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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许多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转入到其它产业中，即出现了外出务工的潮流。农村地区也如此，许多农民加入外出务工的队伍，包括女性也加入这一群体。彝族女性外出务工有其特殊性，外出务工对她们的家庭关系、婚恋生育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对马龙河村外出务工女性基本情况的介绍，进而分析该地区女性外出务工原因及外出务工对婚姻和家庭关系的影响。
关键字：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婚姻家庭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0-0097-02
近年来，农民出去务工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下乡使农村生产中产生了剩余劳动力。随着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女性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城市的环境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进而对影响她们的婚姻和家庭。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中的多数人是半农半工的，特别是已经结婚的女性，农忙时节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务工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一、马龙河村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基本情况
马龙河村是高寒山区的一个彝族村落（彝族人口比例为89%），村委会距离行政管辖区（五街镇）13公里，距离县城（南华县）60公里。从村落到镇为土路，弯道较多，交通不便。到2012年，该村共有9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194户，共乡村人口814人，其中男性369人，女性441人，农业人口810人，劳动力566人。[1]该村人均耕地1.2亩，主要种植烤烟、玉米、小麦等农作物。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28元，农民收入以烤烟、包谷等为主。整个村里没有集体企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到异乡，至少要去县城或外地，常年外出务工女性27人，其中省内19人，省外9人。[2]
该村外出务工女性分为两部分，第一，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大多在广州、东莞、福建、深圳一带。2006年该镇有一批政府扶持的外出务工者，每个村委有三个名额，村中有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女性就是这批务工者中之一，通过几年的打工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后来每年他回家过年村里都有跟着她一起去打工（都是村里面刚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刚结婚的年轻人）。如今，该村有意愿外出务工者大多都是和她一起的，据她所说，她们是在制鞋厂里上班，工作内容简单，但是工作时间长，工资约为2500。第二，30-45岁女性在县城或者乡镇做体力劳务工，主要从事洗碗、搬砖、保姆之类的工作。
二、马龙河村女性外出务工原因分析
马龙河村彝族女性外出务工有许多原因，有自身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原因。彝族女性是个独特的群体，外出务工更有许多原因，本文从当地自然环境、女性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强和社会意识增强等方面来论述外出的原因。
在马龙河村，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女性很少外出务工，许多农民都不愿意离开家乡，他们都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直至21世纪，大量男性外出务工，女性依旧乐于在家里务农，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该村第一位女性外出务工的开始就是上述中提到的政府第一批鼓励出去的农民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收入低于外出务工收入，这是女性走出去的最主要的原因。马龙河村主要经济作物为烤烟，主要粮食作物为玉米和小麦，粮食作物主要用于家畜的喂养（牛、猪、鸡）。烤烟成为最主要经济来源，而烤烟种植被村里人成为“最累”的生产，每亩纯收入约为3000元左右，两个及以上劳动力家庭每年种植3-4亩，整个生产需6个月左右。[3]而且烤烟生产需要靠丰富水源及降雨，2008年以来，云南持续干旱，马龙河村也受到影响，烤烟种植难度增加，加之政策方面对烤烟生产控制，使得农民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在这样的形式下，男性大量外出务工，女性看到务工收入更高，并认为务工幸苦程度低于务农，陆续有女性外出并取得成果后带动了大批女性的流动。
