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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下来回忆，村子衰败是从李桃花南下广州打工那年开始的。
再往前捋，最早离开村子的应是我大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扩充兵源抓壮丁，将大伯沿白沙溪押解出沅水，刚到大河口就被得到消息的白沙溪村人截住，几声沉闷的火铳枪响，押解队伍躲在一蔸大冬梨树下不敢挪步。夜色在僵持中越来越浓，最后达成协议由大伯自己决定去留。出乎所有人意料，大伯选择了跟他们走。
白沙溪二十余里，溯溪而上有一条断续铺着青石板的小路，一路低头默数着过水跳岩往山深里走，到脚下溪水分成左右两支水流，仰头能看到散落在坡坳处黛青色屋顶升起的灰蓝色炊烟。我想，村子的名字应该就是这么来的：上面一个“分”，下面一个“水”，一条溪流分开的地方。可惜这个字如今电脑录不了，读na，去声。分水不行，只能分山了，由此岔溪成了如今故园的名字。从第一位先祖来此安生繁衍，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这么叫着的村名没有征兆被改了名，这种陌生感时常阻隔我回到乡村语境独有的那种温暖里去。
岔溪人丁最兴旺也只有五十九口人，过不了六十。老人说村子风水只有这么点厚，承不起。六十是岔溪的魔咒。我最早听说这个魔咒是在描述大伯离家出走的故事里，当年大伯选择跟他们走是为给村里留下一个生位。李桃花嫁给同祖堂兄三胜的第二天，伯父就死了，村里人说是李桃花占了村里生位。这让我隐约感到村子里有一种我无法触及的东西，这种神秘感常使我对着那些高低错落的山峦阴影发呆，想象着那些未知的东西是不是就在那些阴暗里蛰伏。
白沙溪在山脚分开后按着方位将东边的称东水溪，西面称西水溪。东水溪尽头有一大片茶林，是当年下乡知青开垦的，知青返城后茶林由生产大队接管。后来土地包产到户，村里人心思不在茶林上，慢慢荒落了。每年清明雨过，这里会重现当年闹热景象，远村近邻的人邀伴结队来采摘茶叶。摘茶姑娘一个比一个穿得漂亮。堂弟老齐长得帅气，心自然有点乱，不如三胜有心计，始终只将采摘得的茶叶偷偷给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李桃花。刚接管的时候，二伯在茶场当会计。有一天，二伯回家告诉我下午带弟弟来茶场玩耍。我不愿去，难走。二伯无奈直说晚上茶场包汤圆，不过你们要假装绕路走到那里。我和堂弟沿溪一边玩水一边走，心里想着汤圆的味道，爬上一个斜斜的小山坡，坡上桃花正艳丽地开着。
茶场到了。我却有些胆怯，站在一棵大桃树下等有人发现。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桃花，那种艳丽色彩如今还刺痛着我的眼睛。没过多久有人发现了我们，堂弟蹦跳着朝前跑去，我不远不近跟在后面。
芝麻加红糖馅汤圆，比二伯描述的还好吃无数倍。
岔溪只有一户田姓人家，在东水溪口对面半坡上。坐北朝南全是戴氏家族，祖坟顺着地脉散在青岭坡坳不匀称生长的树林里。秋后温暖的夕阳将我的身影拉得老长，在一块斜戳在灌丛中的墓碑上，我无意间看到了我的祖先，他们陌生而又亲切地立在那里。回到家，我把书包倒扣着举过头顶，让书本與作业本从头顶跌摔到门槛前的挡水岩板上。待我将上面的姓氏“代”全都改成了“戴”，父亲刚好从田里收工回来从我匍匐的身上跨过，进了屋。一会儿，屋顶上空灰蓝色的炊烟升起来。在父亲心里，灰蓝色炊烟的轨迹要比祖脉重要很多，他在竭尽全力让儿女们活下来，人都养没了，祖脉自然就断了。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正式有了自己正确的姓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推行过二简字方案，不少人认为“代”只是“戴”的简体字，或至少可以通假。也不排除另一个因素，“代”字笔画少容易写。其实这与简不简体字没有丁点儿关系，是两种不同姓氏，两个完全不相同的祖宗。
