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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黄浦江死猪事件再度引发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大讨论。猪该如何养？跨界污染又该如何治理？难道真的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跨入蛇年，猪却如同遭遇了“本命年”，摊上大事了。
人们还未从贺岁电影《西游降魔篇》吃人无数的猪妖中缓过神来，突然又看到万头死猪“集体漂江”，一路从浙江嘉兴漂到上海黄浦江。
这一幕发生在两个月前的长三角流域，种种谜团至今仍未解开。
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二十天内，从上海黄浦江打捞死猪8000多头，从浙江嘉兴收集死猪3000余头。
但死猪事件并未停歇：4月初，江苏常州河道内发现大批死猪；济南南部山区路边出现多头死猪；厦门的一些小溪、池塘边也有死猪……
各地相继暴发的死猪事件敲响了生态安全的警钟。连日来，本刊记者就死猪事件引发的跨界污染问题分赴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追踪采访。
死猪数量不断增多
正是亲眼所见，才让数据显得苍白无力。
三月初，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天气预报表示气温较高。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进上海市松江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刘凤强的办公室。
“哪位？”“网上说我们松江区域出现大量死猪，怎么处理？”该局舆情室打来电话。
5分钟后，一份“上海黄浦江松江段出现死猪”的报告送到了刘凤强的办公室。
“快，叫上司机，我们去现场看看。”扫一眼报告，刘吩咐同事：“把地点记清楚，现在出发。”
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来自一位松江网友的微博。
网友“@少林寺的豬1986”发布的照片显示，在松江区新叶路北侧的横潦泾河道内，大量死猪或是伴随着垃圾漂浮在水面上，或是搁浅在河边的乱石堆中，其中仅一幅照片中就至少出现了7头死猪。
“这就是我们喝的水，黄浦江上游横潦泾段一级水源保护地，江里到处可见动物的尸体，附近恶臭连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该网友附上这段图说。
约半小时后，车到事发现场。刘凤强一下车，感觉不对劲，眼看所见让他触目惊心：横潦泾南岸段几百米范围内，约有70至80头死猪。站在河边，可以闻到道一股恶臭味。河岸堤一旁的草堆里，露出半边的一只百来斤死猪，被一大群苍蝇围着。
“喂，是（松江）区政府吗？”、“喂，是（上海）市政府吗？……”刘凤强接连打了几个电话，向上级汇报现场情况。
就在三天前，就有当地市民打电话向政府反映此情况。但直到3月8日上午，松江区政府派出的死猪打捞队回来说：只打捞起6头。不过，这个数据在随后数小时内不断“变更”，40头，50头，60头都有。
随着媒体追踪报道的跟进，上海市在对黄浦江上游松江、金山水域彻查时发现，河面上漂浮着近千头死猪。
一张安民告示也由政府权威部门发出：“水质正常”。目前，检疫未发现人畜共患病原，黄浦江上游原水水质较为稳定，出厂水符合国家标准。
不过，在刘凤强离开江边不久，本刊记者来到事发现场，江水浑浊不堪，仍有零星漂浮着的死幼猪崽。由于该江段前后两道湾，无论江水涨落潮，这里成了死猪“落脚点”的死角。
死猪之谜
事发仅一周，上海累计出动打捞船只233艘，共打捞死猪猛增至5916具。
死猪数量的突增，引发网友“填词造句”，类似有“上海人真幸福，打开水龙头就能喝排骨汤”之类的冷幽默。
被死猪笼罩下的上海人，根本没有心情开这种玩笑。事态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刘凤强从现场返回不久，一批代号较为清楚的死猪被送进了上海市动物无公害处理中心，其中一头死猪耳标检测的结果断定：浙江嘉兴。更明显的证据是，装裹部分死猪的尿素袋上写着“浙江欣欣饲料公司”，地址为“嘉兴市新丰镇”。
新丰镇一下陷入舆论的漩涡。
这里有80%的农户从事养猪，是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之一，它成型于上世纪80年代，并曾作为“供港猪”（供应香港）的重要养殖基地。“农户五成左右的经济收入来源于生猪养殖。”
