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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贾平凹新著《山本》以历史回顾姿态再现历史，描绘二三十年代战争岁月里陕西秦岭人们的苦难生活。军阀混战导致的动乱使百姓生存艰辛，战争使百姓饱尝痛失亲人、爱人、友人之苦，身体与精神共同遭受摧残。在苦难面前，人们完全暴露出人性的苍凉与光辉。随着战争的不断加剧，人们对战争带来的苦难和恐惧感也达到了完美消解。
[关键词]《山本》;贾平凹;苦难;人性;陕西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9）01-0058-04
Desolation in the History——Analysis on the Writing of Suffering and Human Nature in the Origin of the Mountain
Zhai Xingyu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00）
Abstract： Jia Pingwa's new book Origin of the Mountain reproduces the history with historical review， depict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in the ShanXi Qinling Mountains during the years of war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between the warlord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people to survive. The war has caused the people to suffer the loss of relatives， lover， and friends. The body and spirit of them have been both devastated. In the face of misery， people fully exposed the desolation and glory of human nature. As the war continues to intensify， people’s misery and fear of war have also reached a perfect resolution.
Key word： Origin of the Mountain;Jia Pingwa;Misery;Human nature;ShanXi
《山本》的创作初衷是为陕西秦岭写志，身为陕西人的贾平凹收集大量关于秦岭动物、植物的材料，根据自己对秦岭的回忆，结合收集的信息为秦岭写志。但从作品完成的结果看，达到的文学效果和文学影响力已经超越为秦岭写志的基础层面。秦岭动植物的表象描绘已经是《山本》的叙述基础，在叙写表象的背后更加蕴含着作家对秦岭人们艰辛生活的怜悯体恤之情。“重复使用的表象一层一层地积累上新的意义，使表象转化为意象，并且层积成丰富的意义层面。”[1]贾平凹对秦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重复描绘，正是赋予这些表象新的意义，在感受秦岭的风俗风貌、山川景物之余，更多地体悟战争年代陕西人们的艰苦生活，寄寓他们更多的悲悯之情。
一、生活与战争的双重苦难
“苦难是人类无法规避的一种生存处境，在现代性话语里还被设定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本质，同时也是文学历史长河里艺术表现的一个基本情感类型。”[2]《山本》再现的二十年代末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反共的历史，作家以此为写作背景，表现此时政局混乱，军阀混战的局面。此时百姓的生活本身很拮据，常常食不果腹，外加战争的侵扰，生活更为窘迫。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统治范围内，涡镇附近的土匪强盗便有机可乘，不仅屠害无辜百姓，烧杀抢掠，更是胡作非为。作品中三合县的土匪五雷进入涡镇之后欲大肆抢掠，涡镇百姓闻风丧胆，大部分人早已携带财物跑到山中避难，况且天灾不断，庄稼不兴，艰苦的岁月里根本没有财物供土匪抢掠，于是五雷便下令凡没有搜出好东西的人家就把房子点了，即使抢不到好东西也让逃跑的人无家可归。