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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辽宁教育电视台（以下简称辽宁教育台）工作之前，我在三个单位工作过：第一个单位是沈阳师范学院，当时毕业后留校在校部机关做人事工作；第二个单位是辽宁省教委，负责成人教育管理；第三个单位是辽宁省招考办。2000年3月份，不满37岁的我被省教育厅党组正式委派到辽宁教育台工作，2008年1月离开，这八年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履新辽宁教育台的三种心情
辽宁教育台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开播，是在辽宁省电教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和辽宁省电教馆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第一任台长刘沛天，第二任台长荆芷萍，我是第三任台长。我到辽宁教育台的时候，辽宁教育台刚成立七年，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改善。由于以前一直做的都是教育管理工作，所以电视媒体工作对我而言是“既陌生又新鲜”——这是我的第一种心情。
我平时喜欢读书，不太喜欢看电视，对电视了解也不多，到辽宁教育台时，还正赶上辽宁教育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领导班子调整，老班子成员有调出的，有提前离职的，也有退休的，就剩荆芷萍台长是老班子成员，加上我，还有后来接我做台长的王炬同志，他当时是从辽宁省教育厅人事处调去的，比我年轻五岁，当时的新班子一共就3个人，其中两个年轻人还都是不懂电视的。可想而知，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到辽宁教育台后的第二种心情是忐忑。
我到辽宁教育台时的职务是党总支书记兼副台长，由于当时辽宁教育台的管理体制是党总支领导下的台长负责制，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很多方面就不是很顺畅。因为它毕竟和高等学校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一样，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一系列的操作规程和实施细则，比较好开展工作，而电视台本身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实行这种体制又没有先例可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到辽宁教育台又有了第三种心情——困惑。
带着这三种心情，我上任了。尽管压力重重，但组织上交给我这样一份工作，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是3月份上任的，到7月份的时候，领导班子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就是荆芷萍同志不再做台长了，我开始主持工作，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开始主持工作，而且是第一次主持一个单位的工作，班子还只有我和王炬同志两个人，无形中压力增加了很多，但也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
基础薄弱的辽宁教育台
辽宁教育台虽然创建的历史比较早，是国内较早成立的省级教育电视台，被誉为“沿海省市第一台”。但创建的基础很薄弱，是在辽宁省电教馆的基础上创建的，接近于一穷二白。我到辽宁教育台时，虽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和综合台没法比，别说和省台比，就是和辽宁省下属的14个地级市任何一个市级台都没法比。具体来说，一是影响力很小。当时辽宁教育台每天的播出时长不到6个小时，从晚上6点钟开播，播到11点钟左右结束，白天是空白，后来增加到周六、日上午有一点节目，很少。辽宁教育台建台之初，节目采用微波传送，UHF无线发射，使用21频道，覆盖半径约180公里，主要包括沈阳及周边部分地区。1997年，节目通过光缆传输入沈阳有线电视网。我到辽宁教育台的时候，覆盖仅限于沈阳市，有些郊区县都达不到，所以当时虽然号称是省级教育电视台，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市级台的覆盖面大。节目少，播出时间少，覆盖面小，导致教育台的影响力很小。
二是从业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当时我们是和辽宁省电教馆一起办公，我主持工作过了不到一个月，省教育厅就决定把电教馆和电视台分开，分出去之后，我们全台剩的职工不到70人，这里面还包括一部分聘用的员工，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全职节目主持人，更不要说专门的灯光师和化妆师了，真正科班出身的广播电视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员工几乎没有。
第三是机制还有待完善。包括管理機制、运行机制、节目制作机制等都很不健全。我到辽宁教育台的时候，辽宁教育台的自办节目很少，我们有一个10分钟的教育新闻——《辽宁教育报道》，还是隔天播出，到周末的时候再把播过的新闻综合到一起做成周末版。其他的自办节目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购买和引进的节目，包括电视剧、动画片和科教节目等。当时对外影响最大的节目是我们台的动画片。
再有就是我们的技术设备条件很差，当时全台的采编设备只有4台专业档的模拟信号摄像机和几台单体编辑机，没有非编网，演播室非常简陋，播出系统极其陈旧。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如何发展，也就成了我这一届领导班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如何发展辽宁教育台，当时厅党组还找我谈过话，我对党组的回答是：先求无过，再求有功。这既是我的一句大实话，也是我在辽宁教育台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思路。我希望把工作做扎实，拿成绩来说话，做完之后自己也先不要说，看看别人怎么讲，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把它做得更实更好。但在讨论如何发展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解决生存问题。生存和发展是人类前进道路上最关键的两个基本问题，对于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辽宁教育台基础薄弱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不能把它归咎于原来的班子或者原来的人员不做事，或者不想做事，在2003年庆祝辽宁教育台建台10周年和2005年庆祝中国教育电视协会成立十周年暨全国教育电视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我都把我们的老台长作为特殊贡献人物推荐上去，我觉得从经历，从创业精神，包括从工作的专业意识等方面，我跟他们比，都有很大距离，所以说辽宁教育台遇到这种困难，绝对不是人的问题，它是一种体制和机制带来的问题。
教育电视台的正名与定位
