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邓小平抛开意识形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关于中国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人们的认知水平也在摸着石头过河，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模式”的理论轮廓才变得清晰藉由金融危机，中国和西方同舟共济，而不是隔岸观火，这是世界新秩序的一大突破。郑永年教授在他的新书《中国模式》里暗示，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可能导致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革新。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方式没有超出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采用的手段，都是以基础建设拉动内需。西方同样这样做，但中国的效果格外好，这是因为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中国则兼而有之。跟美国“赤字政府”比起来，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好得不得了。当欧美挖空心思修补财政漏洞时，中国毫不含糊地拿出4万亿甚至数倍于4万亿的资金撬动内需市场。
　　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体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特色。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由“贫穷社会主义路线”改奉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方针，西方各种“主义”进入中国，很难说哪种主义占了绝对上风，郑永年眼中的中国知识界至今不乏各种“基本教义派”，其中新自由市场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两个极端一传统社会主义强调政府和公有制，新自由主义唯市场和私有化马首是瞻郑永年认为，两种舶来的思想被儒家的“中庸”思想大而化之，變成一种“混合型经济”。套用邓小平的比方，既不是黑猫，也不是白猫，而是一只“花猫”。具体表现为混合型所有权，国有、民营、外资、合营兼收并蓄，其中国有经济的份额比欧美大得多。这种混合型所有制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显示了优势，在政府号令之下，掌握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是最易启动的经济杠杆，这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有趣的是，欧美发达国家都采用国有化作为抵御金融危机的手段，郑永年认为这显示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局限．“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化一样会导致无穷的经济问题”
　　中国模式在抵御金融风暴时显示了优势，之后有人认为中国模式可能取代资本主义制度。郑永年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中国模式远非完美，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反倒彰显了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医疗、社保、教育体系的改革举步维艰；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不公、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多年流于空话；环保已恶化到不可忍受的程度。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缓。但郑永年认为，遽然民主化在中国不可行，因为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瘸腿”，中国至今仍缺乏可靠的基本国家制度，此时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流血和暴乱。
　　在西方人眼里，菲律宾是一个完全奉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但这个国家民主制运转不灵、新加坡被视为非自由民主国家。但新加坡政府的高效、清廉叫人刮目相看，郑永年目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他认为中国与新加坡在传统思想上相通，又同为威权体制，新加坡政治制度中有些地方值得中国借鉴，比如，只有当一个人受群众爱戴，政府才会推荐他参选地方官，他也会很容易当选。在这里，自下而上的民意和自上而下的任命得到最大限度的统一，而中国在这一点上远不如人意。
　　
　　《全球药物：伦理、市场与实践》
　　[美]佩特里纳　等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版
　　
　　早在2003年，全球制药业的销售额已达5000亿美元。这个利润丰厚的产业，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正在将个体的健康与幸福，重写为一种商品。一些迎合生活方式的治疗市场被建立(如抗抑郁剂销量的急剧上升)，同时，一些关系到人们基本生存的急需的市场却刻意被忽略(如非洲艾滋病药物市场的发展缓慢)，而在低收入国家中人体实验群体在迅速增长。
　　
　　《观念史研究》
　　金观涛、刘青峰　著
　　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两位作者是1989年移居香港的著名学者。他们建立并利用含1.2亿字文献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以关键词如权利、个人、公理、民主、社会、科学、经济、革命等政治术语的统计分析为基本素材，各辅以相关的统计图表，探讨与它们对应的西方现代政治观念在中国的引进、演变及定型过程。这种以例句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为“当今哲学界的统计学派”。
　　
　　《别想摆脱书》
　　[法]让-菲利普·德·托纳克　编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1月版
　　 这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哲学家艾柯和法国电影泰斗、法国国家电影学院创办者卡里埃尔的对话集，主题是书。两位大家除了同样嗜书如命外，对书籍在当下的变局和处境也有洞烛幽微的观察：纸本书的末日已经来临?网络时代，书幸耶?不幸耶?书是否忠实反映了人类天才的创造?记忆如何运行图书馆如何分类?书凭什么可以经世流传?书太多了怎么办?如何谈论没读过的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