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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机器人”、“互联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将改变人和自然的关系，进而极大地改变社会生产力的内涵，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构成重大挑战。
关键词 技术革命 生产力 剩余价值 于光远 马克思主义
于光远同志自称为“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死不悔改”有两层含义：其一，光远同志自青年时代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之日起，就一直坚持并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历经各种艰难曲折，但直到去世，也就是“至死”，仍毫无“悔改”之意。于光远的老伴孟苏同志说：“光远同志在晚年做了修改，简化为‘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更为确切。
光远同志博学多才。他的博学多才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什么感兴趣的问题或新出现的事物，他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去研究一番。他的研究对象可以是打麻将，也可以是养苍蝇。据曾陪他一起出国讲学的李惠国同志回忆，光远同志在国外演讲时，曾大谈特谈培育苍蝇的经济效益，而且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饲养苍蝇的效益。理由是蝇蛆为高蛋白，产量大，生长快，是价廉物美的饲料。换句话说，光远同志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且这样优秀的理论应该付诸应用，不断扩充其应用范围。
为什么我愿意在这里强调光远同志所奉行“不断扩充马克思主义应用范围”的哲学？因为确有一些人却总是愿意把马克思主义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
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批政治经济学者，老是强调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不以生产力为主要研究对象。理由是，这是恩格斯明确讲过的话。我们的质疑是：为什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随着时代的需求，而扩展到新问题，新领域？为什么要用恩格斯的话，故步自封，画地为牢？
光远同志所说的“死不悔改”，还有另一层意思：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应改按照科学的准则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科学是让人们研究的，允许人们批评讨论并不断发展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让人们信奉的教条，只允许人们对他顶礼膜拜，不准人们研究和发展，或只允许少数人垄断式地研究和发展！为什么当代的青年学子纷纷对课堂上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强烈的厌烦情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宣讲工作实在太教条，太死啃书本，根本不敢接触、回答现实问题、敏感问题。
光远同志的一生之所以被不少人误解，原因就在于他还坚持主张用科学的准则——其实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来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败得失！这也是他的“死不悔改”的重要内容。我以为，在纪念这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时，必须正确解读的两重含意。
在上述“死不悔改”的思想指导下，光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有两项也许是还未“广为人知”的重要贡献。
一 人工自然及其发展
光远同志曾提出：我国自然辩证法，要由天然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发展为人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光远同志的用词是很考究的。人工自然≠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容易被曲解为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塑造自然界。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指出，自然界有5种运动基本形式：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即生命的运动形式；而自然界最高的运动形式是思维的运动形式。但是，光远同志还指出，由于出现了“人”，人有“双手”和“大脑”，也许还应加上“心脏”，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新型的更为高级的运动形式。人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所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除研究上述5种运动基本形式的自然哲学以外，还要研究人类如何认识自然界，如何利用这些认识，探索改造自然界的方法和技艺的自然辩证法。这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进一步就要付诸行动，走向具体实现改造自然界，也就是按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界的实践的哲学。这就是李伯聪等同志研究的工程哲学。它的更重要的发展，也就是产业哲学，或生产力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哲学。
在当前，人类正面临新的重大技术革命，有些朋友称之为“第三次”或“第四次”技术革命。新出现的重大技术包括：
一、“机器人”将完全包揽“社会平均简单劳动”，包括工人、农民、店员、服务员、教师、科研人员从事的重复性劳动，甚而还能取代新闻记者排版面、写新闻——特别是撰写《人民日报》一类报纸所需的新闻，可以做到又快又好，而且绝对不会出现政治错误！这一革命带来的重大后果是：由“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所构成的“活劳动”将等于零，由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是零，也就是剥削的概念将退出历史舞台。这就为社会主义本质之一的“消灭剥削”，找出具体实现的途径。
二、“互联网+…”将极大地扩大了市场。日本的马桶盖，从技术来看，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技术发明，但是市场需求来看，有了“互联网+马桶盖”，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市场创新。而如将这一思维模式推广到社会生活各领域，那么，“互联网+”就能大大激活市场的潜力，激发出许多的新的科学创新和市场创新。
里夫金曾说，“互联网+…”将导致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到零。我想应改为，将导致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会持续地大幅度下降，而交易成本中的活劳动会趋向于零。这样说，可能会更准确一些。但如果的确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将真正实现那位百岁经济学家科斯的设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或所有制的区别将不再是重要的”。