很快，上海方面将14个漂浮死猪的耳标亲自“押送”到了嘉兴。嘉兴市政府承认耳标都属于嘉兴地区，但同时还认为，由于存在“过路猪”现象，所以不能简单根据耳标上的地址就认定这批猪全部来自嘉兴。
记者在进入新丰镇镇北村的路上看到，仅有两处建了“病死猪处理池”，其中一个池子里有蛇皮袋装着的被村民丢弃的死猪。
嘉兴市政府解释说，今年2月当地就先后有两次大的寒潮，气温起伏大，小猪“不抗冻”，导致死亡率趋高。少数养猪户法治意识淡薄，乱弃死猪的陋习难改，也是造成“猪漂上海”的原因之一。“死猪中小猪占大多数，且不是一时暴发所致，死猪也并非全部来源嘉兴。”
“死猪即使乱丢弃在水沟里，也不会漂流到黄浦江里去，因为这些水沟与江相联还有很长的路。”当地一位养猪户说。
嘉兴官方将大量生猪死亡的原因归于“正常死”和“冻死”，但这一结论并未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今春以来，各地频频暴发的死猪事件，至今仍没有一个让公众信服的说法。
“一定要有人被问责”
这期间，大量被打捞上来的死猪送进了“集中营”，等待它们的将是一场“葬礼”。
在金山区段被打捞起死猪现场不远处的无害化处理点，当地政府人员、新闻媒体记者等待多时，一台挖土机挖了一口长方体深达7米的坑，并在坑底放置生石灰，打捞起死猪一一投坑后，覆土前再铺一层生石灰，覆土层有3米厚。
这样的场景还在松江区、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等处上演。为防设备不足，上海市农委还从异地调运两台车载式焚烧炉，随时为“猪的葬礼”准备着。
而在被认为是死猪主要来源的嘉兴市新丰镇，死猪却没有这样的处理过程。 有媒体报道，一位骑着电动车的村民将蛇皮袋装好的死猪向病死猪处理池一扔，犹如丢一个易拉罐一样。
或许该村民不知道处理好一头死猪可以获得80元“安葬费”。从2011年7月起，农业部和财政部已经出台政策，要求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但嘉兴市政府有关部门解读政策后认为，这类补贴对当地养猪散户无效。而当地有逾八成生猪均由散户养殖。
今年全国“两会”，一个“猪的神问”让人哭笑不得。有媒体记者问国家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此次浙江省大规模死猪事情，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所以才把它们江葬了……”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回应“黄浦江死猪”事件时说：“这个事件总体由农业部牵头调查，最后肯定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农业部分别派出两批督导组赴浙江、上海调查。参与调查的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在农业部网站发布声明称，死猪中检出病毒为猪圆环病毒病及流行性腹泻病毒，这两种病毒引起的都是猪常见病，“可以肯定，当地没有发生猪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对环保问题经常鸣炮的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沈玉芳称：“‘死猪漂江’是一起重大跨界环境污染事故，一定要有人被问责，否则‘谁污染该负责’的法律条文将是一纸空文。”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黄浦江死猪事件并未有相关部门受到追责。
嘉兴闻臭，上海吃肉
新丰镇镇政府土楼背后，一条小河静静地流淌着，河水浑浊不堪，只有船工偶尔出来拿它用来洗洗拖把。沿河两旁，密集的工厂依次排开。
紧挨镇政府旁边，记者找到了装裹死猪上显示的这家浙江欣欣饲料公司。
这家企业创建于1984年，以生产各种猪、鸡、鸭等配合饲料产品为主，是当地一家农业龙头企业。
连接河道的“小巷子”里有三条被压得喘不过气的货船，停泊在浙江欣欣饲料公司。一个废水口直达“小巷子”，并不断涌出废水，过往路人习以为常。
死猪事件并未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这是猪的正常死猪率，没有什么可怕的。”欣欣公司销售部周经理称，公司直排废水都经过处理达标后，才允许直排入河道。
但事实上，在新丰镇，经历了30多年的“养猪业”后，由生猪产业链条上排出的污染，已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生猪产业分布的密度远远超出了当地的承载力，尤其是在猪粪的处理上。
