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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珏明，上海市曹杨二中附属学校教师。
小说中有着大量“次要人物”，他们绝不是情节安排中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有着鲜明个性的审美艺术形象，甚至与主角之间休戚相关。抽离这些“小人物”，小说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
一、文本内部功能
理解次要人物在小说中的价值，不但要从人物自身形象特征入手，更要看他们与主要人物之间的关联。即在文本语境中理解次要人物的作用。
相互映衬关系。这主要是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有着几近相同的人物气质或个性。以契诃夫《变色龙》为例，文中“独眼鬼”对赫留金的奚落，称他是“荒唐的家伙”;厨子用“我们将军”暗示自己与将军的关系亲近;巡警叶尔德林面对百姓则是敲诈醋栗，面对警官则是毕恭毕敬端大衣。而作为底层的赫留金对于上位者奥楚蔑洛夫称为“长官”，炫耀自己的弟弟是宪兵，而对于更低等级的狗则称为“贱畜生”。这里的人都长着媚上欺下、见风使舵的嘴脸，与主人公奥楚蔑洛夫交相呼应。
相互对立关系。这是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有着完全相反的人物形象或气质。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此处是以“我”的视角观察于勒，“满是皱痕”“穷苦”“愁容”等词既描绘出于勒漂泊半生、孤苦无依的憔悴衰老形象，而这些词也表现了“我”对于勒的怜悯同情。尤其是最后的心理独白，“我”以血亲的态度称呼与于勒的关系，充满了一种温情。同时“父亲的弟弟”，则是将父亲当作潜在受话者，表现对父母不顾与于勒的血亲关系而不满。再反观菲利普夫妇称于勒为“贼”，尽力躲避相逢，小若瑟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更显示出若瑟夫的人情人性，难能可贵。
这种对立在鲁迅的《故乡》里表现的更复杂。今日“我”与闰土之间森然的上下等级关系，闰土待“我”的毕恭毕敬，“我”的手足无措，满是无奈。而水生与宏儿之间亲密无间，较之“我”与闰土，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性。而又与昔日“我”与“小闰土”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呼应。这似乎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圈子，一种循环轮回。个体的人在形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循环。不可违背，不可抵抗。这是要表达什么呢？这就是鲁迅留给读者的思考。
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是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表面上矛盾对立，实则有着近似的性格或气质。以《孔乙己》为例，
这一段就是众人嘲弄孔乙己，笑他脸上的伤疤，是干了偷窃行为的证据。故意问他“当真识字”“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以羞辱孔乙己而取乐。作为底层受压迫者的短衣帮，理应对穷困潦倒的孔乙己表示同情，甚至应该帮忙周济。然而，他们却以戏谑的口吻对孔乙己的遭遇百般嘲弄，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人本质的见高踩底的意识。他们自己社会地位低下，不能进入雅间儿吃酒，所吃食物也是最简单，最不值价的。他们与长衫客的社会地位，壁垒分明。于是就将这种苦闷转嫁给更穷困的孔乙己，以嘲弄欺负更无能的弱者来满足自己的欢愉，宣泄自己的苦闷。而孔乙己呢？其实也同样看不上“短衣帮”。他自视读过几年书，故而穿一件破旧长衫标榜自己的身份。三句不离“我们读书人”，就是故意要区别自己与短衣帮不同。即使再潦倒，自己也是读过书，有学问的人，怎么能和苦力巴一样？所以，孔乙己从骨子里也轻贱“短衣帮”。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看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实则就是同一类人。
这就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的关系？
二、社会历史功能
