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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侯咏导演的电影《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小说和电影是不同的艺术形式,改编为电影后,女性命运由原来的宿命式轮回变为了成长式的突破,叙事格调也从小说中的阴冷晦暗变得积极明快,原来小说的个人言说在电影中变成了适合大众接受的伦理诉求。无论是忠实于原著还是在原著基础上有了创新,只要能给受众带来美的享受,就是成功的艺术作品。
[关键词] 女性命运 叙事格调 电影改编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美学特征各自独立的艺术形式,但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影作为一种相对较为年轻的艺术形式经常从文学中获取必要的创作营养,尤其是早期的电影,更是与文学戏剧等古老的艺术形式关系密切,以至于一直以来,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之辩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然而,无论理论界有何争议,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改编成电影且佳作迭出却也是创作界的事实。所以,比较原著与电影的异同,对于寻找电影创作规律、提高电影作品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侯咏导演的电影《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妇女生活》。与原著一样,电影也讲述了一家三代女性的生活经历,却在叙事主题上呈现出了与原著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究其原因,除了电影与文学在创作语言上的不同导致的风格差异,也与导演自身的表达意图和电影的市场诉求有关。
首先,女性命运从宿命式的轮回到成长式的突破。
在原小说中,苏童刻画了祖孙三代三位女性人物,她们都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于是不断挣扎想要改变现状,但是无论她们怎样努力,最终都逃不出命运的悲剧。但是在电影《茉莉花开》中,虽然三位女性也都命运多舛,但是她们从未放弃努力,从一开始的怨天尤人到后来的自立自强,三位女性的命运不再是原小说中自怨自艾的悲剧式轮回,而成为不断成长不断认清自我螺旋式上升的成长突破。
在小说中,娴、芝、箫三代人的命运像是一个悲剧的循环,她们无一例外希望逃离上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无一例外地把男性作为自己逃离现实窘况的希望,却也无一例外地以失败作为结束。第一代女主人公娴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母亲的控制和照相馆枯燥的生活,适时出现的孟老板成为她的希望,虽然她“知道孟老板是有家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忌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1]然而意外的怀孕使她失宠于孟老板,灯红酒绿的繁华也终是黄粱一梦,于是娴不得不返回了原来的家中,在惋惜和悔恨中度过余生。第二代女主人公芝的经历也是如此,她“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于是当她和党员邹杰的恋情被母亲反对时,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她的资产阶级家庭,然而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同样也无法适应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回到母家的芝又因为自己的不孕对丈夫邹杰疑神疑鬼最终致使邹杰自杀,自己也精神失常。第三代箫也同样继承了这种悲剧血统,在怀孕之后发现丈夫出轨,苦心经营的生活功亏一篑,心怀怨恨的她想要杀夫泄恨却最终没有成功,孩子出生了,自己却还要打离婚官司。“这一年许多青年妇女在打离婚,箫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小说中,三个女性的命运悲剧如出一辙,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时间在变,她们却怎么也跳不出悲剧的循环。
然而到了电影《茉莉花开》中,导演一改原著中晦暗自私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被塑造成为不断成长、自我意识不断萌生的新时期女性,主人公的命运由原来的悲剧式轮回变为成长式的突破。在电影中,三代主人公的人格一代比一代独立,对自身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第一代女主人公茉纯洁、善良,却没有自我意识,经受不住纸醉金迷的诱惑,单纯地希望通过孟老板的帮助实现自己灯红酒绿的明星梦,结果只能成为悲剧命运的牺牲品;第二代女主人公莉受时代影响,想要摆脱资产阶级家庭的束缚成长为独立的女性,却也没能摆脱“女性只有生育,才能维护家庭完整”观念的束缚,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果;而第三代女主人公花显然继承了前两代人争强好胜、敢爱敢恨、不肯轻易服输的性格特征,在爱情中无怨无悔地付出却不幸遭遇薄情郎的情感背叛,独立勇敢的花此时没有自怨自艾,毅然决定自己生下孩子,于是雨中生产的那场戏便成为整部电影的高潮,也成为导演对于女性/母亲的高昂赞歌。
