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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庆石油会战，距今已经40多年了。今天，我们再次回首那段峥嵘岁月，仍然心绪难平。大庆会战围绕着石油而展开，但它留给我们的，绝不只是一份关于石油的记忆。它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创业之歌，是一曲浩气冲天的民族振兴之歌。
一些西方人早就断言中国“贫油”，有人还想用石油来卡我们的脖子，但中国人不信邪，不相信石油只是埋在别人的脚底下
石油，被人称为现代工业的血液。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石油。
中国的现代石油工业，起步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生产能力低。从1907年中国大陆打出第一口油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4１年间，全国共生产原油278?郾5万吨，国需民用的石油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洋油”。不仅如此，某些西方人还给我们戴上一顶“贫油”帽子。按照当时西方流行的说法，石油只能产生于海相沉积，而不会产生于陆相沉积。这就等于说，像中国这类大多属于陆相沉积构造的国家，地下不会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这就是中国“贫油”理论的由来。
当然，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接受“贫油”理论。但是，中国是否贫油，显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探测到丰富的石油储量并最终从地下搞出大量的石油，我们才能摘掉“贫油”帽子，而这在旧中国是根本做不到的。
新中国的成立，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石油工业。从1950年起，国家逐年增加用于石油普查、勘探、开采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石油工业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石油工业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之间仍存在着很大差距。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油田分布不均衡，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石油产量满足不了国家需要。在1957年的石油消费中，国产油只占38%，进口油达62%。当年为进口石油花了1?郾34亿美元，占国家进口用汇总额的7%。而且，已经发现的油田都集中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有油也很难运出来。而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众多、消费量大的东部地区，没有一个油田。特别是石油工业没有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石油工业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
从更大的国际背景来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我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禁止对华输出包括石油产品在内的所有“战略物资”，想用石油等物资来卡我们的脖子。从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国关系渐趋紧张，昔日的“老大哥”，如今也在石油上给我们脸色看。在那样的国际形势下，不要说没有充足的外汇，就是有了外汇，要进口原油也非常困难。由于缺油，国内各行各业都吃够了苦头，就连空军训练和执勤飞机也因油料紧张不能正常起飞。
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中国“贫油”的种种说法再次泛起，有人还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显然，石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关系到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石油牵动着国人的心，上至最高领袖，下至普通职工，都在为石油而操心。
1958年年初，中央决定调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调令正式下达前，毛泽东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勉励他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
2月17日、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用了两个下午听取石油部的汇报。他听得很仔细，有时提问，有时插话，对石油勘探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作了重要指示。他提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勘探要选择突击方向，在建设西部石油基地的同时，把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到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条件好的东部地区。他说：“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的地区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石油部决定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战场之一。这一年的7月、8月，分别在松辽盆地东北斜坡地区和盆地东南部的隆起区打了松基1井和松基2井，但效果不理想。石油部会同地质部总结经验，决定在大同镇高台子隆起上打松基3井。因为这里与松基1井、2井各相距90公里以上，略成等边三角形，符合基准井井位分布原则。而且交通较为方便，具备较好的经济地理条件。
松基3井的钻井施工并不顺利。当时正是隆冬，又缺少吊车和大型运输车辆，单是准备工作就花费了几个月。到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终于正式开钻。9月6日，第一次射孔试油。然而，当技术人员射开1357—1382米井段的3个薄油层时，井口无任何显示，液面还略有下降。石油部领导与技术人员、一线工人共同分析原因，决定采用轻提深部捞水的办法。又经过近20天的努力，一桶桶清水被提捞上来，井底的泥浆被清除干净，沉睡在地下的油龙终于被惊醒了。
1959年9月26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日子。这一天，松基3井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这是松辽盆地的第一口喷油井，标志着一个特大油田的发现。它用事实向世人表明：只要具备了石油生成、运移、聚集和储藏的地质条件，不管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都有可能形成油田，而且有可能形成特大油田。至此，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中国“贫油”与否的论争结束了，石油果然并不只是埋在外国人的脚底下。
松基3井出油的喜讯传到北京时，正值建国１０周年大庆前夕，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建议，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石油部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叫大庆的地方。
报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决定集中全国力量，在大庆开展一场决定中国石油工业命运的大会战。毛泽东曾不无褒扬地说：有个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现在石油部又有个大会战!