另外，马龙河村外出打工的年轻女性一般都满足下列的条件：父母身体健康，年龄大约在55-65之间，能从事家里繁重的劳动和照顾小孩;未婚或已婚但子女已经2岁以上。如今，尽管许多在家的年轻女性非常希望出去打工，但是因为家里有年迈父母和小孩无法脱身而在家的务农。另外，个人知识水平对外出务工也有巨大的影响，该村新一代的女性在新形势下成长，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大部分人初中毕业，有的毕业于技校，在文化程度和年龄方面都有优势，她们手脚灵活且有耐心，能够在工厂里完成快速的流水工作。总体而言，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具有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
三、女性外出务工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马龙河村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对婚姻和家庭都有一定的影响，从婚恋观念的转变到生育观念的变化。
（一）外出务工对彝族女性婚姻及生育的影响。
1.彝族女性通婚圈的扩展。
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少数民族村落的人们的社会交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社会活动空间受地域限制，社会流动范围小，造成了通婚圈狭小。马龙河村也如此，传统的通婚区域主要集中在该镇的同一民族之间，也有部分村内婚（约15%），即使存在族外婚也是发生在民族杂居地区。然而，随着女性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打破了传统婚姻圈。马龙河村11个未婚女性务工者嫁到其它乡镇和县，甚至出现了跨省婚姻（2例），许多女性愿意嫁给当地汉族男子，形成族际通婚比例不断提高。并且这种现象在外出务工的未婚女子的影响比同一群体中男子更普遍。因为，当地许多父母对儿子的要求和当地彝族结婚，但对女儿不会强烈要求。 2.彝族女性生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有“多子多福”的思想，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马龙河村也一样，特别是男孩多对家庭来说是件好事。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后，几乎全部家庭生育两胎，很少有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务农女性第一胎生育年龄都在20（法定结婚年龄）岁左右，间隔四年生育二胎。然而，当彝族女性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工后，脱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摆脱了传统的生育观念的束缚。[4]有些女性外出务工接受了新的观念后，意识到应当给予子女高质量生活，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他们选择只生一胎，这样的情况在马龙河村有两个家庭。另外，20-30岁正是女性外出务工最好年龄，有些已婚女性选择先生一胎，二胎则三十岁已有再生。这些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近几年最突出的特点，主要原因在于外出务工使得人们的经济意识大大增强，当两者冲突时，她们选择优先发展经济。
另外，对生育性别偏好也有所改变，从“重男轻女”到“男女平等”观念逐渐形成，在调查中发现，有女性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一般具有部分现代生育观念。也有个别觉得，生女孩经济压力小。
3.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个主要的方面，即经济原因、感情因素和伦理道德观念因素。[5]这点主要体现在已婚（包括订婚）但未生育的女性务工者中，她们进城就业，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同时生存能力得到提高，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对自己的另一半要求相对提高，或者因为夫妻去不同城市务工导致长期的分居，婚姻遭遇挑战。马龙河村中有一个案例，就是女性订婚后去东莞制鞋厂打工，丈夫去另外一个城市，两年后，女性要求在城市生活，男方坚持回农村务农，最后两人离婚。同时，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她们获得了与他人解决与交流的机会，受到了现代观念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了内在思想观念的变化，包括婚姻观念的变化。
（二）彝族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中最基础的组织与群体，也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女性在家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子女教育、养老、家庭关系方面都非常重要。马龙河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对家庭也有双方面的影响。
1.家庭性别平等主流化。
