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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中描绘了一战后伦敦社会表面繁华、实则衰败的景象,同时,表达了对社会成员精神状况的关注,集中表现在对于精神联结与博爱建立的关注上。本文借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关于爱的理论,对小说原文进行细读,从人物分析角度切入,分析赛普蒂默斯与医生们及与妻子雷西娅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一战后伦敦社会中博爱缺失的原因与表现,以及通过建立精神联结使博爱得以复苏的可能。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卫夫人》 博爱 精神联结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并非如许多评论家所言远离社会,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与社会有关的主题开始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人物及其之间关系的分析,探究一战后英国城市生活中博爱缺失与复苏的原因及表现。
“爱”借用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的表述为其定义:“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合在一起”[1]。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提出:“爱并非一种‘情感’,而是一种积极的驱动力和内在的相联状态,其目的是对象的幸福、发展与自由”[2],实质是对所有个体社会成员内在独立性的理解与尊重。这种爱便是小说中赛普蒂默斯在孤立状态中得到的、又以失去生命为代价保护的“博爱真理”。由于社会成员对于“平稳感”的普遍推崇,这种博爱在一战后英国社会中严重缺失。小说中,医生霍姆斯、布雷德肖的平稳感促使他们对所谓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进行“感化”,使赛普蒂默斯陷入在精神上与正常社会交往相隔离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及与妻子雷西娅的精神联结在他发现与传播真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爱的缺失:“平稳”对于人个体性的侵犯
博爱的缺失是由中产阶级及下层人民对于“平稳”的过度追求造成的,医生们与雷西娅都没有意识到赛普蒂默斯的个体性在重新找回博爱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坚持对赛普蒂默斯进行感化,试图使他也追求平稳感。
(一)社会中失去爱的原因:对“平稳感”的信仰
威廉·布雷德肖医生在治疗赛普蒂默斯的过程中,首先提出“平稳”一词,认为赛普蒂默斯缺乏“平衡感”。根据朗文字典解释,“平稳”或“平衡感”的意思是“在特定情形下判断事情重要程度的能力”。小说中“判断事情重要程度的能力”指的是在一战后伦敦社会的大背景下,尽可能多地获取社会物质财富及社会地位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不需要真正爱他人,社会成员的精神状况被严重忽视。这种追求的结果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疏远自己,疏远他的同胞,疏远自然,异化了”[3]。
对于平稳的追求造成博爱的严重缺失。首先,医生们对于平衡感的信奉使他们盲目追求物质财富。人们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是由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Kostas Axelos认为,中产阶级的财富可以“将他们的需要转化为现实”,这是他们与“客观外在世界”获得联系的方式[4]。因此,他们不再需要以博爱与外在世界即社会中其他个体产生联结。博爱的缺失通过布雷德肖医生的妻子体现:“……夫人背靠座位在车中等候……心中有时想着病人,有时想着一堵金墙;就在她等待的时候,金墙每分钟都在增高;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金墙能使他们俩摆脱所有的变故和忧患……”[5]布雷德肖医生个体的价值是由他所带来的财富决定的。布雷德肖医生因此被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物与物的关系,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衡量,个体的独特性没有得到尊重。