指导大庆会战的第一个文件，既不是讲勘探，也不是讲钻井，而是讲哲学，强调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
大庆会战开始了。面对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会战的领导者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困难面前，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为此，经过会战指挥部主要领导成员集体讨论，决定组织全体会战队伍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认为，组织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当前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于是，1960年4月13日，在指挥部机关报《战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大庆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要求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也都来学习这两部著作，用这两部著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学习要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边读、边议，边议、边做的方法。
会战领导小组把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全油田人人手里有“两论”，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两论”带在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技术人员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着“两论”。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开会时学，总结工作时学，遇到问题和矛盾时结合实际深入学，还成立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中心学习小组，建立了学习日制度。除了个人自学、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之外，还经常深入基层讲解辅导，谈学习心得，了解基层学习情况，总结、推广好的学习经验。每到夜幕降临，人们便围着篝火学“两论”，整个会战现场出现了“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的动人场面。
学习“两论”，成效是显著的。几万名会战职工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会战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坚定了搞好会战的决心和信心。大家说，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我们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产量太低，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困难，是所有矛盾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矛盾。石油工业如果上不去，不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帝国主义还会利用这个缺口来卡我们的脖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看，上的话，无非是石油职工多流些汗、多吃些苦，是局部的、第二位的困难。如果不上，国家没有油，这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困难。因而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要躲开这个困难，是万万办不到的，也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穷则思变，知难而进。
总结学习的成果，会战党委在油田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要、十不”，并写进了《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三要”是：一要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二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要在会战中夺世界冠军、争集体荣誉。“十不”是：不讲条件、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不分级别、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你我、不分东南西北、不管有无命令、不分部门、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为会战。
在大庆会战中，王进喜有句口头禅：“有也上，无也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
与松基3井出油几乎同时，在北京正开着一个全国群英会，来自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聚集一堂，回首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展望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休息的时候，代表们走出住所，观赏首都美景，释放连日的劳累。
王进喜是来自玉门油田的代表，担任贝5钻井队队长。这天他和几位同伴漫步北京街头。在北大红楼附近的沙滩，他看到一辆公交车上背着个大包袱，又笨又难看，走得也很慢。经过询问他才知道，那是个煤气包，因为没有油，汽车只能烧煤气。眼前的景象令这位西北汉子心如刀绞，泪如泉涌——连首都都没有油用啦！国家这么难，我们搞油的，自己身为钻井队长，还是什么先进，有什么脸见人，真是有愧啊！
知耻近乎勇。王进喜作为一个基层钻井队的队长，看到国家缺油，首都汽车背上煤气包，感到了自己的耻辱。这件事后来感染了无数会战职工，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庆会战背后坚定厚实的人心与民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北松基3井喷油的喜讯传到北京。王进喜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当场就请战，要求参加会战。
1960年3月25日清晨，王进喜率领他的钻井队在大庆会战的中心点萨尔图车站下车。当时的萨尔图站条件简陋，站前的土路上，人来车往，机鸣马叫。王进喜下车后，逢人就问：“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比王进喜早到几天的门广福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这就是战士的表现、指挥员的思想。”
王进喜他们住下后，天天打听钻机、设备什么时候能够运到。设备运到后，没有吊车，他们就靠人拉肩扛，把钻机搬到井场，把设备组装起来。打井要用水，没有抽水机，他们就找来脸盆、借来扁担，自己动手端水、挑水，甚至连铝盔、饭盒、灭火机外壳都用来运水。在大会战最艰苦的日子里，王进喜有句口头禅，叫做“有也上，无也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
当时，王进喜住在马家窑赵大娘家里，可钻井队进屯后，他只在赵大娘家住过一天，以后就再没回来睡过觉。赵大娘不放心，做好饭，提着柳条筐到井场找他，想叫他吃顿热饭。在井场，她看到王进喜正躺在井边休息，身下铺的是一些羊草和一条被子，身上盖着老羊皮袄，头下枕着一个铁疙瘩。工人告诉她，那是个牙轮钻头。赵大娘看了忍不住心酸，她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这是王进喜第一次被称为“铁人”，给他这个称号的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当石油部长余秋里听到关于“铁人”事迹的汇报后当即表态：好！这是一个好典型，我们就借用老百姓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叫他王“铁人”。他还说，王进喜代表大会战的方向，铁人就是我们的旗帜。在随后的一次大型会议上，余秋里指着王进喜对大家说：“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他说：“铁人来自大会战，大会战需要铁人。有了这样一批人，困难再大，会战也能打下去，必然夺得胜利。我们要人人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都来做铁人，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把‘贫油落后’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为大会战立功！”
这时几位石油部的领导带头把王进喜抬了起来，绕场一周，全场长久地响起“向铁人学习！”“向铁人致敬！”的口号声。
