有1.9万粉丝，经常在快手上招人。为了多招到人，他甚至开始研究微信小程序。
　　不过最近他的时间开始变得更加紧张。他要上富士康内部组织的“晋升培训考试”课程。课程内容有关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工业4.0。一周四节，上下午各两小时。“底子太差，听着懵，”他对《财经》记者说，“什么都听不懂，总想睡觉。”八年了，从普工一步一步做起，他已经在“预师4”这个职级上徘徊一年之久，要想再上一级，他得听进去，得通过考试。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也是制造领域向数字化转型走得最激进的一个。去年6月，富士康工业富联（601138.SH）在A股上市。上市后股价一路飙红，这跟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概念有极大关系。
　　机器换人、工业互联、中国Predix（GE推出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富士康的战略变化已经开始传导到一线工人。近年，富士康每年投入上萬机器人。2016年5月，富士康利用机器人技术，将昆山工人数从11万减少到5万，直接减掉6万工人。
　　在机器换人的自动化浪潮中，有人主动或被迫离开，有人留了下来，何超是留下来的一员。在富士康，他从生产线跳到技术部，又进一步接触自动化技术，从摸索到热爱，成功转型为一名熟练技术工人。
　　时代的车轮不可阻挡，越来越多的简单劳动将被机器人替代。如何避免丢失工作，在新一轮的职业分工中找到安身之所，是每个工人必将面临的职业课题乃至生存课题。

三连跳

　　在塑料艺术组装厂待了两天，何超就知道被坑了。产线上，工作必须戴口罩、穿连体衣和靴子，这是一个只有花钱才有人愿意拉人进去的部门。他原本只想干两个月，一口气撑到了2011年底，遇上生产技术部内招技术员。
　　何超花两块钱从观澜富士康门外的打印店买了一份空白简历，投给技术部组长。一整条产线上的普工都笑话他，说他没希望。半个多月没有结果，连他自己都要放弃的时候，产线线长通知他，去技术部办公室面试。
　　线长再次表达了嘲讽，并要求他利用午休的15分钟去面试，因为正常工作时间没人顶岗。没过半小时，技术部的课长直接穿工作时的红色连体衣找到何超。先把线长斥责一番，后带何超到自己办公室。
　　面试的这位课长气场太强，何超强装镇定，内心慌张无措。课长只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来技术部干技术员？”他回答得朴素真实，“技术员挣得多，我不想一直干作业员，整天跟机器人一样。”
　　何超需要钱。中专毕业后，他赌博欠下三四十万元，决心还清。为了多赚钱，什么都敢尝试。
　　起初，他摆地摊卖手机。为了提升销量，何超专门分期付款买了一台联想笔记本。他的客户是20岁左右的打工仔，下班经过市场会围观买手机。“手机里经常要下载黄片才好卖”，这是他得出的经验。
　　后来，手机生意惨淡，何超又去跟船。中介公司声称月薪可达6000元，多时过万。跟船被当地人视为“阴功”（广东话，造孽），都说在船上染病要被扔进海里，出海会遭遇抢劫，遇上台风可能丧命。特别想摆脱窘境，一夜暴富的他没有过多犹豫就上了船。不过，在江门和中山之间的小岛上培训时，他随身的钱财都被抢了，吓得他赶紧离开。
　　何超最后还是如愿进了技术部。
　　2012年初，技术部成立自动化导入课，整个部门挑选10人进自动化组，为两年后的“百万机器人计划”做准备。何超被选中了。他揣测，可能是因为自己平时表现不错。
　　当时，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装配100万台机械手臂，在5年-10年内完成首批自动化的工厂。这件事情，后来被外界视为富士康数字化转型的前兆。
　　技术部共200多人，进不进组工资都一样，和很多想进去的人一样，何超想玩机器人。

