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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王永生、翁雅敏、马艳华、施林妹
时间：2008年元月
采访：陈振国、张健、董海婴、周敏
整理：陈振国、张健、董海婴
采访前记
1999年6月29日，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3121号“公用给水站”（王永生记得编号是3033号）的牌子被取下，从而宣告上海市区彻底告别了给水站供水方式，市区居民全部实现引水入屋。
上海公用给水站从兴盛到衰亡，是一个世纪以来上海劳动人民生活变化的缩影。建国前，生活在棚户区的劳动人民用的是小河浜水和未处理过的土井水，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建国后，政府在劳动人民居民区建起了大量公用给水站。至20世纪60年代，全市的给水站达4000多处，居民全部用上自来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上海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造给水站。1999年盛夏来临前，居民露天接水、拎水的现象彻底从申城市区消失。丽园路713弄和与它关联的38号门口的那个给水站，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在寻常百姓心目中留下了永久记忆。
为此，我们采访了王永生（以下简称王）、翁雅敏（以下简称翁）、马艳华（以下简称马）、施林妹（以下简称施）等4位居住在丽园路713弄的居民。
政府建设，水价优待
翁：这里原来是平民区，居住条件很差，都是用竹头和草棚搭的两层楼的矮平房，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要住3家人家，在屋里说话隔壁都能听见，所以谁家有什么事，瞒也瞒不住，大家都知道的。713弄里面有4、5条横弄堂，我就住在第一条横弄堂里。这里多数居住着收旧货的、捡垃圾的，以及外来流浪者，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环境是一塌糊涂的。我们弄堂只有前弄堂几家是工人，因为制造局路有工厂，家就住在这里。旧城区，旧屋密集弄堂狭窄，无法开沟铺设自来水管道，于是政府就修建起了公用给水站。
马：这里是一片棚户区，居民用水靠居住区里的井水和旁边的河水。解放后不久，具体的时间已记不清了，人民政府在这里建起了给水站，为周围的居民供水，用水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我们的用水享受优惠价格，叫做“平民水”。当初，每立方米7分钱。
王：我是1952年住进713弄的，那时已经有给水站了，但不是拆除时的那个。那时还在小弄堂里，有个龙头，下面放着个木桶。小弄堂很小，很不方便，居民就到里委会反映。后来正好有个回乡户，空出一间私房。居委会把空房拆除后留出一块空地，就利用那块空地，建起了这个公用给水站，时间大约是1958年。
马：38号门口的那个给水站有两个龙头，约在1962、1963年期间，居委会在龙头下面砌起了大的水池。
施：我是1966年进这条弄堂的。那时已经没有专门看管的人了。有的人用水用得多，也会有人督促，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要出来说话。池子里有两个桶，用来舀水。
集体义务管理
马：最初，给水站采用出售筹子的方式，定时开放。筹子是用竹片做的，分大筹和小筹，上面烫有字。记得好像是1元钱10个大筹子，1个大筹子可兑10个小筹子。1个小筹子可打3桶水。因为供水时间限制的关系，很多人家里都备有水缸。后来，也就在1958年前后，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定时开放使居民取水时间受到限制。尽管多次应居民要求调整时间，矛盾还是越来越突出，用筹子的方式坚持不下去了。定人定时开启和收筹管理的方式不用了，就改用不间断开放，水费按人头分摊的办法。
王：起先民主管理小组还是有的，有5个人，各自有分工，我主要负责记账。后来其他几个人陆续过世了，留下我一直做到给水站拆除。我们的工作没有一分报酬，是尽义务的。在我之前有个下肢残疾的老人负责收筹，每月拿很少的津贴。津贴开始是从水费中提取，后来由于用水浪费及拖欠水费等原因，连上缴的水费也无法满足，就不能再做下去了。我原来在厂里工作，业余参加给水站的管理工作，退休后，有退休金，我也沒有其他要求。当然，有几次我也想辞去这份工作，向里委会提出来，但始终没有找到接替的人，便被挽留了下来。713弄常住户有近60户，180人上下，最多时200多人。
最后成一个人管的水站
王：管理小组的成员一个个走了，最后要我一个人管这个事，当然，主要是负责收费。我想怎么办呢？一个人收，忙不过来，我当时还没有退休。我跟居委会商量，原先有居民小组，我根据方便程度，适当归并，划分6个小组，做了6本账本。每个月按照水表的数字进行分摊，按人头详细地列出，做在本子上，请小组负责收款。小组也有约定轮流收，这样收上来后由收款人签字，交给我汇总，然后交到自来水公司。每个月我将分摊的情况详细数额用毛笔抄写后张榜公布。就贴在给水站的边上，请大家监督。这样几十年下来，我整整积累了一尺来厚的账本资料。水站拆除的时候，有个记者同志，把一堆东西要过去了。我老伴经常唠叨，说我存这么多的本子，占地方，每次搞卫生搬来搬去，但我还是舍不得丢弃。这次记者要，我就给了。我想做人就是要做得正，不管数额多少，一定要清清楚楚的。退休前，每次张榜公布，都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近200人的账目抄在大纸上。起先，水池里有两个木桶，用来从池子里取水。木桶坏了要修，被人盗走了要买；水龙头经常坏经常请人来修理。这些费用也要摊到里面去。如果这个月收多了，下个月就少收摊平，保证账、钞相符。也有人说长道短的，总认为我有什么好处，其实真的一分钱也没有，我是问心无愧。1999年，给水站拆除后，自来水公司送来了一箱苹果，算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我很开心。每次公布时，我总会在后面写上注意给水站公共卫生的提醒。凭良心讲一句，这里居民的自觉性还有问题，因此，给水站环境卫生一直不太好，尽管居委会定期组织大扫除。