三、出现了可再生能源的革命。人类将不再需要消耗存在于地球上的能源，但仍然可以从太阳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就是普里戈津所说“要输入外熵”。
据我们所知，太阳的生存寿命将至少是40亿年，仅中国的大陆地面年接受的太阳能总能量是中国年消耗的一次能源的500倍！而地球上拥有的核能，包括海水中的氘却最多支持人们持续利用几千万年！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事实上构成了永不再消耗地球能源的“永动机”。
总之，三大技术革命将完全改变人和自然的关系，将会极大改变社会生产力的内涵，当然也将冲击现有的生产关系。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密集行业。工业、农业、服务业、科、技、文、体、卫等各行业中的环境恶劣、高风险、高重复性或需高强度体力和脑力支出的部分，将逐步大量地改为由机器人操作。因而中国的普通劳动人口即将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教育问题。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完全不必担忧所谓刘易斯拐点将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带来的强烈的干扰！当然，更严重的是未来的分配问题，可能还有所有制问题，将如何有序逐步改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向更高阶段发展。 因此，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就必然要延伸到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影响未来的发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缺少了这一大块就不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而很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理由，有些观点试图将《自然辩证法》这一发展中的领域和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请出了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体系。
二唯生产力论
光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另一重要贡献。在我国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初期，光远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曾就‘唯生产力论’说了如下意见：
必须澄清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概念。辩论唯物主义中的“物”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所以称为“唯”物论。
那么，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这里的“物”，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而显然，历史唯物主义里的“物”，是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实体，所以历史唯物论，也就是“唯生产力论”。
至于他自己，当然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是一段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谈话。光远同志精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需要声明一下，上述光远同志的这段讲话并没有记录稿，我是凭记忆，拍脑袋而整理出来的。光远同志有一个特点，常常“即席”讲一些很精辟的对后辈极有启发的意见，而未必均写成文稿！研究于光远思想，似也应包括这方面内容。
后来，大约是1977年8月，光远同志将自己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前几天，我请胡冀燕同志将这篇文章找了出来，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也许有些朋友们会问，这样一来会不会陷入苏哈诺夫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于光远还引了列宁的批评，说告别革命论者根本不懂得“马克思说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简直“迂腐到了极点”！光远同志又说列宁还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是“无可争议的论点”。所以，光远同志所写《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的短文，实在是一篇准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阐述列宁主义精粹的重要文章。在纪念光远同志100寿辰之际，我也想推荐给大家。
我还想就光远同志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问题多说几句话。另一位前辈哲学家吴江同志曾将我叫到他的家里，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讨论。吴江同志还给了我一篇他写的《论历史的动力》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吴江同志指出，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早年时期：
在历史发展动因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早就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着重于阶级斗争，一种着重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乃至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制定，政党之间或政党内部的许多纷争由此引起。
例如，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对“左”的空想共产主义行动的批评等。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分歧，拿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例子，这篇文章的第七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而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由此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
这里值得特别推荐的是“这两种不同观点是……直接影响到……许多纷争”这句话。为什么当今中国存在着“左”和右之间的激烈的纷争？我个人认为，这同样是来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分歧。中国的“左”派热衷于推进“国进民退”，而中国的右派又竭力主张“民进国退”。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是“唯生产力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理解的那样，可以用所谓的“生产关系标准”，取代生产力标准，或认为这两者至少是并立的“二元”的标准。