土地包产到户前，基层行政组织叫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分配粮食与生活物资。父亲做事细密，被分配当村里仓库保管员，除谷物进仓登记入册及猎杀各种偷食小动物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晒谷。早上一担一担将仓里的谷物挑到晒谷场上，太阳落山后再一担一担挑回入仓。这是一份非常枯燥的事，特别是没有任何征兆地来场阵雨会让人措手不及。然而父亲这份枯燥工作却让我感到无比自豪。仓库是小孩最爱去玩的地方，我俨然成了那里的主人。我按照我的喜恶允许谁来玩，玩哪些地方与项目，玩多久全由我说了算。
三胜比我大四岁，打架厉害，遇到不听我话的人，他会冲上去用拳头把我的话翻译一遍。三胜读书不来劲，读完初中就帮家里干农活了，十八岁那年把李桃花娶进了屋。他不相信自己媳妇占了村里生位，认定是自己婚事耽误了父亲医治时间。
除去仓库，最吸引我们的要数秋后晒谷场了。为了不影响白天出工，一般苞谷脱粒村里都会安排在月光下进行。村民将自家耙田用的铁耙搬来，耙齿斜着朝上倒扣在扫干净的晒谷坪，一架接着一架间隔着摆放好。为了防止追打疯跑孩子不小心扑倒在锋利的耙齿上，大人们会用苞谷棒当帽子插在上面，只留一两个用来脱粒的闪着金属寒光的耙齿露在外面。
月光下剥苞谷的场景很有画面感，村民们手起臂落像跟不上节拍的乡村乐队在演奏。一会儿，每个铁耙下都会长起个个小金山。再长高，碍着手了，他们会用手或脚将它扫平，接着剥。游戏玩累，我们会过来凑热闹，将脚插进苞谷粒堆里，躺在铁耙下让脱落的苞谷粒掉在身上，比谁先被埋掉。在玩这种淹埋游戏时，我发现了一个月光下的秘密，村里男人赤着脚，女人却都穿着一双雨靴来做事，而且是在根本没有下雨或可能要下雨的情形下。
后来，我从母亲的雨靴里找到了的答案。村里有个男孩不懂事，跟他母亲吵架后揭发她用雨靴偷村里的苞米。男孩挨了毒打，差点还失去了朋友，原来这是村里人人都不说破的秘密。那个年代，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孩子，身上总有几块肉是用母亲雨靴里控出来的苞米换来的。
岔溪最贫穷的时光却是村里人丁最兴旺的时期，老周儿就是这个时候来我们村的。老周儿不遭村里人待见，不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另一个原因是他到底算不算岔溪村民，对他会不会占村里生位这个问题有着很大争议。
贫困局限人的想象力，有关故园的细节又都有着饥饿的色彩与味道。
锯得方方正正的枕木码成了一座座小山。一天晚饭后，准备睡觉的二伯见窗外一片红光，歇斯底里地呼喊起来，村民们慌乱地提着水桶往起火地点奔跑。火势扑灭后，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声，肯定是阶级敌人老周儿放的火。这句话是个大炸弹，再沉重的夜色都能炸开一条豁口。民兵与村民一窝蜂朝那个盖着丝茅草的小木屋奔去，反剪着手将老周儿绑到了现场。记得当时，确定是老周儿放火这件事我也是坚信不疑的，直到接着发生另一件事。伐木现场，一把锋利的斧头突然从高扬的木柄上飞脱，劈在三胜娘的大腿上，鲜血像捅破的水袋往外冒。我准确记得是母亲提议将老周儿请来，话刚说出口就遭到了反对。母亲大声说，见死不救才是最大的阶级敌人。匆匆赶来的老周儿用最原始的工具与方法扎住了切断的血管，然后要来一根纳鞋底的针，用火钳掰弯将伤口一针一针缝上，动作娴熟如一个村妇缝一件撕破了的裤筒。 