教育电视台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没摆脱一种比较尴尬的处境。可以说，从广电部门来讲似乎就没有把它当成自己队伍中的一员，更没有把它当成怀抱里的孩子，不断地有一种教育电视台要合并到综合台中去的趋势和舆论。比如，有关电视台管理的文件，一般都是广电部门来制定的，制定完以后都会下发到综合台，辽宁教育台几乎接不到，但广电部门会根据文件要求对辽宁教育台进行管理。因为看不到文件，所以有些时候违规不违规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在我们的积极争取下，广电部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各种文件才开始给我们传达了。宣传部门开始时对教育电视台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纳入新闻媒体的管理范畴，比如省里面召开的新闻通气会，开始也不通知辽宁教育台，包括规定的各种采访任务都不允许辽宁教育台去。从教育行政部门本身来讲，对这些广播电视管理和宣传方面的政策规定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当时唯独的一个文件依据就是《教育电视台工作规程》。 第二个问题是定位的问题。都说有为才有位，其实有为未必有位，因为你为大了，别人就要抢你这个位置了，特别是你的位置和其他综合台位置重合时，就势必要进行一种计较和纷争。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至少我离开辽宁教育台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教育台应该制作播出什么样的节目，尽管后来教育部和广电总局有一个部级会议纪要，但也很难界定。因为从大教育观来讲，任何一个节目都有教育意义。我们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算不算有教育意义？我们播《孔繁森》这样的电视剧，算不算有教育意义？其实它应该有一个更详细的定位。正因为没有这个定位，所以我们只能摸索着在夹缝中往前走。在夹缝中生存，势必要产生两种结果：第一要有旺盛的生命力，因为没有生命力就被挤死了；第二不规范，夹缝中长出来的树肯定不会挺直。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感触。
尽管在管理体制方面有诸多不顺畅的地方，但也事在人为，教育台一味等靠要是发展不起来的。我特别赞成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古人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由于政策不了解、渠道不通畅、定位不清晰等原因，我主持工作不久，辽宁教育台接连被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广电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处罚，虽然这一切都事出有因，但引起了我和领导班子的高度警醒，开始积极努力地进行“正名”工作。当时省教育厅党组非常重视和关心教育台的发展，张德祥厅长亲自带领我们向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李树森常务副厅长亲自与省广电局领导沟通协调。在2002年社会上风传辽宁教育台要被撤并消息甚紧的时候，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亲自到辽宁教育台宣布省委的指示，省委明确要办好两个电视台，即辽宁电视台和辽宁教育电视台，并正式将辽宁教育台纳入省级新闻媒体管理序列。至此以后，辽宁教育台方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所以，当时根据实际，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教育专业台，教育专业台有三个服务领域：第一个是教育，教育台不能脱离教育，教育应该是立台之本；第二个是科技，教育台要宣传科技，科教兴国嘛，科教是不能分的；第三个就是文化传播，教育台要宣传主流文化、高尚文化和大众文化。所以当时我们提出坚持服务教育、弘扬科学、传播文化的办台方向和大教育观的办台理念，作为辽宁教育台的基本定位。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确定好这个定位后，我们首先提出了“新闻立台”，因为不办新闻，宣传力度就不够，力度不够，宣传的目的就很难达到。所以当时我们先是加长了新闻的时长，从10分钟增加到15分钟。然后把隔天一期变成每天一期。每天一档的新闻节目，对当时的辽宁教育台来说，难度是很大的，无论是人力、设备乃至新闻源，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信息量不够的话新闻就失去意义了，尤其是教育新闻。我当时曾经跟新闻部的人讲，我说我对“新闻”没有太深刻的理解，但是我有个朴素的理解，“新闻”的英语叫NEWS，4个字母，分别是英文“北”“东” “西”“ 南”的字头，这可能就意味着东西南北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是新闻的素材。为了保证新闻节目改版的成功，我们第一次尝试在节目没有覆盖的情况下设立了各市记者站，几乎没有经费的支持，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和电教部门的同志给了我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新闻部的同事经常在节目播出的前夜加班到很晚，那个时候，全台同志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意识是我最大的工作动力。
第二是“节目兴台”。节目改版首先要设定好播哪些类型的节目。当时的节目分两方面，一是引进的节目，二是自己做的节目。谈到引进节目，当时我们很尴尬，因为没有钱，所以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包括跟公司谈合作时带贴片广告，买二轮三轮甚至四轮五轮播出的电视剧节目等，我们还要研究，怎样能让多轮播出的节目有好的收视率，可以说，在节目改版方面当年我们下了很大功夫。然后是从先前的每天非24小时播出变成了全天24小时播出，以前深夜时段我们没有节目，改版后填补了这段节目空白。辽宁教育台改版之后，让大家有了一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感到辽宁教育台有一些变化，白天有节目了，这些节目还很有系统性，各个板块之间的逻辑性很清晰，大家对辽宁教育台慢慢产生了兴趣，收视率开始逐渐提高。
第三是“经营固台”。有了新闻和节目以后，我们就要解决钱的问题了，当时省财政一年给我们的固定拨款经费只有20万，这20万只是我们30多个在编人员的人头费。其他的每一分钱都得靠我们自己去赚。在辽宁教育台工作的八年，我给自己的评价是“掉钱眼里了”，别人看电视，看着广告会很烦，我看到本台的广告却很高兴，因为那是钱啊，可以说，当时几乎每时每刻我都在想着怎么赚钱。因为，一个电视台经营上不来，谈什么都是空的。我是7月份主持工作，年初广告经营预定是480万，到年底我们实际创收了680万。第二年，我们实际创收800万，然后就开始过千万，我离开辽宁教育台的时候，已经接近3000万了。在经营广告的过程中，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搞宣传推介，吸引大的正规的4A广告公司和我们合作。每年我們都会在北京和沈阳各搞一次广告推介会；二是严格管理，一定要按章办事，守法守纪；三是讲诚信，重合作。我总说一句话就是“放水养鱼，合作共赢”。因为要辽宁教育台和广告公司双赢才是真的赢，对方不赚钱，它凭什么给你钱，对方赚的多，第二年才会投入更多。所以那时候，许多国内知名的广告公司都和我们有合作，我们和各个广告公司关系都很融洽。
新闻、节目、广告，相当于“三驾马车”，再配合我之前说的服务教育、科技、文化的理念，我们就搭建了辽宁教育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框架，下一步我们就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其他实际问题了。
覆盖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