早在1977年拨乱反正时期的初期，光远同志就说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刻的理解。而到了1978年，光远同志也就自然而然地介入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活动。而光远同志在1977年的上述重要阐述，也就引领我们这些后辈学子纷纷相继走上“拨乱反正”之路。这就是这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解的极为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 技术革命 生产力 剩余价值 于光远 马克思主义
于光远同志自称为“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死不悔改”有两层含义：其一，光远同志自青年时代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之日起，就一直坚持并奉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虽历经各种艰难曲折，但直到去世，也就是“至死”，仍毫无“悔改”之意。于光远的老伴孟苏同志说：“光远同志在晚年做了修改，简化为‘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更为确切。
光远同志博学多才。他的博学多才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论什么感兴趣的问题或新出现的事物，他总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模式去研究一番。他的研究对象可以是打麻将，也可以是养苍蝇。据曾陪他一起出国讲学的李惠国同志回忆，光远同志在国外演讲时，曾大谈特谈培育苍蝇的经济效益，而且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饲养苍蝇的效益。理由是蝇蛆为高蛋白，产量大，生长快，是价廉物美的饲料。换句话说，光远同志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且这样优秀的理论应该付诸应用，不断扩充其应用范围。
为什么我愿意在这里强调光远同志所奉行“不断扩充马克思主义应用范围”的哲学？因为确有一些人却总是愿意把马克思主义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
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批政治经济学者，老是强调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生产关系，不以生产力为主要研究对象。理由是，这是恩格斯明确讲过的话。我们的质疑是：为什么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随着时代的需求，而扩展到新问题，新领域？为什么要用恩格斯的话，故步自封，画地为牢？
光远同志所说的“死不悔改”，还有另一层意思：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应改按照科学的准则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科学是让人们研究的，允许人们批评讨论并不断发展的。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让人们信奉的教条，只允许人们对他顶礼膜拜，不准人们研究和发展，或只允许少数人垄断式地研究和发展！为什么当代的青年学子纷纷对课堂上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强烈的厌烦情绪？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宣讲工作实在太教条，太死啃书本，根本不敢接触、回答现实问题、敏感问题。
光远同志的一生之所以被不少人误解，原因就在于他还坚持主张用科学的准则——其实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来重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败得失！这也是他的“死不悔改”的重要内容。我以为，在纪念这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时，必须正确解读的两重含意。
在上述“死不悔改”的思想指导下，光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有两项也许是还未“广为人知”的重要贡献。
一 人工自然及其发展
光远同志曾提出：我国自然辩证法，要由天然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发展为人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光远同志的用词是很考究的。人工自然≠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容易被曲解为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塑造自然界。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指出，自然界有5种运动基本形式：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即生命的运动形式；而自然界最高的运动形式是思维的运动形式。但是，光远同志还指出，由于出现了“人”，人有“双手”和“大脑”，也许还应加上“心脏”，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就出现了新型的更为高级的运动形式。人可以认识和改造自然界。所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除研究上述5种运动基本形式的自然哲学以外，还要研究人类如何认识自然界，如何利用这些认识，探索改造自然界的方法和技艺的自然辩证法。这就是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进一步就要付诸行动，走向具体实现改造自然界，也就是按照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界的实践的哲学。这就是李伯聪等同志研究的工程哲学。它的更重要的发展，也就是产业哲学，或生产力的发生、发展、变化的哲学。
在当前，人类正面临新的重大技术革命，有些朋友称之为“第三次”或“第四次”技术革命。新出现的重大技术包括：
一、“机器人”将完全包揽“社会平均简单劳动”，包括工人、农民、店员、服务员、教师、科研人员从事的重复性劳动，甚而还能取代新闻记者排版面、写新闻——特别是撰写《人民日报》一类报纸所需的新闻，可以做到又快又好，而且绝对不会出现政治错误！这一革命带来的重大后果是：由“社会平均简单必要劳动”所构成的“活劳动”将等于零，由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当然也是零，也就是剥削的概念将退出历史舞台。这就为社会主义本质之一的“消灭剥削”，找出具体实现的途径。
二、“互联网+…”将极大地扩大了市场。日本的马桶盖，从技术来看，实在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技术发明，但是市场需求来看，有了“互联网+马桶盖”，就成为一种很重要的市场创新。而如将这一思维模式推广到社会生活各领域，那么，“互联网+”就能大大激活市场的潜力，激发出许多的新的科学创新和市场创新。
里夫金曾说，“互联网+…”将导致边际成本持续下降到零。我想应改为，将导致单位商品的交易成本会持续地大幅度下降，而交易成本中的活劳动会趋向于零。这样说，可能会更准确一些。但如果的确做到这一点，那么就将真正实现那位百岁经济学家科斯的设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产权或所有制的区别将不再是重要的”。
三、出现了可再生能源的革命。人类将不再需要消耗存在于地球上的能源，但仍然可以从太阳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就是普里戈津所说“要输入外熵”。
据我们所知，太阳的生存寿命将至少是40亿年，仅中国的大陆地面年接受的太阳能总能量是中国年消耗的一次能源的500倍！而地球上拥有的核能，包括海水中的氘却最多支持人们持续利用几千万年！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事实上构成了永不再消耗地球能源的“永动机”。