镇里许多村落，田埂旁堆积的猪粪及每家每户猪圈里散发出来的恶臭味，弥漫着整个上空。
刘凤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当晚，一位自称嘉兴的网民“卡戎_Charon（zelws）”在网上发帖为家乡鸣不平：“……一头生猪带来的猪粪污染等，更是困扰嘉兴市民多年，目前的真实写照是嘉兴闻臭，上海吃肉……”
同时，嘉兴对上海金山区石化产业排放的恶臭气体一直有怨言。更早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游江苏省苏州吴江市（今吴江区）的印染污水，使下游的嘉兴渔业、水稻大面积绝收减产，土壤污染，水质严重恶化。
嘉兴水网交错，水系汇入嘉兴塘和乍浦塘，又辗转成两个主要水系，其中一条流向上海松江水域。
沈玉芳说：“一旦太湖水系受到污染，嘉兴水网就会受牵连。而通过嘉兴水网连接的，将是最下游的上海地区。这将涉及到两省一市等地用水安全。”
“治污机制”失灵？
死猪事件令嘉兴养猪业进退两难，当地环境污染受人诟病。但近年来，嘉兴对环护治理的尝试却走在了全国前列。
去年3月16日，一场持续了3个半小时的排污权网络电子拍卖在新丰镇所属的嘉兴南湖区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举行，使得“COD身价”（COD是化学需氧量的简称）在嘉兴再创交易纪录，COD每吨最高价飙升至165.5万元。
这项始于2007年的排污权交易，曾让嘉兴享誉全国。以市场手段和价格机制倒逼企业污染减排，它开了先河，成为首个“吃螃蟹”的地方。
成立之初，排污权在嘉兴成为抢手的资源，业内有专家认为这里的治污意识开始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控制”。
然而，这项变革并未令嘉兴摆脱跨界污染之苦。2007年5月底，太湖无锡水域暴发大规模蓝藻，位于太湖底部的嘉兴，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2009年初，沪苏浙环保部门曾签署《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推进长三角环境保护一体化进程。而在更早前的2002年初，长三角地区已为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展开合作。
这类跨界联合治污的探索不胜枚举，但一纸协议却未避免跨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屡屡发生。
死猪事件发生后，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刘凤强：一项项治污协议签署了，一次次污染又来了，跨界污染何时才能走出“死胡同”？
跨入蛇年，猪却如同遭遇了“本命年”，摊上大事了。
人们还未从贺岁电影《西游降魔篇》吃人无数的猪妖中缓过神来，突然又看到万头死猪“集体漂江”，一路从浙江嘉兴漂到上海黄浦江。
这一幕发生在两个月前的长三角流域，种种谜团至今仍未解开。
按官方公布的数据，二十天内，从上海黄浦江打捞死猪8000多头，从浙江嘉兴收集死猪3000余头。
但死猪事件并未停歇：4月初，江苏常州河道内发现大批死猪；济南南部山区路边出现多头死猪；厦门的一些小溪、池塘边也有死猪……
各地相继暴发的死猪事件敲响了生态安全的警钟。连日来，本刊记者就死猪事件引发的跨界污染问题分赴上海、浙江等地进行了追踪采访。
死猪数量不断增多
正是亲眼所见，才让数据显得苍白无力。
三月初，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天气预报表示气温较高。
“叮铃铃……”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进上海市松江区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刘凤强的办公室。
“哪位？”“网上说我们松江区域出现大量死猪，怎么处理？”该局舆情室打来电话。
5分钟后，一份“上海黄浦江松江段出现死猪”的报告送到了刘凤强的办公室。
“快，叫上司机，我们去现场看看。”扫一眼报告，刘吩咐同事：“把地点记清楚，现在出发。”
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来自一位松江网友的微博。
网友“@少林寺的豬1986”发布的照片显示，在松江区新叶路北侧的横潦泾河道内，大量死猪或是伴随着垃圾漂浮在水面上，或是搁浅在河边的乱石堆中，其中仅一幅照片中就至少出现了7头死猪。
