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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在学画，还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太原来北京看罗丹的雕塑展，必须坐12个小时的火车。在火车上买盒饭，买完之后打开一看，全是米饭，没有菜。大家互相看看，都不说话开始吃，等把米饭吃完之后，吃得快的同学打开第二盒，发现全是菜。我觉得不用迷茫，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耐心一点。
——贾樟柯
1992年第一次出远门去三峡看丰都鬼城，坐短程客船，是一个慢船，每次岸上有人招手就靠过去。1948年美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我要乘一艘慢船去中国》，特别的诗意。我当时在三峡也有相机，还有一个漂亮女孩，我每次假装拍风景，但是拐弯就拍她，可这个也没法单独出本书，还侵犯人家肖像权。我特别想听你们两位去过三峡的好人，谈谈你们记忆中的三峡那块的风景和人。
——史航
以前玩乐队时，键盘手是个文弱的人，在电厂工作，来自农村。有一次闲聊，他说起自己的家庭，说他的父亲也是个特别老实的人，最大的过错就是把两个儿子培养得这么胆小。这句话给我印象至深。回想一下，我在县城中学教书的父亲也是一样，本分至极。他曾经的最高追求就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和他一样，可以旱涝保收的教师。
——严明
从青春说起
史航出生于吉林长春，199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严明，安徽蚌埠人，毕业于安徽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贾樟柯，山西汾阳人，1990年在报考南开大学失败后转学美术，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成长背景各不相同，求学经历也差异甚大，三人的最大公约数，应该是都有一段颠沛而丰富的青春。
史航：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很多时候，贾导肯定也会想到。我们带着各自经过了保质期的青春，来这里就像划火柴一样，划出几根亮光，让你们也想起你们都忘了很久的青春。照片就这点好处。
严明：我拿起相机的时候三十出头了，之前弹贝司，不过中间还有一些不记录在册的行当，音乐杂志、唱片公司都干过，做文字记者是搭档摄影记者玩相机，玩着玩着就中毒了，然后就把它学好练会，到今年十一二年了。
搞摄影之后发现，好的照片存在電脑里会有留存感，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东西，像小朋友做储蓄一样，慢慢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作品，可以见证一些事情，代表我的一段时间的经历和心境。
史航：我记得摄影师伯乐松说过一句话，说我端起相机是打量世界的一个借口。
严明：是的，是看世界的窗口，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出口。
贾樟柯：读这本书打开我很多过去的文件夹，我觉得心灵上的共鸣特别大，他写朝天门码头，写夔门，写长江上的游船，那些都是我特别熟悉的环境。
我成长的时候很封闭，旅行的机会不多，信息也不多，所以到外面看一看是特别强烈的冲动。最初我学美术，学美术就要去画速写，画写生，是特别好的借口。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就是家门口，从我家走五分钟就是公路边，在公路边来一个长途汽车，我会从山西的吕梁过黄河到陕北，陕北有条路是一直往内蒙走到鄂尔多斯，还可以往延安那边走。那条路在我上大学之前走了很多次。
我觉得行走真的给我这一生带来非常多的影响，因为接触了非常多的人，就像书里讲的，混混在江边拍两下就要过来围起来，那时候我们就必须给他们画像，免费的。我们那个年代比严明早点，我瞎逛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流氓可能回家还读北岛呢。后来搞电影之后要去看景，筹备一部电影要去各个地方，拍照也是我的一个习惯。读严明这本书，我觉得总有一条路吸引着我们，总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吸引我们，对我来说，这是端起相机、画速写、拍照的原始冲动。