排斥机器人

　　刚进自动化组，何超就失望了。
　　“就是一个像手臂的设备，也没个人样，怎么着应该长得有点像人才行。”他说。机器人不仅没头没脸，还拖着一个大箱子（控制箱）和示教器（进行机器人的手动操纵、程序编写、参数配置以及监控用的手持装置）。不过，何超的工作确实开始变得有技术含量了，不再像机器人一样重复一切，而是与机器人相关的一切打交道。
　　一开始，课长带队，10人一起做机器人导入工作。跟着大老板干，何超不敢偷懒。现场导师培训理论、实操，考初级操作证和中级操作证，后来又钻研CCD（Charge Coupled Device，电荷藕合器件图像传感器）。尽管现在看着毫无兴趣，忘得差不多了，那时的何超，“天天背程式，记代码，感觉很神奇”。
　　工资低却充实，那个时段成了他在富士康技术进步最快的时候。
　　要想升资位，就得调来调去。2014年，何超由观澜富士康调任廊坊富士康，2016年又调回龙华富士康自动化开发处。课长调任到哪里，就把何超带到哪里。
　　“遇到好主管，看得起我。”何超想了想又说，“不过我也确实蛮拼的，别人办不了的事我可以搞定。”新开发的设备一直不能导入生产线，何超过去，不到一个月就搞定。“不是设备问题，而是生产主管不配合。” 　　产线上的生产主管排斥自动化设备。何超说，很多时候，自动化设备一导入，产线主管手下的员工数就要减少，甚至可能成为光杆司令。有的被调到其他部门当小弟，有的直接资遣（资金遣散）。何超不跟生产主管现场掐架，他直接找对方厂长沟通。
　　导入、维护、开发，基本熟悉一遍后，现在，何超一个月进不了一次车间。职级稳步上升，进部门时还是员3，目前是预师4，兼任组长。他开始负责整个案子的进度，远程操控。在办公室盯着电脑等数据，做计划出试车（对机台进行系列验证）报告，详述自动化设备节省了多少人力，提升了多少效率。
　　吸取产线管理模式的教训，何超学会了“以德服人”。带领十几号人的团队，下面的兄弟经常犯大大小小的错误，何超一般会帮忙顶下来。有次，他让几个大专班工程师去搬设备，被厂区的安管抓到没穿劳保鞋拉叉车，连人带厂牌扣在外面。
　　何超考虑到几个人还未转正，记过会影响转正后的底薪，便直接让安管把过记在他一人头上。何超认为，这种时候，“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是一个团队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后来，何超找了关系，记过污点只挂了三个月就消除了。
　　也有危险的事情发生。设备开发出来，需要大批量现场安装。有次架机时，何超像往常一样将机器控制电路接好，正常试跑没问题。他把插板拔出来接好再插回去，准备离开时，“扶了一下机械臂，直接被电倒，地线都冒烟了”。何超什么都来不及想，在地上抖了几十秒，起不来，也说不出话。
　　刚开始进部门，何超确实对自动化感兴趣，后来变成了他的工作。“如果不去学习，根本胜任不了，没有办法在这个部门立足。被逼着一步一步走，大家都在进步，一个人后退，早晚都会被淘汰。”何超庆幸自己赶上了这股潮流，还没被拍死在沙滩上。

习惯成“爱”

　　2014年，观澜自动化部门接到最大的案子——观澜富士康无人工厂。虽然称为无人工厂，其实是一个无人车间。在一整条完整的流水线上，用铁板隔出一个空间作为车间。条机等设备和技术由自动化部门协助，廊坊团队过来主导。
　　一开始做实验，第一条自动化项目跑稳了，他们又尝试第二条，第一条派人维护。“一排投料口，员工将料盘放在口上，送料机传送进去。做完以后，机器人自动送出来。”提示灯会响应，提示员工过来取料。
　　一旦出现故障，报警灯会响，触屏也会显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什么原因。何超回忆说，“一开始，故障率还蛮高，需要继续检修。”后来经过多次改造，故障率变低。很多时候，“就算出问题也不用进车间，可以直接在外面解决”。
　　机器人身上有伺服电机（工业机器人动力系统，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一般安装于机器人关节处），通过控制伺服控制器，控制机器人旋转的角度和位置。“设定一个数值，可以很精准地控制机器人旋转多少角度，再旋转回来。”
　　车间内，机器人整齐排列，像工人一样协调作业。“第一个机器人把这道工序做好了，第二个机器人做下一道工序，以此类推。”何超称，无人车间承担的工序比较简单，能够全面机械化。“如果是工序比较复杂的车间，以现在的自动化水平，肯定达不到要求。”类似的无人工厂或熄灯工厂，富士康陆续在昆山、郑州、成都、太原等地运行。
　　何超介绍称，ABB（瑞士电力和自动化技术公司）的机器人太贵，过保后维修收费，他们用富士康内部研发的机器人Auto bot。自动化开发处负责将这些机器人导入苹果、惠普等生产线。至于自动化节省多少成本，何超对《财经》记者说，“至少50%以上，不然方案就会被PASS。”
　　工业富联2018年度报告显示，深圳的“熄灯工厂”内，改造后的生产线从318个工作人员，降至38个工作人员，生产效率提升30%，库存周期降低15%。整个2018年，富士康完成改造的“熄灯工厂”共实现营收47.66亿元。其中，产能提升18%，人力耗用减少84%，实现每百万营收制造费用降低11%，管理费用降低8%。
　　富士康的“熄灯工厂”，以自动化导入为前提，以数据采集为基础，以工业大数据及工业人工智能为核心。推行自动化以来，何超明显感觉节省了很多人力。自动化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产线员工则越来越少。何超并不懂得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处在了数字化链条的最底端，但是，他确实学到了：一些没接触过的新设备，看一眼大概就懂。类似的设备基本知道原理，甚至能够模仿出来马上调试。
　　“我们的技术一点都不高大上，但我们有实战经验啊！”闲暇时候，何超用车间内的各种小东西，制作了一个抢红包的小机器。制作用了两天时间，是个PLC（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的伺服电机，红色、绿色的数据线交错，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小机构伸出来的部分，像缝纫机装上了指头粗细的针管，下接圆形金属面板。“这也是一个自动化，最简单的自动化。”一做完，他就打开手机微信给大家演示。红包一出来，小机构小鸡啄米似的哆哆地敲击手机屏幕，抢到了5元红包，何超成就感十足。他说，理论课太高深，现场运用使他真正学会自动化。

