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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转知成慧”体现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人文属性，也是图书馆学理念价值的本质表现。论文阐述了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辩证唯物实践观的范式基础、人文价值色彩的理论表达以及“转知成慧”的范式选择等。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研究范式 转知成慧
分类号 G250.1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04.009
Abstract “knowledge into wisdom” embodies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research paradigm of library science， and present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value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hif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the paradigm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practice， the theory expression of humanistic value and the paradigm choice of “knowledge into wisdom”， etc.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Knowledge into wisdom.
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个理论名词以来，图书馆便开始于实在论范式的推演与发展过程中。实在论范式秉承本质主义的规范性逻辑要求，通过探寻客观本体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来阐释问题。然而，实在论范式在图书馆知性探究中，建立了“实技主义”的操作标准，实在论范式的选择及其背后的理论阐述，实际上是把某一被视为正确的、同时也是和图书馆相契合的“合理性”理论运用于图书馆实践中。这种旁观式的研究方法只是通过“客体之物”之研究代替“主体之人”之研究，消解了现实中人的价值存在，使得图书馆学研究成为“看不见人”的学术游戏，这是图书馆学，尤其是现代图书馆研究中的桎梏与不解。在当下，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应选择“人的发展”，主动实现由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我们必须反思，失去“人的参与”的实在论能否体现图书馆的“真实”？“转知成慧”的社会诉求及图书馆的现实意义是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展现，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图书馆所谓的实在论范式被以体现人的主观价值为根本的价值论范式所取代，已是顺理成章了。
1 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反思
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使我们深信图书馆现象背后本质的存在。图书馆界学者大都相信：“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研究对象为主要关注点，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或著作大都首先确立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1]“在图书馆理论研究的体系框架中，其理論基础包括的哲学基础最终由研究对象来体现，其基础理论最终由研究对象来概括，甚至其研究范式与方法，最终也由研究对象来决定。”[2]基于对图书馆本质的这种客观实在论的认识，是源于19世纪初欧洲工业化对社会知识理念的重组，图书馆学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所推动的科学理性在学科领域的延伸。在图书馆具体工作中，必然追求细节的确定性和过程的稳定性，对工作内容的结果强调标准化。这就明确说明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无论在历史维度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都与本质主义的哲学范式原理不谋而合。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3]。本质主义的构思，使得对图书馆的研究是从现象归纳本质，再从本质演绎理论、原则与方法，这成为了图书馆研究的理论范式。图书馆学中不同理论内容的研究，对图书馆存在本质都持有肯定的态度，不同的只是对图书馆本质究竟“是什么”认知不一样。图书馆本质的内在理解和阐述是“为道屡迁”，只是存在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本质观的认同缺乏必要的正当性。有关图书馆本质的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让人们怀疑图书馆本质是否真的存在。无疑，中外图书馆学者们对图书馆本质自信的爆棚性的认识，只不过是对图书馆本质片段的深刻回顾，并没有触及到本质。
随着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思维必将受到强烈质疑。这是因为，对图书馆本质进行不断追问成为合理性的研究方法时，不可避免地陷入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的同质化境地，忽略了图书馆现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将“全色彩”的图书馆现象圈定在单一色彩的论场内。在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的当下，应主动摒弃探寻图书馆本质并谋求本质研究的实在论范式，解构图书馆中某种“预设物”的先在性存在，彻底消解先验的“给定”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笔者认为，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图书馆自身范畴的解构与建构上，应把图书馆应然取向落定在社会、教育等伦理价值取向上。读者利用图书馆是为了求知的需要，但这仅仅是表面的利益需求，更为深层的是知性作用下的道德和德行的提高。知识论视阈下的图书馆本质观，不可能成为内涵准确、外延完备的“全等”图书馆概念。在当下，我们力争以一个未知探索的、复杂的、多样的图书馆概念取代已定的、实在观的图书馆概念，不能局限于做图书馆本质“修修补补”的后缀，而是要把对本质观的执着追求转为面向当下的图书馆纷繁、复杂的图书馆现象，从而使图书馆事业显现出多元的、突出社会成就的价值观和价值实现。
