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除“兵不厌诈”一语外，从来没有人公然号召说假话，但说假话者代有传人，假话千秋百代不绝于耳，可见重在身教，言教倒在其次。
　　大概在某个历史关头，大家发现真话稀缺，于是痛感说真话的必要。只是“说真话”这样一句话，还是巴金老人在垂暮之年，鼓起勇气说出的。因为你表示要说真话，就意谓你认为假话太多，搞“瞒”和“骗”的人能不多心，不感到你要挖他的祖坟?
　　说巴金晚年的贡献在于提倡说真话，不假。但在他之前，关于“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的话，讲得最多的是毛泽东主席。早在1958年到处一片浮夸虚报大说假话之际，他就说过“假话一定不可讲”之类的话。这是从世俗理念来说，针对我们这些还不免要考虑个人利害得失的常人说的。对于更高档的革命者，为了动员他们说真话，不说假话，毛泽东还讲过“五不怕”的道理，就是为了坚持求真，不要怕撤职，不要怕开除党籍，不要怕老婆离婚，以至不要怕坐牢杀头。
　　看来，这里所说的真话。是政治上的真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比如对一位绝症病人，明知其不久于人世，还是不妨安慰他，说等明年开了春，就会好起来，或是请他笃信的气功师来，再做一个疗程，管保康复无疑……这属于善意的假话，只管说，对老领导大首长这么骗一回，也不算犯了欺君罔上大不敬之罪。
　　但即使是政治上的假话，也不是不可说的。
　　我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中，看到发表于1936年10月的《半夏小集》一则：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
　　鲁迅此文，是站在革命者——在当时就是他引为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嘲笑、谴责乃至抨击了不肯向敌人(在当时是指国民党)说谎的人。
　　这就是说，对敌人——首先是政治上的敌人——是不必说真话的。对手无寸铁的人来说，假话甚至不失为一种武器，既以防身，并以克敌。
　　普通人有什么政敌呢?那就说是坏人吧。比如有人被绑架了，绑匪威胁不许报案，你一边“有困难找警察”，一边还不是向绑匪说假话，承诺不报警?接着在警察的策划下，继续用假话敷衍绑匪以拖延时间……若说假话一定不可讲，就是同绑匪合作了。
　　也不一定是手无寸铁的人在必要时才可以说假话。本来“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而阶级斗争如同战争，适用“兵不厌诈”的原则，“引蛇出洞”，屡试不爽。
　　且说1976年10月6日，有计划地抓捕江青等“四人帮”。那四个伪君子可以说是真小人了。圣人云“君子可欺以其方”。事实证明小人亦可“欺以其方”。你们不是最最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吗?好。今天晚上开会就是讨论毛选五卷出版的问题，不会缺席吧?来得正好，一网打尽。江青再矫情，也怨不得叶帅、华主席和汪主任“说假话”吧?
　　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事。不管是君是臣，是官是民，没有例外。对于什么条件下说真话，什么条件下说假话。各有算计，因地位不同而不同。
　　赵高在朝廷上“指鹿为马”。明明是说假话，却没一个人敢说二话，他们都信吗?当然不信，慑于威权罢了。赵高不知道大家对他假话的认可也是假的吗?他又不傻。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我镇住你们了。挟持胡亥，压服同僚，一时好似稳操胜券，冷不防变生不测。山东乱起，泱泱大秦，二世而亡。
　　萨达姆呢，他对百分之百选票的支持率究竟是不是真信，闹不清。不过，看来他是信以为真了，才那么目空一切，不可一世，骄横跋扈，轻举妄动。他被他的党徒和共和国卫队的假话骗了，他被举国一致誓死拥护的传媒以及替他画影塑像的匠人们骗了，他被全国投票人百分之百的虚情假意骗了。像萨达姆这样说话不算数又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式暴君，天不怕。地不怕，但人们的假话成了致他死命的武器，他在一片颂歌声中走向灭亡。
　　不但全人类有普世的价值，人类中一小撮昏君、暴君也有他们不分国界的共同性格、共同思维模式，乃至共同命运。萨达姆没读过中国的“二十四史”(更不用说二十五……史了)。不是“殷鉴不远”，而是“殷鉴太远”。然而天造地设，他跟敝邦历史上有些皇帝太“神似”了：光说对小朝廷里也就是“体制內”的官员们，说真话敢进言的他恨，要干掉；不说话没表态的，他怀疑，也必除之而后快；剩下的就是他的所谓亲信，唯命是从，一心紧跟，只是到了大敌当前的危难时刻。忽然都不知所之了。
　　这些故事新闻，属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供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庙堂之上，谁是忠臣“文死谏”，谁是小人得志便猖狂，斧声烛影，喋血萧墙，对局外人来说，正是“干卿底事?”
　　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自然也会遇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小人，民间市井中的小人，不同于江青之流的小人，他对你固然可能采取敌对的态度，随时来点突然袭击什么的。但按照毛泽东“两类矛盾”论的案例，多半称不上敌人。然而你看透了他，觉得他不配听你说真话，也不值得你费心说假话，用季羡林老人的办法，叫做“虚与委蛇”吧，漫应之、敷衍之可耳。
　　真话即真心话，说给亲人朋友可信任的人。当然，在不正常的年代，这一点也难办到。不但是隔墙有耳，而且因为在所有从上到下的整肃中，都要抓“知情人”，好从他们嘴里撬口供，有鉴于此，越是对亲近的人，也许越不要说什么要紧的话，才是保护他们也是自保之道。
　　这是在没有说真话的自由、反之说真话足以贾祸的年代熏陶出来的见识，不客气地说，这也是多少先死者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毛泽东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反对人们汲取历史经验者，干的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行径。尽管对毛泽东评价不一，但他晚年一再讲的这句话，从原则上看，乃是不刊之论，至于党政军民各色人等各自汲取什么样的“历史的经验”，那是因人而异，不待说的了。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在说真话的问题上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应该是：谁对你讲真话．你就对谁讲真话。这是不会错的。
　　而假话未必不可讲，自然是对那些欢迎讲假话的人，不许讲真话的人，还有不但恨真话和说真话的人，也对保持沉默的人不放心(认为他们不开口，就表明他们跟讲真话的人一个鼻孔出气)的人。那就对他们讲假话吧。不妨大讲特讲，讲得像真的才好。不论是程序假话，还是实质假话，他要什么给他什么。
　　或谓，这样说来。你是决心有条件地说真话。而大幅度地说假话了?
　　我以为，要说假话也不那么容易。在三五十年前时常需要炮制检讨材料的时候，许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已在字斟句酌地写假检讨，即用他们后来所说的“违心”之言蒙混过关，而我却是在真诚地做检讨。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们又经过了既提倡说真话，又限制说真话，还不时批判说真话(如指出“真话不等于真理”)的阶段，徙倚真假之间，捉摸真假之辨，发现说真话固然有风险，而说假话实在太累。只适于春秋鼎盛的朋友们特别是驰骤于官场商场的健将去操作。
　　“白发渔樵江渚上”，乐观其成，这把年纪了，学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