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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即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方面都有所发展，并出现了一种“赛跑”状态。这两种去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其估计是胜负难分。也许，我过分焦急了。
这种担忧，我可以重新拿出10年前在《中国改革20周年感言》中引用的狄更斯《双城记》一段话，来描述中国所面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前30年改革动力和目标
中国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下开始的，为什么能够在那时候开始?因为前30年政策上的一些极端举措和“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和绝大多数人都受到损害。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打击了一般的工农群众，而且打击了几乎99％的各级官员，动摇了中国政治统治的基础。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制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全面专政”的制度必须改变，改革的共识形成。
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模式，当时经过若干年的讨论、实践，最后大致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目标追求：一是东欧模式，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市场社会主义，即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框架内，引进一些市场竞争的机制；二是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三是欧美模式，即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种目标逐渐退色，最向往的是第二种东亚模式和第三种欧美模式。官员们较多地倾向于东亚模式，而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当时没有太大的分歧。因为，中国当时的市场被极度干预，即使把欧美模式作为目标的人们也认为，这种情况下，威权主义的政府作用，还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倾向于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的两大群体之间形成了某种妥协和共识。但是，在实际的推进中，中国更多地是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学习，目标是形成一个市场经济，但更多地则强调改革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照这样的目标，这两部分人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改革。
增量改革与外延增长
关于改革战略，中国主要采取了“增量改革战略”，就是对国有经济不做大的变动，逐步放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和发展私有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国家进一步提出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退出的问题。后来，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国有经济只需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除此之外，要从其他的竞争性部门逐步退出。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通过此次战略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引入，使得蕴藏在中国民间的活力迸发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的体制安排，一方面使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同时，原有的国有经济和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这一套体制，又没有完全退出，就在中国形成了长期存在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做法，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双轨制又使“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活动普遍蔓延。意识形态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驱动，而所谓既得利益就是寻租的利益驱动，使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或遭到歪曲，也使得腐败问题和因为腐败、垄断等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中国社会非常严重。
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 O年代向东亚的一些国家学习，采用出口导向政策。采取这样政策的原因是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外延增长模式”相关。外延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靠投资、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驱动的。这样的增长模式有其弊端，它会使投资率不断提高，最终需求比重不断降低，造成需求不足。这是所有采用这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遇到的问题。需求不足怎么解决呢?中国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仿效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新重商主义政策)用强大的出口的需求支持了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壮大。
向何处去?该做什么?
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口导向政策”对经济迅速增长所起的正面作用后，可进一步看到，正如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所碰到的情况一样，在成功使用了这种政策10年、20年以后，无一例外地使出口国外汇存底巨额累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中国从1995年开始，要求改变这一增长模式。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它是以计划经济制度或者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新重商主义的体制为基础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虽然中国政府一再提出要改变这种增长模式，但是成效甚少。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同时，这样的增长模式，对前面讲到的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都起了负面影响。所以，到了20世纪末期，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中国经济完全改变了面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腐败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困扰着我们，而且使社会出现很多危机。
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我希望第一种趋势战胜第二种趋势。根据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看，我们总是不断地碰到危机，但是过去的30年，每一次碰到危机，我们都克服了，而且都推动着中国进入一次新的飞跃。
中国应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四方面问题：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要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要建立宪政民主。
这种担忧，我可以重新拿出10年前在《中国改革20周年感言》中引用的狄更斯《双城记》一段话，来描述中国所面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前30年改革动力和目标
中国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下开始的，为什么能够在那时候开始?因为前30年政策上的一些极端举措和“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和绝大多数人都受到损害。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打击了一般的工农群众，而且打击了几乎99％的各级官员，动摇了中国政治统治的基础。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制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全面专政”的制度必须改变，改革的共识形成。
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模式，当时经过若干年的讨论、实践，最后大致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目标追求：一是东欧模式，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市场社会主义，即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框架内，引进一些市场竞争的机制；二是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三是欧美模式，即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种目标逐渐退色，最向往的是第二种东亚模式和第三种欧美模式。官员们较多地倾向于东亚模式，而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当时没有太大的分歧。因为，中国当时的市场被极度干预，即使把欧美模式作为目标的人们也认为，这种情况下，威权主义的政府作用，还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倾向于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的两大群体之间形成了某种妥协和共识。但是，在实际的推进中，中国更多地是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学习，目标是形成一个市场经济，但更多地则强调改革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照这样的目标，这两部分人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改革。
增量改革与外延增长
关于改革战略，中国主要采取了“增量改革战略”，就是对国有经济不做大的变动，逐步放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和发展私有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国家进一步提出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退出的问题。后来，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国有经济只需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除此之外，要从其他的竞争性部门逐步退出。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通过此次战略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引入，使得蕴藏在中国民间的活力迸发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的体制安排，一方面使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同时，原有的国有经济和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这一套体制，又没有完全退出，就在中国形成了长期存在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做法，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双轨制又使“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活动普遍蔓延。意识形态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驱动，而所谓既得利益就是寻租的利益驱动，使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或遭到歪曲，也使得腐败问题和因为腐败、垄断等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中国社会非常严重。
在对外经济方面，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 O年代向东亚的一些国家学习，采用出口导向政策。采取这样政策的原因是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外延增长模式”相关。外延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靠投资、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驱动的。这样的增长模式有其弊端，它会使投资率不断提高，最终需求比重不断降低，造成需求不足。这是所有采用这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遇到的问题。需求不足怎么解决呢?中国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仿效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新重商主义政策)用强大的出口的需求支持了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壮大。
向何处去?该做什么?
在分析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口导向政策”对经济迅速增长所起的正面作用后，可进一步看到，正如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所碰到的情况一样，在成功使用了这种政策10年、20年以后，无一例外地使出口国外汇存底巨额累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中国从1995年开始，要求改变这一增长模式。
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它是以计划经济制度或者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新重商主义的体制为基础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虽然中国政府一再提出要改变这种增长模式，但是成效甚少。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同时，这样的增长模式，对前面讲到的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都起了负面影响。所以，到了20世纪末期，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中国经济完全改变了面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腐败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困扰着我们，而且使社会出现很多危机。
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我希望第一种趋势战胜第二种趋势。根据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看，我们总是不断地碰到危机，但是过去的30年，每一次碰到危机，我们都克服了，而且都推动着中国进入一次新的飞跃。
中国应该做什么?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四方面问题：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要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要建立宪政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