重庆的好人
一部《三峡好人》让贾樟柯夺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严明在书中的第一章即写下“一切从重庆开始”。重庆，是三个人记忆里绕不出的地方。
贾樟柯：我在慢船上老跟人要瓜子吃，绝对不会失望，他们马上给你。在慢船上你会发现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一上船，每个人找自己的最佳位置，一支摊，开始生活，该吃吃、该玩玩、该赌博赌博，其实你看这一幕会很感伤。
严明说坐船过三峡过夔门的时候会有今古不分的感觉，因为他会想起李白。我当时也想起李白。那个地方除了风光之外，应该有一些地域性的性格。这里人和人之间非常亲热，有时候大街上就聊起来，更不用说在一艘船上，它跟旁边的山水一样，尽量呈现过去的人际关系。这是我在三峡最难忘的，其实是这些人。直观来说，无论重庆还是三峡，我觉得是生命力特别强的地方，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力。
严明：对，那里人特别达观，有很多家移民移走了，他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能感觉到他们没有什么怨恨。那里景也好，人更好，饭菜便宜可口，看着底下游船、轮船过，那时候觉得拍不拍照都没关系了。
贾樟柯：女孩也漂亮。
史航：我1992年去的时候，印象最深是在葛洲坝，我跟一个老太太买冰棍，钱递给她了，她的动作有点慢，在这一瞬间，船走了，这个冰棍我拿不到了，就那样看着。当一帮人在水上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好像暂时停滞定格了，这会儿不进行了，我们按暂停键。你在船上你的命运不会改变，到了岸上才会改变。
严明：刚才讲到船的空间，其实中国文化里面把同船渡跟共枕眠放在一块讲，同船渡是很重要的事，缘分。我们今天也是，今天不就是相聚吗。
边走边看边记录
有人评论贾樟柯的电影：他的影像世界正在逐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种特殊方式，亦在重新诠释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严明的摄影亦以纪实见长，作品《大国志》获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只有走过足够多的路，见识到足够多元的世界，才能有一个更发散的头脑，把真实的生命融入作品之中。
贾樟柯：对我来说，谈摄影首先要谈行走，首先我们是被外面的世界吸引，我们对它怀有期待，但是你必须去行走，用身体去接触，才能领略到那些美和诗意。
我拍的《世界》里有一个情节是赵小涛从世界公园到市里面，晚上没回家，她住了一个半地下的宾馆。被褥很潮很黏没法睡，她随身带着雨衣，于是穿着雨衣睡觉，这都是我那时候闯江湖的经验。我们那时候在路上吃饭的卫生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有一次在陕西实在克服不了心理障碍，为了吃面我买了两根铅笔，用两根铅笔当筷子，这都是行走的经验，背后对世界、对人的理解真的可以享用一生，特别是对过去这个国家弥漫的贫穷、人们的精神状态的一种直接感受，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在电脑上取代不了的。
严明：在行走的过程中，我非常不主张带着预期、预设的概念和想法。有一句话说摄影师看到了什么取决于内心有什么跟他呼应，看到那个东西，你内心是可以调起来的，是瞬间做的决断和决定。你想通过什么办法处理一下，规避一下、挽救一下，结果往往不讨好。刚才讲行走，一个是看世界的有利的条件，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可以自由，可以随性，思想上我说了算。
史航：所以严明看到什么照片，判断之后就拍了。他说自己不搞采访，不搞系列故事，他拍照片像打扑克比大小，我比你的大，我就留这张，不用一套照片体现。他是撞上了来判断，贾导你是来选，比如《三峡好人》和《站台》，你是怎么选的？
贾樟柯：费里尼曾经说过，电影就是面孔的艺术，每个电影最主要的是那些面孔承载我们的故事。我在选演员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演员，我希望能在他的脸上看到某种经历，某种潜在的生命经验，他过去的痕迹。那些没有痕迹的面孔，没有任何情感挫折、情感履历的脸放到《三峡好人》、《站台》这样的电影里不适合，因为这些电影都在讲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生活里面会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和问题，它不是偶像剧，这些脸的美感在于他的现实，能够表现出来的过去的经历。
