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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瑞金医院血液科主任李军民的时候，他正低头忙着回复短信，对方，是陈竺院士。尽管这些年陈竺已经离开科研一线，从卫生部部长到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岗位，但内心里，陈竺还是钟爱着科研事业。陈竺曾在瑞金医院工作近二十年，亲身参与了“上海方案”从诞生到完善，直至被同行广泛接受的过程。
要想理解“上海方案”在白血病领域的地位，首先要认识这种叫做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疾病。李军民主任告诉记者，1980年代中期他刚刚成为医生的时候，APL的死亡率非常高，医院收进的病人，可能抢救几个小时就死亡了，特别是当不幸发生在孩子身上时，更加让人惋惜。有了“上海方案”后，APL患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率90%以上，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这种白血病的认识。
但是，“上海方案”不能停滞不前，现在，新一代科研工作者，正在对“上海方案”进行优化，希望在更广泛的患者身上，也能获得同样好的效果。李军民教授告诉记者，短信中，陈竺院士正在询问这一科研项目的进展。
瑞金医院血液学学科，创建于上世纪70年代，尽管不是中国历史最长的血液科，但谈到白血病的治疗，这里，是一面旗帜。在世界范围内，瑞金医院的“上海方案”，第一次让外国同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科研工作者为白血病治疗开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来到瑞金医院，更高的水平意味着更重的担当。
上海故事开篇
瑞金医院2号楼，安静地伫立在医院一号大门的西北侧，与周边新建的医院大楼相比，显得朴素老旧。上到5楼，血液科住院部，仿佛时间穿梭，一些细节，透露出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气息。狭窄的过道和护士站，饱经风霜的门窗、走廊尽头医生办公室门外，堆放着柜子，医生会议室里是扎实沉重的木椅、木桌，大概是因为太旧，木桌被雪白的床单覆盖，医生们就在盖了床单的办公桌上工作。
这里是瑞金医院血液科最早的病房，白血病领域的“上海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讲起。
血液科奠基人王振义院士，今年92岁高龄。在瑞金医院，王院士就像是“神一样的存在”。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开创了“上海方案”，还因为他迄今没有离开科研工作。每周，王振义参加教学查房，让年轻医生“考自己”，医生们把临床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王振义回到办公室，查文献、找资料，过几天，就把整理好的信息提供给大家。他用自己的方式，为白血病治疗方式的改进出力。
谈起白血病治疗技术的进展，王院士有时候会感到着急，“按照我们现在的研究速度，要完全解决白血病问题，恐怕还要300年”。
王振义毕业于深受“西风”影响的震旦大学，热爱古典音乐，一口流利法语、英语，毕业后进入瑞金医院前身广慈医院工作。1952年，广慈医院细分出消化、心血管、内分泌和血液四个专业组，王振义开始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堃的指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
“文革”动荡中，王振义经常被调动，学过中医，当过教师，直到1973年才重新回到瑞金医院。59岁，别人“告老还乡”“颐养天年”的年纪，王振义却还泡在病房和实验室中，尝试别人从未尝试过的设想。61岁，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的第一个病例获得成功，“上海故事”从此开篇。
作为靶向治疗新方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获得成功，但现代医学除了看到效果，还要求搞清机制。这个时候，陈竺、陈赛娟两位年轻的学者，正在法国学习，王振义教授把弄清机制的任务，交给了他的这两位得意门生。
“陋室”中的科研
王振义院士的办公室里，只摆放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与陈竺、陈赛娟的合影。陈赛娟院士的办公室，现在就在王振义院士的楼下，从师生到同事，三位院士在事业上合作三十年，为白血病研究领域留下一段佳话。
陈赛娟院士，从纺织女工“变成”的科学家，如果去掉科学家的身份，她就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人。两年前记者采访陈赛娟，她温婉的态度、柔和的声音和夹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通常，坚韧与温和是两个共生的性格，陈赛娟恰好就是这样的女性。
陈赛娟曾谈及法国留学时的往事。与她一起攻读博士的有一位美国同学，他们一起在实验室工作。“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很细致，但不太会讲；这个美国同学很会讲，说起来滔滔不绝。”陈赛娟在表达上吃了亏，美国同学接手了她做了一半的实验。
为了完成实验，陈赛娟到同在法国留学的陈竺的实验室，继续工作。“1年下来，我发了两篇论文，这个美国同学一篇也没有发。”
1989年，陈赛娟和陈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选择回国。但回到瑞金医院，科研条件要比法国落后太多。记者看到的2号楼5楼走廊，曾经就是陈赛娟的“实验室”。陈赛娟说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她把一个实验设备放在走廊桌子上，调好温度，等待培养结果。住院病人的家属路过，看看好奇，手痒调了调温度，“好了，这一天的实验就白费了”。“陋室”中，瑞金医院科研团队取得硕果，1991年，瑞金医院与其他三个中心共同发现了APL的核心发病原理和全反式维甲酸的药物机制。
但到这个时候，“上海方案”还只是雏形。
一次参加国内会议，陈赛娟与哈尔滨的同行交流，这位同行告诉她，哈尔滨的张亭栋医生，从1970年代开始用静脉注射砷剂的方法治疗急性白血病，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砷剂，三氧化二砷，就是中国人熟知的砒霜，中医有“以毒攻毒”的理论。