翁：一大早上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等候，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遇到下雨或下雪天，就要披件雨衣，戴上帽子。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用开水去浇龙头，我也烧过开水去浇过的。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来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也没有了，大家饭也不能烧，就没饭吃了。大冷天，在外面洗东西，洗到后来，人都要冻住了。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要摔跤，甚至摔成骨折。
再到后来，大家生活富裕起来了，用上洗衣机了。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接上管子，就洗起来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矛盾越来越大了。没有洗衣机时，大家拎一点水还不要紧，要洗东西时把脚盆放在那里，你接好水就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等有了洗衣机以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一放，插好龙头，洗了起来，这样后面排队的人都很有意见，你用洗衣机这样洗，我们为什么不行呀，矛盾就更大了。后来干脆有人用很长很长的一根管子，把水接到弄堂里来，接下来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路不好走了，大家就向上反映。那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以工人居住为主的小区，生活条件好了，自来水的用水量不断提高，居民的用水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了。后来有关部门也挺关心，派人过来看过，观察了一番，认为这么多户人家用两个龙头，加上龙头这里原来砌了个大水池，洗马桶之类的都要从里面舀水用，确实不方便，也不卫生，应该设法改善。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用水开始分户，有条件的装到屋门前，没有条件的，就集中分户。那时，给水站的边上、对着支弄的总弄一侧的靠墙的位置都按上了龙头，每家一个。水龙头接到门口，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从此用水矛盾解决了。这样又过了几年后，这里就拆迁建成丽蒙绿地了。
作者单位：中共卢湾区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王亚仑
时间：2008年元月
采访：陈振国、张健、董海婴、周敏
整理：陈振国、张健、董海婴
采访前记
1999年6月29日，卢湾区丽园路713弄内的3121号“公用给水站”（王永生记得编号是3033号）的牌子被取下，从而宣告上海市区彻底告别了给水站供水方式，市区居民全部实现引水入屋。
上海公用给水站从兴盛到衰亡，是一个世纪以来上海劳动人民生活变化的缩影。建国前，生活在棚户区的劳动人民用的是小河浜水和未处理过的土井水，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建国后，政府在劳动人民居民区建起了大量公用给水站。至20世纪60年代，全市的给水站达4000多处，居民全部用上自来水。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上海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改造给水站。1999年盛夏来临前，居民露天接水、拎水的现象彻底从申城市区消失。丽园路713弄和与它关联的38号门口的那个给水站，经历了风风雨雨几十年，在寻常百姓心目中留下了永久记忆。
为此，我们采访了王永生（以下简称王）、翁雅敏（以下简称翁）、马艳华（以下简称马）、施林妹（以下简称施）等4位居住在丽园路713弄的居民。
政府建设，水价优待
翁：这里原来是平民区，居住条件很差，都是用竹头和草棚搭的两层楼的矮平房，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要住3家人家，在屋里说话隔壁都能听见，所以谁家有什么事，瞒也瞒不住，大家都知道的。713弄里面有4、5条横弄堂，我就住在第一条横弄堂里。这里多数居住着收旧货的、捡垃圾的，以及外来流浪者，是社会最底层的人，环境是一塌糊涂的。我们弄堂只有前弄堂几家是工人，因为制造局路有工厂，家就住在这里。旧城区，旧屋密集弄堂狭窄，无法开沟铺设自来水管道，于是政府就修建起了公用给水站。
马：这里是一片棚户区，居民用水靠居住区里的井水和旁边的河水。解放后不久，具体的时间已记不清了，人民政府在这里建起了给水站，为周围的居民供水，用水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我们的用水享受优惠价格，叫做“平民水”。当初，每立方米7分钱。