上文提及了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关系设定，与作者意图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如果说一种性情气质，只是个人的形象，那么这种气质展现在众人身上时，就产生一种“群像”的效果。这种效果似乎预示着：这种性格气质的成因不再是个性化的遭遇或天生的结果，而是后天社会风气，甚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所引致的。所以，对次要人物的解读，还需要放置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认识。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无论是菲利普夫妇、两位姐姐、还是二姐夫，都表现出对于金钱的渴望。当发现于勒有钱时，菲利普夫妇就称于勒是“有本事的人”，渴望他回来。而姐姐则将之视为炫耀的资本，告知二姐夫，二姐夫又因此娶了姐姐。人与人，或者亲人间，不是以情感的交融建立关系，而是以金钱的多寡，构建关系。这是不是预示着十九世纪法国社会追求物质利益的现实呢？
这个问题显然在《变色龙》和《孔乙己》中，变得更可怖。《变色龙》中，从警官，到巡警，再到底层贩夫走卒，不同社会阶层却都充满了对权力的崇拜。这不禁让我们发问：那么将军之于沙皇，恐怕也难免如此吧？从上到下，无一例外，那么整个社会将变成怎样的景象呢？契诃夫早在文中明示了：“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店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面对着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整个社会充斥着萧条压抑的气氛。是啊，所有人都“见高踩底”了，这个社会能有活泼的气氛吗？
若说《变色龙》中“见高踩底”是成人世界的“潜规则”，那《孔乙己》中孩子对孔乙己的态度，则更令人不寒而栗。
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最初，“我”待孔乙己虽不亲近，也未见得嫌厌。可后来“我”称他是“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一群孩子围着孔乙己，取笑他”。“我”自己也是整个咸亨酒馆里最底层的小人物，常常被掌柜欺辱，如今对孔乙己也鄙夷起来。而邻家的孩子，理应是纯洁无暇，不谙世事，居然也嘲弄起孔乙己。再看看《故乡》中昔日“小闰土”和今日“中年闰土”的变化，读者大约就能明白：一种文化对于人成长的影响！孩子虽小，却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成长，耳濡目染，又怎么能免俗？如此一代传一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能有希望吗？ 与次要人物的“群像”社会作用不同，“对立式”的次要人物似乎就成了一种“希望”或某种未来的可能。《孔乙己》中，成年后的“我”再重述那段记忆，作者是否在暗示：历史、文化，只有经过反省，尤其是内省才可能有蜕变，有进步？《我的叔叔于勒》中小若瑟夫的怜悯与良知，和其他人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作者在此，是否希望成长后的若瑟夫能将这种人性中的良善，发扬光大，以此消弭当时社会的凉薄和金钱至上的风气呢？其实在《我的叔叔于勒》的原文开篇与结尾处，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成年若瑟夫的好友，一个是成年若瑟夫。前者对于后者赠金给乞丐不解，暗示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不理解什么是同情心。而成年后的若瑟夫给了白胡子乞丐五法郎的银币。这在情节上承接他童年时同情叔叔于勒的遭遇。而这份同情心幾十年没有改变，这是表现人性的光辉还会在若瑟夫身上延续。这大约便是作者最美好的寄托吧。
由此可见，次要人物在反映整个社会历史环境和作者创作意图上，显得极为重要。
三、审美功能
相对于“主要人物”而言，“次要人物”在篇幅的占有量上，往往笔墨不多。不多，并不意味着不精彩。虽然寥寥几笔，作者却赋予了他们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而产生了审美意义。
对话与填补。这是“审美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即文本提供了审美形象，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时建构起一些片段“图式”。再经过读者自身固有经验的介入，与小说文本对话，填补“图式”，使之丰满。例如鲁迅《孔乙己》第2段中“要……又……然后”，这一组承接性质的连词从动作、心理等不同角度，刻画短衣帮们小心翼翼的形象。他们甚至“小心”的连“水壶底”也不放过，简直到了抠门的地步。读之令人发噱捧腹。于是，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再读勾画这些“短衣帮”们的体态、表情，使得人物形象立体化。而作者对“穿长衫”的刻画则是——“踱进”“慢慢地”，从动作、状态等角度，将“长衫客”悠缓从容的姿态描刻得活灵活现，这正是要表现“长衫客”有身份、有地位的现象。与雅间儿外的“短衣帮”们形成鲜明对比，不禁让我们感受到：房里房外，简直就是一种森然的社会等级，泾渭分明，不得越过雷池半步。由此，读者脑中的形象不在单一类型的群体，而是建构起整个社会的“众生图”。最终激发起读者对于社会现状的感慨、憎恶、批判等等心理，达成情感抒发的审美效果。这就是填补、对话的审美效果。
