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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诗人阮大铖不仅在诗歌创作上建树颇丰，其诗学观亦有可值得注意之处。阮大铖的诗学观主要体现在 “以情治情”等问题的论述上。
关键词：阮大铖 咏怀堂诗集 自序 诗论观
★基金项目：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阮大铖戏曲艺术研究，项目编号：000022070132）
明代诗人阮大铖尽管因士节出处问题颇遭诟病，而在诗歌史上实乃明代有数的名家之一。他的诗学观念亦颇值得注意，这集中表现在《咏怀堂诗集》中阮大铖的几篇自序里。阮大铖的诗论观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观点，又独具特色。其不但具有较高的诗词创作水平，还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一、《咏怀堂诗自序》中的诗论观
《咏怀堂诗自序》主要阐述了阮大铖的诗学本体论，即诗为何物的问题。文中云：“夫诗者，教所存以情治情之物也。情亦奚事治？盖身心与时物触而诗生焉。”阮大铖认为，所谓诗，乃是以情治情之物也。这里的要点是一个“治”字。治，音持，此处是动词，本意谓磨治，后指修饰、整饬、控制等义。以情治情，就是说情感相磨相激，相修饰、相整饬，遂感而成诗。《毛诗大序》中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诗乃在心为志，发言为声也。而情动于中，志之所存，发而为声。诗者，情也。《文赋》序言中说：“诗缘情而绮丽。”可见诗缘情的观点是古有承之的，但阮氏的独特之处，便是发现了“治”这一艺术转化过程，情感如何转为诗？靠的正是“治”这样的过程。
“以情治情”一语中的两个“情”字，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在刘勰看来，“情”乃指人的五种性情，即喜、怒、欲、俱、忧。并且“情”乃为立文之道，为文必须融入情感，否则便会流于“淫丽而烦滥”。阮大铖“以情治情”的第二个“情”可以理解为刘勰的“五性”，即性情，情感也。
而第一个“情”，则是指情感的活动过程。“以情治情”可以理解为以抒发情感的方式来修养性情。因此，“以情治情”是阮大铖在继承古意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独到之见。
此外，阮大铖还认为：“……人生身世得失，亦何多端，而‘群怨’足以概之。”“群怨”一词，源于“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经》教化功能的高度概括。“群”朱熹注为：“和而不流。”；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意思是诗可以使人们相互切磋砥砺，提高修养。“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是指诗歌可以讽谏君主政事之失，怨刺统治者无道之举。然而阮大铖所谓的“群怨”，可能是一个偏正结格的词，意思是因群而生怨，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怨怼之情。这是老于世故的深见，这一观念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诗风。
二、《咏怀堂诗外集自序》中的诗论观
《咏怀堂诗外集自序》以骈文的形式写就，文辞华美，音律和谐。作为序言，实在文采斐然。这篇自序从头至尾，几乎句句用典。开篇“兰亭曲水”之典童叟皆知，在此不多费唇舌。“桃叶春江”出自吴文英词《风入松·为友人放琴客赋》“最怜无侣伴雏莺。桃叶已春江。”桃叶，王献之小妾也，吴词中代指琴客，言琴客将离友人远去。后句“长安多古意”出自初唐诗人卢照邻的诗题《长安古意》。该诗描述了京都长安的繁华景象，同时又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诗中有句云：“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便是“游丝将啼鸟争妍”的出处。“草色与蜻蜓俱醉”出自崔护《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崔诗中言：“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描绘了一幅醉人的湖光美景。
