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用六道轮回的故事设计，通过平民视角再现了新中国的成长史。面对既定历史，作者以存疑的态度解构着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为我们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面貌。而在具体文本操作过程中，莫言要想打破常规，脱离惯性束缚，就必然要在叙事主轴中推行自己的话语策略。这种话语策略主要内容有三项：话语形态、话语方式和话语效果。话语形态即指话语在文本中显性或隐性存在的状态，以往历史的权威解读被“官方话语”牢牢掌控，但当民间力量介入之后，多元共存的局面就此呈现；话语方式是指作者在叙事时所依托的方式，在莫言的长篇小说中表现为“结构政治”和“他者代言”；话语效果则说的是在作者调动全部“话语”力量之后，整部文学作品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效果。
　　关键词：莫言 《生死疲劳》 话语策略
　　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从文章的标题，到小说章回体结构设计，再到故事内容中六道轮回的安排，《生死疲劳》明显有向中国古典小说致敬的意味。{1}的确，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积淀中，秉笔实录的言官精神占据了其中重要一席，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为了追求真理而留下了血泪足迹。然而到了今日，情况却在发生改变，受外界多重因素的干扰，我们几乎无法对既定历史评判，对现实境遇选择做出清晰而又准确的判断，只能依靠自己的现有认知慢慢摸索。同样作为一名探路者，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借助自己构建的话语系统，将自己对历史的感悟、对个人命运的同情、对真理的追寻蕴蓄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于潜移默化中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位读者。
　　一、官方话语的解构，民间力量的崛起
　　历史从来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还原真相，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无限接近真相。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因其自身的长度、密度和难度，从而具有史诗般的波澜壮阔气势，一部长篇小说俨然就是一部文学化了的历史，在莫言眼中，长篇小说更是被视为文体写作的尊严。{2}既然陈寅恪能用“以诗证史”的逻辑推理方法来进行史学研究，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从声势浩大的长篇小说中获取一定的历史信息。《生死疲劳》的记录时间是从1950年元旦开始到2000年底结束，“合作化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改革开放”等关键节点都在其中显现，可以说记录了共和国的风雨成长，从某种程度而言，这部长篇小说在立足文学本位的同时，已经具有了部分史料的贡献力量。
　　一方面，以批判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莫言的笔锋似乎毫不留情，似乎要把老乡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的气魄继承下来。在《生死疲劳》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可谓形势一片大好，但偏偏有蓝脸这样的单干户，抱着“图个清静，想自己做自己的主，不愿意被别人管着”的想法不愿踏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3}在莫言的作品中，这种脱离意识形态控制的历史书写并不少见，对于习惯了主流形态的大众读者而言，定会瞠目结舌、匪夷所思。那么，这种另类书写是否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呢？在笔者看来，虽然不能百分百准确无疑地还原历史，但它至少揭露了浓郁政治色彩涂抹下许多不为人知的客观事实，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历史主义”的思想主旨，但敬请不要忘记还有另一面的存在！尽管莫言多次强调，中国式的大团圆、大欢喜结局是自己所不为之的，但细读文本，“光明的小尾巴”还是存在的，比如《生死疲劳》中那位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充分尊重单干户蓝脸不入社的权利；《丰乳肥臀》中艰苦朴素、不为权益和人情所动的大栏市首任市长纪琼枝；《天堂蒜薹之歌》中最后的官方纪检通报，等等。这种写法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既没有“绝对的黑暗”，也没有“十足的光明”，以至于莫言的作品没有跌入狭隘、自私的深渊。
　　莫言在一次演讲中提道：有时候批评一个社会需要胆量，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这个胆量的背后就是良知，就是你的良心。基于这样的态度，我们会发现，除了《生死疲劳》，在莫言的很多长篇小说中，所建构起来的话语形态并不是政治笼罩之下极端的单一，而是民间力量崛起之后的博大平等。“官方话语”是指官方语境下诉说的历史进程，那是洪岳泰铮铮作响背后所赖以维持的信仰，抑或是赋予政治狂热分子专政权力的暴力机器。此外，《天堂蒜薹之歌》第二十一章中出现的《群众日报》的新闻报道，严肃、冰冷、敬畏{4}；《蛙》中接受行政命令之后的姑姑，视人间情感为冰霜，只是机械似地不停执行{5}，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官方话语对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的影响。“民间话语”的概念类似于陈思和所提出的“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它是指在单一的意识形态支配情况下，底层群众仍然受自然主义的影响，去满足自己的所需所求，是真真切切的群众呼声。{6}当以“民间话语”为表层形式的民间力量崛起之后，那种“官方话语”左右历史语境的趋势开始有所缓和，我们每个人才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厕身其中去探寻自己的一方见解，而不是咀嚼政治加工品。正因为如此，莫言的文学作品明显不同于那些单一的“革命语境”“乡土语境”“情感语境”占主导的题材作品，它是多元共生、和谐共存，每一方力量从民间的沃土中升腾而上，最终在莫言笔下得到施展的舞台，因而变得博大、恢宏、深沉起来。
　　二、“结构政治”和“他者代言”
　　在莫言看来，长篇小说的创作中，“结构就是政治”，“好的结构，能够凸显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7}于是，我们看到了杂糅一体的《酒国》，里面有正文、有莫言的个人通信、有青年作家李一斗寄给莫言的九篇小说，芜杂难缠，对于大众读者而言，无疑增添了阅读难度{8}，但莫言对这种叙述空间扩散化的做法乐此不疲，稍后出现的《生死疲劳》《四十一炮》《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蛙》依旧在小说的叙述空间进行扩展，努力呈现出一种“从整体走向分散，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趋势。周立民将莫言的这种有意为之的探索归结为“众生喧哗”和“多层次叙述”，这种多层次叙述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某种声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从而使作品开放起来，一旦开放的局面打开，那么不必小心翼翼地再去维持主体和风格的统一，也就可以痛痛快快地来一场语言世界的狂欢。{9}其实，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莫言这种文体结构多层化的探索在当代文坛并不是孤单的。河南籍作家李洱的《花腔》也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好端端的一个故事，硬要碎落一地，然后由众人七嘴八舌地拼贴到一块儿，历史的真实和真相的还原已经极度淡化了{10}，与此相像的还有贾平凹的《病相报告》{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