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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称为“中国通”“现代遣唐使”“日本的韩寒”，以及“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大人物”；他在中国学界如鱼得水，专栏作家、主持人、同声传译、跨国谈判……他与众多政界高官结友，针砭时弊。他就是1984年出生在日本伊豆的日本青年加藤嘉一。在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以前，加藤嘉一还甚少被中国媒体所知。或许那时的加藤并没有想到，让他真正开始实现理想的地方，正是中国。
伊豆——富士山下三面环海的小小半岛，因为川端康成的名著而扬名于世。生长在这里的加藤嘉一，曾经是一名立志参加奥运会的长跑运动员。但是除了他的亲人和朋友，这里也许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若干年后，在大海的另一边，27岁的加藤嘉一成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日本留学生，电视新闻节目里中日关系的热心观察家，几本中文畅销书的作者，甚至被称为“中国通”“现代遣唐使”“日本的韩寒”。
当加藤嘉一身边的人们都把他定位成一个具有极大政治抱负的青年领袖时，这个27岁的日本青年却说：“我从来没有抱着从政的理想，只是这个工作比较适合自己；我在中国没有一篇文章是我自己愿意写的，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希望达到我和社会的某种平衡。”
伊豆农村的贫穷少年
“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从小就缺乏家的感觉。”加藤嘉一的这句话是有背景的。
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曾经自嘲是“贫二代、农三代”。父亲在他10岁时因为一次失败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即便如此，他的性格里从来都没有软弱的因子。
加藤嘉一身高1.84米，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也许因为我的身高，我从小就是孩子们中的小头目，从来没有位居第二过。”在加藤的少年和青年时期，长跑曾经是对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父亲热爱体育，所以从小学起，他和弟弟就在父亲的指导下，每天早上跑5公里，放学再跑5公里，加上步行上学的时间，每天要连跑带走20公里。加藤说，他从小只有两个爱好：跑步和看世界地图，五六岁的他就能把全世界的首都背下来。
“高中时，我希望自己以后去联合国工作。不过这需要至少懂两门外语。我认为，要学好外语，必须到那个国家去才有体会。”带着“联合国梦”，来自伊豆农村的贫穷少年，考上了日本最好的大学之一——东京大学。随即，出于贫困和希望出去走一走的双重考虑，加藤决定退学，并到中国留学。2003年春天，当加藤在成田机场告别父母的时候，他们说，不要后悔，注意身体，好好生活。
留学生中刻苦的“异类”
或许那时的加藤并没有想到，让他真正开始实现理想的地方，正是中国。
在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以前，加藤嘉一还甚少被中国媒体所知。那时他只是在北京大学进修国际关系的一名刻苦的日籍学生，偶尔会在网络和杂志上发表一些观察中国的文章。
2003年，走下飞机踏上中国土地，加藤嘉一发现，现实的中国与他在日本所想象的非常不同。对于古代中国，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秦始皇。对近现代中国，以前听到最多的词是“共产主义”。“我以为中国什么都是统一的，比如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等等。”在机场的货币兑换处，加藤把兼职做翻译赚的10万日元全都换成了人民币，总共是7000多元，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新生活。刚在北大安顿好，就遭遇了SARS疫情。当时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加藤在父母的支持下，选择留下来。“我父亲说，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
于是，加藤就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初夏，寻找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了解这里的一切。他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周围小卖部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的各种人物访谈。“北大旁边小店很多，那里的阿姨们也都很好，很包容，不会认为一个日本人跟他们聊天有什么奇怪，这大概是北京人的特点。”他说。
这个大大咧咧的日本留学生，用三年时间掌握了中文的听说读写，甚至说话中会夹杂一些北京时下最流行的词汇，会正确使用儿化音。在北大时，他一直比较另类：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大家都觉得我无趣和无聊，活得跟机器人一样。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必须把生活掌控在自己手里，让计划控制变化。”
加藤觉得，或许他自己是极端的，但是日本大学生都很有计划性，“他们一天打工不到5个小时的话，谋生都成问题，在东京生活很贵，日本的父母顶多给孩子支付学费，生活费都是自己挣。”加藤说，他也是刚刚还完这几年向父母的借款。他觉得，北大学生很聪明，知识储备足够但还要学会做人，“要能够走向草根，从底层开始锻炼自己，具备了耐力的人，就是人才。”
他的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说，加藤确实很刻苦、善于思考，但“加藤只是我的学生之一，我并不希望我所有的学生都成为他”。到此为止，加藤还只是一个留学生中刻苦的“异类”，他心中的理想或许也还未见雏形。
“说什么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
加藤真正走人中国人的视野，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开始。“我也忘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开始是发表在一些杂志上，大概内容是写日本人眼中的中国。2005年反日游行发生的时候，凤凰卫视需要一个亲历者的声音，他们觉得我的形象和身份很适合出来讲，于是我第一次上了电视节目。从2005年到2008年之间，我的写作量非常大。”
加藤认为，中国社会对他真正开始关注，是他在FT中文网发表文章开始的。他甚至开始受到中国官方的关注。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跟他关系非同一般，曾经说：“年轻人应该怎样走，向加藤同志学习!”
