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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3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51-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重大社会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当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生活满意程度较低，面临着艰难的城市融入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市的生活满意程度不断构建与提高的过程，农民工能否转变为市民取决于其对城市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认知以及与周边人群的参照比较。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才能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和政策［1］，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2］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3］等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面，集中在社会认同、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水平测算方面。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了社会认同丧失和重构的艰难境地［4］。殷娟研究发现，务农经历、经济地位与市民交往的情况等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5］。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6］。Ye Liua认为他们在城市倾向于寻找非亲属、非同乡的社会支持［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评价指标体系［8-9］。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化身份转变的内在驱动问题研究涉猎较少。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重要主体，已占到全部农民工的60%以上，是什么因素驱动他们主动向市民化转变，而不是“被市民化”？本文认为只有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角度，了解其在城市生活的定位及其满意程度现状，才能有效地找到市民化的现实路径。本研究正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满意度视角，跳出“市民化”来剖析市民化问题。
1文献综述
国外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果颇多，包括概念内涵及其测量的研究。Shin D.C., Johnson D.M.认为，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他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状况的积极评估和对生活状态进行横纵向比较的产物，并认为生活满意度和个性特征、自我需求、拥有的资源、文化背景和所处环境有关［10］。生活满意度(Diener,Emmons,Larsen, & Griffin,1985)是SWB的认知部分，是指个人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评价他们的生活状况，对生活进行有意识的认知判断，并且提出了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11］。Headey，
①问卷数据在共线性诊断中，特征值均大于0.01，条件指标均小于30，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DW统计量为1.640，表明残差项间无自我相关。Veenhoven,and Wearing把生活分成了六个领域：婚姻、工作、生活的物质标准、休闲、朋友关系和健康［12］。Hsieh将生活分成了八个维度：健康状况、工作、休闲、经济情况、邻里关系、家庭生活、友谊和宗教信仰。Argyle将生活分为：金钱、健康状况、工作和就业、社会关系、休闲、住房和教育。Simon Appleton 和Lina Song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构成要素包括收入、职业与社会地位、职业机遇与社会流动、福利待遇、政策评价、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决定因素包括收入与失业、个性特征（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社会保险、政治参与、职业性质和户口［13］。
李丹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将对客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14］。学者们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构成、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15-16］。风笑天研究指出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收入、家庭生活、健康状况和城市认同等因素显著相关。李国珍讨论了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的因素，包括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17］。然而，专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鲜少。
本文所指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是指农民工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在城市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是对其生活状态进行横纵向比较后形成的积极评价结果。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本文重点剖析了经济收入、社会保险、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其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进而得到市民化进程的建议。
2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模型设立
本文数据来自问卷调查。调查区域选取四川省成都市。四川是我国农民工输出大省，成都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副省级城市，具有适宜人居与创业的城市美誉，是农民工主要的输入地之一，因而研究该地区的农民工具有代表性。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定额抽样方法，将成都市的企事业单位分为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规模以上非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构六类，按各类从业人数规模确定样本比例。最终选取了50家企事业单位，主要涉及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及公共事业等。受访者均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实施于2010年底和2011年初，三个月共发放问卷310份,主要采取当面填写并回收的办法，回收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95%。 问卷测量变量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的满意度，具体测量项目设计如下：“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和“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与老家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和“与成都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以及“养老保险满意度”与“医疗保险满意度”。利用李克特五分法，设计了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五个测度等级，采用主观感知测量方法。
本文提出的总体研究假设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受到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四大因素的正向影响。由于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均达标（KMO=0.791，Cronbach’s Alpha=0.798），并且满足残差为正态分布、各变量间无多元线性关系以及残差独立性等要求①，因此我们选取了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回归模型设立如下：