严明：我们摄影圈里特别多的人会宣扬一个理论，我们在街拍的时候怎样不被别人抱以异样的眼光，怎么不起冲突，很多人说做好沟通很重要，在没有警惕心的情况下拍摄。我觉得四个字，绝不沟通，你要的就是你看到他，他没有看到你的样子，那就搞定了。
——贾樟柯
1992年第一次出远门去三峡看丰都鬼城，坐短程客船，是一个慢船，每次岸上有人招手就靠过去。1948年美国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我要乘一艘慢船去中国》，特别的诗意。我当时在三峡也有相机，还有一个漂亮女孩，我每次假装拍风景，但是拐弯就拍她，可这个也没法单独出本书，还侵犯人家肖像权。我特别想听你们两位去过三峡的好人，谈谈你们记忆中的三峡那块的风景和人。
——史航
以前玩乐队时，键盘手是个文弱的人，在电厂工作，来自农村。有一次闲聊，他说起自己的家庭，说他的父亲也是个特别老实的人，最大的过错就是把两个儿子培养得这么胆小。这句话给我印象至深。回想一下，我在县城中学教书的父亲也是一样，本分至极。他曾经的最高追求就是把我培养成一个和他一样，可以旱涝保收的教师。
——严明
从青春说起
史航出生于吉林长春，199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严明，安徽蚌埠人，毕业于安徽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贾樟柯，山西汾阳人，1990年在报考南开大学失败后转学美术，1993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成长背景各不相同，求学经历也差异甚大，三人的最大公约数，应该是都有一段颠沛而丰富的青春。
史航：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想起自己的很多时候，贾导肯定也会想到。我们带着各自经过了保质期的青春，来这里就像划火柴一样，划出几根亮光，让你们也想起你们都忘了很久的青春。照片就这点好处。
严明：我拿起相机的时候三十出头了，之前弹贝司，不过中间还有一些不记录在册的行当，音乐杂志、唱片公司都干过，做文字记者是搭档摄影记者玩相机，玩着玩着就中毒了，然后就把它学好练会，到今年十一二年了。
搞摄影之后发现，好的照片存在電脑里会有留存感，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东西，像小朋友做储蓄一样，慢慢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作品，可以见证一些事情，代表我的一段时间的经历和心境。
史航：我记得摄影师伯乐松说过一句话，说我端起相机是打量世界的一个借口。
严明：是的，是看世界的窗口，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出口。
贾樟柯：读这本书打开我很多过去的文件夹，我觉得心灵上的共鸣特别大，他写朝天门码头，写夔门，写长江上的游船，那些都是我特别熟悉的环境。
我成长的时候很封闭，旅行的机会不多，信息也不多，所以到外面看一看是特别强烈的冲动。最初我学美术，学美术就要去画速写，画写生，是特别好的借口。那时候我最喜欢去的就是家门口，从我家走五分钟就是公路边，在公路边来一个长途汽车，我会从山西的吕梁过黄河到陕北，陕北有条路是一直往内蒙走到鄂尔多斯，还可以往延安那边走。那条路在我上大学之前走了很多次。
我觉得行走真的给我这一生带来非常多的影响，因为接触了非常多的人，就像书里讲的，混混在江边拍两下就要过来围起来，那时候我们就必须给他们画像，免费的。我们那个年代比严明早点，我瞎逛的时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流氓可能回家还读北岛呢。后来搞电影之后要去看景，筹备一部电影要去各个地方，拍照也是我的一个习惯。读严明这本书，我觉得总有一条路吸引着我们，总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吸引我们，对我来说，这是端起相机、画速写、拍照的原始冲动。
重庆的好人
一部《三峡好人》让贾樟柯夺得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狮奖，严明在书中的第一章即写下“一切从重庆开始”。重庆，是三个人记忆里绕不出的地方。