村里还有一种说法，老周儿会药功，人一旦被他下药就会听他使唤。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饿得前心贴后心，路经老周儿小木屋时，一股红薯香味扑鼻而来。我们猫着身像窥探一只猛兽一般，心怦怦直跳着往小木屋靠近。门敞着，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飘散着香味的篾篓子，里面静躺着五个长相匀称的红薯，冒着白色的雾气。
老周儿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全然不知。你是右派分子，我们不怕你！三胜先我看到，大声说。三胜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腿在不停抖动，其实我也一样。三胜一边说一边将手里热腾腾的红薯放回到篾篓子里去。不用怕，吃吧。直到我们手里握着热红薯从小木屋退出来，老周儿只说过这一句话。后来村里传言我与三胜都中了老周儿的药功，他们有人看见我俩将一条老皮大南瓜抬进了老周儿的家。
老周儿死了，是在离开岔溪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在岔溪人已经快要忘记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段岁月的时候，偶尔听到这个消息的。现在岔溪这个村子也快要死了，我找不到用哪种生命的死亡来描述一个村子的死亡过程。生命死去的明显特征首先是温度的褪去，而后才是温度载体身体的腐烂，而证明一个村子是否活着，最表象是炊烟匿迹与人的逃亡。
二伯家炊烟的消匿，让我真正感受到村子已经快要死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伯与老周儿都是一种另类的存在。二伯做农活不顺手，应该说不太上心更准确，加上身材弱小，村里一些重农活都不安排他去做。后来包产到户单干，二伯才被迫学习农事。其实二伯本来是有好前程的，因为大伯去了台湾，受海外家属连累过不了政审这一关。在村子里，无论晚辈还是黄嘴毛孩子都直呼他大名，母亲为他出过很多次面，教育了那些直呼其名的孩子。二伯却从不上心发火，还说我本来就是这个名字，他们并没有喊错。
二伯一生心里不曾有仇怨，更不会有冤家或仇人。然而一个没有仇怨的人也是会死的。二○一四年的夏天，二伯死了。父亲说二伯是死在他怀里的，下午还在山上做事，好好的，收工回家炒了一大碗油炒饭吃。他打开厢房拧亮电视机，正看着，突然痛苦喊叫起来。开始父亲以为二伯是天热中暑，将他抱到门口的挡水岩板上，大颗大颗如苞谷粒的汗滴从他的额上脸上掉落下来，口里一个劲地喊疼。二伯死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只是在他不停的喊叫聲中，隐约听清一句是有关堂弟老齐的。
一直在外漂泊的堂弟老齐，在二伯咽气后第三天带着他未过门的媳妇小朱赶到了家。灵堂前，小朱哭得稀里哗啦，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何哭，但我觉得她内心应是有了某种遗憾，或是听老齐说过村里有关生位的传说。下葬那天，老齐挥锄在棺木前方挖下三锄猩红的新土后，伏地号啕大哭起来。一直认为老齐是个玩世不恭没有眼泪的人，突然的情感崩溃让场面一时失控。
青岭上有一片松柏树长得苍翠葱郁，是二伯生前栽种的。有个云游的风水先生路过岔溪借宿，饭后在屋坪乘凉聊天时说，若能在青岭上修个庙，庙前栽六十棵松柏树，方可破除村里人口满不了六十的魔咒。别人都说这个先生是骗吃骗喝吃百家饭的人，只有二伯一人相信，他没有能力修庙，便栽了这片松柏林。将二伯安葬在这里，也是他生前的遗愿。