其次,对平稳的追求导致对理性的过度推崇。医生威廉·布雷德肖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传播科学的大法师”[5],他所代表的科学因此被神圣化。人们普遍将科学奉为神灵,信仰“技术的宗教”,“技术成了新的上帝”,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们物质生活富足[6]。在原文中,作者用“sober suavity”形容布雷德肖大夫的灰色汽车,实际上是一种拟人的用法,用这两个词形容汽车的主人布雷德肖。“Sober”有“清醒”之意,暗示布雷德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如何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自己谋利益;“suavity”有“精明世故”之意,体现他表现出来的态度虽表面友善但缺乏真诚。人们的理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虚假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7]。人的个体性与人们追求的所谓“平稳”相互冲突,并且,个体性并不能满足人们的上述需要。过度推崇理性的结果是,由于博爱需要建立在对个体性充分关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博爱被严重忽视。
(二)社会中失去爱的表现:对赛普蒂默斯的“感化”
根据牛津字典的解释,“感化”(conversion)的意义是使人在思想、情感或行为上发生变化,或者接受另一种(思维)模式。这一词在英语中带有宗教意味,在小说中首次出现在家庭教师基尔曼对于伊丽莎白的训导中。虽然“感化”“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5],但其实质为,人们因出于对不接受某种信条的人的憎恶而试图改变他们信念的行为。这一实质主要在医生们与妻子雷西娅试图使赛普蒂默斯接受“平稳感”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小说中两位医生“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5]。医生们对赛普蒂默斯进行“感化”,是出于他们对失败感的惧怕,是在爱的名义下进行精神控制的形式。医生们即弗洛姆所谓的“冷施虐狂”,“它的目的是支配、彻底控制另一人,可以像制陶工做泥人一样任意地塑造他”[6]。对于霍姆斯大夫来讲,赛普蒂默斯这种参加过战争并受到精神创伤的人并没有生病,而仅仅是懦弱,因此,赛普蒂默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病人,而是他们“感化”的对象。布雷德肖大夫认为赛普蒂默斯应该“休息”,并且“必须”与妻子分开。布雷德肖用了“必须”一词(原文中为must),含有不容置疑的意义。医生认为他对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同时这一词暗示他去除赛普蒂默斯个体性的决心。
“感化”的威胁另一方面来自他的妻子雷西娅。雷西娅在与赛普蒂默斯建立精神联结之前,无意识中帮助医生们执行“感化”。她频繁地试图将赛普蒂默斯的注意力转向外部事物,打断他的思绪,因为她相信医生们的“处方”:“要让他注意真实的事情”[5]。她认为“真实的事情”指的是外部的客观现实,即具体发生的事情。然而,作者伍尔夫认为外部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存在。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论述,真实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互无关系、全不连贯的)痕迹”,即个体精神世界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与感受[8]。雷西娅将赛普蒂默斯的注意力转向虚假的“真实”,表面看来,她表现出对于丈夫的爱和同情,但她并没有理解赛普蒂默斯个体性的价值,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爱赛普蒂默斯。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尊重是爱的四要素之一,意思是“按其本来面目发现一个人,认识其独特个性”[3]。她对赛普蒂默斯的爱不包含尊重,实际上是“感化”他的一种形式。 社会中缺乏博爱的结果是赛普蒂默斯被隔离出社会,感到自己“已被判决,遭到遗弃,孑然一身,同濒死的人一样孤苦伶仃”[5]。根据罗杰·普尔,赛普蒂默斯具有“过度的代表性”(excessive representativeness),这种代表性的问题在于他与周围世界的交流中断,赛普蒂默斯发现的爱的真理也难以传达给世人[9]。
二、发现与实践博爱真理