贾樟柯：我在慢船上老跟人要瓜子吃，绝对不会失望，他们马上给你。在慢船上你会发现中国人的生存能力，一上船，每个人找自己的最佳位置，一支摊，开始生活，该吃吃、该玩玩、该赌博赌博，其实你看这一幕会很感伤。
严明说坐船过三峡过夔门的时候会有今古不分的感觉，因为他会想起李白。我当时也想起李白。那个地方除了风光之外，应该有一些地域性的性格。这里人和人之间非常亲热，有时候大街上就聊起来，更不用说在一艘船上，它跟旁边的山水一样，尽量呈现过去的人际关系。这是我在三峡最难忘的，其实是这些人。直观来说，无论重庆还是三峡，我觉得是生命力特别强的地方，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力。
严明：对，那里人特别达观，有很多家移民移走了，他们生活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能感觉到他们没有什么怨恨。那里景也好，人更好，饭菜便宜可口，看着底下游船、轮船过，那时候觉得拍不拍照都没关系了。
贾樟柯：女孩也漂亮。
史航：我1992年去的时候，印象最深是在葛洲坝，我跟一个老太太买冰棍，钱递给她了，她的动作有点慢，在这一瞬间，船走了，这个冰棍我拿不到了，就那样看着。当一帮人在水上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好像暂时停滞定格了，这会儿不进行了，我们按暂停键。你在船上你的命运不会改变，到了岸上才会改变。
严明：刚才讲到船的空间，其实中国文化里面把同船渡跟共枕眠放在一块讲，同船渡是很重要的事，缘分。我们今天也是，今天不就是相聚吗。
边走边看边记录
有人评论贾樟柯的电影：他的影像世界正在逐步成为理解中国的一种特殊方式，亦在重新诠释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严明的摄影亦以纪实见长，作品《大国志》获第三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只有走过足够多的路，见识到足够多元的世界，才能有一个更发散的头脑，把真实的生命融入作品之中。
贾樟柯：对我来说，谈摄影首先要谈行走，首先我们是被外面的世界吸引，我们对它怀有期待，但是你必须去行走，用身体去接触，才能领略到那些美和诗意。
我拍的《世界》里有一个情节是赵小涛从世界公园到市里面，晚上没回家，她住了一个半地下的宾馆。被褥很潮很黏没法睡，她随身带着雨衣，于是穿着雨衣睡觉，这都是我那时候闯江湖的经验。我们那时候在路上吃饭的卫生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有一次在陕西实在克服不了心理障碍，为了吃面我买了两根铅笔，用两根铅笔当筷子，这都是行走的经验，背后对世界、对人的理解真的可以享用一生，特别是对过去这个国家弥漫的贫穷、人们的精神状态的一种直接感受，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在电脑上取代不了的。
严明：在行走的过程中，我非常不主张带着预期、预设的概念和想法。有一句话说摄影师看到了什么取决于内心有什么跟他呼应，看到那个东西，你内心是可以调起来的，是瞬间做的决断和决定。你想通过什么办法处理一下，规避一下、挽救一下，结果往往不讨好。刚才讲行走，一个是看世界的有利的条件，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可以自由，可以随性，思想上我说了算。
史航：所以严明看到什么照片，判断之后就拍了。他说自己不搞采访，不搞系列故事，他拍照片像打扑克比大小，我比你的大，我就留这张，不用一套照片体现。他是撞上了来判断，贾导你是来选，比如《三峡好人》和《站台》，你是怎么选的？
贾樟柯：费里尼曾经说过，电影就是面孔的艺术，每个电影最主要的是那些面孔承载我们的故事。我在选演员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演员，我希望能在他的脸上看到某种经历，某种潜在的生命经验，他过去的痕迹。那些没有痕迹的面孔，没有任何情感挫折、情感履历的脸放到《三峡好人》、《站台》这样的电影里不适合，因为这些电影都在讲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生活里面会遇到哪些现实的困难和问题，它不是偶像剧，这些脸的美感在于他的现实，能够表现出来的过去的经历。
严明：我们摄影圈里特别多的人会宣扬一个理论，我们在街拍的时候怎样不被别人抱以异样的眼光，怎么不起冲突，很多人说做好沟通很重要，在没有警惕心的情况下拍摄。我觉得四个字，绝不沟通，你要的就是你看到他，他没有看到你的样子，那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