从此，铁人的事迹传遍油田，铁人精神感染着每一个参加会战的人，全油田形成了人人学铁人，人人做铁人的热潮。随后，会战中又涌现出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等先进典型，他们与王进喜一起被指挥部树立为“五面红旗”。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会战队伍你追我赶，比、学、赶、帮。先进更上一层楼，普通队伍纷纷跨入先进行列，后进队伍急起直追。从学铁人到学“五面红旗”，很快又发展到“百面红旗”，整个油田出现了“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局面。
搞会战，没有冲天的干劲不行；但只有冲天干劲，没有严谨的作风也不行。会战开始后，指挥部研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油田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储量有多少？油层的结构和物性如何？怎样才能把油打出来？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对油田开发建设做出正确的部署。而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单凭热情与干劲显然不行。在会战中，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提出：“我们搞石油工作的人，工作岗位在地下，一切工作都要做到地下油层。”
为了搞清地下油层情况，1960年4月9日至11日，大会战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在安达铁路工人俱乐部召开了。所谓“五级”，是指部、局、指挥部、大队、基层，“三结合”是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了搞清油田地下情况，必须取得哪些资料数据？怎样取得这些资料数据？与会者你提一条，他提一条，由13个问题，变为16个问题，又补充为20个问题。根据这20个问题，又确定了72个需要了解掌握的数据。经过石油部党组批准，将其定为地质技术规范，要求在勘探和开发油田的过程中，各相关单位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做到一个不能少，一点不能错。
在最困难的时候，指挥部要求各单位：“一把手”既抓生产，又管生活；“二把手”专管生活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为了坚持会战，早日拿下油田，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没日没夜拚命干，用当时的话说，叫做“革命加拚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几万人的队伍开上去了，吃、穿、住等问题都要切实解决，否则，会战可能就会中途夭折。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几万人的吃、穿、住问题，谈何容易！
先说住的问题。大庆油田所处地方，远离大中城市，村落稀疏，气候酷寒。会战初期，职工住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这些临时设施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过冬肯定不行。在东北严寒地区，集中几万名职工，没有可靠的御寒手段，就可能冻伤人，甚至会冻死人。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建设资金，各方面条件齐备的话，在几个月内完成上百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不用说盖楼房，即使盖砖瓦平房，在财力和物力上，也根本做不到。
怎么办？为了安全过冬，从会战领导机关到基层小队，大家都在想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方案的比较论证，指挥部决定发动职工自己动手建造“干打垒”房屋。
所谓“干打垒”，就是北方农村常见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墙壁就地取土，房顶用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泥巴，取暖用火墙或火炕。这种房子厚墙厚顶，结构严实，防寒性能好，且施工简单，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大面积建筑。
决心一下，说干就干。在萨尔图草原上，掀起了一场人人动手，全民动员建造干打垒的群众运动。由于群众发动充分，各级领导干在前面，上上下下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从1960年6月全面铺开，到9月底基本结束，全油田共完成近10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这些房屋，有火墙或火炕取暖，用天然气做饭，电灯照明，装有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几万职工的吃饭问题更难解决。会战刚开始的时候，油田基本能按职工工种定量供应粮食，副食品从黑龙江省和南方调进。但是到了9、10月份，由于全国粮食供应普遍紧张，按照国家规定，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也减了下来。如钻井工人从每月56斤减到45斤，采油工由45斤减到32斤，干部、专家等一律减到27斤。副食品供应也明显减少，肉蛋则几乎没有供应。那是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许多职工的家属和子女，由于家乡闹粮荒，为寻活路也来到油田，这更加剧了油田缺粮程度。由于长期吃不饱肚子，人们的体力渐渐支撑不住，很多人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
紧急关头，会战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做出紧急决定：“第一把手”既要抓生产，又要管生活，“第二把手”专管生活；食堂设立政治指导员，就餐人数在200人以上的要建立伙委会；指挥部派车出去搞生活物资；得浮肿病的职工一律停止工作，为他们办专门营养伙食，每人每天2至3两肉；大搞代食品；粮食按定量吃够；组织打猎队、捕鱼队。
由于采取了这些有效措施，加上黑龙江省和部队的支援，一两个月内，浮肿病发病率和病情得到控制，并逐月下降。整个冬春，没有饿死一个人。这在那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实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后来，他们又通过挖野菜，找代食品，特别是通过大搞农副业生产，有效地改善了职工生活，使会战在千难万难之中坚持了下来。
穿的问题也很严峻。当时国家棉花紧张、棉布紧张，棉衣供应紧张。为了解决职工的穿衣问题，又要尽量为国家节约物资，大庆人办起了缝补厂，加工制作“两旧一新”棉衣。所谓“两旧一新”，就是把已经实在不能穿的旧工作服收回来，拆洗干净，用旧布拼里子，把旧棉花弹好絮上，再配付新布面。照这个办法，原来只能加工一套棉衣的新布就能够做两套，有限的物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职工家属问题。会战开始时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多是单身汉，但时间长了，没有家庭是行不通的。经过不断的摸索、试验，大庆人本着“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在生产岗位固定的采油队和油水泵站等生产设施附近建设居民点，相近的几个居民点，逐步建成一个中心村和若干卫星村。对流动生产和施工的钻井队、井下作业队和基本建设单位，在油田边缘地区建设居民点、中心村。职工家属则在油田外围开荒种地。实行这种办法，既为国家节约了基础建设资金，又解决了职工和家属的生产与生活问题，还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农副业产品。