王：我是1952年住进713弄的，那时已经有给水站了，但不是拆除时的那个。那时还在小弄堂里，有个龙头，下面放着个木桶。小弄堂很小，很不方便，居民就到里委会反映。后来正好有个回乡户，空出一间私房。居委会把空房拆除后留出一块空地，就利用那块空地，建起了这个公用给水站，时间大约是1958年。
马：38号门口的那个给水站有两个龙头，约在1962、1963年期间，居委会在龙头下面砌起了大的水池。
施：我是1966年进这条弄堂的。那时已经没有专门看管的人了。有的人用水用得多，也会有人督促，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要出来说话。池子里有两个桶，用来舀水。
集体义务管理
马：最初，给水站采用出售筹子的方式，定时开放。筹子是用竹片做的，分大筹和小筹，上面烫有字。记得好像是1元钱10个大筹子，1个大筹子可兑10个小筹子。1个小筹子可打3桶水。因为供水时间限制的关系，很多人家里都备有水缸。后来，也就在1958年前后，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定时开放使居民取水时间受到限制。尽管多次应居民要求调整时间，矛盾还是越来越突出，用筹子的方式坚持不下去了。定人定时开启和收筹管理的方式不用了，就改用不间断开放，水费按人头分摊的办法。
王：起先民主管理小组还是有的，有5个人，各自有分工，我主要负责记账。后来其他几个人陆续过世了，留下我一直做到给水站拆除。我们的工作没有一分报酬，是尽义务的。在我之前有个下肢残疾的老人负责收筹，每月拿很少的津贴。津贴开始是从水费中提取，后来由于用水浪费及拖欠水费等原因，连上缴的水费也无法满足，就不能再做下去了。我原来在厂里工作，业余参加给水站的管理工作，退休后，有退休金，我也沒有其他要求。当然，有几次我也想辞去这份工作，向里委会提出来，但始终没有找到接替的人，便被挽留了下来。713弄常住户有近60户，180人上下，最多时200多人。
最后成一个人管的水站
王：管理小组的成员一个个走了，最后要我一个人管这个事，当然，主要是负责收费。我想怎么办呢？一个人收，忙不过来，我当时还没有退休。我跟居委会商量，原先有居民小组，我根据方便程度，适当归并，划分6个小组，做了6本账本。每个月按照水表的数字进行分摊，按人头详细地列出，做在本子上，请小组负责收款。小组也有约定轮流收，这样收上来后由收款人签字，交给我汇总，然后交到自来水公司。每个月我将分摊的情况详细数额用毛笔抄写后张榜公布。就贴在给水站的边上，请大家监督。这样几十年下来，我整整积累了一尺来厚的账本资料。水站拆除的时候，有个记者同志，把一堆东西要过去了。我老伴经常唠叨，说我存这么多的本子，占地方，每次搞卫生搬来搬去，但我还是舍不得丢弃。这次记者要，我就给了。我想做人就是要做得正，不管数额多少，一定要清清楚楚的。退休前，每次张榜公布，都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近200人的账目抄在大纸上。起先，水池里有两个木桶，用来从池子里取水。木桶坏了要修，被人盗走了要买；水龙头经常坏经常请人来修理。这些费用也要摊到里面去。如果这个月收多了，下个月就少收摊平，保证账、钞相符。也有人说长道短的，总认为我有什么好处，其实真的一分钱也没有，我是问心无愧。1999年，给水站拆除后，自来水公司送来了一箱苹果，算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我很开心。每次公布时，我总会在后面写上注意给水站公共卫生的提醒。凭良心讲一句，这里居民的自觉性还有问题，因此，给水站环境卫生一直不太好，尽管居委会定期组织大扫除。
翁：一大早上大家都要抢着用水，人多的时候还要排队等候，后来有人就用铅桶、脚桶之类东西放在池边替代排队，有时候排队要排到弄堂里，弄得不好还会吵起来，甚至打起来。遇到下雨或下雪天，就要披件雨衣，戴上帽子。天冷，自来水管子冻住了，就用开水去浇龙头，我也烧过开水去浇过的。冻得厉害时，开水浇也浇不开，只能等冰慢慢化开来再用。有时自来水管子被冻得爆裂了，水也没有了，大家饭也不能烧，就没饭吃了。大冷天，在外面洗东西，洗到后来，人都要冻住了。结冰时，地上很滑，年纪大的人弄得不好就要摔跤，甚至摔成骨折。
再到后来，大家生活富裕起来了，用上洗衣机了。有人把洗衣机搬到自来水龙头旁边，接上管子，就洗起来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用水矛盾越来越大了。没有洗衣机时，大家拎一点水还不要紧，要洗东西时把脚盆放在那里，你接好水就在边上洗，一个一个挨着用。等有了洗衣机以后，大家天不亮就争着把洗衣机往龙头边一放，插好龙头，洗了起来，这样后面排队的人都很有意见，你用洗衣机这样洗，我们为什么不行呀，矛盾就更大了。后来干脆有人用很长很长的一根管子，把水接到弄堂里来，接下来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路不好走了，大家就向上反映。那时候，这里已经变成以工人居住为主的小区，生活条件好了，自来水的用水量不断提高，居民的用水矛盾也就越来越大了。后来有关部门也挺关心，派人过来看过，观察了一番，认为这么多户人家用两个龙头，加上龙头这里原来砌了个大水池，洗马桶之类的都要从里面舀水用，确实不方便，也不卫生，应该设法改善。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用水开始分户，有条件的装到屋门前，没有条件的，就集中分户。那时，给水站的边上、对着支弄的总弄一侧的靠墙的位置都按上了龙头，每家一个。水龙头接到门口，我们都开心得不得了，从此用水矛盾解决了。这样又过了几年后，这里就拆迁建成丽蒙绿地了。
作者单位：中共卢湾区委党史研究室
■ 责任编辑：王亚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