第二段开头，言遇到景色美好的胜日，却缺少美好而新颖的诗歌来表达赞美。而亦有“枫森巫峡”、“叶落洞庭”之句。杜甫《秋兴八首》第一首有“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之句。“叶落洞庭”出自屈原《九歌·湘夫人》，其后女萝之句亦是出自屈赋。“宝瑟凄清”出自赵以夫《水龙吟（次李起翁中秋）》，“宝瑟凄清，玉箫缥缈，佩环声碎。”而后半句“泣幽灵于湘浦”则是描写娥皇、女英泣舜帝与湘水的故事。“宋玉对以愁生”是说宋玉梦遇神女而不得的惆怅；“雍门泪下”，用雍门子周善鼓琴，令孟尝君为之泪下之典，出自《说苑·善说》。“凌波皓腕”则化自曹子建之《洛神赋》“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凌波微步，鞋袜生尘。”后半句则是出自谢灵运的名作《游赤石进帆海》：“杨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
第二段的后面几句，用典不太明显，但仍是有迹可循。“绛唇”，一般理解为红唇。它还有另一个意思，有朱饰的箫孔。萧统《文选·王子渊<洞箫赋>》：“锼镂离洒，绛唇错杂。”李善注：“绛唇谓箫孔以朱饰之。”这里“绛唇”作“朱箫”解也比较符合上下文之意。“飒沓”一为纷繁、众多之貌；一为象声词，形容马疾驰或人行走之声等。李白《侠客行》中有：“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之句。王维《燕支行》中言：“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取纷繁、众多之意。结合上下文可知，这里的“飒沓”作“纷繁、众多”解，这也与后半句的“萧条”形成对偶。第二段运用了许多典故，用以阐述诗歌所表达的美好情景，以此来表现诗歌的魅力。
第三段“幽人旷抱，微有可宣。”意为，虽意志清高，却怀才不遇，无法受到世人赏识，以至于“高馆张灯”。高适《夜别韦司士》首联有言：“高馆张灯酒复请，夜钟残月雁归声。”高适的这首诗写离别，哀而不伤。“动离思于琴瑟”，古人爱琴，常将离别之哀伤寄托于琴瑟间。“旗亭折柳”，于闹市中送别，越喧闹越衬托出送别人的悲伤和不舍之情。旗亭，汉代设立的市官官舍，乃为市场的标识。所谓“折柳”，送别之意也。“惜行李乎骊驹”，用《诗经》逸篇《骊驹》用以代指告别诗篇之意。后句“河梁”，代指离别之地。出自《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之三：“手河梁上，游子暮何之？”。“天长云树”出自王维《送崔兴宗》颈联：“塞迥山河凈，天长云树微。”，王维此诗同为送别诗，也同样写得真挚可感。“柴桑”，古县名，陶渊明故里也，在此以代指陶渊明。“霭霭之章”，陶渊明《停云》诗，“霭霭停云，蒙蒙时雨。” 第三段用了大量的典故，用以说明诗歌中所描写的各种意象。有了或美好或凄婉，或悲壮或洒脱的意象，作诗又何虑技巧不工呢？因此，阮大铖最后紧接着说：“又何必较量乎工拙”。而所谓“万籁号而镛竽并奏，秋水至而瀱汋齐盈。”是说，有了好的素材和内容，诗歌之体自然就丰满充盈了，而不必在意技巧的工与拙，或“神理”乎？在此，阮大铖将刘勰的“神理”说予以否定，认为诗歌只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便可自然而成。
三、《咏怀堂丙子诗自序》中的诗论观
《咏怀堂诗集》的第三篇自序是《丙子诗自序》，该篇在篇幅上来说是三篇中最少的。这篇序言主要阐明了其于崇祯后将其诗集命名为某年诗的原由。
第一段，言诗乃为志时者而作。阮大铖首段意思是说，诗歌若不能记载时事，则不能称之为诗也。然而时事为诗歌所记载，时事本身尚且能言吗？
序中阮圆海自叹身世多舛，所谓“危败余生，风烟避地”，乃指明晚期党争四起，内忧外患。此时，阮大铖因逆案等政治事件被废斥，避居乡野，丙子诗便成书于此时。因此丙子诗风多哀怨悲切，总体上由之前淡泊闲适的田园山水，变之而为森严幽闭的伤怀悲叹。于是，有了后面的“予之时可知，诗亦可知矣”。“岵屺瞻陟”，出自《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诗前有毛诗序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叙言其思念之由，经陈思念之事。”因该诗谓行役者思念父母之作，后世因此以“屺岵”代指父母。阮序之言，言其避乱归隐之时思念父母，而双亲却驾鹤而去。可见阮当时时运之衰，因此有言“时可知，诗亦可知矣。”
第二段言思议往昔，恍然如梦。而当年的锦绣之奢今日又岂可复得呢？往之荣贵，今之落拓，比之更令人唏嘘。也即由此，阮之诗作，根据年份定为“咏怀堂某年诗”，这也与上一段尾句形成对照。
就这三篇序言的整体而言，因其个人际遇的多变，也造成了诗歌创作中的不断发展。从中亦可看出，阮大铖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以第一篇序言为载体的第一个阶段，姑且将其称之为酬应阶段。因这段时间，算是阮大铖仕宦生涯的早期，同时也属于诗歌创作的初期。这段时期，阮初入仕宦，与东林党人相交颇深，因此其诗作中多酬唱应和之作。而这一时期的诗作，也反映了阮大铖人际关系上的苦闷。或许这些应和之作并非其自愿为之，只是为了结交权贵，意图为自己的仕途升迁有所帮助罢了。