领悟与余韵。这是审美阶段的高潮阶段。前者体验审美形象，从而领悟到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人生意义，使得自己的情感世界得以宣泄或升华。后者是在领悟的基础上，产生回味思考。如鲁迅《故乡》中对杨二嫂的几段语言描写，他称“我”为“贵人”，说“我”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极力恭维“我”，其目的就是要跟“我”套近乎，毕竟“我们”家依旧是乡里的大族。更重要的是，她想从“我们”搬家时捞点好处。一旦得不到好处就开始愤愤地咒骂。临走还要顺走“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就这样几句对话和动作，一个贪图小利、踩低就高、尖酸刻薄的农村泼妇形象跃然纸上。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出描写：
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如果是以电影镜头方式呈现，“小脚”与“飞速跑”的动作;“自以为有功”和“狗气杀”的表情，真是漫画式的夸张和幽默。却也生动地勾画出杨二嫂满身的市侩和促狭感。不经意的几笔，不占多少篇幅，却往往有作者的意图。比如作者将杨二嫂刻画得如此不堪，就不免含有作者对这类人的嘲讽与揶揄。从而使得读者对人物产生鄙夷和不满。这是一种共鸣。然而再细读，文中提及年轻时的杨二嫂，却是一个“西施”式的人物。坐在豆腐店里，也是“安静”的，这不免使得读者思考，其原因是什么？
前文已经提及，“次要人物”有反映“社会历史”的功能。也正因此，使得读者领悟：社会环境对于杨二嫂的改变和摧残，这削弱了读者对于杨二嫂的厌弃，反而生出几分同情。这便是对于文本意蕴的领悟，这番领悟又使得读者反思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甚至今昔比对，产生无限的吟味余韵。这种效果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如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中二姐夫因为于勒的那封信而决心娶二姐;船长根本记不清于勒的名字。这些人物和情节都使得读者去追问时代与社会的问题，领悟作者的意图，细细咀嚼中感悟无限。
综上所述，无论在小说的审美意义上，还是作者的写作意图上，次要人物都有着主角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在小说阅读教学时，应该引导学生关注次要人物的言行，从而判断人物的形象。再比较次要人物自身与主要人物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中，最终把握作者设计这类人物的作用，这也为把握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小说中有着大量“次要人物”，他们绝不是情节安排中可有可无的存在，而是有着鲜明个性的审美艺术形象，甚至与主角之间休戚相关。抽离这些“小人物”，小说的价值也就荡然无存了。
一、文本内部功能
理解次要人物在小说中的价值，不但要从人物自身形象特征入手，更要看他们与主要人物之间的关联。即在文本语境中理解次要人物的作用。
相互映衬关系。这主要是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有着几近相同的人物气质或个性。以契诃夫《变色龙》为例，文中“独眼鬼”对赫留金的奚落，称他是“荒唐的家伙”;厨子用“我们将军”暗示自己与将军的关系亲近;巡警叶尔德林面对百姓则是敲诈醋栗，面对警官则是毕恭毕敬端大衣。而作为底层的赫留金对于上位者奥楚蔑洛夫称为“长官”，炫耀自己的弟弟是宪兵，而对于更低等级的狗则称为“贱畜生”。这里的人都长着媚上欺下、见风使舵的嘴脸，与主人公奥楚蔑洛夫交相呼应。
相互对立关系。这是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有着完全相反的人物形象或气质。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我心里默念道：“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此处是以“我”的视角观察于勒，“满是皱痕”“穷苦”“愁容”等词既描绘出于勒漂泊半生、孤苦无依的憔悴衰老形象，而这些词也表现了“我”对于勒的怜悯同情。尤其是最后的心理独白，“我”以血亲的态度称呼与于勒的关系，充满了一种温情。同时“父亲的弟弟”，则是将父亲当作潜在受话者，表现对父母不顾与于勒的血亲关系而不满。再反观菲利普夫妇称于勒为“贼”，尽力躲避相逢，小若瑟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更显示出若瑟夫的人情人性，难能可贵。