“这就是我们喝的水，黄浦江上游横潦泾段一级水源保护地，江里到处可见动物的尸体，附近恶臭连连……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该网友附上这段图说。
约半小时后，车到事发现场。刘凤强一下车，感觉不对劲，眼看所见让他触目惊心：横潦泾南岸段几百米范围内，约有70至80头死猪。站在河边，可以闻到道一股恶臭味。河岸堤一旁的草堆里，露出半边的一只百来斤死猪，被一大群苍蝇围着。
“喂，是（松江）区政府吗？”、“喂，是（上海）市政府吗？……”刘凤强接连打了几个电话，向上级汇报现场情况。
就在三天前，就有当地市民打电话向政府反映此情况。但直到3月8日上午，松江区政府派出的死猪打捞队回来说：只打捞起6头。不过，这个数据在随后数小时内不断“变更”，40头，50头，60头都有。
随着媒体追踪报道的跟进，上海市在对黄浦江上游松江、金山水域彻查时发现，河面上漂浮着近千头死猪。
一张安民告示也由政府权威部门发出：“水质正常”。目前，检疫未发现人畜共患病原，黄浦江上游原水水质较为稳定，出厂水符合国家标准。
不过，在刘凤强离开江边不久，本刊记者来到事发现场，江水浑浊不堪，仍有零星漂浮着的死幼猪崽。由于该江段前后两道湾，无论江水涨落潮，这里成了死猪“落脚点”的死角。
死猪之谜
事发仅一周，上海累计出动打捞船只233艘，共打捞死猪猛增至5916具。
死猪数量的突增，引发网友“填词造句”，类似有“上海人真幸福，打开水龙头就能喝排骨汤”之类的冷幽默。
被死猪笼罩下的上海人，根本没有心情开这种玩笑。事态的发展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刘凤强从现场返回不久，一批代号较为清楚的死猪被送进了上海市动物无公害处理中心，其中一头死猪耳标检测的结果断定：浙江嘉兴。更明显的证据是，装裹部分死猪的尿素袋上写着“浙江欣欣饲料公司”，地址为“嘉兴市新丰镇”。
新丰镇一下陷入舆论的漩涡。
这里有80%的农户从事养猪，是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之一，它成型于上世纪80年代，并曾作为“供港猪”（供应香港）的重要养殖基地。“农户五成左右的经济收入来源于生猪养殖。”
很快，上海方面将14个漂浮死猪的耳标亲自“押送”到了嘉兴。嘉兴市政府承认耳标都属于嘉兴地区，但同时还认为，由于存在“过路猪”现象，所以不能简单根据耳标上的地址就认定这批猪全部来自嘉兴。
记者在进入新丰镇镇北村的路上看到，仅有两处建了“病死猪处理池”，其中一个池子里有蛇皮袋装着的被村民丢弃的死猪。
嘉兴市政府解释说，今年2月当地就先后有两次大的寒潮，气温起伏大，小猪“不抗冻”，导致死亡率趋高。少数养猪户法治意识淡薄，乱弃死猪的陋习难改，也是造成“猪漂上海”的原因之一。“死猪中小猪占大多数，且不是一时暴发所致，死猪也并非全部来源嘉兴。”
“死猪即使乱丢弃在水沟里，也不会漂流到黄浦江里去，因为这些水沟与江相联还有很长的路。”当地一位养猪户说。
嘉兴官方将大量生猪死亡的原因归于“正常死”和“冻死”，但这一结论并未能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同。
今春以来，各地频频暴发的死猪事件，至今仍没有一个让公众信服的说法。
“一定要有人被问责”
这期间，大量被打捞上来的死猪送进了“集中营”，等待它们的将是一场“葬礼”。
在金山区段被打捞起死猪现场不远处的无害化处理点，当地政府人员、新闻媒体记者等待多时，一台挖土机挖了一口长方体深达7米的坑，并在坑底放置生石灰，打捞起死猪一一投坑后，覆土前再铺一层生石灰，覆土层有3米厚。
这样的场景还在松江区、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等处上演。为防设备不足，上海市农委还从异地调运两台车载式焚烧炉，随时为“猪的葬礼”准备着。
而在被认为是死猪主要来源的嘉兴市新丰镇，死猪却没有这样的处理过程。 有媒体报道，一位骑着电动车的村民将蛇皮袋装好的死猪向病死猪处理池一扔，犹如丢一个易拉罐一样。
或许该村民不知道处理好一头死猪可以获得80元“安葬费”。从2011年7月起，农业部和财政部已经出台政策，要求对年出栏50头以上生猪规模养殖场无害化处理的病死猪，给予每头80元的无害化处理补助经费。
但嘉兴市政府有关部门解读政策后认为，这类补贴对当地养猪散户无效。而当地有逾八成生猪均由散户养殖。
