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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曹聚仁之子曹景行,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1989年曹景行移居香港后,曾在媒体任职,现为大学教授和访问学者。
不管曹景行曾经拥有或现在拥有何种身份,对他而言,读书人才是真身份。爱读书的传统他是从父亲曹聚仁身上继承下来的。曹景行酷爱读书,在上海、香港、北京三地都有或简陋或宽敞的书房。
曹景行在北京有书房却没有书架,地上摞着高高的几堆书,连窗台上都堆上了书。兼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曹景行,每个月他都会为自己的书堆增添几十本书。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博览群书,这贯穿着他的生命线。
在读书方面他属于一名“杂食”读书人,历史、文学、经济、国际关系、自然科学、哲学甚至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他都广泛猎涉。
“知识永远不够,不断有新的领域,不能不去接触。”曹景行很感慨地对笔者说,说自己看书完全是出于兴趣,会一如既往地读各方面的书。
回忆过去,其实他所有书房中有一个是最大的,那是以父亲的书为主组成的书房,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他小时候看过的书。
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是著名学问家。因为父亲原在香港,他从小接触到父亲的几千册书。曹景行喜欢坐在父亲大书房的地上,把书像积木一样堆在身边,一本一本地翻看着。对知识的启蒙就从那时开始,初中之前他就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镜花缘》等古典名著,中学时则开始读一些世界名著。
因为父亲的缘故,他还幸运地读到一些很罕见的书,一本果戈里《死魂灵》钢笔画版成了他的童话书,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鲁迅提倡下一批青年木刻家刻出来的一批书。还有一些带照片的二战题材的书,如珍珠港事件,都是图文并茂的,这些照片也帮助了他后来的历史专业学习。
在曹景行的读书生涯中,青年时期他从图书馆里一捆接一捆地借书来读。除了《丘吉尔回忆录》之外,他还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聊斋》《水浒》、“四书五经”等。《二十四史》是以每周一个朝代的速度读完的。
这些书让他获益无穷。曹景行从《聊斋》和《红楼梦》中知道了怎么写作,从史书中了解了中国历史,从翻译书中知道了世界文学。
曹景行养成了边读书边做笔记的习惯。他做了两个箱子的卡片。比做笔记更绝的是抄书。他从老师家借来了国内唯一的《光荣与梦想》第一册,完完整整地抄了下来。这本书成了他读美国当代史的启蒙书。另一本抄的书是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的《二战史》,这本书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二战的看法,用曹景行的话说,“这是那种看完了会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书”。
抄书给人带来的深刻印象和读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抄,不光是激情,还是一种承受能力。”这种“承受能力”诞生的另一个成果是他在一年内,啃完了英文版的《世界通史》,还使他的英文基本过关。
当时还是穷学生的曹景行买书成癖。在70年代,他和妻子每月有80元钱的工资,用40元钱吃饭,20元钱养孩子,剩下的20元钱买书。“好在我妻子是读理科的,不会像我一样买这么多书。”他开玩笑道。他还记得自己在大街上看到《丘吉尔回忆录》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0块钱,只好跑到亲戚家又借了10块钱才买下来。
用这些有限的钱,他积攒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书房又有了当年父亲书房的模样。现在他上海的书房是所有书房中藏书最多的一个。
“我到了香港以后,开始正式打工,最大的损失就是看书时间。”曹景行这样对笔者说。
有了互联网之后,读书时间被边缘化。曹景行每天得花两三个小时上网浏览,加上看报刊杂志每天得6到8个小时。他回想起来,自己看书最多的时候竟然是在飞机上或机场候机时。 “要工作、要看报纸、看杂志、写作、改稿子,除了周末之外,看书只能抓空隙了。”
