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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的态度》(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一书，共收张若名关于法国文学的研究评介文章五篇，其中除两篇是专谈纪德的以外，还有三篇也或多或少涉及了这位作家。
纪德是谁？纪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作家？
一九四九年以后，法国作家纪德的名字，长久地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
纪德这样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法国作家，何以遭到如此冷遇？
邵燕祥见到这本书，写了一篇《纪德的知音》(《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三期)，文章是用上面这样几句话开头的。
《纪德的态度》是书中的第一篇论文，作者当时在里昂大学读文科，此作便是她在一九三○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作者本人于通过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离法起程归国，以后在北平和云南任教授二十年。此文篇末有括注云：“一九三○年法国鲍氏兄弟出版社出版，一九三一年北平中法大学再版”。书中附录的作者传略又说：“直到一九八八年，还有美国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专题报告，介绍称赞此书。”指称的仍是这一篇博士论文。
对这本书和作者，我(冒失点，或许还可以加上个“们”字)，以前却茫然无闻。也难怪，上引括注所说的“出版”和“再版”，都是依照作者写作原文印行的法文本。六十年之后，才得见到它的中文译本(周家齐译)，真是意外！编撰结集出于作者的的独子杨在道，并得到各方人士的大力支助。卷首有盛成的序言和纪德给张若名的信，卷未有两种附录和编后记，合在一起，仍不过只是近二百页的薄薄一卷。但此中积聚了诉说不尽的艰苦酸辛，可以读出无限惊心动魄的情意和景色。
对于纪德，我的记忆也已经十分模糊。抗战期间在重庆，胜利以后在上海，买到过他几种作品的译本，此外，还有一本盛澄华所著的《纪德研究》。其中《伪币制造者》的盛译本，是在即将离开重庆东下时买得的。旅途中读此书，极为喜爱，到上海后，就转送给了一位素有同好的病中老友。这里也存有一点小打算：嫌它是土纸印造的战时本，且是从地摊上买来的旧书，再经受不起多次翻揭了；揣想既来到上海，不要很久，当会有用较好纸张的重印本供应吧。谁知道等来等去，杳无音讯。有一天，就特地跑到文化生活社去探问。里边刚有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走到门口，站住，伸伸腰。已是下班时刻，劳累一天，倦了吧？是发行人吴文林吗？是作家陆蠡吗？反正我都不认识，迎上去就问有此书的新印本否。答复是“没有”，但他接着又说：“有桂林印的土纸本，纸张质量还不错。”所说仍指已被我送掉的那一种，于是就没有要。只是禁不住有那么点儿感慨：三几年竟还堆积在仓库里，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书，不得见天日！直至解放，来到北京，这才死了心，料得好纸新版断然难期，慰情聊胜，重觅一部土纸本也好吧。可是文化生活社业已改组，失机后时，再往哪儿寻求呢？
有一天，到范用家去，忽然在他的书架上与此书不意邂逅。明知面对的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怎么办？嗫嚅良久，到底还是红着脸皮讪讪地开口，问能否把我所有二十几本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换他这部书。范用不作声，俨若没有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自然也没有勇气再来重说一遍，而且之后，在好长日子里，每见范用，辄感羞惭。总以为他必定在肚子里嘀咕：多么市侩气，真正俗不可医！