长期以来，我国“男主外、女主内”成为自然而然的社会习惯。在彝族地区，由于受自然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马龙河村的女性不仅要从事生产活动，还要从事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的无偿性使女性价值无法体现。外出务工使女性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独立而且还使女性与现代工业和都市社会有了深入的接触，使农村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得到了提升从而促进了农村男女两性之间的平衡发展。[6]同时，女性外出务工有利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许多新的思想观念传入农村，使得整个村落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因为外出务工的女性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提高了，相应的也有了“话语权”。在打工过程中，她们开阔了眼界，通过接受和学习外界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语言等等，塑造出了更好的形象，这些都有助于她们在家庭关系中地位的提高。最终，男女平等不仅仅是《宪法》里的法律，也成了公民心中的社会规范，男女平等在少数民族农村也得以实现。在年轻一代中，男女平等思想观念已形成，许多男性也开始和妻子分担家务劳动。
2.彝族女性婚恋观念功利化威胁着家庭稳定。
婚恋观念功利化主要对象是未婚女性，主要表现为两点：女性择偶标准变高和对婚礼习俗要求的变化。该村彝族女性进城务工后她们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婚女性择偶标准改变，她们要求或者更愿意选择与市内男性结婚，因为这样可以留在城市，脱离农村生活。然而，这样的婚姻结合使异地婚姻增多。彝族长辈习惯了熟人社会的生活而反对这样的婚姻，的确，在少数民族农村，这种异地婚姻由于缺乏来自居住地的村落和家庭网络的支持和约束从而出现了相对的不稳定性。在访谈中，笔者得知，许多年轻女性为了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而嫁到外省，她们的婚恋有功利性。父母的不支持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外地生活的不适应和情感无处寄托都威胁到她们的婚姻的稳定。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进城后婚姻观念倾向与物质条件，对于农村打工女性来讲婚姻的问题不仅是情感的问题，还是决定她的发展前途和未来人生的根本的问题。她们把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实现寄望于婚姻。将婚姻看作是可以用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交易，这样的婚姻关系给日后的婚姻家庭关系带来严重的隐患。同时，者也造成了彝族村落男子娶妻困难，严重威胁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外出务工后接触到了城市文化，并深受其影响。马龙河村彝族传统社会中，婚嫁过程都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聘礼一般在6000-8000元，婚礼都在村里举行，全村人互相帮助来完成。如今，外出务工女性看到城市人的婚礼，要求相应提高，聘礼增加到最少16000，并且要求去县城举行婚礼。在马龙河村，几位外出务工女性经自由恋爱后嫁到外嫁到县外和外省，婚嫁过程为汉族形式，抛弃的传统彝族婚礼习俗，不再穿彝族服装、唱彝族歌曲和跳脚，她们学习现代城市拍婚纱照、摆酒席的习俗。在少数民族村落里，人们处于相对闭塞的空间，小农生产形式加之劳动繁忙，村民很少全村聚集在一起，传统婚礼把全村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劳作、共同欢乐，是链接村民社会团结的纽带，也是村落中家庭关系紧密的重要渠道。现代婚礼的传入降低了村民互相帮助的程度，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也相应淡化，最终影响村落和谐村落建设。
3.空心家庭与养老危机。
目前，马龙河村大多家庭都为核心家庭，彝族有“分家”的习惯，即当子女成家后就和父母分开住。以前，当男性出去务工，妇女则承当其家庭的重任。如今，女性因为外出务工，者使得原来的小家庭又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名义上的“大家庭”。初五务工女性受过基础教育，基本为初中，个别为技校和高中，这样的文化程度在城市人眼中是文化素质较低者，但她们在农村却是属于年轻有为的年轻人，是村落中的精英，大量农村中青年女性外出使得农村家庭的核心被抽空，由核心家庭变成空心家庭。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由于子女全部外出务工，老人不仅要自我照顾，还要照顾小孩，这种情形使老年人在生病或情绪不佳时得不到子女及时地照料和帮助，身体和心理都承受巨大压力。
四、结语
近几年以来，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已相当普遍，其实这是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过程。马龙河村也如，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表现。但是，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进城务工改变了传统家庭的居住模式、家庭关系、养老模式、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这些变迁有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家庭矛盾、代际矛盾、亲子矛盾等，因此，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应当制定符合当地的政策，引导女性合理流动。比如，努力改变第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为现代化农业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力争解决困扰农民的“三农”问题，努力构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和谐农村。