赛普蒂默斯虽然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但“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健康”[2]。他主动将孤立转化为发现博爱真理的契机。自杀前,他与妻子雷西娅之间建立了精神上的联结,并通过这些联结保护且传播了博爱,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博爱有复苏的可能。
(一)孤立状态是发现真理的前提
在赛普蒂默斯的孤立状态下,他发现了“深奥的真谛”:“博爱,乃是人世间的真谛”[5]。他在对自己的孤立状态思索之后发现真理,因为孤立状态使他脱离社会生活的琐事。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他感到自己“同濒死的人一样孤苦伶仃”,另一方面,他意识到“在这孤独中,却自有莫大的欣慰,崇高的独立不羁,逍遥自在,那是有牵挂的人无法享受的”[5]。赛普蒂默斯所强调的是在孤立中获得的精神自由。从此意义上讲,赛普蒂默斯社会生活的丧失恰好成为其发现博爱真理的基础。赛普蒂默斯并非主动离开社会,但他主动利用社会对他的孤立,将其转化成为他发现真理的优势。这种优势首先体现在他身处生与死之间的这种生存状态上。
医生们与联结前的雷西娅坚持认定赛普蒂默斯缺乏平衡感、丧失理性,于是将他视为异类、精神病人,并将他排除出正常社会交往的范畴。他身处生与死之间,“生”指的是社会生命,指的是一个人可以完全融入到社会生活中;“死”意味着肉体的消亡。在“生”与“死”之间,他不再能有效地与其他社会成员交流,但并没有真正死亡。当一个人身患重病、濒临死亡,或精神严重受损时,会陷入这种状态中。赛普蒂默斯说:“我曾经死去,如今又复活了,哎,让我安息吧。”[5]这里的“死去”,指的是他因为被孤立而不能融入社会生活中。然而,在这种孤立状态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因此他可以将所有精力关注于自己的精神层面,可以不受干扰地静思、冥想。他将自己比喻成“一个遇难的水手跌坐在礁石上”[5]。一方面,“遇难的”说明他已经濒临死亡,另一方面,他“在礁石上”,说明他尽全力保持自己精神的活跃度,在这种状态中,他保护自己不受“感化”。
“让我安息吧”是个祈使句,说明赛普蒂默斯在向一个无形的受述者请求让他保持精神上的自由。这句话中乞求的意味透露出他预感到自己的自由会被一个他不可控制的力量干扰。在赛普蒂默斯与雷西娅建立精神联结之后,霍姆斯医生便来到赛普蒂默斯家,企图将两人分离,单独“感化”赛普蒂默斯,彻底改变他的思维方式。赛普蒂默斯跳楼自尽,保护了自己的精神自由与发现的真理。赛普蒂默斯认为“活着多好”,但如果他被霍姆斯带走,则必将丢失自己的真理而接受社会普遍信奉的“平稳感”。“人们只有在落入另外一些人的掌握之中时才变得残缺”[6]。因此,他的自杀如同伍尔夫1941年的自杀都可以理解为“理智的绝望”[10]。虽然赛普蒂默斯死去,但他发现的真理受到了雷西娅的保护。
因此,博爱必须成为人们精神联结的方式这一真理,是在医生们孤立赛普蒂默斯的情况下,后者得以发现的。虽然社会中物质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但作者通过赛普蒂默斯暗示,人与人之间有可能建立弗洛姆所谓的兄弟之爱。
(二)精神联结为保存和传播爱的真理提供条件
精神联结的实质是“使精神上对抗的力量得到调和”[11],必须以社会成员个体性的尊重为基础;而只有通过人与人精神层面的联结,建立充满博爱的社会才将成为可能。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表达了关于联结她书中人物的想法:“如何从人物的外在表现中向纵深处挖掘,挖掘那幽深的洞穴”。[12]小说中通过赛普蒂默斯与妻子关系的转变,暗示了个体间建立精神联结的可能性。
赛普蒂默斯与雷西娅建立的联结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基于婚姻关系的。婚姻对于赛普蒂默斯来说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呈现,他认为这一关系也是束缚他精神自由的枷锁,他想要从中逃离。在父权社会中,婚姻关系暗含着女性对于男性的臣服。他的妻子雷西娅在两人建立精神联结之前,一直扮演着依靠丈夫并为丈夫牺牲自我的角色。当赛普蒂默斯发现雷西娅已将婚戒从手指上取下,放入钱袋中时,他“放松了她的手”[5],认为这是他们婚姻的结束。原文为“drop her hand”,不仅仅是“放松”,还含有“丢弃”之意。这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婚姻与博爱无关,因为雷西娅在与丈夫产生精神联结之前,认同医生们“平稳”的观点。因此,当他发现他们的婚姻“完蛋了”时,他反而感到“宽慰”。