2 辩证唯物实践观应是图书馆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范式基础
实在论范式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形式的，可以通过理论描述来阐释图书馆，但不能给图书馆带来任何改变。在现实改造的意义上讲，实践论范式把图书馆学研究从理论观念上的文本叙述导向了现实实践创造行为和创造力。实践论范式是把社会文化理念的交往作为知识信息组织化实施的背景，从文化创造与发展的角度审视知识组织的图书馆运动。因此，从文化构建与建设的社会意义上来讲，实践论范式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内构中文献编码与解码之间文化互动的实践主体的存现，促使文献编码与解码由各据一方的对立关系转变为互为知己的连带关系，从而全面实现了理念结构与现实文本的沟通。图书馆不是人的直观对象，而是通过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而构建的文化物质性机制。在这种文化生产、传递的有机体内，人作为文化理念认知的主体，也必定是实践的主体，不仅创造图书馆信息内含的精神食粮，也通过文化内质的特性成分传达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理论诉求。人若缺少这种创造与传达，在图书馆功能运转上将无任何存在的意义。 我们认同马克思主义有关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向的理论判断，这使得我们能够充分有理由来理解作为具有社会意识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特征。然而，反思图书馆学实在论范式，并没有形成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学术自觉。一百年来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的图书馆学研究，一直处于图书馆内部自身的循环自证，社会体系始终被图书馆界认定为外生变量，没有被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本质演化的实质性因素。然而，实践观范式形成了图书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迫使文本式的研究模式逐步丧失理论市场，日益受到怀有实事求是态度的学者的质疑与抛弃。其实，图书馆对读者实施有效的知识受益协助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社会协作解决的一个对象，不可能仅仅靠图书馆单一力量能够解决。作为社会体系中一分子，图书馆与社会的切实关系就像生态学进化论所描述的那样：“进化系统中某一子系统产生变化时其他子系统保持稳定性是不可能的”，说明图书馆的演化必然随着社会伦理建构和文化传承等子系统的变迁而进行。美国学者威甘德曾批评以往图书馆学研究过于注重“有用的知识”，忽略了“场地”和“阅读”在图书馆中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妨碍了对图书馆的社会与文化要素作进一步理解。这无疑说明，图书馆学研究需要更为深层地进入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思考和理解自身的发展。
一是经济发展全球化导致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形成了复杂、丰富的文化生态境遇和价值选择。而图书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和价值个性却是由具有统领意义的社会文化背景、信念、认知方式等大环境所决定的。不同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图书馆员、读者在文献信息交流过程中的行为表达、价值理念等存在明显区别，甚至在文献传递与利用的方式上存在明显区别，导致图书馆在使命坚持、本质属性、开放方式上具有深层次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学要设置在社会这个大环境的规律下进行研究与阐释，尤其是关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二是从学理上讲，图书馆学理论是社会大环境运作与演绎的产物，为此把图书馆确定为社会教育机构更具内涵性和包容性。我们把制度、文化、伦理这些来自于社会的元素作为图书馆运行发展的变量，图书馆不仅有了作为本行业性质的相同点，也具有了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差异点，图书馆学需要强化图书馆行为规范与社会体系环境之间互为关系的分析研究，对图书馆与社会进行广泛性的融交与评议。三是图书馆学研究立足于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立足于人类活动的实践。图书馆运动，在包含一般性的信息收集、整理、传递行为的基础上，还存在伦理、道德、文化、法制等社会层面上行为。这样，图书馆学研究既包括以文献信息收集、整理、传递与利用等实践效益为主导的研究模式，也包括技术性、人文性和哲学性的思想阐述和方法论。为此必须以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的图书馆现象为现实基础，摈弃原子论的机械模式，以价值理性的高度建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范式。可以说，基于社会大环境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将是现代图书馆价值最优化体现的代表性的潮流。
3 人文价值色彩应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理论表达基础
在科学研究领域，新观点、新成果并不能运用单一理论方法进行彻底解释，像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涉及到的人和人之间的活动。可以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指定只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轨迹下才被理解。图书馆学传统理论中被绝对化了的实际性和绝对性，必然受到人文理念的“中和”，尤其是当学科研究进入理性知理的世界，借鉴一些人文的观念与方法对现象表现进行解释和说明。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无法解决和管理的图书馆问题，实际上就是信息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是现实的实在方法论所最难处理的问题。由此可见，图书馆学人文范式研究势在必行。