大庆会战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大庆油田从勘探、设计到开发、建设，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发建设的。从这个角度讲，大庆会战是自力更生的伟大实践。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大庆会战又是在全国四面八方的齐心协力下展开并取得胜利的，它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大庆会战首先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当时，“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伤痛尚剧，各方面的经济形势都很严峻。为了摆脱困境，中央正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缩短经济战线，许多已经上马的项目纷纷被迫下马。在这样的背景下，石油部决定集中数万人搞一场大会战，还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人力，其难度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党组给中央写了关于开展石油会战的报告。仅仅过了7天，中央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相关地区和部委，在不太妨碍本地勘探任务的条件下，支援大庆会战。随后，中央决定从部队当年的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交石油部组织参加大庆会战，从而解决了会战人力不足的难题。中央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０００名转业军官，为会战输送了得力干部。这是在人力上的投入。在物力和财力上，中央在各方面物资都很紧张的形势下，在计划外为大庆会战拨了几万吨钢材、设备。并在1960年为大庆会战拨款2亿元，1961年、1962年两年间又为大庆会战投资5亿多元，三年间共为大庆会战投资7亿多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为了大庆会战，全国石油系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当时的勘探、钻井队伍及其设备都是从各地油田、厂矿抽调的。石油部组织会战队伍，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用康世恩的话说：一是“拔萝卜”，即点名抽调一些标杆队。二是“割韭菜”，把原来的队伍成建制一个不剩地调来。三是“切西瓜”，把原来的队伍一分为二，调来一半，留下一半。石油部要求，抽调的队伍，兵要精，将要强，设备要最好的。而且所有配套设施都要齐全，拉到现场就可以开工。
大庆地处黑龙江省内，会战开始后，黑龙江全省人人心里都像燃着一团火。省委领导多次表示，大庆在黑龙江，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石油会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精神，凡是大庆会战需要的，要人出人，要物给物，并在人员安置、修路筑桥、通邮通电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保证了会战顺利进行。
大庆会战的胜利一举改变了我国依赖“洋油”的历史，由会战中锤炼出的大庆精神，成为鼓舞亿万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财富
大庆石油会战，使中国的石油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从1960年到1963年，在大庆探明了一个含油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郾6亿吨的大油田，这在当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油田。到1963年底，开发建设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建成年产原油生产能力6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450万吨。
1963年12月3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他的话激动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心，赢得了人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64年1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约余秋里谈话。他听过余秋里关于大庆会战的汇报后满意地说：“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嘛！”几天后，《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这个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促进了各行各业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深入开展。
这一年的4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文章从“延安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为了全国人民的远大理想”、“岩心和赤胆忠心”、“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等方面介绍了大庆油田的精神面貌，赞扬大庆人“是一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说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看到延安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编后语，题目是《崇高的榜样》。其中讲到：“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学习大庆，首先就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当年年底，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总结了大庆经验。他说，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石油工业部、大庆油田，就是这方面的先进典型。周总理对大庆基本经验的概括，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他说明了大庆经验并不是哪个人或是哪一些人的创造，而是毛泽东思想与石油工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石油大会战中的生动体现；是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在特殊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
此后，一场持续十几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兴起，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责编 肖 黎 )
一些西方人早就断言中国“贫油”，有人还想用石油来卡我们的脖子，但中国人不信邪，不相信石油只是埋在别人的脚底下
石油，被人称为现代工业的血液。现代工业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石油。
中国的现代石油工业，起步晚，规模小，技术装备落后，生产能力低。从1907年中国大陆打出第一口油井，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948年，4１年间，全国共生产原油278?郾5万吨，国需民用的石油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洋油”。不仅如此，某些西方人还给我们戴上一顶“贫油”帽子。按照当时西方流行的说法，石油只能产生于海相沉积，而不会产生于陆相沉积。这就等于说，像中国这类大多属于陆相沉积构造的国家，地下不会蕴藏丰富的石油资源。这就是中国“贫油”理论的由来。
当然，没有哪个中国人愿意接受“贫油”理论。但是，中国是否贫油，显然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只有探测到丰富的石油储量并最终从地下搞出大量的石油，我们才能摘掉“贫油”帽子，而这在旧中国是根本做不到的。
新中国的成立，为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石油工业。从1950年起，国家逐年增加用于石油普查、勘探、开采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石油工业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就整体而言，石油工业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之间仍存在着很大差距。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油田分布不均衡，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石油产量满足不了国家需要。在1957年的石油消费中，国产油只占38%，进口油达62%。当年为进口石油花了1?郾34亿美元，占国家进口用汇总额的7%。而且，已经发现的油田都集中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有油也很难运出来。而经济较为发达、人口众多、消费量大的东部地区，没有一个油田。特别是石油工业没有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一五”计划的单位。石油工业已经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
从更大的国际背景来看，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我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封锁，禁止对华输出包括石油产品在内的所有“战略物资”，想用石油等物资来卡我们的脖子。从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两国关系渐趋紧张，昔日的“老大哥”，如今也在石油上给我们脸色看。在那样的国际形势下，不要说没有充足的外汇，就是有了外汇，要进口原油也非常困难。由于缺油，国内各行各业都吃够了苦头，就连空军训练和执勤飞机也因油料紧张不能正常起飞。