参考文献：
[1]云南数字乡村网，马龙河村委会网站。
[1]数据来源：对该村第一位外出务工女性访谈得知。
[3]蔡慧玲，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流动对婚育的影响—以广西融水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4]蔡慧玲，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流动对婚育的影响—以广西融水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5]张云英，胡双喜.农村女性进城务工对农村家庭关系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社会视野，2009-04。
作者简介：
鲁琴华（1991-）女，云南楚雄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
关键字：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婚姻家庭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10-0097-02
近年来，农民出去务工的现象在许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下乡使农村生产中产生了剩余劳动力。随着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女性离开家乡到城市务工，城市的环境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进而对影响她们的婚姻和家庭。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外出务工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中的多数人是半农半工的，特别是已经结婚的女性，农忙时节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务工，务工主要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
一、马龙河村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基本情况
马龙河村是高寒山区的一个彝族村落（彝族人口比例为89%），村委会距离行政管辖区（五街镇）13公里，距离县城（南华县）60公里。从村落到镇为土路，弯道较多，交通不便。到2012年，该村共有9个村民小组，现有农户194户，共乡村人口814人，其中男性369人，女性441人，农业人口810人，劳动力566人。[1]该村人均耕地1.2亩，主要种植烤烟、玉米、小麦等农作物。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828元，农民收入以烤烟、包谷等为主。整个村里没有集体企业，剩余劳动力只能到异乡，至少要去县城或外地，常年外出务工女性27人，其中省内19人，省外9人。[2]
该村外出务工女性分为两部分，第一，3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大多在广州、东莞、福建、深圳一带。2006年该镇有一批政府扶持的外出务工者，每个村委有三个名额，村中有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女性就是这批务工者中之一，通过几年的打工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后来每年他回家过年村里都有跟着她一起去打工（都是村里面刚刚毕业的学生或者刚结婚的年轻人）。如今，该村有意愿外出务工者大多都是和她一起的，据她所说，她们是在制鞋厂里上班，工作内容简单，但是工作时间长，工资约为2500。第二，30-45岁女性在县城或者乡镇做体力劳务工，主要从事洗碗、搬砖、保姆之类的工作。
二、马龙河村女性外出务工原因分析
马龙河村彝族女性外出务工有许多原因，有自身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原因。彝族女性是个独特的群体，外出务工更有许多原因，本文从当地自然环境、女性自身社会资本的增强和社会意识增强等方面来论述外出的原因。
在马龙河村，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女性很少外出务工，许多农民都不愿意离开家乡，他们都有浓重的乡土情结。直至21世纪，大量男性外出务工，女性依旧乐于在家里务农，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该村第一位女性外出务工的开始就是上述中提到的政府第一批鼓励出去的农民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收入低于外出务工收入，这是女性走出去的最主要的原因。马龙河村主要经济作物为烤烟，主要粮食作物为玉米和小麦，粮食作物主要用于家畜的喂养（牛、猪、鸡）。烤烟成为最主要经济来源，而烤烟种植被村里人成为“最累”的生产，每亩纯收入约为3000元左右，两个及以上劳动力家庭每年种植3-4亩，整个生产需6个月左右。[3]而且烤烟生产需要靠丰富水源及降雨，2008年以来，云南持续干旱，马龙河村也受到影响，烤烟种植难度增加，加之政策方面对烤烟生产控制，使得农民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在这样的形式下，男性大量外出务工，女性看到务工收入更高，并认为务工幸苦程度低于务农，陆续有女性外出并取得成果后带动了大批女性的流动。