一九八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终究把此书收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里印了出来，所据仍是盛译本，只是未收原版的译者序，稍觉惋惜。纪德著作单行的旧译，大抵均有译者序跋，是导读的良友。依稀记得曾有一篇译序说到纪德的古怪脾气，说他自己印行的某一种作品的印数：第一版，五册；第二版，十三册；第三版，三册——此刻，我在这里是信口胡诌的数字，并非当年所见原序里的确数，但是，虽不中，亦不远。至于说的究竟是哪一种书，则已记不分明。所述自非宏论，无关大旨，只是很有点儿琐碎话家常的情趣，读之兴味盎然。回想起来，仍觉得亲切如同剪烛寒窗对故人。
这里还要招供一件事。读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因作者曾经沧桑，时有感慨，篇中累见“逝者如斯”字样。我写了一则读书随笔，命题云“未尝往也”，好似跟张先生抬杠。张先生果真不同意，在《负暄续话》中乃有《风雨》篇，“以证明有些什么，确是‘逝者如斯’的”。我也固执，又写了一则读《续话》的随笔，文末引了一句“死于麦子而生于酒”。我从未读过《圣经》，这句话是打从贫薄记忆中抄出来的纪德文语，也已不忆译者为谁，但自信语句无讹而已。先前读纪德的作品，累累引起像读“西昆诗体”的感觉。《地粮》和《新的粮食》，《窄门》和《浪子回家集》，多次展对又废卷，都不能一夕读竟，当下豁然。我偏爱他的别致，或者说，他的精致——自然，这中间包含了各位译者的精致。纪德书中的文语，总有一股哲味诗馨引逗人，书页阖上了，依然舍不得把书搁下，也不甘心搁下，想着它，暗里摸索，于是忍不住有一些任意从中裁截的卤莽行径，自难免每或会引喻失义。
纪德在一九三一年初读到张若名的这篇博士论文后，给她写信道：“我刚好看完一篇登载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写给安德烈·纪德的悼词》。作者步马西斯及其他人的后尘，千方百计地想证实：如果我的确存在过的话，那么已真的死去了。然而，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这些评论，正是我很久以来所盼望的。”那一年，纪德已经六十二岁，他比张若名年长三十三岁。纪德当然不会知道陈后山曾经有“知己难逢身易老”的诗句，而我们则难免要在读他的那封信时想起陈后山的这句诗来。一位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林如莲写道：“中国有一个词用来说明某人能够明白另一个人，或他能够与另一个人完全志同道合，这个词就是‘知音’，意思是‘知道某人的心声’。在许多方面，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是真正的知音。他们都感到了文化的魅力与限制，都察觉到真正的自我修养有赖于在生动活泼的环境中有表达的自由。他们不断要求自我克制，自我与现实的溶合，以及‘大我’与‘小我’的协调。他们都曾是短期的共产主义者，和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真理为基本条件的长期信徒。张若名强烈相信这必须品。这种观念是紧紧联系着她对安德烈·纪德的信任。”(《纪德的态度》附录一：《超越障碍——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陈敬堂译)只因他们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下，纪德在他的世界里虽曾不断引起争论，既有误解，也得知音，终获盛誉；而张若名则“在一九五八年的思想改造‘交心’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迫害，于六月十八日投河自尽，享年五十六岁。”(上书附录二：《张若名传略》，杨在道作)纪德有幸，以八十二高龄先此于一九五一年去世，但纵教他活到九十岁，他也不会如伯牙之碎琴，因为他断然听不到子期的丧音。盛澄华虽则也不及见到他所译书的新印本，但比起张若名来，毕竟远为幸运，魏荒弩《跌交后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两段话：“一九六九年秋，林彪发出了第一号备战令。于是北大、清华‘连锅端’，到江西鲤鱼洲荒滩创建干校，在鄱阳湖畔战天斗地。”“直到如今，鲤鱼洲还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梦见过猝死在鲤鱼洲的友人盛澄华，以及在那儿的田野里为他举行的肃穆而又悲怆的追悼会。”(《随笔》，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魏荒弩没有说到盛澄华曾否为了翻译和研究纪德而经历过炼狱，但是无论如何，“肃穆而又悲怆”，也大可以令人感到安慰了。