今年全国“两会”，一个“猪的神问”让人哭笑不得。有媒体记者问国家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此次浙江省大规模死猪事情，据说是因为付不起火葬费，所以才把它们江葬了……”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回应“黄浦江死猪”事件时说：“这个事件总体由农业部牵头调查，最后肯定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农业部分别派出两批督导组赴浙江、上海调查。参与调查的国家首席兽医师于康震在农业部网站发布声明称，死猪中检出病毒为猪圆环病毒病及流行性腹泻病毒，这两种病毒引起的都是猪常见病，“可以肯定，当地没有发生猪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
对环保问题经常鸣炮的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沈玉芳称：“‘死猪漂江’是一起重大跨界环境污染事故，一定要有人被问责，否则‘谁污染该负责’的法律条文将是一纸空文。”
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时，黄浦江死猪事件并未有相关部门受到追责。
嘉兴闻臭，上海吃肉
新丰镇镇政府土楼背后，一条小河静静地流淌着，河水浑浊不堪，只有船工偶尔出来拿它用来洗洗拖把。沿河两旁，密集的工厂依次排开。
紧挨镇政府旁边，记者找到了装裹死猪上显示的这家浙江欣欣饲料公司。
这家企业创建于1984年，以生产各种猪、鸡、鸭等配合饲料产品为主，是当地一家农业龙头企业。
连接河道的“小巷子”里有三条被压得喘不过气的货船，停泊在浙江欣欣饲料公司。一个废水口直达“小巷子”，并不断涌出废水，过往路人习以为常。
死猪事件并未影响到公司的正常运转。“这是猪的正常死猪率，没有什么可怕的。”欣欣公司销售部周经理称，公司直排废水都经过处理达标后，才允许直排入河道。
但事实上，在新丰镇，经历了30多年的“养猪业”后，由生猪产业链条上排出的污染，已给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生猪产业分布的密度远远超出了当地的承载力，尤其是在猪粪的处理上。
镇里许多村落，田埂旁堆积的猪粪及每家每户猪圈里散发出来的恶臭味，弥漫着整个上空。
刘凤强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当晚，一位自称嘉兴的网民“卡戎_Charon（zelws）”在网上发帖为家乡鸣不平：“……一头生猪带来的猪粪污染等，更是困扰嘉兴市民多年，目前的真实写照是嘉兴闻臭，上海吃肉……”
同时，嘉兴对上海金山区石化产业排放的恶臭气体一直有怨言。更早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游江苏省苏州吴江市（今吴江区）的印染污水，使下游的嘉兴渔业、水稻大面积绝收减产，土壤污染，水质严重恶化。
嘉兴水网交错，水系汇入嘉兴塘和乍浦塘，又辗转成两个主要水系，其中一条流向上海松江水域。
沈玉芳说：“一旦太湖水系受到污染，嘉兴水网就会受牵连。而通过嘉兴水网连接的，将是最下游的上海地区。这将涉及到两省一市等地用水安全。”
“治污机制”失灵？
死猪事件令嘉兴养猪业进退两难，当地环境污染受人诟病。但近年来，嘉兴对环护治理的尝试却走在了全国前列。
去年3月16日，一场持续了3个半小时的排污权网络电子拍卖在新丰镇所属的嘉兴南湖区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举行，使得“COD身价”（COD是化学需氧量的简称）在嘉兴再创交易纪录，COD每吨最高价飙升至165.5万元。
这项始于2007年的排污权交易，曾让嘉兴享誉全国。以市场手段和价格机制倒逼企业污染减排，它开了先河，成为首个“吃螃蟹”的地方。
成立之初，排污权在嘉兴成为抢手的资源，业内有专家认为这里的治污意识开始从“末端治理”转向“源头控制”。
然而，这项变革并未令嘉兴摆脱跨界污染之苦。2007年5月底，太湖无锡水域暴发大规模蓝藻，位于太湖底部的嘉兴，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2009年初，沪苏浙环保部门曾签署《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推进长三角环境保护一体化进程。而在更早前的2002年初，长三角地区已为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展开合作。
这类跨界联合治污的探索不胜枚举，但一纸协议却未避免跨界环境污染事件的屡屡发生。
死猪事件发生后，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刘凤强：一项项治污协议签署了，一次次污染又来了，跨界污染何时才能走出“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