在这样的形势下，关于中国“贫油”的种种说法再次泛起，有人还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显然，石油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它关系到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石油牵动着国人的心，上至最高领袖，下至普通职工，都在为石油而操心。
1958年年初，中央决定调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担任石油工业部部长。调令正式下达前，毛泽东主席亲自找他谈话，勉励他要克服困难，努力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
2月17日、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用了两个下午听取石油部的汇报。他听得很仔细，有时提问，有时插话，对石油勘探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作了重要指示。他提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勘探要选择突击方向，在建设西部石油基地的同时，把石油勘探的重点放到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条件好的东部地区。他说：“全国如此之大，二十、三十个地方总是有的，应该选择重要的地区先突击，选择突击方向是石油勘探的第一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石油部决定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战场之一。这一年的7月、8月，分别在松辽盆地东北斜坡地区和盆地东南部的隆起区打了松基1井和松基2井，但效果不理想。石油部会同地质部总结经验，决定在大同镇高台子隆起上打松基3井。因为这里与松基1井、2井各相距90公里以上，略成等边三角形，符合基准井井位分布原则。而且交通较为方便，具备较好的经济地理条件。
松基3井的钻井施工并不顺利。当时正是隆冬，又缺少吊车和大型运输车辆，单是准备工作就花费了几个月。到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终于正式开钻。9月6日，第一次射孔试油。然而，当技术人员射开1357—1382米井段的3个薄油层时，井口无任何显示，液面还略有下降。石油部领导与技术人员、一线工人共同分析原因，决定采用轻提深部捞水的办法。又经过近20天的努力，一桶桶清水被提捞上来，井底的泥浆被清除干净，沉睡在地下的油龙终于被惊醒了。
1959年9月26日，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日子。这一天，松基3井喷出了棕褐色的原油！这是松辽盆地的第一口喷油井，标志着一个特大油田的发现。它用事实向世人表明：只要具备了石油生成、运移、聚集和储藏的地质条件，不管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都有可能形成油田，而且有可能形成特大油田。至此，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中国“贫油”与否的论争结束了，石油果然并不只是埋在外国人的脚底下。
松基3井出油的喜讯传到北京时，正值建国１０周年大庆前夕，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建议，将这个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石油部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在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叫大庆的地方。
报经党中央批准，石油部决定集中全国力量，在大庆开展一场决定中国石油工业命运的大会战。毛泽东曾不无褒扬地说：有个斯大林格勒大会战，现在石油部又有个大会战!
指导大庆会战的第一个文件，既不是讲勘探，也不是讲钻井，而是讲哲学，强调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
大庆会战开始了。面对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会战的领导者认为，在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困难面前，我们不能就事论事，而必须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为此，经过会战指挥部主要领导成员集体讨论，决定组织全体会战队伍认真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他们认为，组织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当前开展石油会战的实际需要，也是加强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于是，1960年4月13日，在指挥部机关报《战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大庆石油会战中的第一个正式文件。它要求立即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号召非党职工也都来学习这两部著作，用这两部著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学习要根据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采取边读、边议，边议、边做的方法。
会战领导小组把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两论”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全油田人人手里有“两论”，干部读，技术人员读，工人也读。人人学，人人议，人人用。职工把“两论”带在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技术人员下现场、到工地，都随身带着小书包，里边总是装着“两论”。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开会时学，总结工作时学，遇到问题和矛盾时结合实际深入学，还成立了各级领导班子的中心学习小组，建立了学习日制度。除了个人自学、领导班子集体学习之外，还经常深入基层讲解辅导，谈学习心得，了解基层学习情况，总结、推广好的学习经验。每到夜幕降临，人们便围着篝火学“两论”，整个会战现场出现了“青天一顶星星亮，草原一片篝火红”的动人场面。
学习“两论”，成效是显著的。几万名会战职工掌握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会战中的种种困难和矛盾，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坚定了搞好会战的决心和信心。大家说，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主要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我们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产量太低，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困难，是所有矛盾中的一个最主要的矛盾。石油工业如果上不去，不但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帝国主义还会利用这个缺口来卡我们的脖子。从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来看，上的话，无非是石油职工多流些汗、多吃些苦，是局部的、第二位的困难。如果不上，国家没有油，这是根本的、第一位的困难。因而上有困难；不上就更困难。要躲开这个困难，是万万办不到的，也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只能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穷则思变，知难而进。
总结学习的成果，会战党委在油田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要、十不”，并写进了《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三要”是：一要甩掉石油工业落后帽子；二要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三要在会战中夺世界冠军、争集体荣誉。“十不”是：不讲条件、不讲时间、不计报酬、不分级别、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你我、不分东南西北、不管有无命令、不分部门、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为会战。
在大庆会战中，王进喜有句口头禅：“有也上，无也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
“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拼命拿下大油田!”