总之，三大技术革命将完全改变人和自然的关系，将会极大改变社会生产力的内涵，当然也将冲击现有的生产关系。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密集行业。工业、农业、服务业、科、技、文、体、卫等各行业中的环境恶劣、高风险、高重复性或需高强度体力和脑力支出的部分，将逐步大量地改为由机器人操作。因而中国的普通劳动人口即将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教育问题。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完全不必担忧所谓刘易斯拐点将为中国的人口政策带来的强烈的干扰！当然，更严重的是未来的分配问题，可能还有所有制问题，将如何有序逐步改变，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向更高阶段发展。 因此，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就必然要延伸到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影响未来的发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所以，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缺少了这一大块就不成为系统而完整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而很遗憾的是，不知出于什么理由，有些观点试图将《自然辩证法》这一发展中的领域和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请出了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体系。
二唯生产力论
光远同志对历史唯物主义还有另一重要贡献。在我国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初期，光远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曾就‘唯生产力论’说了如下意见：
必须澄清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物”的概念。辩论唯物主义中的“物”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所以称为“唯”物论。
那么，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这里的“物”，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而显然，历史唯物主义里的“物”，是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实体，所以历史唯物论，也就是“唯生产力论”。
至于他自己，当然就是唯生产力论者。这是一段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谈话。光远同志精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需要声明一下，上述光远同志的这段讲话并没有记录稿，我是凭记忆，拍脑袋而整理出来的。光远同志有一个特点，常常“即席”讲一些很精辟的对后辈极有启发的意见，而未必均写成文稿！研究于光远思想，似也应包括这方面内容。
后来，大约是1977年8月，光远同志将自己的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前几天，我请胡冀燕同志将这篇文章找了出来，最重要的一段话是：“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也许有些朋友们会问，这样一来会不会陷入苏哈诺夫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论”？于光远还引了列宁的批评，说告别革命论者根本不懂得“马克思说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简直“迂腐到了极点”！光远同志又说列宁还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是“无可争议的论点”。所以，光远同志所写《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的短文，实在是一篇准确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阐述列宁主义精粹的重要文章。在纪念光远同志100寿辰之际，我也想推荐给大家。
我还想就光远同志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问题多说几句话。另一位前辈哲学家吴江同志曾将我叫到他的家里，就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一次较深入的讨论。吴江同志还给了我一篇他写的《论历史的动力》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吴江同志指出，早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早年时期：
在历史发展动因这个问题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早就有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观点存在着：一种着重于阶级斗争，一种着重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乃至由此形成不同的立场）直接影响到一个革命政党对于斗争形势的估计和策略的制定，政党之间或政党内部的许多纷争由此引起。
例如，对于十月革命的评价，对“左”的空想共产主义行动的批评等。当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开始就表现出这种分歧，拿李大钊在1919年5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例子，这篇文章的第七章的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而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算是一个最重要的点。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面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可以由此决定经济行程的效力；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
这里值得特别推荐的是“这两种不同观点是……直接影响到……许多纷争”这句话。为什么当今中国存在着“左”和右之间的激烈的纷争？我个人认为，这同样是来源于对历史唯物主义解读的分歧。中国的“左”派热衷于推进“国进民退”，而中国的右派又竭力主张“民进国退”。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是“唯生产力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像某些同志所理解的那样，可以用所谓的“生产关系标准”，取代生产力标准，或认为这两者至少是并立的“二元”的标准。
早在1977年拨乱反正时期的初期，光远同志就说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深刻的理解。而到了1978年，光远同志也就自然而然地介入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活动。而光远同志在1977年的上述重要阐述，也就引领我们这些后辈学子纷纷相继走上“拨乱反正”之路。这就是这位“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澄清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解的极为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