镇子上的人苦不堪言，却无处说理，生活只会更加的艰难。一般的土匪进镇抢劫完财物便会溜之大吉，但政治混乱，谈不上社会治安，所以土匪们便更猖獗，竟在涡镇住下，成了常住的土匪。更加严重的是土匪们经常绑架商人、财东主，向家人勒索钱财，轻则溜票，即殴打绑架者，重则撕票，这给镇上的百姓造成了恐慌。土匪的习性本不随和，集恶劣霸道于一身，残忍、蛮不讲理成为了土匪的代名词，他們施恶的对象无论何人，即使是庙里的宽展师父也是倍加蹂躏。事件经常以重复的模式运作，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运作便成为了一种习惯，成为事件本身的规律。宽展师父喜欢吹竹子做的一种乐器——尺八，而自从土匪霸占了庙堂之后，土匪二把手王魁就禁止师父吹尺八，日常的生活规律被打破，对自己的信仰有所颠覆，这对宽展师父来说十分痛苦。另外，土匪经常以割舌、殴打等暴力的方式恐吓她，更加剧了宽展师父的恐慌和痛苦。生活的真相是艰辛，青黄不接的年月使得涡镇人们朝不保夕，而土匪的到来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生命、财产、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威胁，涡镇上的人们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痛苦地熬着，苟延残喘地过活。
生活的磨难可以通过坚强的意志克服，但战争所给人的折磨令人难以接受。战争摧毁了涡镇宁静祥和的生活，犹如雪上加霜，使生活更加举步维艰。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秦岭地区既有游击队，也有保安队、预备团，更有身为土匪的逛山和刀客，混战打破了日常生活规律，战争给涡镇人们除了经济上的损失，更让他们付出亲人、爱人、友人生命的惨痛代价。涡镇的战争中，井掌柜被绑架身亡，井宗丞为战争牺牲，使井宗秀痛失父亲、兄弟;陆菊人的丈夫杨钟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受枪伤死亡，致使陆菊人痛失丈夫，成了寡妇;杨掌柜为安葬预备团遇难的士兵寻找棺材意外身亡，也是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后意外死去。各种苦难都是战争催化下的结果，战争成为苦难的始作俑者。然而战争最后无论胜败，预备团的人基本都阵亡了，井宗秀、杜鲁成、苟发明、陆林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死是苦难的最终结果。战争给涡镇人的苦难是难以言表的，人们在身体与精神上共同负担着死亡遗留给他们的折磨，夹缝中生存的涡镇人，不仅是生活苦难的承受者，更是战争苦难下的牺牲品。双重苦难压垮了涡镇人，摧毁了涡镇，逝者只能在秦岭这条龙脉上留下痛苦的哀嚎。 二、人性苍凉与光辉共存
贾平凹出身于秦岭之地，对故乡的情感都呈现在作品中，他如实地描绘秦岭在战争年代的容貌，“带着‘乡愁’沉重的情感，从悲剧性的土地上走来的贾平凹，有两次文学批评的疾风暴雨，加速、增强和固化了他的这种悲剧性心理的形成。”[3]作家借此展现苦难背后人性的苍凉之感，感受人性悲剧的一面。涡镇像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演着残酷战争摧残下悲凉凄惨的人性大戏。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地暴露了枭雄人物人性的残忍冷漠，另一方面也真切地展现底层百姓人性的光辉，他们在自私之余也有善良的一面。苦难与战争成为人性本相的试金石，在生命与利益面前，展露的人性也各不相同。而正是这些试金石，将《山本》中各类人物人性暴露在秦岭这块土地上，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先表现人性苍凉的人物是井宗丞。自己策划绑架父亲却导致父亲井掌柜身亡，父子之情在战争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亲情被贬至一文不值。井掌柜的死亡足以表现战斗的热情多么冷酷，为革命需要却绑架了生育养育自己的父亲，人性的苍凉早在井宗丞身上凝聚。战争需要付出的不仅是血的代价，更是对人精神的摧毁。其次是保安队为攻打涡镇，逼迫涡镇人就范，竟从县城抓回涡镇人们的亲眷，不开城门就杀人，在预备团顽强的抵御下，保安队枪杀了货栈李掌柜的独生子，李掌柜疯了，跑上城楼向下抛洒银元，言道：“我没儿子了要钱有啥用？”随后纵身跳了下去。当李掌柜跳下去的一刹那，人性的残酷表露无疑。最后是井宗秀，这位乱世年代的枭雄对待叛徒的手段更为残忍，将人皮活剥下来制成皮鼓挂在了老皂角树上，残忍至极。从人道主义方面来看，井宗秀的做法违背了人道主义，死亡是不可改变的，他却将死亡进行了痛苦最大化。另外，将人皮鼓公诸于众，造成人心灵的震撼和负面影响，也是井宗秀人性残缺的一面，使读者倍感人性的苍凉。