Y=a+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其中，Y表示总体生活满意度，x1为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x2为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x3为养老保险满意度，x4为医疗保险满意度，x5为与老家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x6为与成都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x7为社会关系满意度。
3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3.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婚姻、学历及职业等个人特征具体如下，如表1所示。
（1）年轻与未婚者为主。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25岁以下，占总人数的71.6%；未婚者占比72.6%。
（2）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中，以初、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占比达到68%。其中初中学历者占30%，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达到37.8%。另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大幅提高，占31%。
（3）从事职业呈现层级分化。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无技术或低技术工种，占总人数的51%，但另有一半的人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或管理职能的工作，包括中等技术工种占比20.6%，从事基层管理工作占比22.9%。
3.2回归分析结果与讨论
利用上面设立的回归模型分析后得到表2的结果，F检验值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说明模型的整体线性关系
表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数据描述性统计
Tab.1Th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dat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统计类别
Statistical category范围
Range频数
Frequency有效百分比(%)
Effective
percentage性别男15251.4女14448.6年龄18岁以下113.719-24岁20167.925-30岁8428.4婚姻状况未婚8172.6已婚21527.4受教育程度小学 31.0初中8930.1高中及中专11237.8大专及以上9231.02010月平均收入水平1 000元以下237.71 000元到2 000元22074.32 001元到3 000元3712.53 000元以上165.4职业性质无技术或低技术工种15151.0中等技术工种6120.6高技术工种165.4基层管理人员6822.9
是显著的。“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养老保险满意度”、“医疗保险满意度”、“与成都人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关系”分别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五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3、0.394、0.225、0.185、0.129。因此，总体上可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受到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四个方面的正向作用”的假设得到了验证。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体分析如表2所示。
（1）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对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与李国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购买保险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17］。养老保险满意度的标准系数为0.394，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这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需求不仅仅是赚钱谋生，他们对安全保障有了强烈需求，希望通过享受社会福利来提高生活质量。
（2）“与成都人相比收入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参照系已变成周围的城里人，着眼于横向比较而不再
表2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Tab.2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e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s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Sig收入满意度与过去相比，收入满意度-0.0170.0900.849与成都人相比，收入满意度0.273***0.0900.003社会福利满意度养老保险满意度0.394***0.0560.000医疗保险满意度0.225***0.0550.000社会地位满意度与老家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0.0410.0490.401与成都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0.185***0.0460.000社会关系满意度0.129***0.0460.005常数项-0.2470.2170.256样本数 s296R20.585F值58.093概率（F值）0.000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是与过去相比。反映了他们对生活有较高的期望值，又有融入城市、追求平等的迫切愿望。数据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月平均工资在2 000元以下的占82.0%。与过去收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收入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的人占11.9%，不满意率占到37.5%，另有一半感觉一般。而“与在成都认识的人相比”，收入满意率占比9.1%，不满意率提高到58.1%。
（3）“与成都人相比的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而“与老家人相比的社会地位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主要来源于与身边城市人的比较，这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4］，与此同时，他们更渴望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社会地位，而不再是贴着“打工妹”、“农民工”标签的，被二元户籍、就业与社会福利制度分割的城市主体。
（4）社会关系对生活满意度呈现正向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高度一致。社会关系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不仅对寻找工作、职业发展等有重要影响，而且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程度及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有利于减少与城市人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养老保险满意度”，其次是“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和“医疗保险满意度”，再次是“与成都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关系满意度”。而“与过去相比收入满意度”和“与老家人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4结论与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产业工人的主力，其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决定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与程度，是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课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需求层次上升，由单纯的“谋生动机”向“寻求职业发展与平等地位”转变。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生活满意度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显著性因素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平等权的强烈需求。