“虽然侯咏亦像苏童那样将三位女性看作是一个女人,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但他让三位女人‘作为一个女人一生的三个时期来看待,也就是说,把三代女性的命运看成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的三段人生经历,同时也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2] “茉代表一个女人天真的少女时代,莉代表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阶段,花则代表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阶段。在苏童那里,妇女生活是凝固不变的,但在侯咏电影里,妇女生活遵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线性逻辑发展。这样,侯咏就颠覆了苏童的叙事模式,重新回到了‘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上,成为了一部‘性启示录’,女性的命运再不是逃不出的宿命式的悲剧,而是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过程,影片的主题便是启示妇女自我解放,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侯咏认为女性被动地依附于男性是中国式婚姻关系最为悲哀之处,所以,他希望通过影片,让所有女性意识到,并努力改变对于男性的依赖局面。”[3]
其次,叙事格调从阴冷晦暗到积极明快。
在原小说《妇女生活》中,苏童始终采用一种冷静的笔调客观地描述着三代女主人公的生活,对于她们的不幸遭遇既没有流露出惋惜之情也没有太多的讽刺之意,妇女生活成为不断重复循环的悲剧。但是到了电影《茉莉花开》中,这种阴冷晦暗的格调就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温馨明快的叙事格调。
电影采用了和小说一样的叙事结构,即分为大的三个章节,每个章节讲述一位女性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由原来的娴、芝、箫变成了茉、莉、花,人物的名字暗示了人物命运的某种内在联系性,再加上导演用江南民歌《茉莉花开》作为影片的主题曲贯穿始终,使得影片失去了原著中阴冷晦暗的调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积极、明快、善良、单纯的力量。典型的例子是,原著中的娴是一个不安于现状,颇有心计、内心阴暗的女性,而在影片的开头茉在家里照相馆开票的片段,导演加了她百无聊赖之时折纸飞机玩儿的一段戏份,把她塑造成了一个纯洁美好的少女形象。 相比于原著,影片在人物关系上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在小说中,每一代女性都嫌恶、厌弃自己的母亲,母女之间既有割不断的血缘亲情,也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仇恨,比如芝从小就厌烦母亲妩媚的打扮和拜金的观念,后来又因为自己的不育而疑心母亲和丈夫的关系,娴和箫在母女关系上莫不如是。然而改编为电影后,这种弥漫于整个作品中的母女仇恨淡化了不少,改编最大的是影片中花和外祖母茉的关系,祖孙之间一改原著中的水火不容,突出了祖孙之间那种相依为命、惺惺相惜的亲情。
在原著基础上发生了较大改动的还有影片中对“生育母题”的处理。无论在电影中还是在原著小说中,生育问题对三代女性的命运都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代娴/茉因为一次意外的怀孕而失宠于孟老板,从此生活暗淡无光;第二代芝/莉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而性情大变,自杀未遂后疑心重重,最终失去了自己视为最珍贵的家庭;在小说中,到第三代箫这里,自己的怀孕成了丈夫出轨的直接原因,而在电影中,正是身怀六甲的沉重身体阻止了花和负心丈夫同归于尽的行动,让花重拾了生活的勇气。但是细细比较就会发现,在苏童的小说中,生育是女性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何时生育、能否生育成为决定女性命运的重大问题,女性既厌弃自己因为生育而失宠于男性,却也将生育当成自己能否继续依附于家庭、依附于男性的武器。而在电影中,导演巧妙地将三代人的生育变为一个成长的过程:第一代茉一生都对自己那次意外怀孕耿耿于怀,于是不止一次地告诫女儿和外孙女“不能随便和男人好”,第二代莉也把不能生育当成自己人生最大的不幸,但是到了第三代花这里,生育只是因为“我想要这个孩子”,于是在经历了失去唯一的亲人的痛楚和负心丈夫的背叛这双重打击后,还是坚强勇敢地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尤其是结尾处对花雨夜街头产子的浓墨重笔的渲染,将对女性/母亲的赞美表露无遗,在这里,生育成为女性认识自我、学会独立的“成人仪式”。
再次,从小说的个人话语言说到电影大众媒介的伦理诉求。
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表现形式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小说是语言艺术,抽象、跳跃的语言一般而言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作者写什么,读者就读什么,甚至可以说,小说作者在写作时完全不用考虑读者的喜好,作品完全可以“藏之深山”,留给多年后的读者,因为写作小说的成本很低,只需要一张纸和一支笔。但是电影不同,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媒介,创作成本的高昂决定了电影不得不考虑受众的喜好,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投观众所好,才能保证电影工业的可持续生产。另一方面,对读者来说,阅读小说可以是一种很私密的行为,但是观看电影却是一种“集群行为”,电影的传播影响范围要远远高于小说。所以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就不得不根据电影这种媒介的特殊性,寻找更适合影像呈现的表达方式,对原著小说进行调整。