然而,在赛普蒂默斯自杀之前,与雷西娅建立了精神联结。赛普蒂默斯可以很快理解雷西娅。同样,当赛普蒂默斯从窗口跃出时,他说:“他们却认为是悲剧,他和雷西娅才不这样想哩(她始终跟他是一条心的)。”[5]“他们”指的是想要感化赛普蒂默斯的医生们。雷西娅发现丈夫跳楼时立即跑到窗前,“奔到窗口,她一看就明白了”[5]。“只有两个人内心的相互交流,每个人都从内心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爱才是可能的。人的真实性只存在与这种‘内心的感受’中,这里是活生生的,这里才是爱的基础”[3]。这时,夫妻之间才产生了真正的爱。当霍姆斯试图将赛普蒂默斯与妻子分离,并将他送入精神病疗养院(原文中用的是“home”一词,具有反讽意味)时,赛普蒂默斯想要销毁他发现的珍宝——“博爱,乃是人世间的真谛”,但雷西娅坚持认为“有些画与文字很美”[5]。她感到“美”而不是认为“好”或“有意义”之类,说明她与赛普蒂默斯的联结是在情感、审美方面,属于精神而不是理性或社会层面。对于雷西娅而言,赛普蒂默斯的精神永远不会真正死亡,因为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的真理得以保存。 结语
赛普蒂默斯生活在一个丧失博爱的社会,而他受到的隔离却成为他发现博爱真理的基础。中产阶级盲目追求“平稳”,使他们失去爱的能力,他们试图“感化”赛普蒂默斯。然而,赛普蒂默斯因为在孤立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当他无法摆脱被“感化”的命运时,他选择自尽以保全自己的个体性及发现的真理,他与雷西娅之间的精神联结为他保护、传播真理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一战后英国伦敦缺乏爱的社会中,爱也可以复苏,社会个体之间可以建立以博爱为基础的精神联结。作者以悲伤的笔调叙述故事,但在其中暗示了建立充满爱的社会的可能性,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的希望及其悲天悯人的情怀。
参考文献:
[1]弗洛姆.孙恺祥,译.健全的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4.
[2]弗洛姆.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80,96.
[3]弗洛姆.刘福堂,译.爱的艺术[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71,23,85.
[4]Kostas Axelos.Alienation,Praxis,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 Karl Marx[M].Trans.Ronald Bruzina.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Austin,1976:74.
[5]伍尔芙.孙梁,苏美,译.达洛卫夫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0,96,23,88,63,142,64,144,142.
[6]弗洛姆.王大鹏,译.生命之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38,39,63,160.
[7]马尔库塞.刘继,译.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6.
[8]伍尔芙.石云龙,译.伍尔芙随笔全集I[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38.
[9]Roger Poole.‘We All Put up with You Virginia’:Irreceivable Wisdom about War[C].Virginia Woolf and War: Fiction,Reality and Myth.Ed.Mark Husse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1:82.
[10]Mark Hussey.Living in a War Zone:An Introduction to Virginia Woolf as a War Novelist[C].Virginia Woolf and War:Fiction,Reality and Myth.Ed.Mark Hussey.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1:12.
[11]John Colmer.E.M.Forster:the Personal Voice[M].Routledge
关键词: 弗吉尼亚·伍尔夫 《达洛卫夫人》 博爱 精神联结
引言
弗吉尼亚·伍尔夫并非如许多评论家所言远离社会,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中与社会有关的主题开始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人物及其之间关系的分析,探究一战后英国城市生活中博爱缺失与复苏的原因及表现。