而至《咏怀堂诗外集序》，其诗歌创作有了大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阮大铖自己的诗论观点。这一时期，因其经历了依附魏党，吏科都给事中职位之变等事，为了不被舆论所鄙，因此避之山野。其寄情山水，望期以此淡泊名利。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作多山水田园诗，所传之意也多澹然清雅。从《咏怀堂诗外集序》中各项典故之铺排，诗理之论述，可以看出这段时期阮大铖的诗歌创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其创作技巧更趋娴熟，诗歌艺术也更具美感。因此，以该序为代表的这一时期是阮大铖诗歌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时期。
然而，恬淡闲适的山野生活之后，紧接着的是狂风骤雨般的倾覆。到了丙子年间，阮大铖因名列逆案而被崇祯帝下令废斥，仕途由此而终，虽后至南明朝再得复用，然时日也并不多。这一政治事件的打击，对阮大铖来说是致命的，并最终导致其在崇祯朝无任何翻身之地。因此，以丙子诗序为切入口，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悲叹唏嘘之作，也偶有怨怼不满之意。因此阮大铖说：“诗者志时也。”所言即此时之时，乃是记录其此时之经历也。晚明时期，内忧外患，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阮大铖的高产期。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当是阮大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由第一篇序言开启的平静闲适到澹然清雅，最后到悲叹唏嘘，阮大铖完成了人生的三部曲，同时也形成了他诗歌创作中的三个重要阶段。
参考文献
[1] （明）阮大铖.咏怀堂诗集[M].安徽：黄山书社，2006.
[2]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序·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梁）萧统，著.（唐）李善，注.李善注昭明文选[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中华民72年.
[5] （唐）李延寿.南史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春秋）孔子，选编.诗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崇贤馆藏书，2012.
关键词：阮大铖 咏怀堂诗集 自序 诗论观
★基金项目：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名称：阮大铖戏曲艺术研究，项目编号：000022070132）
明代诗人阮大铖尽管因士节出处问题颇遭诟病，而在诗歌史上实乃明代有数的名家之一。他的诗学观念亦颇值得注意，这集中表现在《咏怀堂诗集》中阮大铖的几篇自序里。阮大铖的诗论观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观点，又独具特色。其不但具有较高的诗词创作水平，还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
一、《咏怀堂诗自序》中的诗论观
《咏怀堂诗自序》主要阐述了阮大铖的诗学本体论，即诗为何物的问题。文中云：“夫诗者，教所存以情治情之物也。情亦奚事治？盖身心与时物触而诗生焉。”阮大铖认为，所谓诗，乃是以情治情之物也。这里的要点是一个“治”字。治，音持，此处是动词，本意谓磨治，后指修饰、整饬、控制等义。以情治情，就是说情感相磨相激，相修饰、相整饬，遂感而成诗。《毛诗大序》中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诗乃在心为志，发言为声也。而情动于中，志之所存，发而为声。诗者，情也。《文赋》序言中说：“诗缘情而绮丽。”可见诗缘情的观点是古有承之的，但阮氏的独特之处，便是发现了“治”这一艺术转化过程，情感如何转为诗？靠的正是“治”这样的过程。
“以情治情”一语中的两个“情”字，意义是有所不同的。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中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在刘勰看来，“情”乃指人的五种性情，即喜、怒、欲、俱、忧。并且“情”乃为立文之道，为文必须融入情感，否则便会流于“淫丽而烦滥”。阮大铖“以情治情”的第二个“情”可以理解为刘勰的“五性”，即性情，情感也。
而第一个“情”，则是指情感的活动过程。“以情治情”可以理解为以抒发情感的方式来修养性情。因此，“以情治情”是阮大铖在继承古意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独到之见。