为了适应电影艺术的媒介特征,在将小说《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时,就不得不把原小说中不适合用镜像语言表达的情节做适当的改动。首先是去掉了很多小说中不适合用镜像语言表达的情节。如在小说中,邹杰对于自己抱回的养女箫怀有不良企图,但在电影中,这种不良企图只是古怪病态的莉因为自己不孕对于丈夫和养女的无端猜测,邹杰对于养女花来说完全是一个慈父的形象。这种淡化原著中父女乱伦情节的处理,一方面是为了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电影这种特殊的艺术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影更适合向人们传达一种积极的向上的情感和力量。
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它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意义的表达。于是在改编小说时就要对小说的情节进行压缩和更改,寻找更适合的镜像语言来推进剧情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影片《茉莉花开》在表现茉踏入演艺圈风光无限的生活时,将原著中娴同众女星一同出游的情节改成了孟老板为茉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宴会。摩肩接踵、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生日宴会具有影像性,具有视觉冲击力。
无论如何,电影《茉莉花开》还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电影,虽然与原著小说相比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之处,但是不同并不意味着不足。即使电影在某些环节存在差强人意之处,也并不意味着对小说的创造性改编是这些不足的原因。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其实是一种再创作,无论是所谓的“忠实说”,还是“创造说”,其实都不过是导演在进行电影创作时所采取的策略。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只要都能使人得到启迪,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成功的艺术作品。
注释
[1]苏童:《苏童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6月第3版
[2]侯咏:《茉莉花开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版。转引自曾一果:《视觉再现与女性主体的重构——从小说<妇女生活>到电影<茉莉花开>》 《阅江学刊》2012年第2期
[3]同上
参考文献
[1]苏童:《苏童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6月第3版
[2]高梅:《<茉莉花开>从小说到电影的绽放》 《剧影月报》2006年第6期
[3]曾一果:《视觉再现与女性主体的重构——从小说<妇女生活>到电影<茉莉花开>》 《阅江学刊》2012年第2期
[4]肖涵、杨红旗:《语言与影像的女性建构——从<妇女生活>到<茉莉花开>》 《怀化学院学报》 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晶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
王娅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
[关键词] 女性命运 叙事格调 电影改编
小说与电影是两种美学特征各自独立的艺术形式,但是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影作为一种相对较为年轻的艺术形式经常从文学中获取必要的创作营养,尤其是早期的电影,更是与文学戏剧等古老的艺术形式关系密切,以至于一直以来,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之辩成为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然而,无论理论界有何争议,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改编成电影且佳作迭出却也是创作界的事实。所以,比较原著与电影的异同,对于寻找电影创作规律、提高电影作品质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侯咏导演的电影《茉莉花开》改编自苏童的中篇小说《妇女生活》。与原著一样,电影也讲述了一家三代女性的生活经历,却在叙事主题上呈现出了与原著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究其原因,除了电影与文学在创作语言上的不同导致的风格差异,也与导演自身的表达意图和电影的市场诉求有关。
首先,女性命运从宿命式的轮回到成长式的突破。