当时觉得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真是千头万绪。就像宋人杨万里的诗里写的那样：“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首先是人员的问题。要完善队伍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思路：一是以机制灵活的聘用制为主，二是以年轻人为主，三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根据这三个思路，我们聘用了一批广播电视和新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由于当时辽宁教育台影响力小，像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不愿意来，我们就到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和当时还是专科学校的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去招台里急需的新闻主播、节目主持人和采编人员，同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这样我们就很快地培养起来了自己的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比较全面的采编队伍。这些人给辽宁教育台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从理念到制作，从节目到经营，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台上下，焕然一新。这是一支年轻精干、敢于创新、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是辽宁教育台的脊梁！多少年以后，我每当想起这些年轻人，仍会为他们的热情所鼓舞，为他们的精神所感染。 其次是分配制度的问题。我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以激励为主，让大家的工资普遍提高上来，然后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差异化对待。采用这种激励机制后，大家的热情很高，我离开的时候，大家的绩效工资已从最开始的平均每月300元涨到了1800元，最高的超过了3000元，这在整个辽宁省教育厅所属的事业单位中，都是相当不错的。
再次是设备改造问题。电视台都要面临设备老化、更新的问题，我在辽宁教育台工作的八年，经历过两次大的设备改造，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是广电的日本政府贷款项目，一共150万美元， 2002年改造完毕，这是我们第一次对摄录编播设备进行整体的更新换代，奠定了辽宁教育台节目制作的技术基础。
最后是覆盖问题。覆盖问题是当时辽宁教育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瓶颈。因为节目做得再好，覆盖达不到就没人看，没人看宣传目的就达不到，经营也就上不来。我在2001年初刚刚完成第一次节目改版后，紧接着提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节目全省覆盖，但做起来实在太难了，不堪回首。在省教育厅和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当时给主管广电的夏德仁副省长打报告，领导很支持，马上就批示要求落实。2001年12月，省教育厅与省广电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辽宁教育电视台节目全省覆盖工作的通知》。我们就拿着省领导的批示和两个厅局的文件，几个台领导分别带队，一个市一个市地跑，但到下面以后却很难推进。遇到的都是各种推诿，什么“省长的批示我们是得执行，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频道啊，把你加进去就得把别的频道去掉，这都是有合同的”，说穿了，就是一种利益支撑，各个电视台的覆盖都归各个市的有线部门管，而有线部门也是经营实体。我们拿着省长的批示，跑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一事无成，当时极其沮丧。
后来回想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想以一纸文件解决经济利益和政策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我们当时的做法实在是有些幼稚。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辽宁省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左大方主任帮助我们破解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左主任一语中的：你们手里有了省长批示的上方宝剑，缺的是市场机制下的利益博弈，只有政策和市场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他组织了一次会议，把各个市网络公司的领导叫到了一起，跟他们讲：辽宁教育台的覆盖问题是省里下的任务，必须完成，这关系到科教兴省战略的实施。但这毕竟属于经营行为，所以具体的落地条件你们自己谈，希望能优惠一些。就这样，2002年8月，我台与省传输发射中心签订了正式传输节目的协议，一次就和8个市的网络公司签了合作协议，按收视人口计算各地的覆盖费用，最多的每年不超过10万元，最少的才两三万元。当时真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一次性覆盖了8个地级市，这个力度当时在全国各个省级教育电视台都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完成了。覆盖问题解决后，辽宁教育台发展的瓶颈就被打破了，收入在第二年就翻了一番，这是我们抓住的第一个发展机遇期。
“非典”时期办“空中课堂”
紧接着，我们很快又遇到了第二个发展机遇期，就是2003年“非典”时期。当时是副省长鲁昕同志分管教育，她特别重视辽宁教育台，认为只有教育行业有电视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宣传平台，对促进全省教育改革和发展有强大的助推作用，所以一定要办好教育台。“非典”初期，当时形势很严峻，省里成立了防治“非典”领导小组，鲁昕同志亲自任组长，我是11人领导小组的一员。为解决一旦因“非典”学校停课的学生教育问题，鲁昕同志提出以同步课堂的形式办“空中课堂”。综合考量之后，省里决定以辽宁教育台为主来办“空中课堂”。
说实话，辽宁教育台办“空中课堂”并不比辽宁电视台遇到的困难小，甚至更大。但在省领导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原因有二：一是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二是这是一次扩大辽宁教育台影响力、确立辽宁教育台地位的机遇，抓住了可能以后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抓不住，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问题。
当然，这个任务仅靠辽宁教育台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是以我们为主，辽宁电视台科教频道也承担了一部分，沈阳、大连等地的电教馆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最后，“空中课堂”在各方的努力下，于2003年5月19日如期正式播出，鲁昕副省长亲自主持开播仪式并向全省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在鲁昕副省长主持下，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及省财政厅、发改委、教育厅、广电局、劳动厅等相关职能部门在辽宁教育台召开了现场调研会，就辽宁教育台下一步如何发展进行了讨论研究。会议决定，重新选址建辽宁远程教育大厦，并对辽宁教育台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这次会议使省级厅局和社会各界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要大力支持辽宁教育台，齐心协力办好辽宁教育台。