《山本》中，人性的光辉面还是多展现在普通民众的身上。通过普通大众展现美好人性是很难选择的，因为底层人物的人性中多伴有自私性，像老魏头用草鞋换走了陈先生给病人的布鞋，这种带有小聪明的自私气是底层民众不可避免的。贾平凹也出身于底层，熟知他们的生活，“越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对写作来说就越有难度，这是发现的难度。”[4]所以贾平凹从很难发现中猎取人性的闪光点，融入到《山本》中。作品主要体现陆菊人的地母情结、杨掌柜的善良、盲人郎中陈先生的豁达、宽展师父的慈悲，这些人性的闪光面为被浓稠苦难覆盖的秦岭增添了一份人道主义光芒。在涡镇，陆菊人展现更多的是人性的地母情结。她知道陪嫁的三分地是风水宝地，而最后仍告诉了井宗秀，她的坦诚拉近了与宗秀的距离。她是爱宗秀的，但对宗秀始终远观，秉承着自己对宗秀的初衷，一心为预备团经营茶行，而且把花生介绍给宗秀，希望二人可以成家，互相照拂。这种地母情怀渲染整部文学作品，她的善良、忍耐、乐于助人、乐观向上的地母情结成为人性最耀眼的一面。杨掌柜一辈子与棺材打交道，井宗秀父亲死后他义无反顾地将儿媳陪嫁过来的三分风水宝地赠与井宗秀，让他好好安葬父亲。而为了给涡镇预备团遇难的战士筹备棺材，不幸意外身亡，死亡背后却彰显了杨掌柜的美好人性。盲人郎中陈先生秉承悬壶济世的理念，不辞辛劳帮助镇外的人解除恶疾，即使传染源流入镇内，他依旧全心全意为病人看病，直到痊愈。宽展师父身为出家人，更是慈悲与善念集于一身，她为死难的涡镇人设立祠堂，为他们吹尺八、祷告，这都是涡镇人人性光辉的一面。无论战争多么残酷，生活多么艰辛，人性都在苦难背后得以彰显，苍凉与光辉就在秦岭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交织共存。
三、虚实两面的苦难消解
贾平凹说：“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5]作家无法改变曾经发生的历史，历史只能在文本中重现，虽然《山本》的结尾处战争仍未终止，但所有的苦难与恐惧都在陆菊人与陈先生的坦然中消解。
苦难的消解大致分为两部分，即贾平凹“虚实结合”创作的两方面。“实”是苦难多为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辛，是身体承受的伤痛。“虚”是较为抽象的苦难，即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压力，对战争死亡的恐惧。从宏观角度看，苦难的“实”是作品中表露的，小说结尾大部分的涡镇人都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离开了充满苦难与辛酸的涡镇，死成为终极化的苦难，陆菊人与陈先生的最后对话足以表明这种苦难的程度。陆菊人问这是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回答道：“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无情的战火将和谐安详的涡镇毁于一旦，曾经哺育无数秦岭人的小镇顷刻间化为了乌有，涡镇的人们也仿佛就剩下了陆菊人和盲人陈先生。即使化为尘土，战争仍未停止，炮弹依旧向涡镇投来，死亡和毁灭并没有感动残酷的战事，涡镇真的消解了，涡镇人也真的消解了，镇子与人都与秦岭化为了一体，都变成了尘土落于秦岭的土地上。而从微观的角度看，苦难的“虚”的表现是借助符号来传播情感的，“我们藉着符号生活，我们透过它们而生活，我们的符号是藉着想传播的动机而创衍出来的。”[6]涡镇和人们的消失就是符号，以此来感受精神和心灵的苦难，当苦难在精神层面饱和的时候，当事人的情感就坦然豁达了，犹如盲人陈先生一样。陈先生的盲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当战争、死亡都看不到的时候，精神也就不会太痛苦，从而也是最好的解脱。陈先生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惨景，眼盲的他也宁愿心盲，所以才会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陈先生豁达了，当无力阻止现实放生的一切时，坦然面对是对自己和秦岭人的最好慰藉，也是精神层面痛苦的最完美消解。