至于丽尼的坎坷与他翻译过《田园交响乐》有多少牵连，我就毫无所知了，只是一想到他在那部译作的后记中提到纪德日记时所加的一条小注，表达了对于纪德宣布他与个人主义之绝缘和他的新的信仰的惋惜，不赞成纪德的“改宗”——光凭这一条，岂不已足令丽尼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纪德从非洲归来，写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游记；他从苏联归来，又写了“持批判态度”的游记。这就是以前常说的纪德之反覆无常。“持批判态度”是一九八六年湖南新版《刚果之行》书前“译者的话”里的用语，语调是很温和的。在“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的年代，雷声隆隆，万物并应，哪还有纪德容身之地！倒是作古已近三十年的张静庐先生，在传出赫鲁晓夫轰动一世的“反迷信”讲话时，以他作为一个出版家的敏感，曾经对我说：“现在很可以再印一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不过，他早已不是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只能空说，不能实行。而且，倘若他依旧是个掌权的老板，也多半不会冒失地去排印此书的，令他突然联想起这一本书的政治敏感，必定又会立即教导他一德同风，百行归善，决不可漠视宏罗密网的覆罩。
盛成用极为质朴的文字，平铺直叙了从一九二○年十二月甘八日早晨开始与张若名相见以来的经历，他写道：“杨在道来向我征文为若名作序，五四老友义不容辞，但我已九十望四，视力欠佳，不克细阅若名全集，予以精辟论断与正确的估价，谨以拉杂往事，聊表寸心而已。”最后悼惜她由于“后来国难重重，未克施展壮志而立大业，呜呼痛哉！”结末的四个字令读者想见他搁笔时老泪纵横的哀伤，进而或者还会摹想盛先生大半生浪迹海外的志业。
杨在道笔下的《张若名传略》和《编后记》也写得极为克制和平静。“书终于出版了！请读者共同分享这中华文化的甜蜜。”这是全书压轴的最后一句——仅仅一句透露为人子者的深情。
在邵燕祥《纪德的知音》文末，有如下几句引语，似应出于“传略”或“后记”的原稿：
没有花圈也没有哀乐，三十多年了，已经无力再哭泣。
您读了这本书，也就是陪伴我再一次把天边的妈妈遥祭。
谢谢。谢谢你。慢走，多保重。不论你回头，还是不回头，我在望着你。
这些引语不见于新出版的书中，是否编撰者不愿意让感情去渲染历史的平实，便在定稿时删除了？读到这么几句零玑碎玉的引文，大概还会有人跟我相似，把模糊的记忆又卷翻荡漾一回吧。
(《纪德的态度》，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三月版，6.80元)
纪德是谁？纪德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作家？
一九四九年以后，法国作家纪德的名字，长久地从中国大陆上消失了……
纪德这样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法国作家，何以遭到如此冷遇？
邵燕祥见到这本书，写了一篇《纪德的知音》(《读书》，一九九五年第三期)，文章是用上面这样几句话开头的。
《纪德的态度》是书中的第一篇论文，作者当时在里昂大学读文科，此作便是她在一九三○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作者本人于通过论文答辩后的第二天离法起程归国，以后在北平和云南任教授二十年。此文篇末有括注云：“一九三○年法国鲍氏兄弟出版社出版，一九三一年北平中法大学再版”。书中附录的作者传略又说：“直到一九八八年，还有美国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专题报告，介绍称赞此书。”指称的仍是这一篇博士论文。
对这本书和作者，我(冒失点，或许还可以加上个“们”字)，以前却茫然无闻。也难怪，上引括注所说的“出版”和“再版”，都是依照作者写作原文印行的法文本。六十年之后，才得见到它的中文译本(周家齐译)，真是意外！编撰结集出于作者的的独子杨在道，并得到各方人士的大力支助。卷首有盛成的序言和纪德给张若名的信，卷未有两种附录和编后记，合在一起，仍不过只是近二百页的薄薄一卷。但此中积聚了诉说不尽的艰苦酸辛，可以读出无限惊心动魄的情意和景色。