“非典”之后，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鲁昕副省长带给我们的全新发展理念。以前我们总是向综合台的模式靠，用那种高大上的标准做新闻和节目，认为综合台的标准才是我们的办台标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理念的转变，就是辽宁教育台要服务教育，这是我们的主阵地，绝对不能丢，也绝对不能轻视，抓住主陣地，你才能有其他的影响。所以，“非典”结束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坚持制播“空中课堂”节目，并不断完善和扩大节目内涵。因为这能让最偏远地区的孩子同样享受到最优秀的教育资源。
现代化的教育台新大楼
抓住以上两个机遇后，辽宁教育台打破了制约发展的瓶颈，在新的起点上，开始追求更高、更强、更新。工作重点向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化运行机制改革、提高节目质量、深化经营效益的方向转变。2004年以后，辽宁教育台以新建远程教育大厦为契机，开始了快速发展的步伐。
下面，我重点说说新大楼的建设。辽宁教育台新大楼完全是按照省级专业电视台的高标准来建立的，前后共投入资金1个亿，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包括800平米的大型演播室、虚拟演播室、新闻演播室在内的演播系统，光纤直达编辑桌面的节目编辑系统、微波和数字光纤直通广电发射机房的播出系统等等现代化专业化设施。辽宁教育台完全可以称为一个拥有大型非编网络、数字播出系统、数字演播室、数字外拍设备、媒资管理系统等先进设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教育电视中心。新的辽宁教育台大楼于2007年的10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在建设新大楼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鲁昕副省长和教育厅张德祥厅长、李树森厅长到现场解决问题不下五次，比如大楼急需专项设备经费、需要建设双回路供电设施等，鲁昕副省长当场就和省财政厅、东北电业管理局协调，要求迅速解决。这样的事例很多，所以说，没有领导的支持，辽宁教育台很难发展。2007年我们搬到新大楼的时候，应该说是辽宁教育台在历史上达到最辉煌的时候。那时我写了我在辽宁教育台的最后一篇主编手记，题目叫《新大楼，新的起点》，真是觉得特别骄傲！ 特别能战斗的一支队伍
除了上级领导的支持，辽宁教育台的发展，还离不开员工的支持。我的同事，已故的鲍战军书记曾经有一个评价，他说：“我们辽宁教育台的队伍是特别能战斗的一支队伍，往往在许多人都认为不能完成任务的时候，能够出人意料地完成任务。”这个评价很中肯，我非常认同。很多时候，我们接到的任务都觉得根本完不成，比如在资料空白的情况下用两周的时间完成《辽宁教育》的宣传片（中英文配音），在2005年3月沈阳遭遇几十年不遇大雪当天赶赴北京采访“两会”，在没有任何经验和技术条件下完成“高考报名直通车”大直播、全省庆祝教师节文艺演出、全省教育系统迎新晚会、全省教育系统年度人物评选及颁奖晚会等多少个“第一次”，但就是完成了，真是特别团结，特别有事业心，特别能战斗，这就是当时我们的队伍。我离开辽宁教育台的时候我们的员工才100多人，但每一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包括工勤和保安岗位，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辽宁教育台不会取得那么多的成绩。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支队伍，我们在各省级教育台中做到了许多个第一。
比如，第一次采访全国“两会”。没有采访证，我们就用出入证；不能上星传播，我们就编辑好后用QQ传。应该说各种手段全用上了。我们跟综合台比，虽然在专业技术方面有差距，但却用敬业精神全都弥补过来了。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编辑记者都很紧张，后来都大大方方的，采访到教育的时候，综合台的记者都采访不过我们。
比如，第一次举办元旦晚会。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办晚会的辛苦，因为没有钱，所以当时很多演员和主持人都是友情赞助我们的。
比如，第一次做直播节目。那是2005年，我们做《招考直通车》的直播节目，连续做了7天，那是一个在高考结束后，教学生如何填报志愿的节目。那时没有敢不敢的问题，就是想做，而且是想好了立马就做。我们台总编室主任坐在播出机房自己看着播放画面，一旦有问题，立马切播纠正，每天4个小时的直播，现在想想，那时我们很勇敢。
在紀念建台十周年的时候，全台同事们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记实性的散文随笔集，记下了十年创业的点点滴滴，题目就叫做《激情为你燃烧》。是的，正是这样一种永远也不会熄灭的激情，才使得辽宁教育台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不断进步，跻身全国教育台的先进之列。
回头看，这些“第一次”都是很难忘的回忆，如果说这些“第一次”是一种成绩的话，我觉得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以下几点：一是政策的支持。包括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支持，教育部和广电总局对于教育电视台的政策支持，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等各个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推动了辽宁教育台的发展；二是社会各界的认可。因为作为一个电视媒体，没有社会各界的认可，收视率上不来，这个媒体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了；三是自身的努力。我们每一个管理人员和编辑记者都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很在意，因为台小，就一个频道，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都像在打一场战役。
在离开辽宁教育台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一支队伍和同事了，因为那八年是大家共同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会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不是物质激励，而是一种团队精神。我在后来到一些单位工作以后，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总会产生一种很不值得的感觉，在辽宁教育台就从来没有过，觉得每一个付出都特别值得。
对教育电视台的一点思考
教育电视台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么多年来，仍然没有一个获得各方一致认可的很科学的定位和规范的运行机制，这是它的先天不足，并且随着各种新媒体的不断地诞生，它的位置也是越来越靠后。
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完美的，而教育电视台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它才璀璨；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它才能让人难以忘怀。树干非要挺直的才好吗？不是那样，夹缝中生存肯定难以笔直，但它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不能够轻易否定和剥夺的。
