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电影和电影评论人似乎从未受到过如此重视。
　　2016年岁末，张艺谋新片《长城》上映期间，微博上一位名为“亵渎电影”的评论人说“张艺谋已死”，该片出品方乐视影业CEO张昭随后表示不满，乐视影业还发了一封律师函给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人民日报》客户端发文指摘豆瓣电影和猫眼电影的评论倾向问题，而引起大量影评人的回击。
　　《人民日报》客户端文章援引自《中国电影报》，文章认为大量影评声音有失公允，为吐槽而吐槽，并以列举的方式论述了豆瓣电影打分的“水分”问题。豆瓣创始人阿北随即逐一回应“水分”问题，前述文章的许多论据材料开始经不住推敲。稍晚时候，人民日报评论部发出文章，认为中国电影应该经得住批评。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张宏森随后在微信朋友圈回应，并未约谈豆瓣和猫眼，主张正常的电影评论工作。此事，算是告一段落。
　　风波之后，我认为影评人的自省更为重要，既不能沦为电影资本的“写手”，也不能一味地简单吐槽。
　　在此次电影评论事件之前，电影资本和电影评论之间，常常是“和谐共处”的关系。维护口碑是电影宣发的工作之一，电影资本其实一直在寻求控制电影评论的方法，就如同商业卖家需要掌控自己的商品口碑舆情一样。十年前，电影宣发工作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通过“红包”、赠票等方式，获得电影上映期间城市报纸的正面评论文章，这通常由地面人员去执行。
　　以往的宣发工作，通常会找影评人来看“点映”，然后以所谓“车马费”，求取一个好评。前几年有个玩笑说，影评人靠评论工作月入6万元——当然，这是建立在每天都有电影点映的基础上的。
　　最近几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多样化发展，文章、音频、视频等各类自媒体如雨后春笋，依靠已经形成叫好惯性的一二百位影评人的点映好评，电影资本已经无法掀起波浪——因为惯常的叫好，这些影评已经丧失了读者群，或者说，网友们已经对其自觉免疫了。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让有文字能力的影迷都成为了电影评论人。出品方对电影的舆情控制，当年面对的可能只是几百人，如今面对的是几万人，甚至是几十万人。电影资本再强大，也无法完全掌控电影评论工作了。2016年年底的矛盾爆发，正是反映了电影资本对无法控制电影评论的焦灼。
　　电影资本当然要首先反思自身对口碑评论的控制行为是否可取，是否应该保持在一个基本的度值范围内；而从目前网上影评人愤怒的回击文章来看，我们更应该呼吁电影评论人保持自省的能力。
　　现在，影评人群体已经从以往的娱乐报纸记者、电影学院师生和电影从业人员范围扩展到广大的自媒体人群体。评论人群的扩大，应该被提倡，但评论人更应该重拾自省能力。吐槽性恶评确实更能吸引读者眼球，但这种趋势，实际上会对电影评论生态造成伤害。
　　电影局局长张宏森的朋友圈提到一句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相信，绝大多数影评人都是“无则加勉”的。这种自我反思，是一种“人不知而不愠”的身段象征。电影评论的神圣感，需要我们评论人自己塑造出来。因此，我提倡电影评论的两个伦理问题。
　　第一个伦理，是逻辑学论证的伦理。电影评论，更像是提出观点并进行论证的议论文。作为负责任的电影评论人，我们应该自觉拒绝吐槽，并采用逻辑论证的写作方法。影评不仅是告诉读者电影是好是坏，更是用自己扎实的逻辑学、哲学和文艺理论的能力，去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一味的简单吐槽，不仅伤害中国电影，也伤害自己和读者。
　　第二个伦理，是为文化发展负责的伦理。往大了说，电影评论实际上也讲核心价值观，我们评断一部电影是否有价值，其基本标准是这部电影是否为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作了应有的贡献。以《长城》为例，好的一面，自然是开创了中美合作的大片时代，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面，我们又是否向世界传递了最有价值的中国声音呢？还是只流于表面，做了一部风光旅游加体操训练的大视频呢？
　　电影评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倒持剑柄”：电影评论人握住的是剑刃，打出去的是剑柄，批评并非目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电影往更好的地方去。如果遵从电影评论的两大伦理，那即使电影资本在评论声音面前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我们也会微微一笑。真正为电影负责的声音，我相信读者最终会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