秦岭上的涡镇被消解了，痛苦也随着人们情感的豁达而消解。当涡镇被炸毁成一堆尘土的同时，那些曾经在涡镇辛劳工作、坚强生存的人們也对大部分化为了尘土，与生养他们的秦岭融合在了一起。亲人、爱人、友人的逝去也终将感受不到，所有精神负重都消逝殆尽，表现出涡镇人的一生不过是充满悲凉、充满戏谑色彩的循环而已，到最后都完美地消解了。贾平凹用坦然的心态付诸于文本人物身上，身体与精神苦难的最后消解旨在痛苦与磨难中告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秦岭人，通过对涡镇芸芸众生生命历程的描绘，以最后消解的方式寄寓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四、结语
贾平凹再现的历史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生命与生活的苦难，黑暗仁慈的秦岭地母总是在庇佑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只能通过消解的方式告慰逝者，让他们坦然地投入地母的怀抱，与秦岭化为一体，深深地感受秦岭大地对子民深深的爱与救赎。正如陈思和言道：“阅尽人间苦难，痛苦而无奈，挣扎而徒劳，忧患而无言。”[7]涡镇的人们默默地承受一切，作家通过笔墨用还原历史真相来告慰他们，以此展现在战争、苦难、祸乱中对逝者的哀思和敬畏。《山本》的出现不仅是一部描绘秦岭芸芸众生的百科全书，也是对现代革命战争的深度反思。贾平凹无法改变文学作品承担的再现历史的使命，只能最大限度地揭露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真相。随着《山本》再现客观历史现实的同时，作家也有意同读者共同体会这部遍布死亡场景的文学作品，感受历史回眸中的无尽苍凉，寄寓无限的怜悯与同情。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68.
[2]刘保亮.地域文化视阈下新时期秦地文学的苦难叙事[J].宁夏社会科学，2008（2）：160.
[3]常智奇.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拐点上惆怅、张望.贾平凹的悲剧意识论[J].文艺争鸣，2018（4）：54.
[4]孟繁华.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J].当代文坛，2007（4）：8.
[5]贾平凹.山本.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26.
[6]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3.
[7]陈思和.民间说野史——读贾平凹新著《山本》[J].收获，2018（1）：290.
[关键词]《山本》;贾平凹;苦难;人性;陕西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4649（2019）01-0058-04
Desolation in the History——Analysis on the Writing of Suffering and Human Nature in the Origin of the Mountain
Zhai Xingyu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00）
Abstract： Jia Pingwa's new book Origin of the Mountain reproduces the history with historical review， depicting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in the ShanXi Qinling Mountains during the years of war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between the warlord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people to survive. The war has caused the people to suffer the loss of relatives， lover， and friends. The body and spirit of them have been both devastated. In the face of misery， people fully exposed the desolation and glory of human nature. As the war continues to intensify， people’s misery and fear of war have also reached a perfect resolution.