忙完二伯的后事，我与老齐翻过青岭去了早已荒落的茶林。走到当年桃花盛开的小山坡，我问老齐是否还记得当年想汤圆吃躲在树下等人发现的情景。老齐没有回答，只是咧嘴笑笑。对于这片茶林，我没有老齐那么有感情，这里有他童年的无穷快乐，更是他美好青春岁月的真实见证。站在山岭上，茶林轮廓浮现在眼前，茶树已经看不见了，淹没在疯长的杂树林与灌丛中。很长一段时间老齐都没有说一句话，一根接着一根抽烟。我坚定地相信，此时他的眼前已有无数个画面在交替迭换，很多个美丽姑娘在对他嗔怪微笑……
前几年村里修连通公路，不知什么原因挖到村子山脚下东水溪边却停工了。精准扶贫开始，村里人以为这下岔溪公路终于可以拉通了，出人意料的是公路绕道将岔溪彻底抛弃了。我打电话给乡政府，解释是杨家潭是村部，只有通村工程才能立到项。我挂断电话，心情莫名伤感。不得不惊叹村人的顽强与自省，他们再次用卑微的心，强健的双脚向城市进发。今年清明回乡挂青，才知道村里最后只剩下五个半人了。村里一直将五保户二憨子算半个人。
回城后，我创建了一个分山分水的微信群，叫村里在外闯荡的年轻人相互添加好友入群，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群建工作。那一夜，群里往事如烟。我在群里说，每个人把群名片改成真名，方便对号入座。有个叫桃之夭夭的人却一直没有改过来，追问才知是最早外出给村里留生位的李桃花。
这天，李桃花在群里突然问，大作家，“na”字怎么打啊？
是啊，“na”字，一条溪流分开的地方，上面一个“分”，下面一个“水”，怎么打？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告诉她，故园已从汉字中消失，只能口口相传了。可口口相传前提是要有人，等到村里最后的五个半人离开或死去，村子也就真正消亡了。同我一样已经离开故园在外生存下来的人，我们找不到理由要我们的后代记住这些，有些思考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作家的故园最早从文字里消失，不免令人唏嘘，现在我们只能从文字里搜寻返回故乡与祖先的线索，是讽刺，是无奈，更是时代留给我们的疼痛。若干年后，当我们也成为祖先，这篇文字是否能给后代一个寻找与思考的线索或依据？
再往前捋，最早离开村子的应是我大伯。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扩充兵源抓壮丁，将大伯沿白沙溪押解出沅水，刚到大河口就被得到消息的白沙溪村人截住，几声沉闷的火铳枪响，押解队伍躲在一蔸大冬梨树下不敢挪步。夜色在僵持中越来越浓，最后达成协议由大伯自己决定去留。出乎所有人意料，大伯选择了跟他们走。
白沙溪二十余里，溯溪而上有一条断续铺着青石板的小路，一路低头默数着过水跳岩往山深里走，到脚下溪水分成左右两支水流，仰头能看到散落在坡坳处黛青色屋顶升起的灰蓝色炊烟。我想，村子的名字应该就是这么来的：上面一个“分”，下面一个“水”，一条溪流分开的地方。可惜这个字如今电脑录不了，读na，去声。分水不行，只能分山了，由此岔溪成了如今故园的名字。从第一位先祖来此安生繁衍，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这么叫着的村名没有征兆被改了名，这种陌生感时常阻隔我回到乡村语境独有的那种温暖里去。
岔溪人丁最兴旺也只有五十九口人，过不了六十。老人说村子风水只有这么点厚，承不起。六十是岔溪的魔咒。我最早听说这个魔咒是在描述大伯离家出走的故事里，当年大伯选择跟他们走是为给村里留下一个生位。李桃花嫁给同祖堂兄三胜的第二天，伯父就死了，村里人说是李桃花占了村里生位。这让我隐约感到村子里有一种我无法触及的东西，这种神秘感常使我对着那些高低错落的山峦阴影发呆，想象着那些未知的东西是不是就在那些阴暗里蛰伏。