与松基3井出油几乎同时，在北京正开着一个全国群英会，来自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聚集一堂，回首曾经走过的峥嵘岁月，展望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会议开得紧凑而热烈。休息的时候，代表们走出住所，观赏首都美景，释放连日的劳累。
王进喜是来自玉门油田的代表，担任贝5钻井队队长。这天他和几位同伴漫步北京街头。在北大红楼附近的沙滩，他看到一辆公交车上背着个大包袱，又笨又难看，走得也很慢。经过询问他才知道，那是个煤气包，因为没有油，汽车只能烧煤气。眼前的景象令这位西北汉子心如刀绞，泪如泉涌——连首都都没有油用啦！国家这么难，我们搞油的，自己身为钻井队长，还是什么先进，有什么脸见人，真是有愧啊！
知耻近乎勇。王进喜作为一个基层钻井队的队长，看到国家缺油，首都汽车背上煤气包，感到了自己的耻辱。这件事后来感染了无数会战职工，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庆会战背后坚定厚实的人心与民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北松基3井喷油的喜讯传到北京。王进喜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当场就请战，要求参加会战。
1960年3月25日清晨，王进喜率领他的钻井队在大庆会战的中心点萨尔图车站下车。当时的萨尔图站条件简陋，站前的土路上，人来车往，机鸣马叫。王进喜下车后，逢人就问：“我们的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最高纪录是多少？”比王进喜早到几天的门广福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一个钻井队长，下了火车，一不问吃，二不问住，首先想到的是武器弹药、战斗岗位和努力目标，这就是战士的表现、指挥员的思想。”
王进喜他们住下后，天天打听钻机、设备什么时候能够运到。设备运到后，没有吊车，他们就靠人拉肩扛，把钻机搬到井场，把设备组装起来。打井要用水，没有抽水机，他们就找来脸盆、借来扁担，自己动手端水、挑水，甚至连铝盔、饭盒、灭火机外壳都用来运水。在大会战最艰苦的日子里，王进喜有句口头禅，叫做“有也上，无也上，天大的困难也要上。”
当时，王进喜住在马家窑赵大娘家里，可钻井队进屯后，他只在赵大娘家住过一天，以后就再没回来睡过觉。赵大娘不放心，做好饭，提着柳条筐到井场找他，想叫他吃顿热饭。在井场，她看到王进喜正躺在井边休息，身下铺的是一些羊草和一条被子，身上盖着老羊皮袄，头下枕着一个铁疙瘩。工人告诉她，那是个牙轮钻头。赵大娘看了忍不住心酸，她对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这是王进喜第一次被称为“铁人”，给他这个称号的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当石油部长余秋里听到关于“铁人”事迹的汇报后当即表态：好！这是一个好典型，我们就借用老百姓形象而生动的语言，叫他王“铁人”。他还说，王进喜代表大会战的方向，铁人就是我们的旗帜。在随后的一次大型会议上，余秋里指着王进喜对大家说：“这就是王进喜，大会战中的第一个英雄，我们的王铁人。”他说：“铁人来自大会战，大会战需要铁人。有了这样一批人，困难再大，会战也能打下去，必然夺得胜利。我们要人人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都来做铁人，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把‘贫油落后’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为大会战立功！”
这时几位石油部的领导带头把王进喜抬了起来，绕场一周，全场长久地响起“向铁人学习！”“向铁人致敬！”的口号声。
从此，铁人的事迹传遍油田，铁人精神感染着每一个参加会战的人，全油田形成了人人学铁人，人人做铁人的热潮。随后，会战中又涌现出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等先进典型，他们与王进喜一起被指挥部树立为“五面红旗”。在他们的带动下，整个会战队伍你追我赶，比、学、赶、帮。先进更上一层楼，普通队伍纷纷跨入先进行列，后进队伍急起直追。从学铁人到学“五面红旗”，很快又发展到“百面红旗”，整个油田出现了“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局面。
搞会战，没有冲天的干劲不行；但只有冲天干劲，没有严谨的作风也不行。会战开始后，指挥部研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油田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储量有多少？油层的结构和物性如何？怎样才能把油打出来？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对油田开发建设做出正确的部署。而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单凭热情与干劲显然不行。在会战中，指挥部总指挥康世恩提出：“我们搞石油工作的人，工作岗位在地下，一切工作都要做到地下油层。”
为了搞清地下油层情况，1960年4月9日至11日，大会战的第一次五级三结合技术座谈会在安达铁路工人俱乐部召开了。所谓“五级”，是指部、局、指挥部、大队、基层，“三结合”是指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了搞清油田地下情况，必须取得哪些资料数据？怎样取得这些资料数据？与会者你提一条，他提一条，由13个问题，变为16个问题，又补充为20个问题。根据这20个问题，又确定了72个需要了解掌握的数据。经过石油部党组批准，将其定为地质技术规范，要求在勘探和开发油田的过程中，各相关单位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个数据，做到一个不能少，一点不能错。
在最困难的时候，指挥部要求各单位：“一把手”既抓生产，又管生活；“二把手”专管生活