我个人认为，教育电视台是可以有一种顺畅的政策机制的。比如和综合台一起由广电业务部门统管，因为从它的属性来讲，毕竟它是媒体，有传播属性，而教育是它传播的内容，不是它的属性，所以应该归广电部门统一管理，但是它不应被合并，它应该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大一统不见得就好，一统江湖有可能带来个性的泯灭和竞争的懈怠。
我很赞成湖南电广传媒的做法，就是一个传媒下面有若干个媒体，不搞大一统，大一统就缺乏竞争了，没有竞争，媒体就没有创新意识，没有竞争，媒体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它应该是在竞争中生存，而这种竞争，它不应是一种无序竞争，更不应是一种无良竞争，它应该是一种有序竞争。媒体有大小之分，但节目没有大小之别，大媒体节目未必做得就好，小媒体节目未必就没有特点，只要有特色，就有生命力，所以教育电视台一定要保持它独特的个性，才有生命力。
2010年，辽宁教育台与辽宁电视台、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合并为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教育台与辽宁电视台青少频道整合为教育青少频道，辽宁教育电视台已成为历史。
17年的发展历程，我不去评价最后的这个结局，我只想说，辽宁教育台在整个教育电视的发展历史上，应该占有它的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韩勇】
履新辽宁教育台的三种心情
辽宁教育台于1993年1月1日正式开播，是在辽宁省电教馆的基础上建立的，当时和辽宁省电教馆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第一任台长刘沛天，第二任台长荆芷萍，我是第三任台长。我到辽宁教育台的时候，辽宁教育台刚成立七年，在很多方面都有待改善。由于以前一直做的都是教育管理工作，所以电视媒体工作对我而言是“既陌生又新鲜”——这是我的第一种心情。
我平时喜欢读书，不太喜欢看电视，对电视了解也不多，到辽宁教育台时，还正赶上辽宁教育台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领导班子调整，老班子成员有调出的，有提前离职的，也有退休的，就剩荆芷萍台长是老班子成员，加上我，还有后来接我做台长的王炬同志，他当时是从辽宁省教育厅人事处调去的，比我年轻五岁，当时的新班子一共就3个人，其中两个年轻人还都是不懂电视的。可想而知，我们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到辽宁教育台后的第二种心情是忐忑。
我到辽宁教育台时的职务是党总支书记兼副台长，由于当时辽宁教育台的管理体制是党总支领导下的台长负责制，因此，在具体的工作中，很多方面就不是很顺畅。因为它毕竟和高等学校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一样，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一系列的操作规程和实施细则，比较好开展工作，而电视台本身是个业务性很强的单位，实行这种体制又没有先例可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到辽宁教育台又有了第三种心情——困惑。
带着这三种心情，我上任了。尽管压力重重，但组织上交给我这样一份工作，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是3月份上任的，到7月份的时候，领导班子又发生了第二次变化，就是荆芷萍同志不再做台长了，我开始主持工作，仅仅过了四个月就开始主持工作，而且是第一次主持一个单位的工作，班子还只有我和王炬同志两个人，无形中压力增加了很多，但也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
基础薄弱的辽宁教育台
辽宁教育台虽然创建的历史比较早，是国内较早成立的省级教育电视台，被誉为“沿海省市第一台”。但创建的基础很薄弱，是在辽宁省电教馆的基础上创建的，接近于一穷二白。我到辽宁教育台时，虽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仍然和综合台没法比，别说和省台比，就是和辽宁省下属的14个地级市任何一个市级台都没法比。具体来说，一是影响力很小。当时辽宁教育台每天的播出时长不到6个小时，从晚上6点钟开播，播到11点钟左右结束，白天是空白，后来增加到周六、日上午有一点节目，很少。辽宁教育台建台之初，节目采用微波传送，UHF无线发射，使用21频道，覆盖半径约180公里，主要包括沈阳及周边部分地区。1997年，节目通过光缆传输入沈阳有线电视网。我到辽宁教育台的时候，覆盖仅限于沈阳市，有些郊区县都达不到，所以当时虽然号称是省级教育电视台，实际上还没有一个市级台的覆盖面大。节目少，播出时间少，覆盖面小，导致教育台的影响力很小。
二是从业人员素质还有待提高。当时我们是和辽宁省电教馆一起办公，我主持工作过了不到一个月，省教育厅就决定把电教馆和电视台分开，分出去之后，我们全台剩的职工不到70人，这里面还包括一部分聘用的员工，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全职节目主持人，更不要说专门的灯光师和化妆师了，真正科班出身的广播电视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员工几乎没有。
第三是机制还有待完善。包括管理機制、运行机制、节目制作机制等都很不健全。我到辽宁教育台的时候，辽宁教育台的自办节目很少，我们有一个10分钟的教育新闻——《辽宁教育报道》，还是隔天播出，到周末的时候再把播过的新闻综合到一起做成周末版。其他的自办节目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购买和引进的节目，包括电视剧、动画片和科教节目等。当时对外影响最大的节目是我们台的动画片。
再有就是我们的技术设备条件很差，当时全台的采编设备只有4台专业档的模拟信号摄像机和几台单体编辑机，没有非编网，演播室非常简陋，播出系统极其陈旧。
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如何发展，也就成了我这一届领导班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如何发展辽宁教育台，当时厅党组还找我谈过话，我对党组的回答是：先求无过，再求有功。这既是我的一句大实话，也是我在辽宁教育台很长一段时间的基本思路。我希望把工作做扎实，拿成绩来说话，做完之后自己也先不要说，看看别人怎么讲，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把它做得更实更好。但在讨论如何发展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解决生存问题。生存和发展是人类前进道路上最关键的两个基本问题，对于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辽宁教育台基础薄弱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不能把它归咎于原来的班子或者原来的人员不做事，或者不想做事，在2003年庆祝辽宁教育台建台10周年和2005年庆祝中国教育电视协会成立十周年暨全国教育电视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我都把我们的老台长作为特殊贡献人物推荐上去，我觉得从经历，从创业精神，包括从工作的专业意识等方面，我跟他们比，都有很大距离，所以说辽宁教育台遇到这种困难，绝对不是人的问题，它是一种体制和机制带来的问题。
教育电视台的正名与定位