对于纪德，我的记忆也已经十分模糊。抗战期间在重庆，胜利以后在上海，买到过他几种作品的译本，此外，还有一本盛澄华所著的《纪德研究》。其中《伪币制造者》的盛译本，是在即将离开重庆东下时买得的。旅途中读此书，极为喜爱，到上海后，就转送给了一位素有同好的病中老友。这里也存有一点小打算：嫌它是土纸印造的战时本，且是从地摊上买来的旧书，再经受不起多次翻揭了；揣想既来到上海，不要很久，当会有用较好纸张的重印本供应吧。谁知道等来等去，杳无音讯。有一天，就特地跑到文化生活社去探问。里边刚有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走到门口，站住，伸伸腰。已是下班时刻，劳累一天，倦了吧？是发行人吴文林吗？是作家陆蠡吗？反正我都不认识，迎上去就问有此书的新印本否。答复是“没有”，但他接着又说：“有桂林印的土纸本，纸张质量还不错。”所说仍指已被我送掉的那一种，于是就没有要。只是禁不住有那么点儿感慨：三几年竟还堆积在仓库里，这样一部不同凡响的书，不得见天日！直至解放，来到北京，这才死了心，料得好纸新版断然难期，慰情聊胜，重觅一部土纸本也好吧。可是文化生活社业已改组，失机后时，再往哪儿寻求呢？
有一天，到范用家去，忽然在他的书架上与此书不意邂逅。明知面对的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怎么办？嗫嚅良久，到底还是红着脸皮讪讪地开口，问能否把我所有二十几本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集换他这部书。范用不作声，俨若没有听懂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自然也没有勇气再来重说一遍，而且之后，在好长日子里，每见范用，辄感羞惭。总以为他必定在肚子里嘀咕：多么市侩气，真正俗不可医！
一九八三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终究把此书收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里印了出来，所据仍是盛译本，只是未收原版的译者序，稍觉惋惜。纪德著作单行的旧译，大抵均有译者序跋，是导读的良友。依稀记得曾有一篇译序说到纪德的古怪脾气，说他自己印行的某一种作品的印数：第一版，五册；第二版，十三册；第三版，三册——此刻，我在这里是信口胡诌的数字，并非当年所见原序里的确数，但是，虽不中，亦不远。至于说的究竟是哪一种书，则已记不分明。所述自非宏论，无关大旨，只是很有点儿琐碎话家常的情趣，读之兴味盎然。回想起来，仍觉得亲切如同剪烛寒窗对故人。
这里还要招供一件事。读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因作者曾经沧桑，时有感慨，篇中累见“逝者如斯”字样。我写了一则读书随笔，命题云“未尝往也”，好似跟张先生抬杠。张先生果真不同意，在《负暄续话》中乃有《风雨》篇，“以证明有些什么，确是‘逝者如斯’的”。我也固执，又写了一则读《续话》的随笔，文末引了一句“死于麦子而生于酒”。我从未读过《圣经》，这句话是打从贫薄记忆中抄出来的纪德文语，也已不忆译者为谁，但自信语句无讹而已。先前读纪德的作品，累累引起像读“西昆诗体”的感觉。《地粮》和《新的粮食》，《窄门》和《浪子回家集》，多次展对又废卷，都不能一夕读竟，当下豁然。我偏爱他的别致，或者说，他的精致——自然，这中间包含了各位译者的精致。纪德书中的文语，总有一股哲味诗馨引逗人，书页阖上了，依然舍不得把书搁下，也不甘心搁下，想着它，暗里摸索，于是忍不住有一些任意从中裁截的卤莽行径，自难免每或会引喻失义。
纪德在一九三一年初读到张若名的这篇博士论文后，给她写信道：“我刚好看完一篇登载在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题为《写给安德烈·纪德的悼词》。作者步马西斯及其他人的后尘，千方百计地想证实：如果我的确存在过的话，那么已真的死去了。然而，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这些评论，正是我很久以来所盼望的。”那一年，纪德已经六十二岁，他比张若名年长三十三岁。纪德当然不会知道陈后山曾经有“知己难逢身易老”的诗句，而我们则难免要在读他的那封信时想起陈后山的这句诗来。一位美国的中国近代史专家林如莲写道：“中国有一个词用来说明某人能够明白另一个人，或他能够与另一个人完全志同道合，这个词就是‘知音’，意思是‘知道某人的心声’。在许多方面，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是真正的知音。