“爱”借用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中的表述为其定义:“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身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合在一起”[1]。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提出:“爱并非一种‘情感’,而是一种积极的驱动力和内在的相联状态,其目的是对象的幸福、发展与自由”[2],实质是对所有个体社会成员内在独立性的理解与尊重。这种爱便是小说中赛普蒂默斯在孤立状态中得到的、又以失去生命为代价保护的“博爱真理”。由于社会成员对于“平稳感”的普遍推崇,这种博爱在一战后英国社会中严重缺失。小说中,医生霍姆斯、布雷德肖的平稳感促使他们对所谓精神病患者赛普蒂默斯进行“感化”,使赛普蒂默斯陷入在精神上与正常社会交往相隔离的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及与妻子雷西娅的精神联结在他发现与传播真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爱的缺失:“平稳”对于人个体性的侵犯
博爱的缺失是由中产阶级及下层人民对于“平稳”的过度追求造成的,医生们与雷西娅都没有意识到赛普蒂默斯的个体性在重新找回博爱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坚持对赛普蒂默斯进行感化,试图使他也追求平稳感。
(一)社会中失去爱的原因:对“平稳感”的信仰
威廉·布雷德肖医生在治疗赛普蒂默斯的过程中,首先提出“平稳”一词,认为赛普蒂默斯缺乏“平衡感”。根据朗文字典解释,“平稳”或“平衡感”的意思是“在特定情形下判断事情重要程度的能力”。小说中“判断事情重要程度的能力”指的是在一战后伦敦社会的大背景下,尽可能多地获取社会物质财富及社会地位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不需要真正爱他人,社会成员的精神状况被严重忽视。这种追求的结果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人疏远自己,疏远他的同胞,疏远自然,异化了”[3]。
对于平稳的追求造成博爱的严重缺失。首先,医生们对于平衡感的信奉使他们盲目追求物质财富。人们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是由机械化大生产带来的。Kostas Axelos认为,中产阶级的财富可以“将他们的需要转化为现实”,这是他们与“客观外在世界”获得联系的方式[4]。因此,他们不再需要以博爱与外在世界即社会中其他个体产生联结。博爱的缺失通过布雷德肖医生的妻子体现:“……夫人背靠座位在车中等候……心中有时想着病人,有时想着一堵金墙;就在她等待的时候,金墙每分钟都在增高;她这么想是有道理的,因为金墙能使他们俩摆脱所有的变故和忧患……”[5]布雷德肖医生个体的价值是由他所带来的财富决定的。布雷德肖医生因此被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物与物的关系,一切都可以用金钱衡量,个体的独特性没有得到尊重。
其次,对平稳的追求导致对理性的过度推崇。医生威廉·布雷德肖在小说中被描述为“传播科学的大法师”[5],他所代表的科学因此被神圣化。人们普遍将科学奉为神灵,信仰“技术的宗教”,“技术成了新的上帝”,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们物质生活富足[6]。在原文中,作者用“sober suavity”形容布雷德肖大夫的灰色汽车,实际上是一种拟人的用法,用这两个词形容汽车的主人布雷德肖。“Sober”有“清醒”之意,暗示布雷德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如何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为自己谋利益;“suavity”有“精明世故”之意,体现他表现出来的态度虽表面友善但缺乏真诚。人们的理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了人们的“‘虚假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7]。人的个体性与人们追求的所谓“平稳”相互冲突,并且,个体性并不能满足人们的上述需要。过度推崇理性的结果是,由于博爱需要建立在对个体性充分关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博爱被严重忽视。
(二)社会中失去爱的表现:对赛普蒂默斯的“感化”