这种对立在鲁迅的《故乡》里表现的更复杂。今日“我”与闰土之间森然的上下等级关系，闰土待“我”的毕恭毕敬，“我”的手足无措，满是无奈。而水生与宏儿之间亲密无间，较之“我”与闰土，产生了明显的差异性。而又与昔日“我”与“小闰土”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呼应。这似乎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圈子，一种循环轮回。个体的人在形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循环。不可违背，不可抵抗。这是要表达什么呢？这就是鲁迅留给读者的思考。
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是指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表面上矛盾对立，实则有着近似的性格或气质。以《孔乙己》为例，
这一段就是众人嘲弄孔乙己，笑他脸上的伤疤，是干了偷窃行为的证据。故意问他“当真识字”“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以羞辱孔乙己而取乐。作为底层受压迫者的短衣帮，理应对穷困潦倒的孔乙己表示同情，甚至应该帮忙周济。然而，他们却以戏谑的口吻对孔乙己的遭遇百般嘲弄，其根本原因则在于人本质的见高踩底的意识。他们自己社会地位低下，不能进入雅间儿吃酒，所吃食物也是最简单，最不值价的。他们与长衫客的社会地位，壁垒分明。于是就将这种苦闷转嫁给更穷困的孔乙己，以嘲弄欺负更无能的弱者来满足自己的欢愉，宣泄自己的苦闷。而孔乙己呢？其实也同样看不上“短衣帮”。他自视读过几年书，故而穿一件破旧长衫标榜自己的身份。三句不离“我们读书人”，就是故意要区别自己与短衣帮不同。即使再潦倒，自己也是读过书，有学问的人，怎么能和苦力巴一样？所以，孔乙己从骨子里也轻贱“短衣帮”。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之间，看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实则就是同一类人。
这就引发了读者的思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的关系？
二、社会历史功能
上文提及了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关系设定，与作者意图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如果说一种性情气质，只是个人的形象，那么这种气质展现在众人身上时，就产生一种“群像”的效果。这种效果似乎预示着：这种性格气质的成因不再是个性化的遭遇或天生的结果，而是后天社会风气，甚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所引致的。所以，对次要人物的解读，还需要放置到更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认识。以《我的叔叔于勒》为例，无论是菲利普夫妇、两位姐姐、还是二姐夫，都表现出对于金钱的渴望。当发现于勒有钱时，菲利普夫妇就称于勒是“有本事的人”，渴望他回来。而姐姐则将之视为炫耀的资本，告知二姐夫，二姐夫又因此娶了姐姐。人与人，或者亲人间，不是以情感的交融建立关系，而是以金钱的多寡，构建关系。这是不是预示着十九世纪法国社会追求物质利益的现实呢？
这个问题显然在《变色龙》和《孔乙己》中，变得更可怖。《变色龙》中，从警官，到巡警，再到底层贩夫走卒，不同社会阶层却都充满了对权力的崇拜。这不禁让我们发问：那么将军之于沙皇，恐怕也难免如此吧？从上到下，无一例外，那么整个社会将变成怎样的景象呢？契诃夫早在文中明示了：“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店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面对着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整个社会充斥着萧条压抑的气氛。是啊，所有人都“见高踩底”了，这个社会能有活泼的气氛吗？
若说《变色龙》中“见高踩底”是成人世界的“潜规则”，那《孔乙己》中孩子对孔乙己的态度，则更令人不寒而栗。
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
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最初，“我”待孔乙己虽不亲近，也未见得嫌厌。可后来“我”称他是“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一群孩子围着孔乙己，取笑他”。“我”自己也是整个咸亨酒馆里最底层的小人物，常常被掌柜欺辱，如今对孔乙己也鄙夷起来。而邻家的孩子，理应是纯洁无暇，不谙世事，居然也嘲弄起孔乙己。再看看《故乡》中昔日“小闰土”和今日“中年闰土”的变化，读者大约就能明白：一种文化对于人成长的影响！孩子虽小，却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中成长，耳濡目染，又怎么能免俗？如此一代传一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能有希望吗？ 与次要人物的“群像”社会作用不同，“对立式”的次要人物似乎就成了一种“希望”或某种未来的可能。