大庆石油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展开的。为了坚持会战，早日拿下油田，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没日没夜拚命干，用当时的话说，叫做“革命加拚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几万人的队伍开上去了，吃、穿、住等问题都要切实解决，否则，会战可能就会中途夭折。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几万人的吃、穿、住问题，谈何容易！
先说住的问题。大庆油田所处地方，远离大中城市，村落稀疏，气候酷寒。会战初期，职工住在简陋的帐篷、木板房、牛棚、马厩里。这些临时设施只能解决燃眉之急，过冬肯定不行。在东北严寒地区，集中几万名职工，没有可靠的御寒手段，就可能冻伤人，甚至会冻死人。当然，如果有足够的建设资金，各方面条件齐备的话，在几个月内完成上百万平方米的建筑，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不用说盖楼房，即使盖砖瓦平房，在财力和物力上，也根本做不到。
怎么办？为了安全过冬，从会战领导机关到基层小队，大家都在想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多方案的比较论证，指挥部决定发动职工自己动手建造“干打垒”房屋。
所谓“干打垒”，就是北方农村常见的、用土作原料建筑的房子。除了门窗和房檩需要少量木材外，墙壁就地取土，房顶用羊草绺成草把子作垫层，上覆泥巴，取暖用火墙或火炕。这种房子厚墙厚顶，结构严实，防寒性能好，且施工简单，就地取材，随处可建，便于广大职工人人动手，大面积建筑。
决心一下，说干就干。在萨尔图草原上，掀起了一场人人动手，全民动员建造干打垒的群众运动。由于群众发动充分，各级领导干在前面，上上下下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了。从1960年6月全面铺开，到9月底基本结束，全油田共完成近10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住房。这些房屋，有火墙或火炕取暖，用天然气做饭，电灯照明，装有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
几万职工的吃饭问题更难解决。会战刚开始的时候，油田基本能按职工工种定量供应粮食，副食品从黑龙江省和南方调进。但是到了9、10月份，由于全国粮食供应普遍紧张，按照国家规定，会战职工的粮食定量也减了下来。如钻井工人从每月56斤减到45斤，采油工由45斤减到32斤，干部、专家等一律减到27斤。副食品供应也明显减少，肉蛋则几乎没有供应。那是一场全国性的大饥荒。许多职工的家属和子女，由于家乡闹粮荒，为寻活路也来到油田，这更加剧了油田缺粮程度。由于长期吃不饱肚子，人们的体力渐渐支撑不住，很多人因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
紧急关头，会战领导小组召开紧急会议，做出紧急决定：“第一把手”既要抓生产，又要管生活，“第二把手”专管生活；食堂设立政治指导员，就餐人数在200人以上的要建立伙委会；指挥部派车出去搞生活物资；得浮肿病的职工一律停止工作，为他们办专门营养伙食，每人每天2至3两肉；大搞代食品；粮食按定量吃够；组织打猎队、捕鱼队。
由于采取了这些有效措施，加上黑龙江省和部队的支援，一两个月内，浮肿病发病率和病情得到控制，并逐月下降。整个冬春，没有饿死一个人。这在那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实在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后来，他们又通过挖野菜，找代食品，特别是通过大搞农副业生产，有效地改善了职工生活，使会战在千难万难之中坚持了下来。
穿的问题也很严峻。当时国家棉花紧张、棉布紧张，棉衣供应紧张。为了解决职工的穿衣问题，又要尽量为国家节约物资，大庆人办起了缝补厂，加工制作“两旧一新”棉衣。所谓“两旧一新”，就是把已经实在不能穿的旧工作服收回来，拆洗干净，用旧布拼里子，把旧棉花弹好絮上，再配付新布面。照这个办法，原来只能加工一套棉衣的新布就能够做两套，有限的物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职工家属问题。会战开始时从全国各地调来的大多是单身汉，但时间长了，没有家庭是行不通的。经过不断的摸索、试验，大庆人本着“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在生产岗位固定的采油队和油水泵站等生产设施附近建设居民点，相近的几个居民点，逐步建成一个中心村和若干卫星村。对流动生产和施工的钻井队、井下作业队和基本建设单位，在油田边缘地区建设居民点、中心村。职工家属则在油田外围开荒种地。实行这种办法，既为国家节约了基础建设资金，又解决了职工和家属的生产与生活问题，还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农副业产品。
大庆会战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成功实践，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大庆油田从勘探、设计到开发、建设，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开发建设的。从这个角度讲，大庆会战是自力更生的伟大实践。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大庆会战又是在全国四面八方的齐心协力下展开并取得胜利的，它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大庆会战首先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决策和亲切关怀下进行的。当时，“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伤痛尚剧，各方面的经济形势都很严峻。为了摆脱困境，中央正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缩短经济战线，许多已经上马的项目纷纷被迫下马。在这样的背景下，石油部决定集中数万人搞一场大会战，还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物资和人力，其难度可想而知。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党组给中央写了关于开展石油会战的报告。