从哲学意义上来看，图书馆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存在着相对的状况，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两者间存在着一种持久性的张力，这种张力是时代发展的表現，也是图书馆学现代化发展的表现。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意义性的解释和逻辑性的说明虽然是不同角度的两个问题，但在图书馆学理论理解上两者存在先后研究范式的关联。意义性的解释关涉到如何理解图书馆现象，关涉到人的主观意义和价值评判效果，应该说在评价图书馆基于关系的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构建“认知观”“问题间性分析”等人文精神的研究范式具有普遍性意义。在人文主义范式下，“人的活动”导致了图书馆学理论话语的转向，人成为了图书馆学解释的主角。人文主义研究充分反省了由于理性的过分释放忽略人的主观情感以及伦理价值观的不正当性，强调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着的个体差异性，这样，“现实形成的客观规律”在图书馆内被人文精神所取代，作为主体的馆员和同样作为主体的读者间的融合才有可能成为图书馆意识形态表现的主流，并能够达到满足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需求效果。
在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向人文主义方向转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价值观的诉求表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图书馆理论家们从展望某种终极目标或理想愿望出发，希望把理论所指的愿景变成图书馆现实。这种理论研究范式的确定或者理论表达是基于主观的价值理解，可谓一种价值思维的主观憶动，有价值存在与现实存在发生冲突的危险。当明确价值主张并促成现实图书馆达到这个价值目标的同时，要考虑到过程中的各种干预和现实条件，要承认构建理想所付出的现实性代价。在社会个性突出的今天，对图书馆学理论价值的判断总会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当个人价值理想成为价值真理时，其价值理念的正确性是无法检验的。若把作为图书馆主体的人的个性化需求作为服务的基点，必须强调规范化的严肃性，只有通过规范标准才能发挥个性化服务的效益[4]。对于图书馆价值的鉴别，不能通过明确是非的二元逻辑判断，因为价值本身并不存在真、假或正确、错误的区分，无论是对问题的真伪性判断，还是对价值观的真值性判断，都必须通过现实对象为参照才能得以达成。
4 “转知成慧”是当今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转择
在社会学中，人对人生的感悟确定了事物性质的目的，即智慧确定所奉承的“德性”，同时人也会通过思考与判断择取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即智慧是达到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在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定式中，由于提升人的智慧是图书馆履行职能和实施义务的核心价值目标，完全可以把智慧作为图书馆学彰显作用和能力的精神面向和理念导向。在实施知识服务的基础上，实施智慧服务，在学科面向上，把“转知成慧”作为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自图书馆学产生以来，先后形成面向工作、面向机构、面向职业的学科体系，这些面向的真实轨迹是知识传递、智慧展现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和表现。我们在借人类社会文明之“风”吹动图书馆之“帆”之时，社会所关注的图书馆学唯有“面向智慧”才能通向人们的心灵深处，助推人们以“转知成慧”的方式“安心立意”。从本质的角度来讲，图书馆是社会的，图书馆学是人类的图书馆学，其研究范式的转向必将更为人性化和智慧化。同时，智慧形态为知识传递的最高级形态，培养智慧是人类知识获取与传承的最后归宿。以知识服务为中心的图书馆在理念价值导向和理论研究中更应具有“转知成慧”的精神追求。“转知成慧”体现图书馆学的人文理念，也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所面对的最高的“学科导向”，建立智慧导向的图书馆学是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之路。
现实充分说明，迄今为止，图书馆在启迪人类智慧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说还有不足的地方，那是至今尚未建成人世间知识精华的整体信息时空，尚未充分发挥“竭尽所能”的效应效果。达到图书馆“竭尽所能”目的的前提条件是图书馆最大化发挥功能效应，也就是图书馆在通过揭示人类实践的历程与经验的过程中，启发人们开创性的实践行动，以达到图书馆更高的“易行之通”和人的“果然”之自由状态。图书馆“转知成慧”的建设历程是艰难却又十分优雅的“核心能力飞跃”，将标志着图书馆从此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 1 ] 柯平，王平.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2）：9-14.
[ 2 ] 金胜勇.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1）：4-7.
[ 3 ] 高海清.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6.
[ 4 ] 陈传夫，吴刚.图书馆业态的变化与发展趋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3）：5-14.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研究范式 转知成慧
分类号 G250.13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17.04.009
Abstract “knowledge into wisdom” embodies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research paradigm of library science， and presents the essence of the concept value of library scienc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shift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the paradigm foundation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practice， the theory expression of humanistic value and the paradigm choice of “knowledge into wisdom”， etc.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paradigm. Knowledge into wisdom.