（2）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感知主要来源于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与老家人相比”、“与过去相比”的观念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摒弃，他们更看重现实，与身边城市人生活的差距将导致其不满意的心理落差。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由经济、社会到心理三个层面的融入构成。经济适应是基础，而社会与心理融入则是一个相对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问题是实现经济融入的前提，消除就业市场的制度藩篱还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政府应着力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的就业制度，提供有效而相对充分的公共就业服务，规范职业技术等级与职业资格认证，从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规划与就业空间的提升，是实现其市民化的前提与基础。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福利均等化实现的过程。应分层次、分步骤地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社会保险的对接。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所指出的：“要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享受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是最根本的”，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因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社会福利保障需求，是实现市民化的核心。
最后，开展新市民教育，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心理素质的必要手段。应整合政府、用人单位、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多层面的主体力量，以人文关怀为核心，建设新市民学校，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培训活动与心理辅导，从而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其适应城市化的乐观健康心理，是实现其心理融入的重要措施。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J］.理论视野,2010,(9):20-22.［Han Jun.To Promot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J］.Theoretical Horizon, 2010,(9):20-22.］
［2］黄锟.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 76-81.［ Huang Ku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uralurban Dural Constitution Impacts on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3):76-81.］
［3］张国胜.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09,(4):56-69.［Zhang Guosheng.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ocial Cost Analysis: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Developing Transformative China and Its Policy Choice［J］. China Soft Science, 2009,(4):56-69.］
［4］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5-15.［ Wang Chunguang.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the Process and Problem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e into the City［J］.The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 2010,(3):5-15.］ ［5］殷娟.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2-46.［ Yin Juan.Identification of the New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Hindrances Concerned: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Changsha City［J］.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3):42-46.］
［6］张建,李学明，张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82-88.［ Zhang Jian,Li Xueming, Zhang Li .The Research on the Citizen Process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3):82-88.］
［7］Ye Liua, Zhigang Li, Werner Breitung. The Social Network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ize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1, (8):192-200.
［8］刘传江.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5):48-57.［Liu Chuangjiang.The Urbanization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tatus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of Process［J］.Population Study.2008, (5):48-57.］
［9］王桂新.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3-23.［ Wang Guixin.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Migrants dur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2008,(5):48-57.］
［10］Shin D C, Johnson D M.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78,(5):475-492.
［11］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 49（1）:71-75.
［12］Headey B, Veenhoven R, Wearing A. Topdown versus Bottomup Theor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 24（1）: 81-100.
［13］Appleton S, Song L.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J］. World Development,2008,36(11):2325-2340.
［14］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7,(6):1-8.［Feng Xiaotian.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Nearly Thirty Years Review and Discussion on Related Problems［J］.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07,(6):1-8.］
［15］方纲，风笑天.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6):74-81.［ Fang Gang,Feng Xiaotian.Researc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6):74-81.］
［16］叶南客,陈如.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08,（1）：87-95.［Ye Nanke, Chen Ru. Happiness, Happiness Orientation: Harmonious Social Main Body Force, Ultimate Goal and Deep Strategy：Case Study of Nanjing［J］.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2008,（1）：87-95.］