如果把全反式维甲酸与三氧化二砷结合起来，会不会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呢？陈赛娟、陈竺夫妇带领着团队，开始验证这个想法。
到2000年，两药联合治疗APL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PL成为第一个可基本治愈的成人白血病，“上海方案”成型，并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
要想理解“上海方案”在白血病领域的地位，首先要认识这种叫做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疾病。李军民主任告诉记者，1980年代中期他刚刚成为医生的时候，APL的死亡率非常高，医院收进的病人，可能抢救几个小时就死亡了，特别是当不幸发生在孩子身上时，更加让人惋惜。有了“上海方案”后，APL患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率90%以上，完全颠覆了人们对这种白血病的认识。
但是，“上海方案”不能停滞不前，现在，新一代科研工作者，正在对“上海方案”进行优化，希望在更广泛的患者身上，也能获得同样好的效果。李军民教授告诉记者，短信中，陈竺院士正在询问这一科研项目的进展。
瑞金医院血液学学科，创建于上世纪70年代，尽管不是中国历史最长的血液科，但谈到白血病的治疗，这里，是一面旗帜。在世界范围内，瑞金医院的“上海方案”，第一次让外国同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科研工作者为白血病治疗开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全国各地的患者慕名来到瑞金医院，更高的水平意味着更重的担当。
上海故事开篇
瑞金医院2号楼，安静地伫立在医院一号大门的西北侧，与周边新建的医院大楼相比，显得朴素老旧。上到5楼，血液科住院部，仿佛时间穿梭，一些细节，透露出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气息。狭窄的过道和护士站，饱经风霜的门窗、走廊尽头医生办公室门外，堆放着柜子，医生会议室里是扎实沉重的木椅、木桌，大概是因为太旧，木桌被雪白的床单覆盖，医生们就在盖了床单的办公桌上工作。
这里是瑞金医院血液科最早的病房，白血病领域的“上海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讲起。
血液科奠基人王振义院士，今年92岁高龄。在瑞金医院，王院士就像是“神一样的存在”。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他开创了“上海方案”，还因为他迄今没有离开科研工作。每周，王振义参加教学查房，让年轻医生“考自己”，医生们把临床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王振义回到办公室，查文献、找资料，过几天，就把整理好的信息提供给大家。他用自己的方式，为白血病治疗方式的改进出力。
谈起白血病治疗技术的进展，王院士有时候会感到着急，“按照我们现在的研究速度，要完全解决白血病问题，恐怕还要300年”。
王振义毕业于深受“西风”影响的震旦大学，热爱古典音乐，一口流利法语、英语，毕业后进入瑞金医院前身广慈医院工作。1952年，广慈医院细分出消化、心血管、内分泌和血液四个专业组，王振义开始在著名内科专家邝安堃的指导下从事血液学研究。
“文革”动荡中，王振义经常被调动，学过中医，当过教师，直到1973年才重新回到瑞金医院。59岁，别人“告老还乡”“颐养天年”的年纪，王振义却还泡在病房和实验室中，尝试别人从未尝试过的设想。61岁，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的第一个病例获得成功，“上海故事”从此开篇。
作为靶向治疗新方法，全反式维甲酸治疗APL获得成功，但现代医学除了看到效果，还要求搞清机制。这个时候，陈竺、陈赛娟两位年轻的学者，正在法国学习，王振义教授把弄清机制的任务，交给了他的这两位得意门生。
“陋室”中的科研
王振义院士的办公室里，只摆放了一张照片，就是他与陈竺、陈赛娟的合影。陈赛娟院士的办公室，现在就在王振义院士的楼下，从师生到同事，三位院士在事业上合作三十年，为白血病研究领域留下一段佳话。
陈赛娟院士，从纺织女工“变成”的科学家，如果去掉科学家的身份，她就是一位典型的上海女人。两年前记者采访陈赛娟，她温婉的态度、柔和的声音和夹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通常，坚韧与温和是两个共生的性格，陈赛娟恰好就是这样的女性。
陈赛娟曾谈及法国留学时的往事。与她一起攻读博士的有一位美国同学，他们一起在实验室工作。“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很细致，但不太会讲；这个美国同学很会讲，说起来滔滔不绝。”陈赛娟在表达上吃了亏，美国同学接手了她做了一半的实验。
为了完成实验，陈赛娟到同在法国留学的陈竺的实验室，继续工作。“1年下来，我发了两篇论文，这个美国同学一篇也没有发。”
1989年，陈赛娟和陈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选择回国。但回到瑞金医院，科研条件要比法国落后太多。记者看到的2号楼5楼走廊，曾经就是陈赛娟的“实验室”。陈赛娟说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她把一个实验设备放在走廊桌子上，调好温度，等待培养结果。住院病人的家属路过，看看好奇，手痒调了调温度，“好了，这一天的实验就白费了”。“陋室”中，瑞金医院科研团队取得硕果，1991年，瑞金医院与其他三个中心共同发现了APL的核心发病原理和全反式维甲酸的药物机制。
但到这个时候，“上海方案”还只是雏形。
一次参加国内会议，陈赛娟与哈尔滨的同行交流，这位同行告诉她，哈尔滨的张亭栋医生，从1970年代开始用静脉注射砷剂的方法治疗急性白血病，获得了很好的效果。砷剂，三氧化二砷，就是中国人熟知的砒霜，中医有“以毒攻毒”的理论。
如果把全反式维甲酸与三氧化二砷结合起来，会不会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呢？陈赛娟、陈竺夫妇带领着团队，开始验证这个想法。
到2000年，两药联合治疗APL取得了很好的效果，APL成为第一个可基本治愈的成人白血病，“上海方案”成型，并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