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是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杰出代表。他的电影作品以其独有的东方韵味、文化意蕴以及寓言色彩而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与认同，其作品多次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作为民族电影艺术的创作者，他热衷宏大历史叙事，关注人文意识，表达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省和反思。他的电影流露出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思考方式的烙印与痕迹，从《红高粱》到《一个也不能少》，再到《秋菊打官司》，乃至后来的《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在迷恋东方寓言故事建构的同时，也自觉地专注于对本土问题的现实思考，“农村”已成为张艺谋驾轻就熟的表现题材。
　　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城乡二元对立，城市和农村既构成生活阶层的对峙，又成为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舞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亦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善待农民的社会呼声，改善自身境遇的利益诉求，关注农民现实的生存境遇，这些都不约而同地昭示种种社会问题在当下的中国让人决难回避，与此同时它们又为保持严肃思考立场的电影艺术家们提供创作灵感和资源。吴子牛的《老井》、陈凯歌的《孩子王》、周晓文的《二嫫》、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等等均是这类题材的成功之作。
　　“农村教育”又是各方面矛盾体现比较集中的社会问题。如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农村教育环境的简陋、教育观念的落伍、农村教育工作者生存状态的恶劣以及九年义务教育制下学生的流失等等，反映出当下农村教育的真实面貌。作为从陕西农村走出来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内心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农村情结”，对农民形象塑造的得心应手，对农村生活表现的信手拈来，对农村题材驾驭的圆熟老到，都反映出张艺谋因过往经历积累而形成的作为导演的独特内质，其作品《一个也不能少》就是对农村教育题材的现实描摹。
　　在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十三岁的小女孩魏敏芝成为了水泉小学的代课老师，为了高老师临走前交待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而奔走哀告。这位小老师不是很懂教学，但是“责任感”——这个教师身上可贵的精神却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她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粉笔，以一种“农民式的执拗”去一无反顾地寻找失学的学生张慧科。她将一切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真切地实践着。最后，在城市电视台台长的帮助下，她找回了自己的学生。这部电影在政策及艺术之间实现了巧妙的平衡，获得了第52届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同时因为该影片与政策相挈合，国家版权局为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我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如此正式的保护。
　　《一个都不能少》以纪录片式的风格统御了整部影片的美学，其中对农村简易破陋的教室、操场、旗杆，面黄肌瘦的村长、老师、学生，带有方言色彩的对白，诙谐戏谑的教学内容，平易质朴的生活化的桥段，均有真实而到位的展现。电影深入了农村小学的现实场景，对农村教育的状态、情境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准确而到位的现实描摹，折射出导演对农村生活状态的切身体验、人道关怀以及企望改善农村环境的良苦用心。电影讲述的严肃主题让人们对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现状和未来感到忧虑的同时，也被魏敏芝这位小老师身上的质朴与执着的精神所感动。
　　张艺谋大胆地使用非职业演员表演，影片选用的所有演员均是普通中、小学的教师和学生，魏敏芝和张慧科就是河北小赤城县所属两个村的学生。他们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但却以其真诚质朴的表演，演绎出感人的故事。魏敏芝还因为拍了这部片子，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导演在电影中采用纪实性的拍摄手法，镜头语言简练明快，力图传达出一种符合生活原貌的真实感。但这种对真实感的追求，并不让人感觉电影沉闷乏味，相反，电影中对于生活细节的精心把握和处理使得观众得以感受生活原生态中鲜活、灵动的一面，如小老师错误百出的歌唱与舞蹈、混乱无序的课堂以及小老师和淘气顽皮的学生之间的追逐等等场面，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农村生活氛围。导演对于贫困的山村小学的生存困境的展现并不拘泥于生硬地使用长镜头，对某些细节的表现也能反映导演的独到的思考。如高老师对魏敏芝唱歌以错纠错。可以窥见山村学校的闭塞落后的文化现状。老师和学生们对粉笔的无比珍惜也可以窥见山区教育资源之匮乏稀缺，而在课堂上师生对于找寻张慧科费用的数学公式的计算，也可让人感受到他们的真诚、质朴和善良。电影在承载着农村教育这样沉重的社会命题的同时，导演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写实的影像风格，使电影充斥着浓郁饱满的生活气息。让人趣味盎然地观看电影。
　　张艺谋自述：“《一个都不能少》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平实、传统、司空见惯甚至非常老套的电影，这恰巧是我们的一个目的：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我们拍电影的人，在今天电影市场的需求下，当然要把电影拍得好看。所以，我们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电影除了好看以外，还能告诉大家什么，让大家想什么，关心什么，爱什么……因为我坚信，观众的口味并不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单一和肤浅。”
　　影片里小人物在陌生环境——“城市”的遭遇，成为影片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的重要原因。但是，也因为影片中所有的困难都是被电视台台长的怜悯所解决，招致众多国内影评人的批评。大众传媒的力量造就了现代社会的神话，将社会矛盾的解决诉求于权势人物的同情与垂怜，显然思维过于简单化、平面化了，而张艺谋导演在电影中站在艺术家立场咏物言志，呼唤全社会高度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以传媒寄托人生理想的初衷。想必也不应该遭到曲解和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