Key word： Origin of the Mountain;Jia Pingwa;Misery;Human nature;ShanXi
《山本》的创作初衷是为陕西秦岭写志，身为陕西人的贾平凹收集大量关于秦岭动物、植物的材料，根据自己对秦岭的回忆，结合收集的信息为秦岭写志。但从作品完成的结果看，达到的文学效果和文学影响力已经超越为秦岭写志的基础层面。秦岭动植物的表象描绘已经是《山本》的叙述基础，在叙写表象的背后更加蕴含着作家对秦岭人们艰辛生活的怜悯体恤之情。“重复使用的表象一层一层地积累上新的意义，使表象转化为意象，并且层积成丰富的意义层面。”[1]贾平凹对秦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重复描绘，正是赋予这些表象新的意义，在感受秦岭的风俗风貌、山川景物之余，更多地体悟战争年代陕西人们的艰苦生活，寄寓他们更多的悲悯之情。
一、生活与战争的双重苦难
“苦难是人类无法规避的一种生存处境，在现代性话语里还被设定为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本质，同时也是文学历史长河里艺术表现的一个基本情感类型。”[2]《山本》再现的二十年代末冯玉祥与蒋介石联合反共的历史，作家以此为写作背景，表现此时政局混乱，军阀混战的局面。此时百姓的生活本身很拮据，常常食不果腹，外加战争的侵扰，生活更为窘迫。在无组织无纪律的统治范围内，涡镇附近的土匪强盗便有机可乘，不仅屠害无辜百姓，烧杀抢掠，更是胡作非为。作品中三合县的土匪五雷进入涡镇之后欲大肆抢掠，涡镇百姓闻风丧胆，大部分人早已携带财物跑到山中避难，况且天灾不断，庄稼不兴，艰苦的岁月里根本没有财物供土匪抢掠，于是五雷便下令凡没有搜出好东西的人家就把房子点了，即使抢不到好东西也让逃跑的人无家可归。镇子上的人苦不堪言，却无处说理，生活只会更加的艰难。一般的土匪进镇抢劫完财物便会溜之大吉，但政治混乱，谈不上社会治安，所以土匪们便更猖獗，竟在涡镇住下，成了常住的土匪。更加严重的是土匪们经常绑架商人、财东主，向家人勒索钱财，轻则溜票，即殴打绑架者，重则撕票，这给镇上的百姓造成了恐慌。土匪的习性本不随和，集恶劣霸道于一身，残忍、蛮不讲理成为了土匪的代名词，他們施恶的对象无论何人，即使是庙里的宽展师父也是倍加蹂躏。事件经常以重复的模式运作，经过一定的时间的运作便成为了一种习惯，成为事件本身的规律。宽展师父喜欢吹竹子做的一种乐器——尺八，而自从土匪霸占了庙堂之后，土匪二把手王魁就禁止师父吹尺八，日常的生活规律被打破，对自己的信仰有所颠覆，这对宽展师父来说十分痛苦。另外，土匪经常以割舌、殴打等暴力的方式恐吓她，更加剧了宽展师父的恐慌和痛苦。生活的真相是艰辛，青黄不接的年月使得涡镇人们朝不保夕，而土匪的到来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生命、财产、日常生活都受到了威胁，涡镇上的人们就在这种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痛苦地熬着，苟延残喘地过活。
生活的磨难可以通过坚强的意志克服，但战争所给人的折磨令人难以接受。战争摧毁了涡镇宁静祥和的生活，犹如雪上加霜，使生活更加举步维艰。在“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战乱频仍的动荡年代，秦岭地区既有游击队，也有保安队、预备团，更有身为土匪的逛山和刀客，混战打破了日常生活规律，战争给涡镇人们除了经济上的损失，更让他们付出亲人、爱人、友人生命的惨痛代价。涡镇的战争中，井掌柜被绑架身亡，井宗丞为战争牺牲，使井宗秀痛失父亲、兄弟;陆菊人的丈夫杨钟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受枪伤死亡，致使陆菊人痛失丈夫，成了寡妇;杨掌柜为安葬预备团遇难的士兵寻找棺材意外身亡，也是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后意外死去。各种苦难都是战争催化下的结果，战争成为苦难的始作俑者。然而战争最后无论胜败，预备团的人基本都阵亡了，井宗秀、杜鲁成、苟发明、陆林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死是苦难的最终结果。战争给涡镇人的苦难是难以言表的，人们在身体与精神上共同负担着死亡遗留给他们的折磨，夹缝中生存的涡镇人，不仅是生活苦难的承受者，更是战争苦难下的牺牲品。双重苦难压垮了涡镇人，摧毁了涡镇，逝者只能在秦岭这条龙脉上留下痛苦的哀嚎。 二、人性苍凉与光辉共存
