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31日，是武汉2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一事最初浮出水面，并引发媒体报道的日子。事后判断，此時新冠病毒在武汉至少传播了半月有余。
　　两个月后的2020年2月23日，距离“武汉封城”刚好一月，我开始撰写《疫情防控的决策路径》这篇报道。此时中国强有力的动员能力在阻断疫情持续传播中凸显出来，新发病例数量迎来拐点。在抗疫攻坚战中，追问如何在早期扑灭疫情的火苗，是能够为未来的公共卫生事件提供充分的经验的。
　　因为一股说不上的劲头，我“软磨硬泡”首任中国疾控中心主任、北大公卫学院李立明教授长达十多天，沮丧地打算放弃之际，正在为疫情提供研判和防控建议的李立明接受了我的采访，并且安排了一次集中访谈，让我得以有机会与国内一些公卫界人士对话。
　　从采访中可以发现，早期疫情控制时机是一而再地错失的。问题既是技术上的，也是意识上的。比如，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为何不能发挥作用？答案很简单：这套系统不负责新发传染病监测，而一套为弥补这个漏洞的PUE系统因为灵敏性不够高、在临床中程序繁琐等原因，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再比如，在季节性流感高发的时节，临床医生们的敏锐度不能说不高，但是他们的警惕没有被倾听、被重视。
　　疫情发生后，许多细节仍值得继续叩问。CDC首席流行病学家曾光难掩失落，当人们都在质疑专业人士是否承担起应有的角色之时，他的困惑是：专业人员的声音难以直接被决策者听见。而如何利用专业信息辅助决策，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专业能力。
　　从早期监测、准确判断到转化为决策行动，疫情防控的链条上满是漏洞。疫情暴发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一个疾控系统长期被定位为技术支持部门的体制框架里，我们的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已经面临如此多的困境。

封面反馈

　　@黄泰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要舍不得投入必要的资金搞预防。如果这次疫情过去还不重视疾病预防，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一个轮回。
　　中国新闻周刊编辑部微博
　　http：//weibo.com/inewsweek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