白沙溪在山脚分开后按着方位将东边的称东水溪，西面称西水溪。东水溪尽头有一大片茶林，是当年下乡知青开垦的，知青返城后茶林由生产大队接管。后来土地包产到户，村里人心思不在茶林上，慢慢荒落了。每年清明雨过，这里会重现当年闹热景象，远村近邻的人邀伴结队来采摘茶叶。摘茶姑娘一个比一个穿得漂亮。堂弟老齐长得帅气，心自然有点乱，不如三胜有心计，始终只将采摘得的茶叶偷偷给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李桃花。刚接管的时候，二伯在茶场当会计。有一天，二伯回家告诉我下午带弟弟来茶场玩耍。我不愿去，难走。二伯无奈直说晚上茶场包汤圆，不过你们要假装绕路走到那里。我和堂弟沿溪一边玩水一边走，心里想着汤圆的味道，爬上一个斜斜的小山坡，坡上桃花正艳丽地开着。
茶场到了。我却有些胆怯，站在一棵大桃树下等有人发现。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桃花，那种艳丽色彩如今还刺痛着我的眼睛。没过多久有人发现了我们，堂弟蹦跳着朝前跑去，我不远不近跟在后面。
芝麻加红糖馅汤圆，比二伯描述的还好吃无数倍。
岔溪只有一户田姓人家，在东水溪口对面半坡上。坐北朝南全是戴氏家族，祖坟顺着地脉散在青岭坡坳不匀称生长的树林里。秋后温暖的夕阳将我的身影拉得老长，在一块斜戳在灌丛中的墓碑上，我无意间看到了我的祖先，他们陌生而又亲切地立在那里。回到家，我把书包倒扣着举过头顶，让书本與作业本从头顶跌摔到门槛前的挡水岩板上。待我将上面的姓氏“代”全都改成了“戴”，父亲刚好从田里收工回来从我匍匐的身上跨过，进了屋。一会儿，屋顶上空灰蓝色的炊烟升起来。在父亲心里，灰蓝色炊烟的轨迹要比祖脉重要很多，他在竭尽全力让儿女们活下来，人都养没了，祖脉自然就断了。那年，我上初中二年级，正式有了自己正确的姓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推行过二简字方案，不少人认为“代”只是“戴”的简体字，或至少可以通假。也不排除另一个因素，“代”字笔画少容易写。其实这与简不简体字没有丁点儿关系，是两种不同姓氏，两个完全不相同的祖宗。
土地包产到户前，基层行政组织叫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分配粮食与生活物资。父亲做事细密，被分配当村里仓库保管员，除谷物进仓登记入册及猎杀各种偷食小动物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晒谷。早上一担一担将仓里的谷物挑到晒谷场上，太阳落山后再一担一担挑回入仓。这是一份非常枯燥的事，特别是没有任何征兆地来场阵雨会让人措手不及。然而父亲这份枯燥工作却让我感到无比自豪。仓库是小孩最爱去玩的地方，我俨然成了那里的主人。我按照我的喜恶允许谁来玩，玩哪些地方与项目，玩多久全由我说了算。
三胜比我大四岁，打架厉害，遇到不听我话的人，他会冲上去用拳头把我的话翻译一遍。三胜读书不来劲，读完初中就帮家里干农活了，十八岁那年把李桃花娶进了屋。他不相信自己媳妇占了村里生位，认定是自己婚事耽误了父亲医治时间。
除去仓库，最吸引我们的要数秋后晒谷场了。为了不影响白天出工，一般苞谷脱粒村里都会安排在月光下进行。村民将自家耙田用的铁耙搬来，耙齿斜着朝上倒扣在扫干净的晒谷坪，一架接着一架间隔着摆放好。为了防止追打疯跑孩子不小心扑倒在锋利的耙齿上，大人们会用苞谷棒当帽子插在上面，只留一两个用来脱粒的闪着金属寒光的耙齿露在外面。