此外，阮大铖还认为：“……人生身世得失，亦何多端，而‘群怨’足以概之。”“群怨”一词，源于“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经》教化功能的高度概括。“群”朱熹注为：“和而不流。”；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意思是诗可以使人们相互切磋砥砺，提高修养。“怨”，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是指诗歌可以讽谏君主政事之失，怨刺统治者无道之举。然而阮大铖所谓的“群怨”，可能是一个偏正结格的词，意思是因群而生怨，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怨怼之情。这是老于世故的深见，这一观念也直接影响了他的诗风。
二、《咏怀堂诗外集自序》中的诗论观
《咏怀堂诗外集自序》以骈文的形式写就，文辞华美，音律和谐。作为序言，实在文采斐然。这篇自序从头至尾，几乎句句用典。开篇“兰亭曲水”之典童叟皆知，在此不多费唇舌。“桃叶春江”出自吴文英词《风入松·为友人放琴客赋》“最怜无侣伴雏莺。桃叶已春江。”桃叶，王献之小妾也，吴词中代指琴客，言琴客将离友人远去。后句“长安多古意”出自初唐诗人卢照邻的诗题《长安古意》。该诗描述了京都长安的繁华景象，同时又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不平之气。诗中有句云：“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便是“游丝将啼鸟争妍”的出处。“草色与蜻蜓俱醉”出自崔护《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长沙东湖》。崔诗中言：“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描绘了一幅醉人的湖光美景。
第二段开头，言遇到景色美好的胜日，却缺少美好而新颖的诗歌来表达赞美。而亦有“枫森巫峡”、“叶落洞庭”之句。杜甫《秋兴八首》第一首有“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之句。“叶落洞庭”出自屈原《九歌·湘夫人》，其后女萝之句亦是出自屈赋。“宝瑟凄清”出自赵以夫《水龙吟（次李起翁中秋）》，“宝瑟凄清，玉箫缥缈，佩环声碎。”而后半句“泣幽灵于湘浦”则是描写娥皇、女英泣舜帝与湘水的故事。“宋玉对以愁生”是说宋玉梦遇神女而不得的惆怅；“雍门泪下”，用雍门子周善鼓琴，令孟尝君为之泪下之典，出自《说苑·善说》。“凌波皓腕”则化自曹子建之《洛神赋》“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凌波微步，鞋袜生尘。”后半句则是出自谢灵运的名作《游赤石进帆海》：“杨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
第二段的后面几句，用典不太明显，但仍是有迹可循。“绛唇”，一般理解为红唇。它还有另一个意思，有朱饰的箫孔。萧统《文选·王子渊<洞箫赋>》：“锼镂离洒，绛唇错杂。”李善注：“绛唇谓箫孔以朱饰之。”这里“绛唇”作“朱箫”解也比较符合上下文之意。“飒沓”一为纷繁、众多之貌；一为象声词，形容马疾驰或人行走之声等。李白《侠客行》中有：“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之句。王维《燕支行》中言：“麒麟锦带佩吴钩，飒沓青骊跃紫骝。”取纷繁、众多之意。结合上下文可知，这里的“飒沓”作“纷繁、众多”解，这也与后半句的“萧条”形成对偶。第二段运用了许多典故，用以阐述诗歌所表达的美好情景，以此来表现诗歌的魅力。
第三段“幽人旷抱，微有可宣。”意为，虽意志清高，却怀才不遇，无法受到世人赏识，以至于“高馆张灯”。高适《夜别韦司士》首联有言：“高馆张灯酒复请，夜钟残月雁归声。”高适的这首诗写离别，哀而不伤。“动离思于琴瑟”，古人爱琴，常将离别之哀伤寄托于琴瑟间。“旗亭折柳”，于闹市中送别，越喧闹越衬托出送别人的悲伤和不舍之情。旗亭，汉代设立的市官官舍，乃为市场的标识。所谓“折柳”，送别之意也。“惜行李乎骊驹”，用《诗经》逸篇《骊驹》用以代指告别诗篇之意。后句“河梁”，代指离别之地。出自《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之三：“手河梁上，游子暮何之？”。“天长云树”出自王维《送崔兴宗》颈联：“塞迥山河凈，天长云树微。”，王维此诗同为送别诗，也同样写得真挚可感。“柴桑”，古县名，陶渊明故里也，在此以代指陶渊明。“霭霭之章”，陶渊明《停云》诗，“霭霭停云，蒙蒙时雨。” 第三段用了大量的典故，用以说明诗歌中所描写的各种意象。有了或美好或凄婉，或悲壮或洒脱的意象，作诗又何虑技巧不工呢？因此，阮大铖最后紧接着说：“又何必较量乎工拙”。而所谓“万籁号而镛竽并奏，秋水至而瀱汋齐盈。”是说，有了好的素材和内容，诗歌之体自然就丰满充盈了，而不必在意技巧的工与拙，或“神理”乎？在此，阮大铖将刘勰的“神理”说予以否定，认为诗歌只要内容充实，感情真挚便可自然而成。