教育电视台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没摆脱一种比较尴尬的处境。可以说，从广电部门来讲似乎就没有把它当成自己队伍中的一员，更没有把它当成怀抱里的孩子，不断地有一种教育电视台要合并到综合台中去的趋势和舆论。比如，有关电视台管理的文件，一般都是广电部门来制定的，制定完以后都会下发到综合台，辽宁教育台几乎接不到，但广电部门会根据文件要求对辽宁教育台进行管理。因为看不到文件，所以有些时候违规不违规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在我们的积极争取下，广电部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各种文件才开始给我们传达了。宣传部门开始时对教育电视台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纳入新闻媒体的管理范畴，比如省里面召开的新闻通气会，开始也不通知辽宁教育台，包括规定的各种采访任务都不允许辽宁教育台去。从教育行政部门本身来讲，对这些广播电视管理和宣传方面的政策规定也不是很清楚，我们当时唯独的一个文件依据就是《教育电视台工作规程》。 第二个问题是定位的问题。都说有为才有位，其实有为未必有位，因为你为大了，别人就要抢你这个位置了，特别是你的位置和其他综合台位置重合时，就势必要进行一种计较和纷争。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至少我离开辽宁教育台时没有得到解决。到底教育台应该制作播出什么样的节目，尽管后来教育部和广电总局有一个部级会议纪要，但也很难界定。因为从大教育观来讲，任何一个节目都有教育意义。我们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算不算有教育意义？我们播《孔繁森》这样的电视剧，算不算有教育意义？其实它应该有一个更详细的定位。正因为没有这个定位，所以我们只能摸索着在夹缝中往前走。在夹缝中生存，势必要产生两种结果：第一要有旺盛的生命力，因为没有生命力就被挤死了；第二不规范，夹缝中长出来的树肯定不会挺直。我对这个问题很有感触。
尽管在管理体制方面有诸多不顺畅的地方，但也事在人为，教育台一味等靠要是发展不起来的。我特别赞成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古人曰：“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由于政策不了解、渠道不通畅、定位不清晰等原因，我主持工作不久，辽宁教育台接连被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广电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处罚，虽然这一切都事出有因，但引起了我和领导班子的高度警醒，开始积极努力地进行“正名”工作。当时省教育厅党组非常重视和关心教育台的发展，张德祥厅长亲自带领我们向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李树森常务副厅长亲自与省广电局领导沟通协调。在2002年社会上风传辽宁教育台要被撤并消息甚紧的时候，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亲自到辽宁教育台宣布省委的指示，省委明确要办好两个电视台，即辽宁电视台和辽宁教育电视台，并正式将辽宁教育台纳入省级新闻媒体管理序列。至此以后，辽宁教育台方得名正言顺，师出有名。
所以，当时根据实际，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教育专业台，教育专业台有三个服务领域：第一个是教育，教育台不能脱离教育，教育应该是立台之本；第二个是科技，教育台要宣传科技，科教兴国嘛，科教是不能分的；第三个就是文化传播，教育台要宣传主流文化、高尚文化和大众文化。所以当时我们提出坚持服务教育、弘扬科学、传播文化的办台方向和大教育观的办台理念，作为辽宁教育台的基本定位。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确定好这个定位后，我们首先提出了“新闻立台”，因为不办新闻，宣传力度就不够，力度不够，宣传的目的就很难达到。所以当时我们先是加长了新闻的时长，从10分钟增加到15分钟。然后把隔天一期变成每天一期。每天一档的新闻节目，对当时的辽宁教育台来说，难度是很大的，无论是人力、设备乃至新闻源，都是巨大的挑战。因为信息量不够的话新闻就失去意义了，尤其是教育新闻。我当时曾经跟新闻部的人讲，我说我对“新闻”没有太深刻的理解，但是我有个朴素的理解，“新闻”的英语叫NEWS，4个字母，分别是英文“北”“东” “西”“ 南”的字头，这可能就意味着东西南北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是新闻的素材。为了保证新闻节目改版的成功，我们第一次尝试在节目没有覆盖的情况下设立了各市记者站，几乎没有经费的支持，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和电教部门的同志给了我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新闻部的同事经常在节目播出的前夜加班到很晚，那个时候，全台同志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意识是我最大的工作动力。
第二是“节目兴台”。节目改版首先要设定好播哪些类型的节目。当时的节目分两方面，一是引进的节目，二是自己做的节目。谈到引进节目，当时我们很尴尬，因为没有钱，所以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包括跟公司谈合作时带贴片广告，买二轮三轮甚至四轮五轮播出的电视剧节目等，我们还要研究，怎样能让多轮播出的节目有好的收视率，可以说，在节目改版方面当年我们下了很大功夫。然后是从先前的每天非24小时播出变成了全天24小时播出，以前深夜时段我们没有节目，改版后填补了这段节目空白。辽宁教育台改版之后，让大家有了一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家感到辽宁教育台有一些变化，白天有节目了，这些节目还很有系统性，各个板块之间的逻辑性很清晰，大家对辽宁教育台慢慢产生了兴趣，收视率开始逐渐提高。
第三是“经营固台”。有了新闻和节目以后，我们就要解决钱的问题了，当时省财政一年给我们的固定拨款经费只有20万，这20万只是我们30多个在编人员的人头费。其他的每一分钱都得靠我们自己去赚。在辽宁教育台工作的八年，我给自己的评价是“掉钱眼里了”，别人看电视，看着广告会很烦，我看到本台的广告却很高兴，因为那是钱啊，可以说，当时几乎每时每刻我都在想着怎么赚钱。因为，一个电视台经营上不来，谈什么都是空的。我是7月份主持工作，年初广告经营预定是480万，到年底我们实际创收了680万。第二年，我们实际创收800万，然后就开始过千万，我离开辽宁教育台的时候，已经接近3000万了。在经营广告的过程中，我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搞宣传推介，吸引大的正规的4A广告公司和我们合作。每年我們都会在北京和沈阳各搞一次广告推介会；二是严格管理，一定要按章办事，守法守纪；三是讲诚信，重合作。我总说一句话就是“放水养鱼，合作共赢”。因为要辽宁教育台和广告公司双赢才是真的赢，对方不赚钱，它凭什么给你钱，对方赚的多，第二年才会投入更多。所以那时候，许多国内知名的广告公司都和我们有合作，我们和各个广告公司关系都很融洽。
新闻、节目、广告，相当于“三驾马车”，再配合我之前说的服务教育、科技、文化的理念，我们就搭建了辽宁教育台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框架，下一步我们就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其他实际问题了。
覆盖问题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瓶颈