他们都感到了文化的魅力与限制，都察觉到真正的自我修养有赖于在生动活泼的环境中有表达的自由。他们不断要求自我克制，自我与现实的溶合，以及‘大我’与‘小我’的协调。他们都曾是短期的共产主义者，和以自由为先决条件、真理为基本条件的长期信徒。张若名强烈相信这必须品。这种观念是紧紧联系着她对安德烈·纪德的信任。”(《纪德的态度》附录一：《超越障碍——张若名与安德烈·纪德》，陈敬堂译)只因他们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下，纪德在他的世界里虽曾不断引起争论，既有误解，也得知音，终获盛誉；而张若名则“在一九五八年的思想改造‘交心’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迫害，于六月十八日投河自尽，享年五十六岁。”(上书附录二：《张若名传略》，杨在道作)纪德有幸，以八十二高龄先此于一九五一年去世，但纵教他活到九十岁，他也不会如伯牙之碎琴，因为他断然听不到子期的丧音。盛澄华虽则也不及见到他所译书的新印本，但比起张若名来，毕竟远为幸运，魏荒弩《跌交后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两段话：“一九六九年秋，林彪发出了第一号备战令。于是北大、清华‘连锅端’，到江西鲤鱼洲荒滩创建干校，在鄱阳湖畔战天斗地。”“直到如今，鲤鱼洲还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梦见过猝死在鲤鱼洲的友人盛澄华，以及在那儿的田野里为他举行的肃穆而又悲怆的追悼会。”(《随笔》，一九九一年第三期)魏荒弩没有说到盛澄华曾否为了翻译和研究纪德而经历过炼狱，但是无论如何，“肃穆而又悲怆”，也大可以令人感到安慰了。至于丽尼的坎坷与他翻译过《田园交响乐》有多少牵连，我就毫无所知了，只是一想到他在那部译作的后记中提到纪德日记时所加的一条小注，表达了对于纪德宣布他与个人主义之绝缘和他的新的信仰的惋惜，不赞成纪德的“改宗”——光凭这一条，岂不已足令丽尼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纪德从非洲归来，写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游记；他从苏联归来，又写了“持批判态度”的游记。这就是以前常说的纪德之反覆无常。“持批判态度”是一九八六年湖南新版《刚果之行》书前“译者的话”里的用语，语调是很温和的。在“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的年代，雷声隆隆，万物并应，哪还有纪德容身之地！倒是作古已近三十年的张静庐先生，在传出赫鲁晓夫轰动一世的“反迷信”讲话时，以他作为一个出版家的敏感，曾经对我说：“现在很可以再印一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不过，他早已不是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只能空说，不能实行。而且，倘若他依旧是个掌权的老板，也多半不会冒失地去排印此书的，令他突然联想起这一本书的政治敏感，必定又会立即教导他一德同风，百行归善，决不可漠视宏罗密网的覆罩。
盛成用极为质朴的文字，平铺直叙了从一九二○年十二月甘八日早晨开始与张若名相见以来的经历，他写道：“杨在道来向我征文为若名作序，五四老友义不容辞，但我已九十望四，视力欠佳，不克细阅若名全集，予以精辟论断与正确的估价，谨以拉杂往事，聊表寸心而已。”最后悼惜她由于“后来国难重重，未克施展壮志而立大业，呜呼痛哉！”结末的四个字令读者想见他搁笔时老泪纵横的哀伤，进而或者还会摹想盛先生大半生浪迹海外的志业。
杨在道笔下的《张若名传略》和《编后记》也写得极为克制和平静。“书终于出版了！请读者共同分享这中华文化的甜蜜。”这是全书压轴的最后一句——仅仅一句透露为人子者的深情。
在邵燕祥《纪德的知音》文末，有如下几句引语，似应出于“传略”或“后记”的原稿：
没有花圈也没有哀乐，三十多年了，已经无力再哭泣。
您读了这本书，也就是陪伴我再一次把天边的妈妈遥祭。
谢谢。谢谢你。慢走，多保重。不论你回头，还是不回头，我在望着你。
这些引语不见于新出版的书中，是否编撰者不愿意让感情去渲染历史的平实，便在定稿时删除了？读到这么几句零玑碎玉的引文，大概还会有人跟我相似，把模糊的记忆又卷翻荡漾一回吧。
(《纪德的态度》，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三月版，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