谁会被取代？

　　在富士康，长久是一个奢侈品，人们习惯了相遇又分开。
　　2012年5月，10人团队中，做得最差的两个人被淘汰了。何超和剩下的人更加勤奋了。后来证明他们的勤奋是对的，剩下的这些人后来也有离开的，他们不是被淘汰走的，而是被其他公司挖走了。
　　孙诚是富士康的IE（Industry Engineer）工程师，今年春天，他被比亚迪挖走了。苹果订单下降，他预测加班会减少，工资会缩水。另外，他走到師3 （师级员工共14级，郭台铭是师14）的分叉口，师4以上是富士康的稳定结构、中坚力量，师3以下是流水的兵。
　　在富士康，孙诚第一年架设生产线，第二年是干这个，第三年还是干这个。他觉得一直架设生产线，职位过窄。很多年轻人进富士康，就是为了历练，再跳槽寻求高薪工作。孙诚是其中一个。 　　他走得悄无声息。富士康不缺人，用两种方式干掉人工。一种是高屋建瓴的、大而先进的名词和战略，比如机器人进来，人可能要减少；另一种是更加原始的策略，以更大量的季节性招工，中间人员协离（协商离职）为主要方式。
　　旺季扩招，季节工涌入；淡季收缩，季节工挤出。这让富士康像海绵一样灵活，按需缩放。而这个数量，小到几万，大到十几万。工人们不会感激郭台铭的机器换人，他们本来就是按季节迁徙的候鸟，但机器人的加入，让他们的流动性更大了。
　　3月是富士康的淡季，普工刘磊从一个半自动化流水线上离开了，工龄刚好一年，是个员1。他所在的车间，一条线原本需要50个-60个人，现在只要20个人，增加了一些修机工程师。他对《财经》记者说，“看不到未来，工作一年是月光，工作十年二十年依然是月光。”
　　4月18日，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既推动就业升级，也带来新增就业。每100个就业人口，72个为升级原有就业，28个为新增就业。同时，技术性失业风险凸显。制造业领域，自动化升级浪潮引发失业。
　　离开富士康后，刘磊去当了快递员。
　　早前，富士康自动化技术发展委员会总经理戴家鹏曾表示，自动化分三个阶段推动，分别是工站自动化、整条生产线自动化和整场自动化，由点及线到面，最终实现工厂整体的全自动化运作。
　　机器人不稳定、精确度乏善可陈，很多复杂工序仍需人工操作，富士康的“百万机器人计划”最后没能如期完成，不过这不影响它继续向前。2018年6月8日，工业富联登陆A股，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业务必然加速自动化进程。
　　“很多在富士康的一线员工抱怨被淘汰，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去改变，怪不得别人，哪里都不缺这种人。”何超认为，这是自己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富士康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也养活了几十万像我这种没有学历又没有背景的普通农民工。”
　　國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2017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上涨了50%。富士康的用工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富士康打算今年内将一部分iPhone的生产转移至印度。
　　工人们焦虑工厂的迁徙，多过被机器替代。何超不焦虑。他说，“离开富士康，我可以画普通的机械图，搞机械加工，自动化导入，到新平台直接带队。”
　　不过，他还是觉得自己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刻。晋级培训考试，要么上，要么下。培训课程知识听不进去，何超说，近日有比亚迪人员过来挖他，“如果考试挂了，富士康待不下去，就去比亚迪”。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