当时觉得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真是千头万绪。就像宋人杨万里的诗里写的那样：“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首先是人员的问题。要完善队伍构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思路：一是以机制灵活的聘用制为主，二是以年轻人为主，三是以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根据这三个思路，我们聘用了一批广播电视和新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由于当时辽宁教育台影响力小，像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不愿意来，我们就到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和当时还是专科学校的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去招台里急需的新闻主播、节目主持人和采编人员，同时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技术人员，这样我们就很快地培养起来了自己的一支年轻化、专业化的比较全面的采编队伍。这些人给辽宁教育台带来了全新的变化，从理念到制作，从节目到经营，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台上下，焕然一新。这是一支年轻精干、敢于创新、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是辽宁教育台的脊梁！多少年以后，我每当想起这些年轻人，仍会为他们的热情所鼓舞，为他们的精神所感染。 其次是分配制度的问题。我们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重新制定了分配制度，新的分配制度以激励为主，让大家的工资普遍提高上来，然后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差异化对待。采用这种激励机制后，大家的热情很高，我离开的时候，大家的绩效工资已从最开始的平均每月300元涨到了1800元，最高的超过了3000元，这在整个辽宁省教育厅所属的事业单位中，都是相当不错的。
再次是设备改造问题。电视台都要面临设备老化、更新的问题，我在辽宁教育台工作的八年，经历过两次大的设备改造，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是广电的日本政府贷款项目，一共150万美元， 2002年改造完毕，这是我们第一次对摄录编播设备进行整体的更新换代，奠定了辽宁教育台节目制作的技术基础。
最后是覆盖问题。覆盖问题是当时辽宁教育台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瓶颈。因为节目做得再好，覆盖达不到就没人看，没人看宣传目的就达不到，经营也就上不来。我在2001年初刚刚完成第一次节目改版后，紧接着提出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完成节目全省覆盖，但做起来实在太难了，不堪回首。在省教育厅和广电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当时给主管广电的夏德仁副省长打报告，领导很支持，马上就批示要求落实。2001年12月，省教育厅与省广电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辽宁教育电视台节目全省覆盖工作的通知》。我们就拿着省领导的批示和两个厅局的文件，几个台领导分别带队，一个市一个市地跑，但到下面以后却很难推进。遇到的都是各种推诿，什么“省长的批示我们是得执行，但我们没有那么多频道啊，把你加进去就得把别的频道去掉，这都是有合同的”，说穿了，就是一种利益支撑，各个电视台的覆盖都归各个市的有线部门管，而有线部门也是经营实体。我们拿着省长的批示，跑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一事无成，当时极其沮丧。
后来回想起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想以一纸文件解决经济利益和政策交织在一起的问题，我们当时的做法实在是有些幼稚。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辽宁省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左大方主任帮助我们破解了这个老大难的问题。左主任一语中的：你们手里有了省长批示的上方宝剑，缺的是市场机制下的利益博弈，只有政策和市场结合起来，这个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他组织了一次会议，把各个市网络公司的领导叫到了一起，跟他们讲：辽宁教育台的覆盖问题是省里下的任务，必须完成，这关系到科教兴省战略的实施。但这毕竟属于经营行为，所以具体的落地条件你们自己谈，希望能优惠一些。就这样，2002年8月，我台与省传输发射中心签订了正式传输节目的协议，一次就和8个市的网络公司签了合作协议，按收视人口计算各地的覆盖费用，最多的每年不超过10万元，最少的才两三万元。当时真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一次性覆盖了8个地级市，这个力度当时在全国各个省级教育电视台都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完成了。覆盖问题解决后，辽宁教育台发展的瓶颈就被打破了，收入在第二年就翻了一番，这是我们抓住的第一个发展机遇期。
“非典”时期办“空中课堂”
紧接着，我们很快又遇到了第二个发展机遇期，就是2003年“非典”时期。当时是副省长鲁昕同志分管教育，她特别重视辽宁教育台，认为只有教育行业有电视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宣传平台，对促进全省教育改革和发展有强大的助推作用，所以一定要办好教育台。“非典”初期，当时形势很严峻，省里成立了防治“非典”领导小组，鲁昕同志亲自任组长，我是11人领导小组的一员。为解决一旦因“非典”学校停课的学生教育问题，鲁昕同志提出以同步课堂的形式办“空中课堂”。综合考量之后，省里决定以辽宁教育台为主来办“空中课堂”。
说实话，辽宁教育台办“空中课堂”并不比辽宁电视台遇到的困难小，甚至更大。但在省领导征求意见的时候，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原因有二：一是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必须完成；二是这是一次扩大辽宁教育台影响力、确立辽宁教育台地位的机遇，抓住了可能以后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抓不住，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的问题。
当然，这个任务仅靠辽宁教育台的力量还是不够的，是以我们为主，辽宁电视台科教频道也承担了一部分，沈阳、大连等地的电教馆也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最后，“空中课堂”在各方的努力下，于2003年5月19日如期正式播出，鲁昕副省长亲自主持开播仪式并向全省发表了重要讲话。随后，在鲁昕副省长主持下，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及省财政厅、发改委、教育厅、广电局、劳动厅等相关职能部门在辽宁教育台召开了现场调研会，就辽宁教育台下一步如何发展进行了讨论研究。会议决定，重新选址建辽宁远程教育大厦，并对辽宁教育台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这次会议使省级厅局和社会各界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要大力支持辽宁教育台，齐心协力办好辽宁教育台。
“非典”之后，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鲁昕副省长带给我们的全新发展理念。以前我们总是向综合台的模式靠，用那种高大上的标准做新闻和节目，认为综合台的标准才是我们的办台标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理念的转变，就是辽宁教育台要服务教育，这是我们的主阵地，绝对不能丢，也绝对不能轻视，抓住主陣地，你才能有其他的影响。所以，“非典”结束之后，我们也一直在坚持制播“空中课堂”节目，并不断完善和扩大节目内涵。因为这能让最偏远地区的孩子同样享受到最优秀的教育资源。