贾平凹出身于秦岭之地，对故乡的情感都呈现在作品中，他如实地描绘秦岭在战争年代的容貌，“带着‘乡愁’沉重的情感，从悲剧性的土地上走来的贾平凹，有两次文学批评的疾风暴雨，加速、增强和固化了他的这种悲剧性心理的形成。”[3]作家借此展现苦难背后人性的苍凉之感，感受人性悲剧的一面。涡镇像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上演着残酷战争摧残下悲凉凄惨的人性大戏。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充分地暴露了枭雄人物人性的残忍冷漠，另一方面也真切地展现底层百姓人性的光辉，他们在自私之余也有善良的一面。苦难与战争成为人性本相的试金石，在生命与利益面前，展露的人性也各不相同。而正是这些试金石，将《山本》中各类人物人性暴露在秦岭这块土地上，呈现在读者面前。最先表现人性苍凉的人物是井宗丞。自己策划绑架父亲却导致父亲井掌柜身亡，父子之情在战争面前如此不堪一击，亲情被贬至一文不值。井掌柜的死亡足以表现战斗的热情多么冷酷，为革命需要却绑架了生育养育自己的父亲，人性的苍凉早在井宗丞身上凝聚。战争需要付出的不仅是血的代价，更是对人精神的摧毁。其次是保安队为攻打涡镇，逼迫涡镇人就范，竟从县城抓回涡镇人们的亲眷，不开城门就杀人，在预备团顽强的抵御下，保安队枪杀了货栈李掌柜的独生子，李掌柜疯了，跑上城楼向下抛洒银元，言道：“我没儿子了要钱有啥用？”随后纵身跳了下去。当李掌柜跳下去的一刹那，人性的残酷表露无疑。最后是井宗秀，这位乱世年代的枭雄对待叛徒的手段更为残忍，将人皮活剥下来制成皮鼓挂在了老皂角树上，残忍至极。从人道主义方面来看，井宗秀的做法违背了人道主义，死亡是不可改变的，他却将死亡进行了痛苦最大化。另外，将人皮鼓公诸于众，造成人心灵的震撼和负面影响，也是井宗秀人性残缺的一面，使读者倍感人性的苍凉。
《山本》中，人性的光辉面还是多展现在普通民众的身上。通过普通大众展现美好人性是很难选择的，因为底层人物的人性中多伴有自私性，像老魏头用草鞋换走了陈先生给病人的布鞋，这种带有小聪明的自私气是底层民众不可避免的。贾平凹也出身于底层，熟知他们的生活，“越是我们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对写作来说就越有难度，这是发现的难度。”[4]所以贾平凹从很难发现中猎取人性的闪光点，融入到《山本》中。作品主要体现陆菊人的地母情结、杨掌柜的善良、盲人郎中陈先生的豁达、宽展师父的慈悲，这些人性的闪光面为被浓稠苦难覆盖的秦岭增添了一份人道主义光芒。在涡镇，陆菊人展现更多的是人性的地母情结。她知道陪嫁的三分地是风水宝地，而最后仍告诉了井宗秀，她的坦诚拉近了与宗秀的距离。她是爱宗秀的，但对宗秀始终远观，秉承着自己对宗秀的初衷，一心为预备团经营茶行，而且把花生介绍给宗秀，希望二人可以成家，互相照拂。这种地母情怀渲染整部文学作品，她的善良、忍耐、乐于助人、乐观向上的地母情结成为人性最耀眼的一面。杨掌柜一辈子与棺材打交道，井宗秀父亲死后他义无反顾地将儿媳陪嫁过来的三分风水宝地赠与井宗秀，让他好好安葬父亲。而为了给涡镇预备团遇难的战士筹备棺材，不幸意外身亡，死亡背后却彰显了杨掌柜的美好人性。盲人郎中陈先生秉承悬壶济世的理念，不辞辛劳帮助镇外的人解除恶疾，即使传染源流入镇内，他依旧全心全意为病人看病，直到痊愈。宽展师父身为出家人，更是慈悲与善念集于一身，她为死难的涡镇人设立祠堂，为他们吹尺八、祷告，这都是涡镇人人性光辉的一面。无论战争多么残酷，生活多么艰辛，人性都在苦难背后得以彰显，苍凉与光辉就在秦岭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交织共存。
三、虚实两面的苦难消解
贾平凹说：“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或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不管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了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5]作家无法改变曾经发生的历史，历史只能在文本中重现，虽然《山本》的结尾处战争仍未终止，但所有的苦难与恐惧都在陆菊人与陈先生的坦然中消解。