［17］李国珍.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47-58.［Li Guozhen. A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in Wuhan［J］.Journal of Nanjing College for Population Program Management,2009,(1):47-58.］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3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7-0151-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7.024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重大社会问题，关系到我国城市化、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当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被城市“边缘化”，生活满意程度较低，面临着艰难的城市融入问题。从本质上看，农民工融入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市的生活满意程度不断构建与提高的过程，农民工能否转变为市民取决于其对城市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认知以及与周边人群的参照比较。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提高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才能破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从宏观层面上探讨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和政策［1］，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2］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3］等问题。在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方面，集中在社会认同、城市融入和市民化水平测算方面。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了社会认同丧失和重构的艰难境地［4］。殷娟研究发现，务农经历、经济地位与市民交往的情况等对他们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5］。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6］。Ye Liua认为他们在城市倾向于寻找非亲属、非同乡的社会支持［7］。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建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评价指标体系［8-9］。然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化身份转变的内在驱动问题研究涉猎较少。新生代农民工是市民化的重要主体，已占到全部农民工的60%以上，是什么因素驱动他们主动向市民化转变，而不是“被市民化”？本文认为只有从新生代农民工需求角度，了解其在城市生活的定位及其满意程度现状，才能有效地找到市民化的现实路径。本研究正是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满意度视角，跳出“市民化”来剖析市民化问题。
1文献综述
国外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果颇多，包括概念内涵及其测量的研究。Shin D.C., Johnson D.M.认为，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他认为生活满意度是对生活状况的积极评估和对生活状态进行横纵向比较的产物，并认为生活满意度和个性特征、自我需求、拥有的资源、文化背景和所处环境有关［10］。生活满意度(Diener,Emmons,Larsen, & Griffin,1985)是SWB的认知部分，是指个人根据自身设定的标准评价他们的生活状况，对生活进行有意识的认知判断，并且提出了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11］。Headey，
①问卷数据在共线性诊断中，特征值均大于0.01，条件指标均小于30，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多元共线性问题；DW统计量为1.640，表明残差项间无自我相关。Veenhoven,and Wearing把生活分成了六个领域：婚姻、工作、生活的物质标准、休闲、朋友关系和健康［12］。Hsieh将生活分成了八个维度：健康状况、工作、休闲、经济情况、邻里关系、家庭生活、友谊和宗教信仰。Argyle将生活分为：金钱、健康状况、工作和就业、社会关系、休闲、住房和教育。Simon Appleton 和Lina Song研究了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构成要素和决定因素，构成要素包括收入、职业与社会地位、职业机遇与社会流动、福利待遇、政策评价、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决定因素包括收入与失业、个性特征（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社会保险、政治参与、职业性质和户口［13］。
李丹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将对客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研究，转向了对明显带有主观特征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关注和研究上［14］。学者们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构成、影响因素及评价指标［15-16］。风笑天研究指出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工作、收入、家庭生活、健康状况和城市认同等因素显著相关。李国珍讨论了影响农民工生活满意的因素，包括养育孩子数量、工作收入、是否购买各种保险、是否能及时拿到工资以及城市环境等［17］。然而，专门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鲜少。
本文所指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是指农民工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在城市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是对其生活状态进行横纵向比较后形成的积极评价结果。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本文重点剖析了经济收入、社会保险、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等四个方面对其生活满意程度的影响，进而得到市民化进程的建议。
2数据来源、变量测量与模型设立
本文数据来自问卷调查。调查区域选取四川省成都市。四川是我国农民工输出大省，成都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的副省级城市，具有适宜人居与创业的城市美誉，是农民工主要的输入地之一，因而研究该地区的农民工具有代表性。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定额抽样方法，将成都市的企事业单位分为规模以上国有控股企业、规模以上非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公共管理机构六类，按各类从业人数规模确定样本比例。最终选取了50家企事业单位，主要涉及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及公共事业等。受访者均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实施于2010年底和2011年初，三个月共发放问卷310份,主要采取当面填写并回收的办法，回收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95%。 问卷测量变量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的满意度，具体测量项目设计如下：“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和“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与老家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和“与成都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以及“养老保险满意度”与“医疗保险满意度”。利用李克特五分法，设计了从“很不满意”到“很满意”五个测度等级，采用主观感知测量方法。
本文提出的总体研究假设是：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受到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与社会关系四大因素的正向影响。由于问卷的效度和信度均达标（KMO=0.791，Cronbach’s Alpha=0.798），并且满足残差为正态分布、各变量间无多元线性关系以及残差独立性等要求①，因此我们选取了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检验上述因素的影响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回归模型设立如下：
Y=a+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其中，Y表示总体生活满意度，x1为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x2为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x3为养老保险满意度，x4为医疗保险满意度，x5为与老家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x6为与成都人相比的地位满意度，x7为社会关系满意度。
