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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了巩固统一的国家政权，他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頒布诏令统一度量衡，对促进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现存于镇原县博物馆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就是当时历史的见证。1976年4月1日，镇原县城关镇富坪村村民建宅取土时发现了这件珍贵的文物后，上交镇原县文博工作部门。1996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150克。其上阴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臣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5行40字，秦篆，青铜铸造，字迹清晰，线条纤细，弥足珍贵。诏书中的“二十六年” 即公元前221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年，也是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令之年。“黔首”是当年秦始皇对百姓的称呼，秦始皇迷信“终始五德”之说，以为秦得水德，以黑为上，百姓要用黑布包头，称作“黔首”。“立号为皇帝”是秦始皇认为自己统一天下，功过于“三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因此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神和人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状”即丞相隗状，“绾”即丞相王绾。“法度量则”是指法律、度量等制度。诏文的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国诸侯，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不统一而胡乱不清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明确统一起来。”这一诏书，以皇帝的身份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当时秦朝刚刚吞并六国，秦始皇就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足见他的重视程度。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在各诸侯国度量衡基本统一的前提下，把原来由商鞅制定的已在秦国实行了100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至全国。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体系，这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自然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以，他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推向全国，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为了尽快地实现统一的目的，秦始皇用皇权的威力，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当时他命令把自己亲自颁布的度量衡命令铸刻在量、衡器上，或者刻在铜版上，然后再嵌在量、衡器上，作为使用凭证，发到全国各地，做到家喻户晓，让人们都知道这是国家的标准器具。镇原发现的这枚诏版，当时是钉在官定的木容器上或嵌在其他铁量、衡器上，以避免字体锈蚀。诏版上有四个钉孔，两孔已残。据记载，秦始皇当时还用大字铜范铸造高约30厘米、宽约65厘米的诏书，并不是嵌在度量衡上的，而是悬之国门或布之郡县。作为秦始皇颁发的布告全国的诏书，这种大字诏版称金版（即国之典策）。目前我国出土的刻有秦始皇诏文遗物有铜椭量、铜权等，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广，而像这样把诏文刻在铜版上的形式在全国极为稀少。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除制造并颁发度量衡标准器外，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和检验制度，并对不合格者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办法。据史料证实，秦始皇曾规定对秦统一以前的度量衡器具进行严格检查，加刻四十字诏书后方可继续使用。如战国时秦国制造的商鞅铜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商鞅变法时所铸造的标准量器，应用于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地方。到秦统一中国后，又把它作为统一全国量器的标准。商鞅量左侧面有商鞅铸造时的铭文：“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遭殃，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见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时，仍然采用商鞅所制定的标准。所谓废六国之法而行秦法，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证明。到秦二世继位后（前201），为了表示继承始皇的遗志，在制造的度量衡器具上再加刻二世诏书，以表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功绩，并要求制造器具应合乎标准，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统一。此外，文献中也有关于度量衡器具定期检验制度的记载。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首先统一了文字。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成非常紊乱，同一个字有好几种写法，“文字异形”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重重障碍，如秦统一后诏书至广西桂林，一般人都不认识，妨碍了同外界的交流。因此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书为主体，变大篆变小篆，淘汰了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字，同时规定了字的行文要由右向左写，把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这枚诏版上的诏文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也是统一文字后颁布统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是研究秦代书法的现存实物之一。它与现存秦小篆实物代表作品《泰山刻石》有同等高的书法价值。诏文的字体欹正瘦劲，笔画折多转少，结构渐方，疏密率意，跌宕生动，每多奇趣。古人称其为小篆或新兴的俗体，或古隶、秦隶，正由于它与庄重圆折风格的字体不合，所以被加上“隶”的卑称。秦隶是出自民间劳动人民之手，且在秦始皇统一以前就在秦国存在着。这种秦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仍得以继续通行发展，表明它是和秦的“书同文字”是一致的。同时，也证明了秦的统一文字，确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由此可知，所谓“书同文字”，乃是以李斯等人的小篆为官方的规范字体，而民间秦隶同时流行。所以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不仅废除了六国杂乱的异体字，使文字趋于整齐简易，而且接受了由民间创造、发展而来的秦隶。显然，这是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贡献。诏文都是秦硬笔书法的典范作品，书法研究者由之可以看出古代汉字字形演变的历史，很多书法家也对其赞美有加，经常把诏版铭文作为临摹和创作的题材。