在原小说中,苏童刻画了祖孙三代三位女性人物,她们都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于是不断挣扎想要改变现状,但是无论她们怎样努力,最终都逃不出命运的悲剧。但是在电影《茉莉花开》中,虽然三位女性也都命运多舛,但是她们从未放弃努力,从一开始的怨天尤人到后来的自立自强,三位女性的命运不再是原小说中自怨自艾的悲剧式轮回,而成为不断成长不断认清自我螺旋式上升的成长突破。
在小说中,娴、芝、箫三代人的命运像是一个悲剧的循环,她们无一例外希望逃离上一代人的悲剧命运,无一例外地把男性作为自己逃离现实窘况的希望,却也无一例外地以失败作为结束。第一代女主人公娴千方百计想要逃离母亲的控制和照相馆枯燥的生活,适时出现的孟老板成为她的希望,虽然她“知道孟老板是有家室的人,知道她自己处于什么地位,但她无法顾忌这些,那时候她想得最多的是角色问题,怎样与头牌明星争夺主角,怎么疏通摄影师,使自己略嫌瘦长的脸在银幕上光彩照人。”[1]然而意外的怀孕使她失宠于孟老板,灯红酒绿的繁华也终是黄粱一梦,于是娴不得不返回了原来的家中,在惋惜和悔恨中度过余生。第二代女主人公芝的经历也是如此,她“本来就不想在这个家里呆”,于是当她和党员邹杰的恋情被母亲反对时,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她的资产阶级家庭,然而没过多久她就发现自己同样也无法适应工人阶级家庭的生活,回到母家的芝又因为自己的不孕对丈夫邹杰疑神疑鬼最终致使邹杰自杀,自己也精神失常。第三代箫也同样继承了这种悲剧血统,在怀孕之后发现丈夫出轨,苦心经营的生活功亏一篑,心怀怨恨的她想要杀夫泄恨却最终没有成功,孩子出生了,自己却还要打离婚官司。“这一年许多青年妇女在打离婚,箫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小说中,三个女性的命运悲剧如出一辙,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改变,时间在变,她们却怎么也跳不出悲剧的循环。
然而到了电影《茉莉花开》中,导演一改原著中晦暗自私的女性形象,女主人公被塑造成为不断成长、自我意识不断萌生的新时期女性,主人公的命运由原来的悲剧式轮回变为成长式的突破。在电影中,三代主人公的人格一代比一代独立,对自身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第一代女主人公茉纯洁、善良,却没有自我意识,经受不住纸醉金迷的诱惑,单纯地希望通过孟老板的帮助实现自己灯红酒绿的明星梦,结果只能成为悲剧命运的牺牲品;第二代女主人公莉受时代影响,想要摆脱资产阶级家庭的束缚成长为独立的女性,却也没能摆脱“女性只有生育,才能维护家庭完整”观念的束缚,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果;而第三代女主人公花显然继承了前两代人争强好胜、敢爱敢恨、不肯轻易服输的性格特征,在爱情中无怨无悔地付出却不幸遭遇薄情郎的情感背叛,独立勇敢的花此时没有自怨自艾,毅然决定自己生下孩子,于是雨中生产的那场戏便成为整部电影的高潮,也成为导演对于女性/母亲的高昂赞歌。
“虽然侯咏亦像苏童那样将三位女性看作是一个女人,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但他让三位女人‘作为一个女人一生的三个时期来看待,也就是说,把三代女性的命运看成是发生在一个女人身上的三段人生经历,同时也代表着整个女性群体。’”[2] “茉代表一个女人天真的少女时代,莉代表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阶段,花则代表女性自我意识的成熟阶段。在苏童那里,妇女生活是凝固不变的,但在侯咏电影里,妇女生活遵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线性逻辑发展。这样,侯咏就颠覆了苏童的叙事模式,重新回到了‘妇女解放’的宏大叙事上,成为了一部‘性启示录’,女性的命运再不是逃不出的宿命式的悲剧,而是不断进步、不断成长的过程,影片的主题便是启示妇女自我解放,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侯咏认为女性被动地依附于男性是中国式婚姻关系最为悲哀之处,所以,他希望通过影片,让所有女性意识到,并努力改变对于男性的依赖局面。”[3]
其次,叙事格调从阴冷晦暗到积极明快。
在原小说《妇女生活》中,苏童始终采用一种冷静的笔调客观地描述着三代女主人公的生活,对于她们的不幸遭遇既没有流露出惋惜之情也没有太多的讽刺之意,妇女生活成为不断重复循环的悲剧。但是到了电影《茉莉花开》中,这种阴冷晦暗的格调就被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温馨明快的叙事格调。
电影采用了和小说一样的叙事结构,即分为大的三个章节,每个章节讲述一位女性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在电影中主人公的名字由原来的娴、芝、箫变成了茉、莉、花,人物的名字暗示了人物命运的某种内在联系性,再加上导演用江南民歌《茉莉花开》作为影片的主题曲贯穿始终,使得影片失去了原著中阴冷晦暗的调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积极、明快、善良、单纯的力量。典型的例子是,原著中的娴是一个不安于现状,颇有心计、内心阴暗的女性,而在影片的开头茉在家里照相馆开票的片段,导演加了她百无聊赖之时折纸飞机玩儿的一段戏份,把她塑造成了一个纯洁美好的少女形象。 相比于原著,影片在人物关系上也做了一定的调整。在小说中,每一代女性都嫌恶、厌弃自己的母亲,母女之间既有割不断的血缘亲情,也存在着互不相容的仇恨,比如芝从小就厌烦母亲妩媚的打扮和拜金的观念,后来又因为自己的不育而疑心母亲和丈夫的关系,娴和箫在母女关系上莫不如是。然而改编为电影后,这种弥漫于整个作品中的母女仇恨淡化了不少,改编最大的是影片中花和外祖母茉的关系,祖孙之间一改原著中的水火不容,突出了祖孙之间那种相依为命、惺惺相惜的亲情。
