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间”这个私我空间中，女性的“此在”生命通过平静的日常生活展现出来，不论是厨房中的家庭主妇、躲进屋子中的倦怠女子还是深闺里的寂寞少女，都在“房间”中谱写着自己的故事，撷取对生命真谛的反思。女性的生命意识在这间房间中焕发新的光彩，如同一株峭立崖畔的兰花，在劲风席卷中勉力存活。正是生命之光的焕发将八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诗人与文学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这个大命题展现出如下的精神特质和思维博弈。
　　当现代智性的阳光照进女性生命久闭的花园，女性生命的“此在”感觉在“房间”中得以复苏，而不再作为男性感觉的附庸存在。女性在“房间”中亲身演绎的种种生命事件将痛感、幸福感和无奈感一股脑地倾斜而出，她们在其中享受自由表达的快乐，也体味久违的生命知觉。在广袤的女性文化荒野上，女性更多地感受到无助和惊惶，埋藏在肌理深处的矛盾被转移、掩盖了。当空间范围缩小，处在四面墙的“夹击”下时，翟永明们才更能觉察到女性群体所面临的共同生存困境。这种困境古已有之，却在八十年代女性自己的“屋子”中被女性本身真实再现、表达和思考。痛苦增加了生命的宽度和厚度，在突围、退返到冷静思考的过程中，女性诗人在逐步摸索能够摆脱现实生存窘境、实现其生命价值的途径，她们在创作过程中又在其基础上生发出新的创作灵感和生命思考，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本自足”。
　　例如，“窗”身上“潜伏”着的女性敏感的神经，在与潜伏的危机对峙的过程中，发挥着莫大的作用。这在林珂的诗歌《我的窗》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体现：
　　方方正正的独眼
　　很亮很亮地淌着
　　夜。夜。夜。夜
　　而梧桐树在窗外
　　白天
　　独眼又一次被刺
　　匕首在窗外
　　“窗”本身的功能是采光、通风，因此，文人们常把眼睛类比作心灵的窗口。但林珂却在诗中将“窗”比作方正的“独眼”在夜里明亮，它不但具有视觉作用，更被附加了女人最敏锐的“第六感”，据此暗示女性草木皆兵的生存状态，仿佛在洞察周围的危机，警惕而孤独。在白天，“独眼”“又一次被刺”宣告女性生命的又一次遭受攻击，讲述女性多舛的前途命运。匕首就在一窗之隔的室外虎视眈眈，暗示女性处境危机四伏。同时，“独眼”表示将正常视觉封锁一般，从层面暗示女性面对生命处境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她们一边逃避现实，一边又清醒地保持警惕。林珂展示了女人如陷无物之阵般的失重生存状态，以及她们的凛然勇气和超脱态度——“我心如古井”。
　　其次，个人存在方式的重新思索使得女性诗人对生命更加敬畏。五感复苏、智性闪耀的女性诗人与“房间”困居、出逃再回归的博弈过程，也是她们思索女性生命存在方式，“终于发现了人类的秘密”（伊蕾《哲学讨论》），并将之付诸实践的物化过程。“房间”将女性生存景象浓缩式地呈现，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宏观把握的机会，那些曾经“只缘身在此山中”中的困惑、迷惘在其中显现真相，使得女性诗人对生命更加敬畏。那些急于破坏围墙、冲出房门的愿望当然更是这一观念的激烈显现方式之一。
　　我所敬畏的深院
　　我亲近的泥淖
　　我楼壁上的红粉
　　我楼壁上的黄粉
　　我深闺中的白色骷髅封印
　　……
　　它尚无坟，我也无死，依墙而行         （陆忆敏《避暑山庄的红色建筑》）
　　陆忆敏所描述的这座幽谧的建筑带有一种神秘的图腾色彩，是具象意义和抽象意义的结合体。以“深闺中的白色骷髅”为首的一批意象充溢着女性不堪回首的生命往事的腥腐气息，陆忆敏把它们“封印”、“打成一叠，浓墨签收”，正是一种虔诚的敬畏之举。女性的苦痛历史虽在渐行渐远，但女性知识分子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她们在抛弃它的同时，也因时刻以其为戒，而对生命的坚强前行抱有更深的敬意。
　　女性文学叙事是根植于女性生存现实的生命叙事，当空间更准确地限制在“房间”之中时，那些被生命悲喜剧牵动的情肠就显得更加深婉动人，生、死、爱、欲一同倾斜而出，将女性对生命的感悟推向有一个高峰，她们的“房间”诗歌写作是寄寓现代伦理思辨色彩的生命叙事，道德制衡的作用在逐渐减弱，人性本质的彰显在逐渐增强。女性在逐渐成为“房间”主人的同时，也在逐步重掌个体生命大权，“平等”成为女性诗人生命天空上镌刻着的金玉之言。作为现代伦理观念的典型代表，而不仅仅是女性宣告“自治”的笔头策略，对当代女性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较于上一次现代女性作家的小规模、不彻底抵抗，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颠覆场面，正如翟永明的“创世意识”所阐述的：
　　我们的结构天衣无缝
　　创世时即如此
　　……
　　在男性和女性的位置中
　　找到完整的幸福                                    （翟永明《我们》）
　　男女“对等关系”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成熟生命”态度的表现，也是“完整的幸福”的保证。
　　勃发的女性生命本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新的爱情、家庭理念替换古老的附庸观念，使女性不再作为两性关系中的弱者出现。她们塑造现代女性坚强、独立、果断的新女性形象，并努力重返社会关系和交际关系中女性应处的位置，在消解传统旧伦理关系束缚的同时，更将自身思维模式更新。
　　“平等”意识的燃烧在女性身体感觉、自然欲望的自由表达上也帮助女性争得了权力。女性生命遭到最根本的压抑来自其灵与肉的悖论性冲突，这个问题最终指向人的生命存在问题。人对生命最初的需要都是来自人的原始欲望，当生存的欲望被满足，紧接着被需要的就是生理需求的表达。“世人不会懂得坟墓两字的抽象与具体/谁知道这安溪的坟墓依旧充满冰与火血和泪？”（张烨《月啼荒郊》女性灵肉真实的被解禁不单单是女性对压迫者的抗争，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她们对其生命本真状态的接纳和认同。
　　生命意识的觉醒也促使当代女性重审她们的天赋使命——生育。男权制度文化中，女性被本质化为生育的工具，目的是消除女性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可能。当代女性生命意识的高扬促使她们正视生育作为女性神圣使命而非全部宿命的真相，母性神话的假象被打破了，而仅将母性作为人的自然生命本质之一，“母性贵重而可怕的光芒”（翟永明《女人·世界》）让男性笼罩下的泥古形象黯然失色。
　　既然是人性就有正有反，母性亦然，不能因既定的审美化了的“母性”离间女性自我。八十年代女性诗人从不讳言自身包含的分裂性、多面性和矛盾性，并在自我批判和认同的过程中，正向地、不走极端地、坦承地面对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和最真实的精神状态。可以说，这是她们人本立场的卓越表现之一，她们所描述的母性“残酷、冷漠”的部分也并不会因此受到道德的指责，因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恰恰是不做过多道德判断的，她们只是不避讳人性中固有的真实和遗憾。至此，母性终于真正在女性精神家园正位。
　　水是冰的另一种形式，柔情和冷硬本就是一体。女性生命并非靠条例、制度规定其形态，她们有权利保留美好和丑陋的每一面。当代女性诗人以坚强的诗心、细腻的笔触和勇敢的生命激情完成了对女性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救赎，谱写了一曲生命从“被迫离席”到“成长回归”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