秦时庆阳属北地郡所辖。至今，镇原、环县、华池、合水、宁县、正宁诸县境内还保留有秦始皇和他祖辈修筑的长城和直道遗迹。其中在镇原境内仅留秦长城遗迹41公里，出土遗物有细蝇纹板瓦、筒瓦、泥质灰陶釜、铁匕等。《镇原县志》记载，“秦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鸡头山即今镇原县开边乡境内。这些遗迹遗物的存在和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的出土，都说明秦王朝在当时北地郡地进行过一系列的治理活动，为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这件稀世珍宝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由此可以看出秦王朝雷厉风行地推行统一度量衡政策的具体情况。诏文补充了秦朝史料和法律文书的缺失，还纠正了《史记》中把“隗状”误写为“隗林”的错误。诏版在中国青铜铸冶史上也有特殊价值，诏版上的铭文是当时直接刻在金属版上的，而这种方法很早就已失传。这枚诏版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物证，同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秦时的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长10.8厘米，宽6.8厘米，厚0.3厘米，重150克。其上阴刻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臣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5行40字，秦篆，青铜铸造，字迹清晰，线条纤细，弥足珍贵。诏书中的“二十六年” 即公元前221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年，也是颁布统一度量衡诏令之年。“黔首”是当年秦始皇对百姓的称呼，秦始皇迷信“终始五德”之说，以为秦得水德，以黑为上，百姓要用黑布包头，称作“黔首”。“立号为皇帝”是秦始皇认为自己统一天下，功过于“三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因此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神和人最尊贵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二为一，号称“皇帝”。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传之无穷。“状”即丞相隗状，“绾”即丞相王绾。“法度量则”是指法律、度量等制度。诏文的大意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秦始皇兼并了各国诸侯，统一了天下，百姓安居乐业，于是立称号为皇帝，并下诏书给丞相隗状、王绾，把全国不统一而胡乱不清的法律、度量和各种制度都明确统一起来。”这一诏书，以皇帝的身份要求全国推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当时秦朝刚刚吞并六国，秦始皇就把此事提上议事日程，足见他的重视程度。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在各诸侯国度量衡基本统一的前提下，把原来由商鞅制定的已在秦国实行了100多年的度量衡制度用法令推至全国。战国时代，七雄并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度量衡体系，这对当时社会的发展非常不利。秦始皇兼并六国之后，自然不能允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以，他把秦国的度量衡制度推向全国，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为了尽快地实现统一的目的，秦始皇用皇权的威力，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是秦始皇首创的一种法律形式，即以皇帝的最高权威发布命令。当时他命令把自己亲自颁布的度量衡命令铸刻在量、衡器上，或者刻在铜版上，然后再嵌在量、衡器上，作为使用凭证，发到全国各地，做到家喻户晓，让人们都知道这是国家的标准器具。镇原发现的这枚诏版，当时是钉在官定的木容器上或嵌在其他铁量、衡器上，以避免字体锈蚀。诏版上有四个钉孔，两孔已残。据记载，秦始皇当时还用大字铜范铸造高约30厘米、宽约65厘米的诏书，并不是嵌在度量衡上的，而是悬之国门或布之郡县。作为秦始皇颁发的布告全国的诏书，这种大字诏版称金版（即国之典策）。目前我国出土的刻有秦始皇诏文遗物有铜椭量、铜权等，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也广，而像这样把诏文刻在铜版上的形式在全国极为稀少。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除制造并颁发度量衡标准器外，还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和检验制度，并对不合格者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办法。据史料证实，秦始皇曾规定对秦统一以前的度量衡器具进行严格检查，加刻四十字诏书后方可继续使用。如战国时秦国制造的商鞅铜方升是秦孝公十八年（前344）商鞅变法时所铸造的标准量器，应用于重泉（今陕西蒲城东南）地方。到秦统一中国后，又把它作为统一全国量器的标准。商鞅量左侧面有商鞅铸造时的铭文：“十八年，齐遣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遭殃，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见秦始皇在统一度量衡时，仍然采用商鞅所制定的标准。所谓废六国之法而行秦法，也可以在这里得到证明。到秦二世继位后（前201），为了表示继承始皇的遗志，在制造的度量衡器具上再加刻二世诏书，以表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功绩，并要求制造器具应合乎标准，以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统一。此外，文献中也有关于度量衡器具定期检验制度的记载。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首先统一了文字。在秦统一之前，文字的形成非常紊乱，同一个字有好几种写法，“文字异形”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重重障碍，如秦统一后诏书至广西桂林，一般人都不认识，妨碍了同外界的交流。因此秦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等对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书为主体，变大篆变小篆，淘汰了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异体字，同时规定了字的行文要由右向左写，把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通用于公文法令。这枚诏版上的诏文正是秦统一文字的见证，也是统一文字后颁布统一度量衡的通用公文法令，是研究秦代书法的现存实物之一。它与现存秦小篆实物代表作品《泰山刻石》有同等高的书法价值。诏文的字体欹正瘦劲，笔画折多转少，结构渐方，疏密率意，跌宕生动，每多奇趣。古人称其为小篆或新兴的俗体，或古隶、秦隶，正由于它与庄重圆折风格的字体不合，所以被加上“隶”的卑称。秦隶是出自民间劳动人民之手，且在秦始皇统一以前就在秦国存在着。这种秦隶在秦始皇统一以后仍得以继续通行发展，表明它是和秦的“书同文字”是一致的。同时，也证明了秦的统一文字，确是“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由此可知，所谓“书同文字”，乃是以李斯等人的小篆为官方的规范字体，而民间秦隶同时流行。所以秦始皇的“书同文字”不仅废除了六国杂乱的异体字，使文字趋于整齐简易，而且接受了由民间创造、发展而来的秦隶。显然，这是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贡献。诏文都是秦硬笔书法的典范作品，书法研究者由之可以看出古代汉字字形演变的历史，很多书法家也对其赞美有加，经常把诏版铭文作为临摹和创作的题材。
秦时庆阳属北地郡所辖。至今，镇原、环县、华池、合水、宁县、正宁诸县境内还保留有秦始皇和他祖辈修筑的长城和直道遗迹。其中在镇原境内仅留秦长城遗迹41公里，出土遗物有细蝇纹板瓦、筒瓦、泥质灰陶釜、铁匕等。《镇原县志》记载，“秦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鸡头山即今镇原县开边乡境内。这些遗迹遗物的存在和秦始皇二十六年铜诏版的出土，都说明秦王朝在当时北地郡地进行过一系列的治理活动，为巩固秦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这件稀世珍宝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由此可以看出秦王朝雷厉风行地推行统一度量衡政策的具体情况。诏文补充了秦朝史料和法律文书的缺失，还纠正了《史记》中把“隗状”误写为“隗林”的错误。诏版在中国青铜铸冶史上也有特殊价值，诏版上的铭文是当时直接刻在金属版上的，而这种方法很早就已失传。这枚诏版为研究秦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秦统一文字和度量衡提供了翔实的物证，同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秦时的书法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