加藤自己也对记者说，很多中央领导、书记省长等见到他，都鼓励他，包括要他好好批评中国。“说什么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加藤说。在中国将近8年的时间，让他深谙在中国的官场、民间、媒体等各个领域的生存之道。谈到加藤的“走红”，曾为加藤嘉一的书《以谁为师》作序、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的冯昭奎觉得，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在中国，关注中日关系的人很多，加藤是第一个喜欢评论中日关系的、在中国的日本人，这是他的机遇。“但这同时也是他在中国发展可能受影响的地方，就是受制于中日关系的走势。钓鱼岛事件后，中日关系有点问题了，他是日本人，所以很多媒体就不找他了，他当时也挺 苦恼的。好在他的志向不是当学者。”冯昭奎说。
对于一个正在异国实现人生理想的青年人来说，日本国籍的特殊性和中国社会的需求，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加藤的内心，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在中国活着太累
当中国媒体与这个日本80后青年的“蜜月期”结束后，猜测和非议也渐渐出现。
虽然是加藤的导师，朱峰仍不避讳地对记者评价加藤“爱吹牛，企图心太大”。在冯昭奎的印象里，加藤算不上太张扬。“在日本，搞评论的人写作量都是很大的，著名的评论家一生甚至会写100多本书。他频繁地出书，也许和日本的文化习惯有关。”
很多加藤的中国朋友认为，他很“中国化”，甚至不像是个日本人，但是冯昭奎觉得，加藤其实很爱国，但他对中国有感情，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好起来，日本和中国都能得到发展。至于加藤在日本本土的口碑，冯昭奎认为还谈不上，在日本他还没有那么强的影响力。“我不太在意媒体的说法，我从来不看关于自己的报道。”加藤是这样对待外界评价的。对自己青年时去联合国的梦想，加藤现在的理解又有不同。“并不是我从小立志从政，是周围的人都觉得我适合这个职业，我也这么认为。我对从政的理解是多元的，只要可以引导社会政策的走向，我认为都是从政，所以作为学者或者好的媒体人，或者去竞选，这都叫从政。”
加藤准备过两年离开中国，到美国或欧洲国家去，“在中国活着太累，而且在一个地方呆太久也没有好处。我是非常爱国的，对中国观察的目的还是要反观日本，我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是日本。”他坚定地表态，“说实话，不管是出名也好、写书也好，我从来都没有高估我的现状。我个人认为，走到今天我自己的努力不到10％，更多地依靠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我很谨慎地看待现在的一切。”
加藤说，在日本或在中国，在成长中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不会抱怨什么，“我最大的痛苦是自己还不够好”。“如果说现在我有一点点平台、有一点点话语权，这对我整个人生的规划到底是福是祸，还有待检验，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我一直很自卑，我每时每刻都在怀疑，我是否会失控撞礁，但是对外在的评价，我从不在意。”
他的名片上，只有“加藤嘉一”四个字，没有任何头衔，加藤说，他现在写书、演讲，什么都干，还在北大任教，主攻朝鲜半岛和东北亚问题。而他今年最大的目标，是能在10月国际马拉松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加藤嘉一曾经去了西安，他绕着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唐时，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长安城墙的淡青色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后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这让远道而来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
伊豆——富士山下三面环海的小小半岛，因为川端康成的名著而扬名于世。生长在这里的加藤嘉一，曾经是一名立志参加奥运会的长跑运动员。但是除了他的亲人和朋友，这里也许没有很多人知道他的名字。若干年后，在大海的另一边，27岁的加藤嘉一成为中国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日本留学生，电视新闻节目里中日关系的热心观察家，几本中文畅销书的作者，甚至被称为“中国通”“现代遣唐使”“日本的韩寒”。
当加藤嘉一身边的人们都把他定位成一个具有极大政治抱负的青年领袖时，这个27岁的日本青年却说：“我从来没有抱着从政的理想，只是这个工作比较适合自己；我在中国没有一篇文章是我自己愿意写的，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希望达到我和社会的某种平衡。”
伊豆农村的贫穷少年
“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我从小就缺乏家的感觉。”加藤嘉一的这句话是有背景的。