月光下剥苞谷的场景很有画面感，村民们手起臂落像跟不上节拍的乡村乐队在演奏。一会儿，每个铁耙下都会长起个个小金山。再长高，碍着手了，他们会用手或脚将它扫平，接着剥。游戏玩累，我们会过来凑热闹，将脚插进苞谷粒堆里，躺在铁耙下让脱落的苞谷粒掉在身上，比谁先被埋掉。在玩这种淹埋游戏时，我发现了一个月光下的秘密，村里男人赤着脚，女人却都穿着一双雨靴来做事，而且是在根本没有下雨或可能要下雨的情形下。
后来，我从母亲的雨靴里找到了的答案。村里有个男孩不懂事，跟他母亲吵架后揭发她用雨靴偷村里的苞米。男孩挨了毒打，差点还失去了朋友，原来这是村里人人都不说破的秘密。那个年代，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孩子，身上总有几块肉是用母亲雨靴里控出来的苞米换来的。
岔溪最贫穷的时光却是村里人丁最兴旺的时期，老周儿就是这个时候来我们村的。老周儿不遭村里人待见，不全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另一个原因是他到底算不算岔溪村民，对他会不会占村里生位这个问题有着很大争议。
贫困局限人的想象力，有关故园的细节又都有着饥饿的色彩与味道。
锯得方方正正的枕木码成了一座座小山。一天晚饭后，准备睡觉的二伯见窗外一片红光，歇斯底里地呼喊起来，村民们慌乱地提着水桶往起火地点奔跑。火势扑灭后，不知谁低声说了一声，肯定是阶级敌人老周儿放的火。这句话是个大炸弹，再沉重的夜色都能炸开一条豁口。民兵与村民一窝蜂朝那个盖着丝茅草的小木屋奔去，反剪着手将老周儿绑到了现场。记得当时，确定是老周儿放火这件事我也是坚信不疑的，直到接着发生另一件事。伐木现场，一把锋利的斧头突然从高扬的木柄上飞脱，劈在三胜娘的大腿上，鲜血像捅破的水袋往外冒。我准确记得是母亲提议将老周儿请来，话刚说出口就遭到了反对。母亲大声说，见死不救才是最大的阶级敌人。匆匆赶来的老周儿用最原始的工具与方法扎住了切断的血管，然后要来一根纳鞋底的针，用火钳掰弯将伤口一针一针缝上，动作娴熟如一个村妇缝一件撕破了的裤筒。 村里还有一种说法，老周儿会药功，人一旦被他下药就会听他使唤。有一天我们放学回家，饿得前心贴后心，路经老周儿小木屋时，一股红薯香味扑鼻而来。我们猫着身像窥探一只猛兽一般，心怦怦直跳着往小木屋靠近。门敞着，我们很快找到了那个飘散着香味的篾篓子，里面静躺着五个长相匀称的红薯，冒着白色的雾气。
老周儿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们全然不知。你是右派分子，我们不怕你！三胜先我看到，大声说。三胜说这话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腿在不停抖动，其实我也一样。三胜一边说一边将手里热腾腾的红薯放回到篾篓子里去。不用怕，吃吧。直到我们手里握着热红薯从小木屋退出来，老周儿只说过这一句话。后来村里传言我与三胜都中了老周儿的药功，他们有人看见我俩将一条老皮大南瓜抬进了老周儿的家。
老周儿死了，是在离开岔溪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在岔溪人已经快要忘记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段岁月的时候，偶尔听到这个消息的。现在岔溪这个村子也快要死了，我找不到用哪种生命的死亡来描述一个村子的死亡过程。生命死去的明显特征首先是温度的褪去，而后才是温度载体身体的腐烂，而证明一个村子是否活着，最表象是炊烟匿迹与人的逃亡。
二伯家炊烟的消匿，让我真正感受到村子已经快要死去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伯与老周儿都是一种另类的存在。二伯做农活不顺手，应该说不太上心更准确，加上身材弱小，村里一些重农活都不安排他去做。后来包产到户单干，二伯才被迫学习农事。其实二伯本来是有好前程的，因为大伯去了台湾，受海外家属连累过不了政审这一关。在村子里，无论晚辈还是黄嘴毛孩子都直呼他大名，母亲为他出过很多次面，教育了那些直呼其名的孩子。二伯却从不上心发火，还说我本来就是这个名字，他们并没有喊错。