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个理论名词以来，图书馆便开始于实在论范式的推演与发展过程中。实在论范式秉承本质主义的规范性逻辑要求，通过探寻客观本体的本质及其运行规律来阐释问题。然而，实在论范式在图书馆知性探究中，建立了“实技主义”的操作标准，实在论范式的选择及其背后的理论阐述，实际上是把某一被视为正确的、同时也是和图书馆相契合的“合理性”理论运用于图书馆实践中。这种旁观式的研究方法只是通过“客体之物”之研究代替“主体之人”之研究，消解了现实中人的价值存在，使得图书馆学研究成为“看不见人”的学术游戏，这是图书馆学，尤其是现代图书馆研究中的桎梏与不解。在当下，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应选择“人的发展”，主动实现由实然到应然的转变，我们必须反思，失去“人的参与”的实在论能否体现图书馆的“真实”？“转知成慧”的社会诉求及图书馆的现实意义是对人的价值取向的展现，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图书馆所谓的实在论范式被以体现人的主观价值为根本的价值论范式所取代，已是顺理成章了。
1 图书馆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反思
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使我们深信图书馆现象背后本质的存在。图书馆界学者大都相信：“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研究对象为主要关注点，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或著作大都首先确立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1]“在图书馆理论研究的体系框架中，其理論基础包括的哲学基础最终由研究对象来体现，其基础理论最终由研究对象来概括，甚至其研究范式与方法，最终也由研究对象来决定。”[2]基于对图书馆本质的这种客观实在论的认识，是源于19世纪初欧洲工业化对社会知识理念的重组，图书馆学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所推动的科学理性在学科领域的延伸。在图书馆具体工作中，必然追求细节的确定性和过程的稳定性，对工作内容的结果强调标准化。这就明确说明图书馆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阐释无论在历史维度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都与本质主义的哲学范式原理不谋而合。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3]。本质主义的构思，使得对图书馆的研究是从现象归纳本质，再从本质演绎理论、原则与方法，这成为了图书馆研究的理论范式。图书馆学中不同理论内容的研究，对图书馆存在本质都持有肯定的态度，不同的只是对图书馆本质究竟“是什么”认知不一样。图书馆本质的内在理解和阐述是“为道屡迁”，只是存在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实际上本质观的认同缺乏必要的正当性。有关图书馆本质的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让人们怀疑图书馆本质是否真的存在。无疑，中外图书馆学者们对图书馆本质自信的爆棚性的认识，只不过是对图书馆本质片段的深刻回顾，并没有触及到本质。
随着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本质主义思维必将受到强烈质疑。这是因为，对图书馆本质进行不断追问成为合理性的研究方法时，不可避免地陷入研究手段和研究内容的同质化境地，忽略了图书馆现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将“全色彩”的图书馆现象圈定在单一色彩的论场内。在图书馆事业繁荣发展的当下，应主动摒弃探寻图书馆本质并谋求本质研究的实在论范式，解构图书馆中某种“预设物”的先在性存在，彻底消解先验的“给定”对人们的思想束缚。笔者认为，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不能仅仅停留在图书馆自身范畴的解构与建构上，应把图书馆应然取向落定在社会、教育等伦理价值取向上。读者利用图书馆是为了求知的需要，但这仅仅是表面的利益需求，更为深层的是知性作用下的道德和德行的提高。知识论视阈下的图书馆本质观，不可能成为内涵准确、外延完备的“全等”图书馆概念。在当下，我们力争以一个未知探索的、复杂的、多样的图书馆概念取代已定的、实在观的图书馆概念，不能局限于做图书馆本质“修修补补”的后缀，而是要把对本质观的执着追求转为面向当下的图书馆纷繁、复杂的图书馆现象，从而使图书馆事业显现出多元的、突出社会成就的价值观和价值实现。
2 辩证唯物实践观应是图书馆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的范式基础