3数据分析与结果讨论
3.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婚姻、学历及职业等个人特征具体如下，如表1所示。
（1）年轻与未婚者为主。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在25岁以下，占总人数的71.6%；未婚者占比72.6%。
（2）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中，以初、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占比达到68%。其中初中学历者占30%，具有高中及中专学历的达到37.8%。另外，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大幅提高，占31%。
（3）从事职业呈现层级分化。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无技术或低技术工种，占总人数的51%，但另有一半的人从事有一定技术含量或管理职能的工作，包括中等技术工种占比20.6%，从事基层管理工作占比22.9%。
3.2回归分析结果与讨论
利用上面设立的回归模型分析后得到表2的结果，F检验值在1%水平上达到显著，说明模型的整体线性关系
表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数据描述性统计
Tab.1Th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 worker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data descriptive statistics
统计类别
Statistical category范围
Range频数
Frequency有效百分比(%)
Effective
percentage性别男15251.4女14448.6年龄18岁以下113.719-24岁20167.925-30岁8428.4婚姻状况未婚8172.6已婚21527.4受教育程度小学 31.0初中8930.1高中及中专11237.8大专及以上9231.02010月平均收入水平1 000元以下237.71 000元到2 000元22074.32 001元到3 000元3712.53 000元以上165.4职业性质无技术或低技术工种15151.0中等技术工种6120.6高技术工种165.4基层管理人员6822.9
是显著的。“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养老保险满意度”、“医疗保险满意度”、“与成都人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关系”分别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五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3、0.394、0.225、0.185、0.129。因此，总体上可以得知，“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受到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关系与社会地位四个方面的正向作用”的假设得到了验证。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体分析如表2所示。
（1）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对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这与李国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购买保险对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17］。养老保险满意度的标准系数为0.394，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这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需求不仅仅是赚钱谋生，他们对安全保障有了强烈需求，希望通过享受社会福利来提高生活质量。
（2）“与成都人相比收入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而“与过去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评价的参照系已变成周围的城里人，着眼于横向比较而不再
表2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
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Tab.2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influence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自变量
Independent variables回归系数
Regression
coefficient标准差
Standard
deviationSig收入满意度与过去相比，收入满意度-0.0170.0900.849与成都人相比，收入满意度0.273***0.0900.003社会福利满意度养老保险满意度0.394***0.0560.000医疗保险满意度0.225***0.0550.000社会地位满意度与老家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0.0410.0490.401与成都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0.185***0.0460.000社会关系满意度0.129***0.0460.005常数项-0.2470.2170.256样本数 s296R20.585F值58.093概率（F值）0.000注：*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是与过去相比。反映了他们对生活有较高的期望值，又有融入城市、追求平等的迫切愿望。数据分析显示：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月平均工资在2 000元以下的占82.0%。与过去收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目前收入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的人占11.9%，不满意率占到37.5%，另有一半感觉一般。而“与在成都认识的人相比”，收入满意率占比9.1%，不满意率提高到58.1%。
（3）“与成都人相比的社会地位满意度”对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而“与老家人相比的社会地位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主要来源于与身边城市人的比较，这可能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4］，与此同时，他们更渴望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社会地位，而不再是贴着“打工妹”、“农民工”标签的，被二元户籍、就业与社会福利制度分割的城市主体。
（4）社会关系对生活满意度呈现正向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高度一致。社会关系是农民工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不仅对寻找工作、职业发展等有重要影响，而且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程度及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有利于减少与城市人的心理距离。
综上所述，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养老保险满意度”，其次是“与成都人相比的收入满意度”和“医疗保险满意度”，再次是“与成都人相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和“社会关系满意度”。而“与过去相比收入满意度”和“与老家人比社会地位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4结论与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产业工人的主力，其在城市生活的满意度决定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与程度，是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课题。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需求层次上升，由单纯的“谋生动机”向“寻求职业发展与平等地位”转变。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生活满意度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显著性因素包括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反映了他们对城市生活的生存权、发展权及平等权的强烈需求。