在原著基础上发生了较大改动的还有影片中对“生育母题”的处理。无论在电影中还是在原著小说中,生育问题对三代女性的命运都起着重要作用:第一代娴/茉因为一次意外的怀孕而失宠于孟老板,从此生活暗淡无光;第二代芝/莉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而性情大变,自杀未遂后疑心重重,最终失去了自己视为最珍贵的家庭;在小说中,到第三代箫这里,自己的怀孕成了丈夫出轨的直接原因,而在电影中,正是身怀六甲的沉重身体阻止了花和负心丈夫同归于尽的行动,让花重拾了生活的勇气。但是细细比较就会发现,在苏童的小说中,生育是女性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何时生育、能否生育成为决定女性命运的重大问题,女性既厌弃自己因为生育而失宠于男性,却也将生育当成自己能否继续依附于家庭、依附于男性的武器。而在电影中,导演巧妙地将三代人的生育变为一个成长的过程:第一代茉一生都对自己那次意外怀孕耿耿于怀,于是不止一次地告诫女儿和外孙女“不能随便和男人好”,第二代莉也把不能生育当成自己人生最大的不幸,但是到了第三代花这里,生育只是因为“我想要这个孩子”,于是在经历了失去唯一的亲人的痛楚和负心丈夫的背叛这双重打击后,还是坚强勇敢地选择把孩子生下来,尤其是结尾处对花雨夜街头产子的浓墨重笔的渲染,将对女性/母亲的赞美表露无遗,在这里,生育成为女性认识自我、学会独立的“成人仪式”。
再次,从小说的个人话语言说到电影大众媒介的伦理诉求。
小说和电影是两种表现形式不同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小说是语言艺术,抽象、跳跃的语言一般而言具有浓烈的个人风格,作者写什么,读者就读什么,甚至可以说,小说作者在写作时完全不用考虑读者的喜好,作品完全可以“藏之深山”,留给多年后的读者,因为写作小说的成本很低,只需要一张纸和一支笔。但是电影不同,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媒介,创作成本的高昂决定了电影不得不考虑受众的喜好,只有在一定程度上投观众所好,才能保证电影工业的可持续生产。另一方面,对读者来说,阅读小说可以是一种很私密的行为,但是观看电影却是一种“集群行为”,电影的传播影响范围要远远高于小说。所以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就不得不根据电影这种媒介的特殊性,寻找更适合影像呈现的表达方式,对原著小说进行调整。
为了适应电影艺术的媒介特征,在将小说《妇女生活》改编为电影《茉莉花开》时,就不得不把原小说中不适合用镜像语言表达的情节做适当的改动。首先是去掉了很多小说中不适合用镜像语言表达的情节。如在小说中,邹杰对于自己抱回的养女箫怀有不良企图,但在电影中,这种不良企图只是古怪病态的莉因为自己不孕对于丈夫和养女的无端猜测,邹杰对于养女花来说完全是一个慈父的形象。这种淡化原著中父女乱伦情节的处理,一方面是为了塑造一个积极向上的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电影这种特殊的艺术媒介:作为一种大众传媒,电影更适合向人们传达一种积极的向上的情感和力量。
电影是时间的艺术,它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完成意义的表达。于是在改编小说时就要对小说的情节进行压缩和更改,寻找更适合的镜像语言来推进剧情的发展。典型的例子是,影片《茉莉花开》在表现茉踏入演艺圈风光无限的生活时,将原著中娴同众女星一同出游的情节改成了孟老板为茉举办的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宴会。摩肩接踵、觥筹交错、灯红酒绿的生日宴会具有影像性,具有视觉冲击力。
无论如何,电影《茉莉花开》还是一部极具艺术价值的电影,虽然与原著小说相比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之处,但是不同并不意味着不足。即使电影在某些环节存在差强人意之处,也并不意味着对小说的创造性改编是这些不足的原因。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其实是一种再创作,无论是所谓的“忠实说”,还是“创造说”,其实都不过是导演在进行电影创作时所采取的策略。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只要都能使人得到启迪,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成功的艺术作品。
注释
[1]苏童:《苏童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6月第3版
[2]侯咏:《茉莉花开时》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年版。转引自曾一果:《视觉再现与女性主体的重构——从小说<妇女生活>到电影<茉莉花开>》 《阅江学刊》2012年第2期
[3]同上
参考文献
[1]苏童:《苏童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年6月第3版
[2]高梅:《<茉莉花开>从小说到电影的绽放》 《剧影月报》2006年第6期
[3]曾一果:《视觉再现与女性主体的重构——从小说<妇女生活>到电影<茉莉花开>》 《阅江学刊》2012年第2期
[4]肖涵、杨红旗:《语言与影像的女性建构——从<妇女生活>到<茉莉花开>》 《怀化学院学报》 2010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张晶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
王娅楠,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