实在论范式的研究方法是理论形式的，可以通过理论描述来阐释图书馆，但不能给图书馆带来任何改变。在现实改造的意义上讲，实践论范式把图书馆学研究从理论观念上的文本叙述导向了现实实践创造行为和创造力。实践论范式是把社会文化理念的交往作为知识信息组织化实施的背景，从文化创造与发展的角度审视知识组织的图书馆运动。因此，从文化构建与建设的社会意义上来讲，实践论范式充分体现了图书馆内构中文献编码与解码之间文化互动的实践主体的存现，促使文献编码与解码由各据一方的对立关系转变为互为知己的连带关系，从而全面实现了理念结构与现实文本的沟通。图书馆不是人的直观对象，而是通过人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而构建的文化物质性机制。在这种文化生产、传递的有机体内，人作为文化理念认知的主体，也必定是实践的主体，不仅创造图书馆信息内含的精神食粮，也通过文化内质的特性成分传达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理论诉求。人若缺少这种创造与传达，在图书馆功能运转上将无任何存在的意义。 我们认同马克思主义有关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向的理论判断，这使得我们能够充分有理由来理解作为具有社会意识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特征。然而，反思图书馆学实在论范式，并没有形成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学术自觉。一百年来以信息传递为主要功能的图书馆学研究，一直处于图书馆内部自身的循环自证，社会体系始终被图书馆界认定为外生变量，没有被图书馆学作为一种本质演化的实质性因素。然而，实践观范式形成了图书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迫使文本式的研究模式逐步丧失理论市场，日益受到怀有实事求是态度的学者的质疑与抛弃。其实，图书馆对读者实施有效的知识受益协助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是社会协作解决的一个对象，不可能仅仅靠图书馆单一力量能够解决。作为社会体系中一分子，图书馆与社会的切实关系就像生态学进化论所描述的那样：“进化系统中某一子系统产生变化时其他子系统保持稳定性是不可能的”，说明图书馆的演化必然随着社会伦理建构和文化传承等子系统的变迁而进行。美国学者威甘德曾批评以往图书馆学研究过于注重“有用的知识”，忽略了“场地”和“阅读”在图书馆中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妨碍了对图书馆的社会与文化要素作进一步理解。这无疑说明，图书馆学研究需要更为深层地进入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思考和理解自身的发展。
一是经济发展全球化导致社会文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形成了复杂、丰富的文化生态境遇和价值选择。而图书馆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和价值个性却是由具有统领意义的社会文化背景、信念、认知方式等大环境所决定的。不同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图书馆员、读者在文献信息交流过程中的行为表达、价值理念等存在明显区别，甚至在文献传递与利用的方式上存在明显区别，导致图书馆在使命坚持、本质属性、开放方式上具有深层次的区别，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学要设置在社会这个大环境的规律下进行研究与阐释，尤其是关注社会生态系统中的相互关系。二是从学理上讲，图书馆学理论是社会大环境运作与演绎的产物，为此把图书馆确定为社会教育机构更具内涵性和包容性。我们把制度、文化、伦理这些来自于社会的元素作为图书馆运行发展的变量，图书馆不仅有了作为本行业性质的相同点，也具有了作为背景存在的社会大环境的差异点，图书馆学需要强化图书馆行为规范与社会体系环境之间互为关系的分析研究，对图书馆与社会进行广泛性的融交与评议。三是图书馆学研究立足于社会这个大环境，就是立足于人类活动的实践。图书馆运动，在包含一般性的信息收集、整理、传递行为的基础上，还存在伦理、道德、文化、法制等社会层面上行为。这样，图书馆学研究既包括以文献信息收集、整理、传递与利用等实践效益为主导的研究模式，也包括技术性、人文性和哲学性的思想阐述和方法论。为此必须以具有多元性、复杂性的图书馆现象为现实基础，摈弃原子论的机械模式，以价值理性的高度建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范式。可以说，基于社会大环境的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将是现代图书馆价值最优化体现的代表性的潮流。
3 人文价值色彩应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理论表达基础
在科学研究领域，新观点、新成果并不能运用单一理论方法进行彻底解释，像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涉及到的人和人之间的活动。可以说，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指定只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轨迹下才被理解。图书馆学传统理论中被绝对化了的实际性和绝对性，必然受到人文理念的“中和”，尤其是当学科研究进入理性知理的世界，借鉴一些人文的观念与方法对现象表现进行解释和说明。在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许多无法解决和管理的图书馆问题，实际上就是信息社会与人的问题，也是现实的实在方法论所最难处理的问题。由此可见，图书馆学人文范式研究势在必行。