另外，马龙河村外出打工的年轻女性一般都满足下列的条件：父母身体健康，年龄大约在55-65之间，能从事家里繁重的劳动和照顾小孩;未婚或已婚但子女已经2岁以上。如今，尽管许多在家的年轻女性非常希望出去打工，但是因为家里有年迈父母和小孩无法脱身而在家的务农。另外，个人知识水平对外出务工也有巨大的影响，该村新一代的女性在新形势下成长，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大部分人初中毕业，有的毕业于技校，在文化程度和年龄方面都有优势，她们手脚灵活且有耐心，能够在工厂里完成快速的流水工作。总体而言，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具有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
三、女性外出务工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马龙河村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对婚姻和家庭都有一定的影响，从婚恋观念的转变到生育观念的变化。
（一）外出务工对彝族女性婚姻及生育的影响。
1.彝族女性通婚圈的扩展。
传统社会中，大多数少数民族村落的人们的社会交往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社会活动空间受地域限制，社会流动范围小，造成了通婚圈狭小。马龙河村也如此，传统的通婚区域主要集中在该镇的同一民族之间，也有部分村内婚（约15%），即使存在族外婚也是发生在民族杂居地区。然而，随着女性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打破了传统婚姻圈。马龙河村11个未婚女性务工者嫁到其它乡镇和县，甚至出现了跨省婚姻（2例），许多女性愿意嫁给当地汉族男子，形成族际通婚比例不断提高。并且这种现象在外出务工的未婚女子的影响比同一群体中男子更普遍。因为，当地许多父母对儿子的要求和当地彝族结婚，但对女儿不会强烈要求。 2.彝族女性生育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有“多子多福”的思想，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马龙河村也一样，特别是男孩多对家庭来说是件好事。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后，几乎全部家庭生育两胎，很少有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务农女性第一胎生育年龄都在20（法定结婚年龄）岁左右，间隔四年生育二胎。然而，当彝族女性离开家乡，到大城市打工后，脱离了原来的乡土社会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摆脱了传统的生育观念的束缚。[4]有些女性外出务工接受了新的观念后，意识到应当给予子女高质量生活，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他们选择只生一胎，这样的情况在马龙河村有两个家庭。另外，20-30岁正是女性外出务工最好年龄，有些已婚女性选择先生一胎，二胎则三十岁已有再生。这些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近几年最突出的特点，主要原因在于外出务工使得人们的经济意识大大增强，当两者冲突时，她们选择优先发展经济。
另外，对生育性别偏好也有所改变，从“重男轻女”到“男女平等”观念逐渐形成，在调查中发现，有女性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一般具有部分现代生育观念。也有个别觉得，生女孩经济压力小。
3.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个主要的方面，即经济原因、感情因素和伦理道德观念因素。[5]这点主要体现在已婚（包括订婚）但未生育的女性务工者中，她们进城就业，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同时生存能力得到提高，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对自己的另一半要求相对提高，或者因为夫妻去不同城市务工导致长期的分居，婚姻遭遇挑战。马龙河村中有一个案例，就是女性订婚后去东莞制鞋厂打工，丈夫去另外一个城市，两年后，女性要求在城市生活，男方坚持回农村务农，最后两人离婚。同时，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她们获得了与他人解决与交流的机会，受到了现代观念的影响和冲击，导致了内在思想观念的变化，包括婚姻观念的变化。
（二）彝族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中最基础的组织与群体，也是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女性在家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子女教育、养老、家庭关系方面都非常重要。马龙河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对家庭也有双方面的影响。
1.家庭性别平等主流化。
长期以来，我国“男主外、女主内”成为自然而然的社会习惯。在彝族地区，由于受自然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马龙河村的女性不仅要从事生产活动，还要从事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家务劳动的无偿性使女性价值无法体现。外出务工使女性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独立而且还使女性与现代工业和都市社会有了深入的接触，使农村女性的社会性别地位得到了提升从而促进了农村男女两性之间的平衡发展。[6]同时，女性外出务工有利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许多新的思想观念传入农村，使得整个村落传统思想观念的转变。因为外出务工的女性为家庭带来经济收入，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就提高了，相应的也有了“话语权”。在打工过程中，她们开阔了眼界，通过接受和学习外界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举止、语言等等，塑造出了更好的形象，这些都有助于她们在家庭关系中地位的提高。最终，男女平等不仅仅是《宪法》里的法律，也成了公民心中的社会规范，男女平等在少数民族农村也得以实现。在年轻一代中，男女平等思想观念已形成，许多男性也开始和妻子分担家务劳动。