曹景行在香港的书房也很大。香港的书店位于闹市,曹景行也买过不少与中国当代史有关的书。他到外地,也经常买书回家。去台湾旅游,他买回了不少翻译得较好的作品,包括一些畅销书。《追风筝的人》也是他喜爱的书,他说这本书比其它任何书都能使他了解阿富汗。
说起自己的书房,白发苍苍的曹景行笑着说:“人家狡兔三窟,我也在三地分设书房,正好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需要,形成自己不同的书房,都不成规模,但都是自己离不开的地方。”□
不管曹景行曾经拥有或现在拥有何种身份,对他而言,读书人才是真身份。爱读书的传统他是从父亲曹聚仁身上继承下来的。曹景行酷爱读书,在上海、香港、北京三地都有或简陋或宽敞的书房。
曹景行在北京有书房却没有书架,地上摞着高高的几堆书,连窗台上都堆上了书。兼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的曹景行,每个月他都会为自己的书堆增添几十本书。热爱祖国的历史文化,博览群书,这贯穿着他的生命线。
在读书方面他属于一名“杂食”读书人,历史、文学、经济、国际关系、自然科学、哲学甚至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书,他都广泛猎涉。
“知识永远不够,不断有新的领域,不能不去接触。”曹景行很感慨地对笔者说,说自己看书完全是出于兴趣,会一如既往地读各方面的书。
回忆过去,其实他所有书房中有一个是最大的,那是以父亲的书为主组成的书房,其中一大部分就是他小时候看过的书。
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是著名学问家。因为父亲原在香港,他从小接触到父亲的几千册书。曹景行喜欢坐在父亲大书房的地上,把书像积木一样堆在身边,一本一本地翻看着。对知识的启蒙就从那时开始,初中之前他就已经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镜花缘》等古典名著,中学时则开始读一些世界名著。
因为父亲的缘故,他还幸运地读到一些很罕见的书,一本果戈里《死魂灵》钢笔画版成了他的童话书,这是上世纪30年代在鲁迅提倡下一批青年木刻家刻出来的一批书。还有一些带照片的二战题材的书,如珍珠港事件,都是图文并茂的,这些照片也帮助了他后来的历史专业学习。
在曹景行的读书生涯中,青年时期他从图书馆里一捆接一捆地借书来读。除了《丘吉尔回忆录》之外,他还读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聊斋》《水浒》、“四书五经”等。《二十四史》是以每周一个朝代的速度读完的。
这些书让他获益无穷。曹景行从《聊斋》和《红楼梦》中知道了怎么写作,从史书中了解了中国历史,从翻译书中知道了世界文学。
曹景行养成了边读书边做笔记的习惯。他做了两个箱子的卡片。比做笔记更绝的是抄书。他从老师家借来了国内唯一的《光荣与梦想》第一册,完完整整地抄了下来。这本书成了他读美国当代史的启蒙书。另一本抄的书是英国军事家利德尔·哈特的《二战史》,这本书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二战的看法,用曹景行的话说,“这是那种看完了会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的书”。
抄书给人带来的深刻印象和读书根本不是一个档次。“抄,不光是激情,还是一种承受能力。”这种“承受能力”诞生的另一个成果是他在一年内,啃完了英文版的《世界通史》,还使他的英文基本过关。
当时还是穷学生的曹景行买书成癖。在70年代,他和妻子每月有80元钱的工资,用40元钱吃饭,20元钱养孩子,剩下的20元钱买书。“好在我妻子是读理科的,不会像我一样买这么多书。”他开玩笑道。他还记得自己在大街上看到《丘吉尔回忆录》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0块钱,只好跑到亲戚家又借了10块钱才买下来。
用这些有限的钱,他积攒了大量的书,渐渐地书房又有了当年父亲书房的模样。现在他上海的书房是所有书房中藏书最多的一个。
“我到了香港以后,开始正式打工,最大的损失就是看书时间。”曹景行这样对笔者说。
有了互联网之后,读书时间被边缘化。曹景行每天得花两三个小时上网浏览,加上看报刊杂志每天得6到8个小时。他回想起来,自己看书最多的时候竟然是在飞机上或机场候机时。 “要工作、要看报纸、看杂志、写作、改稿子,除了周末之外,看书只能抓空隙了。”
曹景行在香港的书房也很大。香港的书店位于闹市,曹景行也买过不少与中国当代史有关的书。他到外地,也经常买书回家。去台湾旅游,他买回了不少翻译得较好的作品,包括一些畅销书。《追风筝的人》也是他喜爱的书,他说这本书比其它任何书都能使他了解阿富汗。
说起自己的书房,白发苍苍的曹景行笑着说:“人家狡兔三窟,我也在三地分设书房,正好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需要,形成自己不同的书房,都不成规模,但都是自己离不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