三、《咏怀堂丙子诗自序》中的诗论观
《咏怀堂诗集》的第三篇自序是《丙子诗自序》，该篇在篇幅上来说是三篇中最少的。这篇序言主要阐明了其于崇祯后将其诗集命名为某年诗的原由。
第一段，言诗乃为志时者而作。阮大铖首段意思是说，诗歌若不能记载时事，则不能称之为诗也。然而时事为诗歌所记载，时事本身尚且能言吗？
序中阮圆海自叹身世多舛，所谓“危败余生，风烟避地”，乃指明晚期党争四起，内忧外患。此时，阮大铖因逆案等政治事件被废斥，避居乡野，丙子诗便成书于此时。因此丙子诗风多哀怨悲切，总体上由之前淡泊闲适的田园山水，变之而为森严幽闭的伤怀悲叹。于是，有了后面的“予之时可知，诗亦可知矣”。“岵屺瞻陟”，出自《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诗前有毛诗序曰：“首章望父，二章望母，卒章望兄。叙言其思念之由，经陈思念之事。”因该诗谓行役者思念父母之作，后世因此以“屺岵”代指父母。阮序之言，言其避乱归隐之时思念父母，而双亲却驾鹤而去。可见阮当时时运之衰，因此有言“时可知，诗亦可知矣。”
第二段言思议往昔，恍然如梦。而当年的锦绣之奢今日又岂可复得呢？往之荣贵，今之落拓，比之更令人唏嘘。也即由此，阮之诗作，根据年份定为“咏怀堂某年诗”，这也与上一段尾句形成对照。
就这三篇序言的整体而言，因其个人际遇的多变，也造成了诗歌创作中的不断发展。从中亦可看出，阮大铖的创作生涯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以第一篇序言为载体的第一个阶段，姑且将其称之为酬应阶段。因这段时间，算是阮大铖仕宦生涯的早期，同时也属于诗歌创作的初期。这段时期，阮初入仕宦，与东林党人相交颇深，因此其诗作中多酬唱应和之作。而这一时期的诗作，也反映了阮大铖人际关系上的苦闷。或许这些应和之作并非其自愿为之，只是为了结交权贵，意图为自己的仕途升迁有所帮助罢了。
而至《咏怀堂诗外集序》，其诗歌创作有了大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阮大铖自己的诗论观点。这一时期，因其经历了依附魏党，吏科都给事中职位之变等事，为了不被舆论所鄙，因此避之山野。其寄情山水，望期以此淡泊名利。因此，这一时期的诗作多山水田园诗，所传之意也多澹然清雅。从《咏怀堂诗外集序》中各项典故之铺排，诗理之论述，可以看出这段时期阮大铖的诗歌创作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其创作技巧更趋娴熟，诗歌艺术也更具美感。因此，以该序为代表的这一时期是阮大铖诗歌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时期。
然而，恬淡闲适的山野生活之后，紧接着的是狂风骤雨般的倾覆。到了丙子年间，阮大铖因名列逆案而被崇祯帝下令废斥，仕途由此而终，虽后至南明朝再得复用，然时日也并不多。这一政治事件的打击，对阮大铖来说是致命的，并最终导致其在崇祯朝无任何翻身之地。因此，以丙子诗序为切入口，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是悲叹唏嘘之作，也偶有怨怼不满之意。因此阮大铖说：“诗者志时也。”所言即此时之时，乃是记录其此时之经历也。晚明时期，内忧外患，国家不幸诗家幸，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阮大铖的高产期。相较于前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当是阮大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由第一篇序言开启的平静闲适到澹然清雅，最后到悲叹唏嘘，阮大铖完成了人生的三部曲，同时也形成了他诗歌创作中的三个重要阶段。
参考文献
[1] （明）阮大铖.咏怀堂诗集[M].安徽：黄山书社，2006.
[2]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序·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 （梁）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梁）萧统，著.（唐）李善，注.李善注昭明文选[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中华民72年.
[5] （唐）李延寿.南史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春秋）孔子，选编.诗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崇贤馆藏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