苦难的消解大致分为两部分，即贾平凹“虚实结合”创作的两方面。“实”是苦难多为战争的残酷，生活的艰辛，是身体承受的伤痛。“虚”是较为抽象的苦难，即精神与心灵层面的压力，对战争死亡的恐惧。从宏观角度看，苦难的“实”是作品中表露的，小说结尾大部分的涡镇人都以非正常死亡的方式离开了充满苦难与辛酸的涡镇，死成为终极化的苦难，陆菊人与陈先生的最后对话足以表明这种苦难的程度。陆菊人问这是多少炮弹啊，全都要打到涡镇，涡镇成一堆尘土了？陈先生回答道：“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无情的战火将和谐安详的涡镇毁于一旦，曾经哺育无数秦岭人的小镇顷刻间化为了乌有，涡镇的人们也仿佛就剩下了陆菊人和盲人陈先生。即使化为尘土，战争仍未停止，炮弹依旧向涡镇投来，死亡和毁灭并没有感动残酷的战事，涡镇真的消解了，涡镇人也真的消解了，镇子与人都与秦岭化为了一体，都变成了尘土落于秦岭的土地上。而从微观的角度看，苦难的“虚”的表现是借助符号来传播情感的，“我们藉着符号生活，我们透过它们而生活，我们的符号是藉着想传播的动机而创衍出来的。”[6]涡镇和人们的消失就是符号，以此来感受精神和心灵的苦难，当苦难在精神层面饱和的时候，当事人的情感就坦然豁达了，犹如盲人陈先生一样。陈先生的盲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当战争、死亡都看不到的时候，精神也就不会太痛苦，从而也是最好的解脱。陈先生不愿意看到眼前的惨景，眼盲的他也宁愿心盲，所以才会说“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陈先生豁达了，当无力阻止现实放生的一切时，坦然面对是对自己和秦岭人的最好慰藉，也是精神层面痛苦的最完美消解。
秦岭上的涡镇被消解了，痛苦也随着人们情感的豁达而消解。当涡镇被炸毁成一堆尘土的同时，那些曾经在涡镇辛劳工作、坚强生存的人們也对大部分化为了尘土，与生养他们的秦岭融合在了一起。亲人、爱人、友人的逝去也终将感受不到，所有精神负重都消逝殆尽，表现出涡镇人的一生不过是充满悲凉、充满戏谑色彩的循环而已，到最后都完美地消解了。贾平凹用坦然的心态付诸于文本人物身上，身体与精神苦难的最后消解旨在痛苦与磨难中告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秦岭人，通过对涡镇芸芸众生生命历程的描绘，以最后消解的方式寄寓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
四、结语
贾平凹再现的历史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生命与生活的苦难，黑暗仁慈的秦岭地母总是在庇佑这块土地上生存的人们。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只能通过消解的方式告慰逝者，让他们坦然地投入地母的怀抱，与秦岭化为一体，深深地感受秦岭大地对子民深深的爱与救赎。正如陈思和言道：“阅尽人间苦难，痛苦而无奈，挣扎而徒劳，忧患而无言。”[7]涡镇的人们默默地承受一切，作家通过笔墨用还原历史真相来告慰他们，以此展现在战争、苦难、祸乱中对逝者的哀思和敬畏。《山本》的出现不仅是一部描绘秦岭芸芸众生的百科全书，也是对现代革命战争的深度反思。贾平凹无法改变文学作品承担的再现历史的使命，只能最大限度地揭露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真相。随着《山本》再现客观历史现实的同时，作家也有意同读者共同体会这部遍布死亡场景的文学作品，感受历史回眸中的无尽苍凉，寄寓无限的怜悯与同情。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68.
[2]刘保亮.地域文化视阈下新时期秦地文学的苦难叙事[J].宁夏社会科学，2008（2）：160.
[3]常智奇.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拐点上惆怅、张望.贾平凹的悲剧意识论[J].文艺争鸣，2018（4）：54.
[4]孟繁华.底层经验与文学叙事[J].当代文坛，2007（4）：8.
[5]贾平凹.山本.后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526.
[6]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123.
[7]陈思和.民间说野史——读贾平凹新著《山本》[J].收获，2018（1）：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