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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豪告别华中师大一附中高二(27)班的教室,已经14个月了。
华师一附中在湖北省声名赫赫,是数一数二的省级重点中学。学校网站的“知名校友”栏目里一眼可以认出的有易中天、蒋方舟。
14个月前,高中二年级的期中考试,语文这一科,他交了份“另类白卷”—— 除了作文,答题卡上一片空白。题为《草见人命》的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
他的班主任说,不改正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于是他至今再没进过教室,尽管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给他任何处分。他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22万字的小说,名叫《逃花园记》,自掏3万块出版。这个轨迹很像当年韩寒的模样,李红豪不这么觉得:“韩寒是主动不上学了,我是半主动……应该说是被和谐了。”
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
高二语文期中考试是在2009年4月23日。前一晚李红豪睡得不好,早上在学校食堂吃热干面,不知为什么又吃得胃里不舒服。“总是昏昏沉沉的,我已经打算不考了,准备跟老师讲一声。”李红豪回忆,“卷子发下来,看了一眼,也没有真正考语文修养的题。”
但是看到作文题,他突然就像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卢梭在《忏悔录》里是这么写的:“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
考题要求根据一段文字材料作文,文字大意是:非洲有一种叫尖毛草的野草,别的草都在往上疯长时,它却一直往地下深处扎根,所以表面看起来长得很慢,但风雨一来,其他草都倒了,而尖毛草却岿然不动。
按照“正常”的应试思路,题目的寓意很好分析:在学习上不好高骛远,要打下扎实的基础。但李红豪不知被点了哪股邪火,提炼出“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教育中的专制主义。
在被认为“自毁前程”的这篇作文里,判卷老师勾出了如下字句:
“……我想,原来‘官本位’的等级专制也要从娃娃抓起。”
“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
考完试隔了一个双休日,语文卷子发下来,唯独没有李红豪的。
周一早自习,班主任胡老师把李红豪叫出教室。“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他给的条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再不能给学校挑刺,不能讽刺学校、老师、政策……还要把爸妈请来,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一起教育我。”李红豪回忆说,胡老师还要求他转班甚至转学。
他没想到“胡哥”这么大的火。平时他常常以“胡哥”称呼这位40岁的班主任:“我们是很好的球友,一起打球踢球,关系非常好;我们讲足球时,怎么讲都可以,但一说到教育问题,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跟同学讨论此事,李红豪觉得这篇作文恐怕只是导火索,他不是第一次惹恼老师们了。
不是我出头,是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我在班上属于激进派,对学校一些比较迂腐的规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但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听话。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买校服。”
从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李红豪在华师一附中一年半时间里,已经买了4套校服,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已经买了5套。最后这一套冬季校服,他坚决没有买。全年级1600多个学生,只有4个人没买这套冬季校服,都是李红豪班上的。“你可别以为是我带动的啊。”他笑着说,“我觉得这是教育商业化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一个同学拿校服到江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做衣服的那儿,让他照着样子做,说是56块一套,可我们学校卖256元。这事全年级都知道,但还是要买。”“学校不让我上课,与校服的事肯定有关系。唉,说这种事,一天也说不完。”李红豪说。
他把校服事件写进了小说。主人公陆谦在拒买校服这件事上,和班主任“飙哥”当着全班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飙哥最终无奈退场。论战中飙哥表示要“枪打出头鸟”,而陆谦柔声应对道:“不是我出头,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我的头没有动。”
这也是李红豪对自己的看法。