现代化的教育台新大楼
抓住以上两个机遇后，辽宁教育台打破了制约发展的瓶颈，在新的起点上，开始追求更高、更强、更新。工作重点向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化运行机制改革、提高节目质量、深化经营效益的方向转变。2004年以后，辽宁教育台以新建远程教育大厦为契机，开始了快速发展的步伐。
下面，我重点说说新大楼的建设。辽宁教育台新大楼完全是按照省级专业电视台的高标准来建立的，前后共投入资金1个亿，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包括800平米的大型演播室、虚拟演播室、新闻演播室在内的演播系统，光纤直达编辑桌面的节目编辑系统、微波和数字光纤直通广电发射机房的播出系统等等现代化专业化设施。辽宁教育台完全可以称为一个拥有大型非编网络、数字播出系统、数字演播室、数字外拍设备、媒资管理系统等先进设备的数字化、网络化教育电视中心。新的辽宁教育台大楼于2007年的10月8日正式投入使用。在建设新大楼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鲁昕副省长和教育厅张德祥厅长、李树森厅长到现场解决问题不下五次，比如大楼急需专项设备经费、需要建设双回路供电设施等，鲁昕副省长当场就和省财政厅、东北电业管理局协调，要求迅速解决。这样的事例很多，所以说，没有领导的支持，辽宁教育台很难发展。2007年我们搬到新大楼的时候，应该说是辽宁教育台在历史上达到最辉煌的时候。那时我写了我在辽宁教育台的最后一篇主编手记，题目叫《新大楼，新的起点》，真是觉得特别骄傲！ 特别能战斗的一支队伍
除了上级领导的支持，辽宁教育台的发展，还离不开员工的支持。我的同事，已故的鲍战军书记曾经有一个评价，他说：“我们辽宁教育台的队伍是特别能战斗的一支队伍，往往在许多人都认为不能完成任务的时候，能够出人意料地完成任务。”这个评价很中肯，我非常认同。很多时候，我们接到的任务都觉得根本完不成，比如在资料空白的情况下用两周的时间完成《辽宁教育》的宣传片（中英文配音），在2005年3月沈阳遭遇几十年不遇大雪当天赶赴北京采访“两会”，在没有任何经验和技术条件下完成“高考报名直通车”大直播、全省庆祝教师节文艺演出、全省教育系统迎新晚会、全省教育系统年度人物评选及颁奖晚会等多少个“第一次”，但就是完成了，真是特别团结，特别有事业心，特别能战斗，这就是当时我们的队伍。我离开辽宁教育台的时候我们的员工才100多人，但每一个人都是出类拔萃的，包括工勤和保安岗位，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辽宁教育台不会取得那么多的成绩。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支队伍，我们在各省级教育台中做到了许多个第一。
比如，第一次采访全国“两会”。没有采访证，我们就用出入证；不能上星传播，我们就编辑好后用QQ传。应该说各种手段全用上了。我们跟综合台比，虽然在专业技术方面有差距，但却用敬业精神全都弥补过来了。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编辑记者都很紧张，后来都大大方方的，采访到教育的时候，综合台的记者都采访不过我们。
比如，第一次举办元旦晚会。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办晚会的辛苦，因为没有钱，所以当时很多演员和主持人都是友情赞助我们的。
比如，第一次做直播节目。那是2005年，我们做《招考直通车》的直播节目，连续做了7天，那是一个在高考结束后，教学生如何填报志愿的节目。那时没有敢不敢的问题，就是想做，而且是想好了立马就做。我们台总编室主任坐在播出机房自己看着播放画面，一旦有问题，立马切播纠正，每天4个小时的直播，现在想想，那时我们很勇敢。
在紀念建台十周年的时候，全台同事们共同编辑出版了一本记实性的散文随笔集，记下了十年创业的点点滴滴，题目就叫做《激情为你燃烧》。是的，正是这样一种永远也不会熄灭的激情，才使得辽宁教育台在短短八年的时间里，不断进步，跻身全国教育台的先进之列。
回头看，这些“第一次”都是很难忘的回忆，如果说这些“第一次”是一种成绩的话，我觉得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以下几点：一是政策的支持。包括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支持，教育部和广电总局对于教育电视台的政策支持，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等各个主管部门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推动了辽宁教育台的发展；二是社会各界的认可。因为作为一个电视媒体，没有社会各界的认可，收视率上不来，这个媒体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了；三是自身的努力。我们每一个管理人员和编辑记者都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做，很在意，因为台小，就一个频道，所以我们每做一件事都像在打一场战役。
在离开辽宁教育台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一支队伍和同事了，因为那八年是大家共同摸爬滚打过来的，他们会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会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不是物质激励，而是一种团队精神。我在后来到一些单位工作以后，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总会产生一种很不值得的感觉，在辽宁教育台就从来没有过，觉得每一个付出都特别值得。
对教育电视台的一点思考
教育电视台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新生事物，这么多年来，仍然没有一个获得各方一致认可的很科学的定位和规范的运行机制，这是它的先天不足，并且随着各种新媒体的不断地诞生，它的位置也是越来越靠后。
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任何一种事物是完美的，而教育电视台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它才璀璨；正是因为它的不完美，它才能让人难以忘怀。树干非要挺直的才好吗？不是那样，夹缝中生存肯定难以笔直，但它对教育事业的贡献是不能够轻易否定和剥夺的。
我个人认为，教育电视台是可以有一种顺畅的政策机制的。比如和综合台一起由广电业务部门统管，因为从它的属性来讲，毕竟它是媒体，有传播属性，而教育是它传播的内容，不是它的属性，所以应该归广电部门统一管理，但是它不应被合并，它应该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个体。大一统不见得就好，一统江湖有可能带来个性的泯灭和竞争的懈怠。
我很赞成湖南电广传媒的做法，就是一个传媒下面有若干个媒体，不搞大一统，大一统就缺乏竞争了，没有竞争，媒体就没有创新意识，没有竞争，媒体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它应该是在竞争中生存，而这种竞争，它不应是一种无序竞争，更不应是一种无良竞争，它应该是一种有序竞争。媒体有大小之分，但节目没有大小之别，大媒体节目未必做得就好，小媒体节目未必就没有特点，只要有特色，就有生命力，所以教育电视台一定要保持它独特的个性，才有生命力。
2010年，辽宁教育台与辽宁电视台、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合并为辽宁广播电视台。辽宁教育台与辽宁电视台青少频道整合为教育青少频道，辽宁教育电视台已成为历史。
17年的发展历程，我不去评价最后的这个结局，我只想说，辽宁教育台在整个教育电视的发展历史上，应该占有它的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韩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