（2）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感知主要来源于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与老家人相比”、“与过去相比”的观念已经被新生代农民工所摒弃，他们更看重现实，与身边城市人生活的差距将导致其不满意的心理落差。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由经济、社会到心理三个层面的融入构成。经济适应是基础，而社会与心理融入则是一个相对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因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问题是实现经济融入的前提，消除就业市场的制度藩篱还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各级政府应着力建设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的就业制度，提供有效而相对充分的公共就业服务，规范职业技术等级与职业资格认证，从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规划与就业空间的提升，是实现其市民化的前提与基础。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社会福利均等化实现的过程。应分层次、分步骤地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社会保险的对接。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所指出的：“要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并具备一定条件的农民工享受同城市人一样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是最根本的”，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因此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社会福利保障需求，是实现市民化的核心。
最后，开展新市民教育，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心理素质的必要手段。应整合政府、用人单位、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多层面的主体力量，以人文关怀为核心，建设新市民学校，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培训活动与心理辅导，从而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建立其适应城市化的乐观健康心理，是实现其心理融入的重要措施。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俊.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J］.理论视野,2010,(9):20-22.［Han Jun.To Promot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J］.Theoretical Horizon, 2010,(9):20-22.］
［2］黄锟.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 76-81.［ Huang Ku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uralurban Dural Constitution Impacts on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3):76-81.］
［3］张国胜.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2009,(4):56-69.［Zhang Guosheng.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Social Cost Analysis: the Perspective from the Developing Transformative China and Its Policy Choice［J］. China Soft Science, 2009,(4):56-69.］
［4］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5-15.［ Wang Chunguang.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the Process and Problems of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tegrate into the City［J］.The Journal of Youth Research 2010,(3):5-15.］ ［5］殷娟.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2-46.［ Yin Juan.Identification of the New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Hindrances Concerned:Based on a Sample Survey of the Migrant Workers In Changsha City［J］.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9,(3):42-46.］
［6］张建,李学明，张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82-88.［ Zhang Jian,Li Xueming, Zhang Li .The Research on the Citizen Process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J］.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3):82-88.］
［7］Ye Liua, Zhigang Li, Werner Breitung. The Social Network of Newgeneration Migrants in China’s Urbanized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J］. Habitat International,2011, (8):192-200.
［8］刘传江.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5):48-57.［Liu Chuangjiang.The Urbanization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tatus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of Process［J］.Population Study.2008, (5):48-57.］
［9］王桂新.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3-23.［ Wang Guixin. Citizenization of Peasant Migrants during Urbanization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Shanghai［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2008,(5):48-57.］
［10］Shin D C, Johnson D M.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78,(5):475-492.
［11］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et al.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5, 49（1）:71-75.
［12］Headey B, Veenhoven R, Wearing A. Topdown versus Bottomup Theorie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1, 24（1）: 81-100.
［13］Appleton S, Song L.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J］. World Development,2008,36(11):2325-2340.
［14］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J］.社会科学研究，2007,(6):1-8.［Feng Xiaotian.Study on Quality of Life: Nearly Thirty Years Review and Discussion on Related Problems［J］.Social Science Research.2007,(6):1-8.］
［15］方纲，风笑天.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人口与发展,2009,(6):74-81.［ Fang Gang,Feng Xiaotian.Researc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9,(6):74-81.］
［16］叶南客,陈如. 幸福感、幸福取向:和谐社会的主体动力、终极目标与深层战略——以南京为例［J］.南京社会科学.2008,（1）：87-95.［Ye Nanke, Chen Ru. Happiness, Happiness Orientation: Harmonious Social Main Body Force, Ultimate Goal and Deep Strategy：Case Study of Nanjing［J］.Social Sciences in Nanjing，2008,（1）：87-95.］
［17］李国珍.武汉市农民工生活满意度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47-58.［Li Guozhen. A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in Wuhan［J］.Journal of Nanjing College for Population Program Management,2009,(1):4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