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位置值”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中考一完,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我看阅读题,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样。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问题更大,同一篇文章,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
2009年11月书稿完成,李红豪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到总服务台问了,编辑室在9楼,上去看见有两个编辑,我挑了年轻点的那个,估计比较好沟通。”
小说的责任编辑杜东辉经常见到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既有李红豪这样的学生,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一个高中生,我觉得写得算不错了,引人发笑,可读性之外也还有一些思想。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读者。”杜东辉也找了另外一些编辑商量,但多数人并不看好这部书稿,“因为市场上青春文学太多,很难冒出来。出版社也不可能花多大力气去宣传”。
李红豪把这本小说当成对学校做法的一种反击,“也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他希望能尽快出版,甚至愿意自己分担部分成本。杜东辉说他也劝过这个孩子,“工薪阶层,这可不是小数目,未必都能收回来。我们也没少见作者自己投入出书,结果石沉大海。他妈妈也说过担心,她是希望儿子满足了这个心愿,回去继续读书,免得再去折腾”。他只好尽量为他们介绍了价格便宜的印刷厂。
《逃花园记》首印5000册,零售价22元,总码洋11万。杜东辉告诉记者,如果一本不剩全部卖掉,李红豪的妈妈还可能稍有盈余。据他了解,这本书在武汉卖得还不错,尤其是华师一附中旁边有家书店,“第一次进了几十本,后来又进了百余本。其他地方像北京、上海,反响不怎么样”。
在小说里,李红豪把中学生的作文比喻成大英博物馆,“里面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他出了书,但也并非就能把自己的东西尽数亮出来。最终的成书与原稿相比,还是被“和谐”掉了几千字,他全文附在后记中的那篇惹事作文《草见人命》,编辑觉得有点敏感,还是拿掉了。
父亲对儿子出书还是支持和赞赏的:“要不说现在的小孩思路相当开阔,知道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他看了小说,认为“语言幽默、流畅,很真实”。他也关心儿子书里描写的那段初恋究竟是否真有其事。李红豪说,恋爱情节是虚构的,“从来没碰到过蛮喜欢的。假如有的话,我想都不会想就会回学校了”。
父亲也希望他能正常地上大学:“大学的资源毕竟不一样,有好的老师,图书馆那些书,也不是你自己想买就能买到的。你要写书,读大学也不耽误写书。”
但有心接收李红豪的大学,恐怕需要有足够的气度与自信,因为他可能像李敖那样不正经上课,也可能再度批评大学的体制。
李红豪还有个朦胧的想法,也许会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时代上,他尤其钟情魏晋,最崇拜的人物是“竹林七贤”里的嵇康。“你有时间也该看看。”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我没那个时间,”父亲说,“我还得挣钱养你。”
摘自《南方周末》编辑/刘杨
华师一附中在湖北省声名赫赫,是数一数二的省级重点中学。学校网站的“知名校友”栏目里一眼可以认出的有易中天、蒋方舟。
14个月前,高中二年级的期中考试,语文这一科,他交了份“另类白卷”—— 除了作文,答题卡上一片空白。题为《草见人命》的作文得到了25分(满分60),以及力透纸背的四字评语:“自毁前程!”
他的班主任说,不改正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于是他至今再没进过教室,尽管学校并没有正式宣布给他任何处分。他用半年时间写了一本22万字的小说,名叫《逃花园记》,自掏3万块出版。这个轨迹很像当年韩寒的模样,李红豪不这么觉得:“韩寒是主动不上学了,我是半主动……应该说是被和谐了。”
这篇作文可能会惹事
高二语文期中考试是在2009年4月23日。前一晚李红豪睡得不好,早上在学校食堂吃热干面,不知为什么又吃得胃里不舒服。“总是昏昏沉沉的,我已经打算不考了,准备跟老师讲一声。”李红豪回忆,“卷子发下来,看了一眼,也没有真正考语文修养的题。”
但是看到作文题,他突然就像卢梭看到了第戎科学院征文的题目。卢梭在《忏悔录》里是这么写的:“一看到这个题目,我登时就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
考题要求根据一段文字材料作文,文字大意是:非洲有一种叫尖毛草的野草,别的草都在往上疯长时,它却一直往地下深处扎根,所以表面看起来长得很慢,但风雨一来,其他草都倒了,而尖毛草却岿然不动。
按照“正常”的应试思路,题目的寓意很好分析:在学习上不好高骛远,要打下扎实的基础。但李红豪不知被点了哪股邪火,提炼出“根深蒂固”四个字,来形容教育中的专制主义。
在被认为“自毁前程”的这篇作文里,判卷老师勾出了如下字句:
“……我想,原来‘官本位’的等级专制也要从娃娃抓起。”