19岁以前，加藤的生活异常艰辛，他曾经自嘲是“贫二代、农三代”。父亲在他10岁时因为一次失败的投资破产后，全家为躲债搬家50多次。他13岁开始打工补贴家用，每天凌晨3点起床送报纸，一直送到高考前一天。最困难时家里只剩下500日元(约30元人民币)，他只得带着弟弟妹妹去超市用试吃食品充饥。即便如此，他的性格里从来都没有软弱的因子。
加藤嘉一身高1.84米，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也许因为我的身高，我从小就是孩子们中的小头目，从来没有位居第二过。”在加藤的少年和青年时期，长跑曾经是对他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因为父亲热爱体育，所以从小学起，他和弟弟就在父亲的指导下，每天早上跑5公里，放学再跑5公里，加上步行上学的时间，每天要连跑带走20公里。加藤说，他从小只有两个爱好：跑步和看世界地图，五六岁的他就能把全世界的首都背下来。
“高中时，我希望自己以后去联合国工作。不过这需要至少懂两门外语。我认为，要学好外语，必须到那个国家去才有体会。”带着“联合国梦”，来自伊豆农村的贫穷少年，考上了日本最好的大学之一——东京大学。随即，出于贫困和希望出去走一走的双重考虑，加藤决定退学，并到中国留学。2003年春天，当加藤在成田机场告别父母的时候，他们说，不要后悔，注意身体，好好生活。
留学生中刻苦的“异类”
或许那时的加藤并没有想到，让他真正开始实现理想的地方，正是中国。
在2005年中国反日游行以前，加藤嘉一还甚少被中国媒体所知。那时他只是在北京大学进修国际关系的一名刻苦的日籍学生，偶尔会在网络和杂志上发表一些观察中国的文章。
2003年，走下飞机踏上中国土地，加藤嘉一发现，现实的中国与他在日本所想象的非常不同。对于古代中国，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秦始皇。对近现代中国，以前听到最多的词是“共产主义”。“我以为中国什么都是统一的，比如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东西等等。”在机场的货币兑换处，加藤把兼职做翻译赚的10万日元全都换成了人民币，总共是7000多元，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新生活。刚在北大安顿好，就遭遇了SARS疫情。当时日本驻华使馆在官方网站上公开要求住在北京的日本人立刻回国，加藤在父母的支持下，选择留下来。“我父亲说，千万不要回来，一是机票很贵，浪费钱；二是应该亲自经历一下‘非典’形势下的北京。”
于是，加藤就在那个人心惶惶的初夏，寻找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了解这里的一切。他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每天早晨开始跟学校周围小卖部的阿姨比画着聊天，聊到下午5点找传达室大哥借《人民日报》读，晚上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夜里11点听广播里的各种人物访谈。“北大旁边小店很多，那里的阿姨们也都很好，很包容，不会认为一个日本人跟他们聊天有什么奇怪，这大概是北京人的特点。”他说。
这个大大咧咧的日本留学生，用三年时间掌握了中文的听说读写，甚至说话中会夹杂一些北京时下最流行的词汇，会正确使用儿化音。在北大时，他一直比较另类：每天早上4点多起床跑步10～15公里，然后回宿舍冲澡，吃早饭；上午上课，回邮件，看新闻；下午上课，写文章或参加活动；晚饭后7点看《新闻联播》，8点开始看书，11点睡觉。“大家都觉得我无趣和无聊，活得跟机器人一样。我从小就是这样的人，每天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必须把生活掌控在自己手里，让计划控制变化。”
加藤觉得，或许他自己是极端的，但是日本大学生都很有计划性，“他们一天打工不到5个小时的话，谋生都成问题，在东京生活很贵，日本的父母顶多给孩子支付学费，生活费都是自己挣。”加藤说，他也是刚刚还完这几年向父母的借款。他觉得，北大学生很聪明，知识储备足够但还要学会做人，“要能够走向草根，从底层开始锻炼自己，具备了耐力的人，就是人才。”
他的导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峰说，加藤确实很刻苦、善于思考，但“加藤只是我的学生之一，我并不希望我所有的学生都成为他”。到此为止，加藤还只是一个留学生中刻苦的“异类”，他心中的理想或许也还未见雏形。
“说什么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
加藤真正走人中国人的视野，从2005年的反日游行开始。“我也忘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东西，开始是发表在一些杂志上，大概内容是写日本人眼中的中国。2005年反日游行发生的时候，凤凰卫视需要一个亲历者的声音，他们觉得我的形象和身份很适合出来讲，于是我第一次上了电视节目。从2005年到2008年之间，我的写作量非常大。”
加藤认为，中国社会对他真正开始关注，是他在FT中文网发表文章开始的。他甚至开始受到中国官方的关注。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跟他关系非同一般，曾经说：“年轻人应该怎样走，向加藤同志学习!”