2.彝族女性婚恋观念功利化威胁着家庭稳定。
婚恋观念功利化主要对象是未婚女性，主要表现为两点：女性择偶标准变高和对婚礼习俗要求的变化。该村彝族女性进城务工后她们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婚女性择偶标准改变，她们要求或者更愿意选择与市内男性结婚，因为这样可以留在城市，脱离农村生活。然而，这样的婚姻结合使异地婚姻增多。彝族长辈习惯了熟人社会的生活而反对这样的婚姻，的确，在少数民族农村，这种异地婚姻由于缺乏来自居住地的村落和家庭网络的支持和约束从而出现了相对的不稳定性。在访谈中，笔者得知，许多年轻女性为了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而嫁到外省，她们的婚恋有功利性。父母的不支持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外地生活的不适应和情感无处寄托都威胁到她们的婚姻的稳定。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进城后婚姻观念倾向与物质条件，对于农村打工女性来讲婚姻的问题不仅是情感的问题，还是决定她的发展前途和未来人生的根本的问题。她们把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实现寄望于婚姻。将婚姻看作是可以用来换取自己所需的交易，这样的婚姻关系给日后的婚姻家庭关系带来严重的隐患。同时，者也造成了彝族村落男子娶妻困难，严重威胁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少数民族女性外出务工后接触到了城市文化，并深受其影响。马龙河村彝族传统社会中，婚嫁过程都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聘礼一般在6000-8000元，婚礼都在村里举行，全村人互相帮助来完成。如今，外出务工女性看到城市人的婚礼，要求相应提高，聘礼增加到最少16000，并且要求去县城举行婚礼。在马龙河村，几位外出务工女性经自由恋爱后嫁到外嫁到县外和外省，婚嫁过程为汉族形式，抛弃的传统彝族婚礼习俗，不再穿彝族服装、唱彝族歌曲和跳脚，她们学习现代城市拍婚纱照、摆酒席的习俗。在少数民族村落里，人们处于相对闭塞的空间，小农生产形式加之劳动繁忙，村民很少全村聚集在一起，传统婚礼把全村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劳作、共同欢乐，是链接村民社会团结的纽带，也是村落中家庭关系紧密的重要渠道。现代婚礼的传入降低了村民互相帮助的程度，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情感也相应淡化，最终影响村落和谐村落建设。
3.空心家庭与养老危机。
目前，马龙河村大多家庭都为核心家庭，彝族有“分家”的习惯，即当子女成家后就和父母分开住。以前，当男性出去务工，妇女则承当其家庭的重任。如今，女性因为外出务工，者使得原来的小家庭又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名义上的“大家庭”。初五务工女性受过基础教育，基本为初中，个别为技校和高中，这样的文化程度在城市人眼中是文化素质较低者，但她们在农村却是属于年轻有为的年轻人，是村落中的精英，大量农村中青年女性外出使得农村家庭的核心被抽空，由核心家庭变成空心家庭。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冲击。由于子女全部外出务工，老人不仅要自我照顾，还要照顾小孩，这种情形使老年人在生病或情绪不佳时得不到子女及时地照料和帮助，身体和心理都承受巨大压力。
四、结语
近几年以来，彝族女性外出务工已相当普遍，其实这是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过程。马龙河村也如，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成果共享的表现。但是，少数民族农村女性进城务工改变了传统家庭的居住模式、家庭关系、养老模式、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这些变迁有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家庭矛盾、代际矛盾、亲子矛盾等，因此，笔者认为，政府部门应当制定符合当地的政策，引导女性合理流动。比如，努力改变第一、二、三产业就业结构，为现代化农业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力争解决困扰农民的“三农”问题，努力构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和谐农村。
参考文献：
[1]云南数字乡村网，马龙河村委会网站。
[1]数据来源：对该村第一位外出务工女性访谈得知。
[3]蔡慧玲，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流动对婚育的影响—以广西融水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4]蔡慧玲，少数民族农村妇女流动对婚育的影响—以广西融水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
[5]张云英，胡双喜.农村女性进城务工对农村家庭关系的影响[J]，中国集体经济-社会视野，2009-04。
作者简介：
鲁琴华（1991-）女，云南楚雄人，现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