《孔乙己》中，成年后的“我”再重述那段记忆，作者是否在暗示：历史、文化，只有经过反省，尤其是内省才可能有蜕变，有进步？《我的叔叔于勒》中小若瑟夫的怜悯与良知，和其他人构成了鲜明的反差。作者在此，是否希望成长后的若瑟夫能将这种人性中的良善，发扬光大，以此消弭当时社会的凉薄和金钱至上的风气呢？其实在《我的叔叔于勒》的原文开篇与结尾处，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是成年若瑟夫的好友，一个是成年若瑟夫。前者对于后者赠金给乞丐不解，暗示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不理解什么是同情心。而成年后的若瑟夫给了白胡子乞丐五法郎的银币。这在情节上承接他童年时同情叔叔于勒的遭遇。而这份同情心幾十年没有改变，这是表现人性的光辉还会在若瑟夫身上延续。这大约便是作者最美好的寄托吧。
由此可见，次要人物在反映整个社会历史环境和作者创作意图上，显得极为重要。
三、审美功能
相对于“主要人物”而言，“次要人物”在篇幅的占有量上，往往笔墨不多。不多，并不意味着不精彩。虽然寥寥几笔，作者却赋予了他们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而产生了审美意义。
对话与填补。这是“审美过程”中重要的环节。即文本提供了审美形象，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时建构起一些片段“图式”。再经过读者自身固有经验的介入，与小说文本对话，填补“图式”，使之丰满。例如鲁迅《孔乙己》第2段中“要……又……然后”，这一组承接性质的连词从动作、心理等不同角度，刻画短衣帮们小心翼翼的形象。他们甚至“小心”的连“水壶底”也不放过，简直到了抠门的地步。读之令人发噱捧腹。于是，读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再读勾画这些“短衣帮”们的体态、表情，使得人物形象立体化。而作者对“穿长衫”的刻画则是——“踱进”“慢慢地”，从动作、状态等角度，将“长衫客”悠缓从容的姿态描刻得活灵活现，这正是要表现“长衫客”有身份、有地位的现象。与雅间儿外的“短衣帮”们形成鲜明对比，不禁让我们感受到：房里房外，简直就是一种森然的社会等级，泾渭分明，不得越过雷池半步。由此，读者脑中的形象不在单一类型的群体，而是建构起整个社会的“众生图”。最终激发起读者对于社会现状的感慨、憎恶、批判等等心理，达成情感抒发的审美效果。这就是填补、对话的审美效果。
领悟与余韵。这是审美阶段的高潮阶段。前者体验审美形象，从而领悟到作者的写作意图和人生意义，使得自己的情感世界得以宣泄或升华。后者是在领悟的基础上，产生回味思考。如鲁迅《故乡》中对杨二嫂的几段语言描写，他称“我”为“贵人”，说“我”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极力恭维“我”，其目的就是要跟“我”套近乎，毕竟“我们”家依旧是乡里的大族。更重要的是，她想从“我们”搬家时捞点好处。一旦得不到好处就开始愤愤地咒骂。临走还要顺走“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就这样几句对话和动作，一个贪图小利、踩低就高、尖酸刻薄的农村泼妇形象跃然纸上。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出描写：
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如果是以电影镜头方式呈现，“小脚”与“飞速跑”的动作;“自以为有功”和“狗气杀”的表情，真是漫画式的夸张和幽默。却也生动地勾画出杨二嫂满身的市侩和促狭感。不经意的几笔，不占多少篇幅，却往往有作者的意图。比如作者将杨二嫂刻画得如此不堪，就不免含有作者对这类人的嘲讽与揶揄。从而使得读者对人物产生鄙夷和不满。这是一种共鸣。然而再细读，文中提及年轻时的杨二嫂，却是一个“西施”式的人物。坐在豆腐店里，也是“安静”的，这不免使得读者思考，其原因是什么？
前文已经提及，“次要人物”有反映“社会历史”的功能。也正因此，使得读者领悟：社会环境对于杨二嫂的改变和摧残，这削弱了读者对于杨二嫂的厌弃，反而生出几分同情。这便是对于文本意蕴的领悟，这番领悟又使得读者反思当时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甚至今昔比对，产生无限的吟味余韵。这种效果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如莫泊桑《我的叔叔于勒》中二姐夫因为于勒的那封信而决心娶二姐;船长根本记不清于勒的名字。这些人物和情节都使得读者去追问时代与社会的问题，领悟作者的意图，细细咀嚼中感悟无限。
综上所述，无论在小说的审美意义上，还是作者的写作意图上，次要人物都有着主角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在小说阅读教学时，应该引导学生关注次要人物的言行，从而判断人物的形象。再比较次要人物自身与主要人物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中，最终把握作者设计这类人物的作用，这也为把握小说创作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