加藤自己也对记者说，很多中央领导、书记省长等见到他，都鼓励他，包括要他好好批评中国。“说什么不重要，怎么说才重要。”加藤说。在中国将近8年的时间，让他深谙在中国的官场、民间、媒体等各个领域的生存之道。谈到加藤的“走红”，曾为加藤嘉一的书《以谁为师》作序、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的冯昭奎觉得，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在中国，关注中日关系的人很多，加藤是第一个喜欢评论中日关系的、在中国的日本人，这是他的机遇。“但这同时也是他在中国发展可能受影响的地方，就是受制于中日关系的走势。钓鱼岛事件后，中日关系有点问题了，他是日本人，所以很多媒体就不找他了，他当时也挺 苦恼的。好在他的志向不是当学者。”冯昭奎说。
对于一个正在异国实现人生理想的青年人来说，日本国籍的特殊性和中国社会的需求，可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加藤的内心，未尝不清楚这一点。
在中国活着太累
当中国媒体与这个日本80后青年的“蜜月期”结束后，猜测和非议也渐渐出现。
虽然是加藤的导师，朱峰仍不避讳地对记者评价加藤“爱吹牛，企图心太大”。在冯昭奎的印象里，加藤算不上太张扬。“在日本，搞评论的人写作量都是很大的，著名的评论家一生甚至会写100多本书。他频繁地出书，也许和日本的文化习惯有关。”
很多加藤的中国朋友认为，他很“中国化”，甚至不像是个日本人，但是冯昭奎觉得，加藤其实很爱国，但他对中国有感情，希望中日关系能够好起来，日本和中国都能得到发展。至于加藤在日本本土的口碑，冯昭奎认为还谈不上，在日本他还没有那么强的影响力。“我不太在意媒体的说法，我从来不看关于自己的报道。”加藤是这样对待外界评价的。对自己青年时去联合国的梦想，加藤现在的理解又有不同。“并不是我从小立志从政，是周围的人都觉得我适合这个职业，我也这么认为。我对从政的理解是多元的，只要可以引导社会政策的走向，我认为都是从政，所以作为学者或者好的媒体人，或者去竞选，这都叫从政。”
加藤准备过两年离开中国，到美国或欧洲国家去，“在中国活着太累，而且在一个地方呆太久也没有好处。我是非常爱国的，对中国观察的目的还是要反观日本，我的核心利益和价值观是日本。”他坚定地表态，“说实话，不管是出名也好、写书也好，我从来都没有高估我的现状。我个人认为，走到今天我自己的努力不到10％，更多地依靠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多元。我很谨慎地看待现在的一切。”
加藤说，在日本或在中国，在成长中遇到的困难是一样的，他不会抱怨什么，“我最大的痛苦是自己还不够好”。“如果说现在我有一点点平台、有一点点话语权，这对我整个人生的规划到底是福是祸，还有待检验，有可能是毁灭性的。我一直很自卑，我每时每刻都在怀疑，我是否会失控撞礁，但是对外在的评价，我从不在意。”
他的名片上，只有“加藤嘉一”四个字，没有任何头衔，加藤说，他现在写书、演讲，什么都干，还在北大任教，主攻朝鲜半岛和东北亚问题。而他今年最大的目标，是能在10月国际马拉松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加藤嘉一曾经去了西安，他绕着城墙跑了一圈又一圈，“我觉得自己像个遣唐使”。唐时，一代代遣唐使行走在长安城墙的淡青色阴影里，最让他们震撼的，不仅是城市规模之大，还有一点，那就是后代几乎所有的城市四周均有高墙护卫，这是日本没有的。这让远道而来的日本遣唐学子，除了崇拜之外，更多了一分森严的畏惧。这种情感的底色大概从来没有变过。在日本，始终能感受到守护神一般的中国阴影。加藤嘉一把自己形容为新世纪的遣唐使，但是他来到中国，显然不是官方派来的学习的使者，驱动他的，是中国对日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难以割舍的吸引力，以及加藤嘉一天生反骨结合起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