从哲学意义上来看，图书馆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传统的实证主义范式存在着相对的状况，但是两者并不是不可通约的，两者间存在着一种持久性的张力，这种张力是时代发展的表現，也是图书馆学现代化发展的表现。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意义性的解释和逻辑性的说明虽然是不同角度的两个问题，但在图书馆学理论理解上两者存在先后研究范式的关联。意义性的解释关涉到如何理解图书馆现象，关涉到人的主观意义和价值评判效果，应该说在评价图书馆基于关系的逻辑结构的基础上，构建“认知观”“问题间性分析”等人文精神的研究范式具有普遍性意义。在人文主义范式下，“人的活动”导致了图书馆学理论话语的转向，人成为了图书馆学解释的主角。人文主义研究充分反省了由于理性的过分释放忽略人的主观情感以及伦理价值观的不正当性，强调了人在社会中存在着的个体差异性，这样，“现实形成的客观规律”在图书馆内被人文精神所取代，作为主体的馆员和同样作为主体的读者间的融合才有可能成为图书馆意识形态表现的主流，并能够达到满足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需求效果。
在图书馆学研究范式向人文主义方向转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价值观的诉求表达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图书馆理论家们从展望某种终极目标或理想愿望出发，希望把理论所指的愿景变成图书馆现实。这种理论研究范式的确定或者理论表达是基于主观的价值理解，可谓一种价值思维的主观憶动，有价值存在与现实存在发生冲突的危险。当明确价值主张并促成现实图书馆达到这个价值目标的同时，要考虑到过程中的各种干预和现实条件，要承认构建理想所付出的现实性代价。在社会个性突出的今天，对图书馆学理论价值的判断总会带有一定的个体性。当个人价值理想成为价值真理时，其价值理念的正确性是无法检验的。若把作为图书馆主体的人的个性化需求作为服务的基点，必须强调规范化的严肃性，只有通过规范标准才能发挥个性化服务的效益[4]。对于图书馆价值的鉴别，不能通过明确是非的二元逻辑判断，因为价值本身并不存在真、假或正确、错误的区分，无论是对问题的真伪性判断，还是对价值观的真值性判断，都必须通过现实对象为参照才能得以达成。
4 “转知成慧”是当今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转择
在社会学中，人对人生的感悟确定了事物性质的目的，即智慧确定所奉承的“德性”，同时人也会通过思考与判断择取一定的手段来实现目标，即智慧是达到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在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定式中，由于提升人的智慧是图书馆履行职能和实施义务的核心价值目标，完全可以把智慧作为图书馆学彰显作用和能力的精神面向和理念导向。在实施知识服务的基础上，实施智慧服务，在学科面向上，把“转知成慧”作为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智点。自图书馆学产生以来，先后形成面向工作、面向机构、面向职业的学科体系，这些面向的真实轨迹是知识传递、智慧展现等关键问题的解决和表现。我们在借人类社会文明之“风”吹动图书馆之“帆”之时，社会所关注的图书馆学唯有“面向智慧”才能通向人们的心灵深处，助推人们以“转知成慧”的方式“安心立意”。从本质的角度来讲，图书馆是社会的，图书馆学是人类的图书馆学，其研究范式的转向必将更为人性化和智慧化。同时，智慧形态为知识传递的最高级形态，培养智慧是人类知识获取与传承的最后归宿。以知识服务为中心的图书馆在理念价值导向和理论研究中更应具有“转知成慧”的精神追求。“转知成慧”体现图书馆学的人文理念，也是图书馆学研究范式所面对的最高的“学科导向”，建立智慧导向的图书馆学是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必然之路。
现实充分说明，迄今为止，图书馆在启迪人类智慧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若说还有不足的地方，那是至今尚未建成人世间知识精华的整体信息时空，尚未充分发挥“竭尽所能”的效应效果。达到图书馆“竭尽所能”目的的前提条件是图书馆最大化发挥功能效应，也就是图书馆在通过揭示人类实践的历程与经验的过程中，启发人们开创性的实践行动，以达到图书馆更高的“易行之通”和人的“果然”之自由状态。图书馆“转知成慧”的建设历程是艰难却又十分优雅的“核心能力飞跃”，将标志着图书馆从此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 1 ] 柯平，王平.基于知识资源论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6（2）：9-14.
[ 2 ] 金胜勇.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析论[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1）：4-7.
[ 3 ] 高海清.传统哲学到现代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6.
[ 4 ] 陈传夫，吴刚.图书馆业态的变化与发展趋势[J].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3）：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