根据牛津字典的解释,“感化”(conversion)的意义是使人在思想、情感或行为上发生变化,或者接受另一种(思维)模式。这一词在英语中带有宗教意味,在小说中首次出现在家庭教师基尔曼对于伊丽莎白的训导中。虽然“感化”“披着似乎合情合理的伪装,潜伏在冠冕堂皇的名称之下:爱情、职责、自我牺牲,等等”[5],但其实质为,人们因出于对不接受某种信条的人的憎恶而试图改变他们信念的行为。这一实质主要在医生们与妻子雷西娅试图使赛普蒂默斯接受“平稳感”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小说中两位医生“提供援助,但渴望权力”[5]。医生们对赛普蒂默斯进行“感化”,是出于他们对失败感的惧怕,是在爱的名义下进行精神控制的形式。医生们即弗洛姆所谓的“冷施虐狂”,“它的目的是支配、彻底控制另一人,可以像制陶工做泥人一样任意地塑造他”[6]。对于霍姆斯大夫来讲,赛普蒂默斯这种参加过战争并受到精神创伤的人并没有生病,而仅仅是懦弱,因此,赛普蒂默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病人,而是他们“感化”的对象。布雷德肖大夫认为赛普蒂默斯应该“休息”,并且“必须”与妻子分开。布雷德肖用了“必须”一词(原文中为must),含有不容置疑的意义。医生认为他对于社会下层的人们具有绝对的决定权,同时这一词暗示他去除赛普蒂默斯个体性的决心。
“感化”的威胁另一方面来自他的妻子雷西娅。雷西娅在与赛普蒂默斯建立精神联结之前,无意识中帮助医生们执行“感化”。她频繁地试图将赛普蒂默斯的注意力转向外部事物,打断他的思绪,因为她相信医生们的“处方”:“要让他注意真实的事情”[5]。她认为“真实的事情”指的是外部的客观现实,即具体发生的事情。然而,作者伍尔夫认为外部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存在。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中论述,真实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的(不管表面看来多么互无关系、全不连贯的)痕迹”,即个体精神世界对外部世界的反映与感受[8]。雷西娅将赛普蒂默斯的注意力转向虚假的“真实”,表面看来,她表现出对于丈夫的爱和同情,但她并没有理解赛普蒂默斯个体性的价值,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爱赛普蒂默斯。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出,尊重是爱的四要素之一,意思是“按其本来面目发现一个人,认识其独特个性”[3]。她对赛普蒂默斯的爱不包含尊重,实际上是“感化”他的一种形式。 社会中缺乏博爱的结果是赛普蒂默斯被隔离出社会,感到自己“已被判决,遭到遗弃,孑然一身,同濒死的人一样孤苦伶仃”[5]。根据罗杰·普尔,赛普蒂默斯具有“过度的代表性”(excessive representativeness),这种代表性的问题在于他与周围世界的交流中断,赛普蒂默斯发现的爱的真理也难以传达给世人[9]。
二、发现与实践博爱真理
赛普蒂默斯虽然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但“一个所谓能适应社会的正常人远不如一个所谓人类价值角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健康”[2]。他主动将孤立转化为发现博爱真理的契机。自杀前,他与妻子雷西娅之间建立了精神上的联结,并通过这些联结保护且传播了博爱,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博爱有复苏的可能。
(一)孤立状态是发现真理的前提
在赛普蒂默斯的孤立状态下,他发现了“深奥的真谛”:“博爱,乃是人世间的真谛”[5]。他在对自己的孤立状态思索之后发现真理,因为孤立状态使他脱离社会生活的琐事。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他感到自己“同濒死的人一样孤苦伶仃”,另一方面,他意识到“在这孤独中,却自有莫大的欣慰,崇高的独立不羁,逍遥自在,那是有牵挂的人无法享受的”[5]。赛普蒂默斯所强调的是在孤立中获得的精神自由。从此意义上讲,赛普蒂默斯社会生活的丧失恰好成为其发现博爱真理的基础。赛普蒂默斯并非主动离开社会,但他主动利用社会对他的孤立,将其转化成为他发现真理的优势。这种优势首先体现在他身处生与死之间的这种生存状态上。
医生们与联结前的雷西娅坚持认定赛普蒂默斯缺乏平衡感、丧失理性,于是将他视为异类、精神病人,并将他排除出正常社会交往的范畴。他身处生与死之间,“生”指的是社会生命,指的是一个人可以完全融入到社会生活中;“死”意味着肉体的消亡。在“生”与“死”之间,他不再能有效地与其他社会成员交流,但并没有真正死亡。当一个人身患重病、濒临死亡,或精神严重受损时,会陷入这种状态中。赛普蒂默斯说:“我曾经死去,如今又复活了,哎,让我安息吧。”[5]这里的“死去”,指的是他因为被孤立而不能融入社会生活中。然而,在这种孤立状态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降到最低,因此他可以将所有精力关注于自己的精神层面,可以不受干扰地静思、冥想。他将自己比喻成“一个遇难的水手跌坐在礁石上”[5]。一方面,“遇难的”说明他已经濒临死亡,另一方面,他“在礁石上”,说明他尽全力保持自己精神的活跃度,在这种状态中,他保护自己不受“感化”。