二伯一生心里不曾有仇怨，更不会有冤家或仇人。然而一个没有仇怨的人也是会死的。二○一四年的夏天，二伯死了。父亲说二伯是死在他怀里的，下午还在山上做事，好好的，收工回家炒了一大碗油炒饭吃。他打开厢房拧亮电视机，正看着，突然痛苦喊叫起来。开始父亲以为二伯是天热中暑，将他抱到门口的挡水岩板上，大颗大颗如苞谷粒的汗滴从他的额上脸上掉落下来，口里一个劲地喊疼。二伯死的时候什么话也没有留下，只是在他不停的喊叫聲中，隐约听清一句是有关堂弟老齐的。
一直在外漂泊的堂弟老齐，在二伯咽气后第三天带着他未过门的媳妇小朱赶到了家。灵堂前，小朱哭得稀里哗啦，虽然我不知道她为何哭，但我觉得她内心应是有了某种遗憾，或是听老齐说过村里有关生位的传说。下葬那天，老齐挥锄在棺木前方挖下三锄猩红的新土后，伏地号啕大哭起来。一直认为老齐是个玩世不恭没有眼泪的人，突然的情感崩溃让场面一时失控。
青岭上有一片松柏树长得苍翠葱郁，是二伯生前栽种的。有个云游的风水先生路过岔溪借宿，饭后在屋坪乘凉聊天时说，若能在青岭上修个庙，庙前栽六十棵松柏树，方可破除村里人口满不了六十的魔咒。别人都说这个先生是骗吃骗喝吃百家饭的人，只有二伯一人相信，他没有能力修庙，便栽了这片松柏林。将二伯安葬在这里，也是他生前的遗愿。
忙完二伯的后事，我与老齐翻过青岭去了早已荒落的茶林。走到当年桃花盛开的小山坡，我问老齐是否还记得当年想汤圆吃躲在树下等人发现的情景。老齐没有回答，只是咧嘴笑笑。对于这片茶林，我没有老齐那么有感情，这里有他童年的无穷快乐，更是他美好青春岁月的真实见证。站在山岭上，茶林轮廓浮现在眼前，茶树已经看不见了，淹没在疯长的杂树林与灌丛中。很长一段时间老齐都没有说一句话，一根接着一根抽烟。我坚定地相信，此时他的眼前已有无数个画面在交替迭换，很多个美丽姑娘在对他嗔怪微笑……
前几年村里修连通公路，不知什么原因挖到村子山脚下东水溪边却停工了。精准扶贫开始，村里人以为这下岔溪公路终于可以拉通了，出人意料的是公路绕道将岔溪彻底抛弃了。我打电话给乡政府，解释是杨家潭是村部，只有通村工程才能立到项。我挂断电话，心情莫名伤感。不得不惊叹村人的顽强与自省，他们再次用卑微的心，强健的双脚向城市进发。今年清明回乡挂青，才知道村里最后只剩下五个半人了。村里一直将五保户二憨子算半个人。
回城后，我创建了一个分山分水的微信群，叫村里在外闯荡的年轻人相互添加好友入群，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群建工作。那一夜，群里往事如烟。我在群里说，每个人把群名片改成真名，方便对号入座。有个叫桃之夭夭的人却一直没有改过来，追问才知是最早外出给村里留生位的李桃花。
这天，李桃花在群里突然问，大作家，“na”字怎么打啊？
是啊，“na”字，一条溪流分开的地方，上面一个“分”，下面一个“水”，怎么打？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告诉她，故园已从汉字中消失，只能口口相传了。可口口相传前提是要有人，等到村里最后的五个半人离开或死去，村子也就真正消亡了。同我一样已经离开故园在外生存下来的人，我们找不到理由要我们的后代记住这些，有些思考是没有意义的。
一个作家的故园最早从文字里消失，不免令人唏嘘，现在我们只能从文字里搜寻返回故乡与祖先的线索，是讽刺，是无奈，更是时代留给我们的疼痛。若干年后，当我们也成为祖先，这篇文字是否能给后代一个寻找与思考的线索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