仅仅过了7天，中央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相关地区和部委，在不太妨碍本地勘探任务的条件下，支援大庆会战。随后，中央决定从部队当年的退伍兵中动员3万人交石油部组织参加大庆会战，从而解决了会战人力不足的难题。中央军委又决定给大庆分配3０００名转业军官，为会战输送了得力干部。这是在人力上的投入。在物力和财力上，中央在各方面物资都很紧张的形势下，在计划外为大庆会战拨了几万吨钢材、设备。并在1960年为大庆会战拨款2亿元，1961年、1962年两年间又为大庆会战投资5亿多元，三年间共为大庆会战投资7亿多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为了大庆会战，全国石油系统可以说是倾其所有。当时的勘探、钻井队伍及其设备都是从各地油田、厂矿抽调的。石油部组织会战队伍，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用康世恩的话说：一是“拔萝卜”，即点名抽调一些标杆队。二是“割韭菜”，把原来的队伍成建制一个不剩地调来。三是“切西瓜”，把原来的队伍一分为二，调来一半，留下一半。石油部要求，抽调的队伍，兵要精，将要强，设备要最好的。而且所有配套设施都要齐全，拉到现场就可以开工。
大庆地处黑龙江省内，会战开始后，黑龙江全省人人心里都像燃着一团火。省委领导多次表示，大庆在黑龙江，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力支援石油会战。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省委精神，凡是大庆会战需要的，要人出人，要物给物，并在人员安置、修路筑桥、通邮通电等方面做出巨大努力，保证了会战顺利进行。
大庆会战的胜利一举改变了我国依赖“洋油”的历史，由会战中锤炼出的大庆精神，成为鼓舞亿万人民奋发进取的精神财富
大庆石油会战，使中国的石油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转变。从1960年到1963年，在大庆探明了一个含油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地质储量达22?郾6亿吨的大油田，这在当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大油田。到1963年底，开发建设了146平方公里的油田，建成年产原油生产能力600多万吨，当年生产原油450万吨。
1963年12月3日，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庄严宣告：“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论在数量或者品种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给了！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他的话激动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心，赢得了人们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1964年1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约余秋里谈话。他听过余秋里关于大庆会战的汇报后满意地说：“我看这个工业，就要这个搞法，向你们学习嘛！要学大庆嘛！”几天后，《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通栏刊出毛泽东的号召：“工业学大庆”。这个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促进了各行各业比、学、赶、帮、超运动的深入开展。
这一年的4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在《学习大庆经验，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记者袁木、范荣康写的长篇通讯《大庆精神，大庆人》。文章从“延安革命精神发扬光大”、“为了全国人民的远大理想”、“岩心和赤胆忠心”、“关心别人胜过自己”等方面介绍了大庆油田的精神面貌，赞扬大庆人“是一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说到了大庆，好像又回到了延安，看到延安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编后语，题目是《崇高的榜样》。其中讲到：“大庆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大庆人，是特种材料制成的人，就是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人。这种精神，这种人，正是我们学习的崇高榜样。”“学习大庆，首先就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
当年年底，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深刻总结了大庆经验。他说，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这是我们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石油工业部、大庆油田，就是这方面的先进典型。周总理对大庆基本经验的概括，高屋建瓴，言简意赅。他说明了大庆经验并不是哪个人或是哪一些人的创造，而是毛泽东思想与石油工业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石油大会战中的生动体现；是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丰富斗争经验，在特殊条件下的创造性应用。
此后，一场持续十几年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兴起，并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责编 肖 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