“让我安息吧”是个祈使句,说明赛普蒂默斯在向一个无形的受述者请求让他保持精神上的自由。这句话中乞求的意味透露出他预感到自己的自由会被一个他不可控制的力量干扰。在赛普蒂默斯与雷西娅建立精神联结之后,霍姆斯医生便来到赛普蒂默斯家,企图将两人分离,单独“感化”赛普蒂默斯,彻底改变他的思维方式。赛普蒂默斯跳楼自尽,保护了自己的精神自由与发现的真理。赛普蒂默斯认为“活着多好”,但如果他被霍姆斯带走,则必将丢失自己的真理而接受社会普遍信奉的“平稳感”。“人们只有在落入另外一些人的掌握之中时才变得残缺”[6]。因此,他的自杀如同伍尔夫1941年的自杀都可以理解为“理智的绝望”[10]。虽然赛普蒂默斯死去,但他发现的真理受到了雷西娅的保护。
因此,博爱必须成为人们精神联结的方式这一真理,是在医生们孤立赛普蒂默斯的情况下,后者得以发现的。虽然社会中物质主义盛行,人与人之间缺乏关爱,但作者通过赛普蒂默斯暗示,人与人之间有可能建立弗洛姆所谓的兄弟之爱。
(二)精神联结为保存和传播爱的真理提供条件
精神联结的实质是“使精神上对抗的力量得到调和”[11],必须以社会成员个体性的尊重为基础;而只有通过人与人精神层面的联结,建立充满博爱的社会才将成为可能。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日记中表达了关于联结她书中人物的想法:“如何从人物的外在表现中向纵深处挖掘,挖掘那幽深的洞穴”。[12]小说中通过赛普蒂默斯与妻子关系的转变,暗示了个体间建立精神联结的可能性。
赛普蒂默斯与雷西娅建立的联结是精神上的,而不是基于婚姻关系的。婚姻对于赛普蒂默斯来说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呈现,他认为这一关系也是束缚他精神自由的枷锁,他想要从中逃离。在父权社会中,婚姻关系暗含着女性对于男性的臣服。他的妻子雷西娅在两人建立精神联结之前,一直扮演着依靠丈夫并为丈夫牺牲自我的角色。当赛普蒂默斯发现雷西娅已将婚戒从手指上取下,放入钱袋中时,他“放松了她的手”[5],认为这是他们婚姻的结束。原文为“drop her hand”,不仅仅是“放松”,还含有“丢弃”之意。这种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婚姻与博爱无关,因为雷西娅在与丈夫产生精神联结之前,认同医生们“平稳”的观点。因此,当他发现他们的婚姻“完蛋了”时,他反而感到“宽慰”。
然而,在赛普蒂默斯自杀之前,与雷西娅建立了精神联结。赛普蒂默斯可以很快理解雷西娅。同样,当赛普蒂默斯从窗口跃出时,他说:“他们却认为是悲剧,他和雷西娅才不这样想哩(她始终跟他是一条心的)。”[5]“他们”指的是想要感化赛普蒂默斯的医生们。雷西娅发现丈夫跳楼时立即跑到窗前,“奔到窗口,她一看就明白了”[5]。“只有两个人内心的相互交流,每个人都从内心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爱才是可能的。人的真实性只存在与这种‘内心的感受’中,这里是活生生的,这里才是爱的基础”[3]。这时,夫妻之间才产生了真正的爱。当霍姆斯试图将赛普蒂默斯与妻子分离,并将他送入精神病疗养院(原文中用的是“home”一词,具有反讽意味)时,赛普蒂默斯想要销毁他发现的珍宝——“博爱,乃是人世间的真谛”,但雷西娅坚持认为“有些画与文字很美”[5]。她感到“美”而不是认为“好”或“有意义”之类,说明她与赛普蒂默斯的联结是在情感、审美方面,属于精神而不是理性或社会层面。对于雷西娅而言,赛普蒂默斯的精神永远不会真正死亡,因为在她的帮助下,他发现的真理得以保存。 结语
赛普蒂默斯生活在一个丧失博爱的社会,而他受到的隔离却成为他发现博爱真理的基础。中产阶级盲目追求“平稳”,使他们失去爱的能力,他们试图“感化”赛普蒂默斯。然而,赛普蒂默斯因为在孤立中获得精神的自由,当他无法摆脱被“感化”的命运时,他选择自尽以保全自己的个体性及发现的真理,他与雷西娅之间的精神联结为他保护、传播真理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一战后英国伦敦缺乏爱的社会中,爱也可以复苏,社会个体之间可以建立以博爱为基础的精神联结。作者以悲伤的笔调叙述故事,但在其中暗示了建立充满爱的社会的可能性,表现了作者对于社会的希望及其悲天悯人的情怀。
参考文献:
[1]弗洛姆.孙恺祥,译.健全的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24.
[2]弗洛姆.刘林海,译.逃避自由[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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