“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
考完试隔了一个双休日,语文卷子发下来,唯独没有李红豪的。
周一早自习,班主任胡老师把李红豪叫出教室。“他说不改变思想就不要再进教室上课。他给的条件很苛刻:再也不能写这些东西,再不能给学校挑刺,不能讽刺学校、老师、政策……还要把爸妈请来,一起到年级主任办公室,一起教育我。”李红豪回忆说,胡老师还要求他转班甚至转学。
他没想到“胡哥”这么大的火。平时他常常以“胡哥”称呼这位40岁的班主任:“我们是很好的球友,一起打球踢球,关系非常好;我们讲足球时,怎么讲都可以,但一说到教育问题,就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后来跟同学讨论此事,李红豪觉得这篇作文恐怕只是导火索,他不是第一次惹恼老师们了。
不是我出头,是其他人的头缩回去了
“我在班上属于激进派,对学校一些比较迂腐的规定,很多人敢怒不敢言,私下抱怨,但事到临头还是乖乖听话。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买校服。”
从2007年9月1日到2009年4月27日,李红豪在华师一附中一年半时间里,已经买了4套校服,而他的大多数同学已经买了5套。最后这一套冬季校服,他坚决没有买。全年级1600多个学生,只有4个人没买这套冬季校服,都是李红豪班上的。“你可别以为是我带动的啊。”他笑着说,“我觉得这是教育商业化一个很不好的例子。我一个同学拿校服到江汉路服装批发市场一个做衣服的那儿,让他照着样子做,说是56块一套,可我们学校卖256元。这事全年级都知道,但还是要买。”“学校不让我上课,与校服的事肯定有关系。唉,说这种事,一天也说不完。”李红豪说。
他把校服事件写进了小说。主人公陆谦在拒买校服这件事上,和班主任“飙哥”当着全班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飙哥最终无奈退场。论战中飙哥表示要“枪打出头鸟”,而陆谦柔声应对道:“不是我出头,而是其他人的头都缩回去了,我的头没有动。”
这也是李红豪对自己的看法。
李红豪对语文考试的不满从中考开始。他的中考成绩很不错,除了语文,其他科目都得到武汉所用“位置值”评分制度里的最高等级。但语文恰是他最擅长的科目。“中考一完,武汉报纸就会登出试题和标准答案。我看阅读题,发现我的答案比标准答案好多了,但跟它不一样。难道只有这一种答案?我又从阅读题想到作文,问题更大,同一篇文章,这个老师打60分那个老师打20分,这很正常……慢慢思考下去,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语文。”
2009年11月书稿完成,李红豪找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到总服务台问了,编辑室在9楼,上去看见有两个编辑,我挑了年轻点的那个,估计比较好沟通。”
小说的责任编辑杜东辉经常见到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既有李红豪这样的学生,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一个高中生,我觉得写得算不错了,引人发笑,可读性之外也还有一些思想。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定读者。”杜东辉也找了另外一些编辑商量,但多数人并不看好这部书稿,“因为市场上青春文学太多,很难冒出来。出版社也不可能花多大力气去宣传”。
李红豪把这本小说当成对学校做法的一种反击,“也不是反击学校,而是整个教育现状”。他希望能尽快出版,甚至愿意自己分担部分成本。杜东辉说他也劝过这个孩子,“工薪阶层,这可不是小数目,未必都能收回来。我们也没少见作者自己投入出书,结果石沉大海。他妈妈也说过担心,她是希望儿子满足了这个心愿,回去继续读书,免得再去折腾”。他只好尽量为他们介绍了价格便宜的印刷厂。
《逃花园记》首印5000册,零售价22元,总码洋11万。杜东辉告诉记者,如果一本不剩全部卖掉,李红豪的妈妈还可能稍有盈余。据他了解,这本书在武汉卖得还不错,尤其是华师一附中旁边有家书店,“第一次进了几十本,后来又进了百余本。其他地方像北京、上海,反响不怎么样”。
在小说里,李红豪把中学生的作文比喻成大英博物馆,“里面有太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现在他出了书,但也并非就能把自己的东西尽数亮出来。最终的成书与原稿相比,还是被“和谐”掉了几千字,他全文附在后记中的那篇惹事作文《草见人命》,编辑觉得有点敏感,还是拿掉了。
父亲对儿子出书还是支持和赞赏的:“要不说现在的小孩思路相当开阔,知道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他看了小说,认为“语言幽默、流畅,很真实”。他也关心儿子书里描写的那段初恋究竟是否真有其事。李红豪说,恋爱情节是虚构的,“从来没碰到过蛮喜欢的。假如有的话,我想都不会想就会回学校了”。
父亲也希望他能正常地上大学:“大学的资源毕竟不一样,有好的老师,图书馆那些书,也不是你自己想买就能买到的。你要写书,读大学也不耽误写书。”
但有心接收李红豪的大学,恐怕需要有足够的气度与自信,因为他可能像李敖那样不正经上课,也可能再度批评大学的体制。
李红豪还有个朦胧的想法,也许会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在时代上,他尤其钟情魏晋,最崇拜的人物是“竹林七贤”里的嵇康。“你有时间也该看看。”他郑重地向父亲推荐。“我没那个时间,”父亲说,“我还得挣钱养你。”
摘自《南方周末》编辑/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