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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于坚来说，“外省”透露出的雄心，同时也指向了传统与后来的文坛。一方面，他会经常想自己的诗与李白、杜甫、苏轼之间的距离，而“外省”这个词，在中国传统中，是相对于长安的。诗人为什么都要跑到长安去，因为长安是一个能肯定天才的地方。另一方面，这也与当年中国文学的畸形的出口有关：要么到北京求生存，要么就在外省等死。
“我这种人，在青年时代就比较傲慢，雄心勃勃，特别喜欢强调外省。”
类似的压抑感，于坚在世纪末的“盘峰诗会”前夕，也有感受。
1979年初春的一天，于坚路过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时，发现在省医药公司人头攒动的灰色外墙前，贴着一份拆散了的油印刊物《地火》。他快速浏览了一遍上面那些描写人生、爱情的小说和诗歌，激动难捺，很快照着地址找了过去。
隔着咖啡馆的玻璃，于坚给我指了指，后面已被拆迁的云南省图书馆，当年《地火》编辑部就在省图书馆职工石安达的宿舍。多年之后，他依然记得那份渴求同道的急迫心情：“我走在银桦大道上，兴奋、害怕，想象着那里有一个左拉发起的‘梅塘夜话’，或者赫尔岑家里的文学沙龙，想象着那些长得像普希金或者莱蒙托夫的面孔。”几天之后，于坚带着他的一首诗歌《不满》，第一次在一个20多人的小房间里朗诵。朗诵完后，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人甚至激动地对他说：“你就是我们云南的莱蒙托夫。”
1980年，等于坚历经艰难、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时，已经有人为学生刊物《犁》向他约稿了。很快，新的文学沙龙又在1978级学生、后来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家找到了据点，这就是后来的尚义街六号。在吴文光那个独立的小房间里，一群人“从1980年开始，大概有5年左右，天天在那里讨论文学，朗诵诗，争论彼此的作品”。
这段相互砥砺与温暖的时光，对于尚未得到更多发表机会的于坚来说，至为重要。这些人都被于坚以一种纪实而调侃的口吻，写入1985年6月的《尚义街六号》中。那时他的自画像是：“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在于坚看来，这首作品能在当年的《诗刊》发表，简直是一个奇迹。由于以前的作品少有这类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写实描述，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
不过，于坚并不孤单。与此同时，一批在四川、南京、上海的诗歌写作者，由于趣味相投，将很快掀起了一场针对北岛为首的“今天派”美学趣味的诗歌运动。与日后文学史叙述中形成的较为宽泛的代际划分概念不同，“非非派”的主将之一杨黎更愿意采用狭义的“第三代人”概念：“第三代人，实际上指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一场独立的诗歌运动，这项运动包含了具体的内容，就是口语化，追求日常经验、日常生活。说到底，它就是以他们、莽汉、非非这三个流派为主的诗歌运动。”
在于坚写作《作品某某号》《尚义街六号》等作品时，韩东也寫下了《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趣味相投的作品。在两人于1986年去太原参加第六届青春诗会，第一次见面前，已有大量的书信往来，1985年诞生的民刊《他们》正是这样书信往来的结果。韩东在电话中，向我描述了最初的那种投契：“我们前面就是北岛他们的‘今天派’，当时意象诗比较流行，意象比较优美、晦涩。于坚直接用叙述性的语言去写作，对我们这代人好像是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
为了与之前的民刊拉开距离，《他们》没有明确的发刊词，第一期列名的主编则是没有任何作品、更多承担刊务的付立。创刊号目录前还有一首诗，以一种游戏的方式，用一句话介绍一个诗人，例如“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昆明的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等等。
从1985到1995年，《他们》一共出了9期，完全由同人出资联合创办。据于坚回忆，在编第六期稿件时，由于与韩东意见分歧，“我当时倾向办少数同人的刊物，保证质量，更纯粹，而韩东想尽可能多地扶植新人”，此后逐渐淡出《他们》。
与于坚相比，韩东无疑是一个生性更为散淡的人，他更愿意把《他们》视为一个松散的文学沙龙与创作园地。在他看来，流派性的紧密团体，固然有利于登堂入室，但也有画地为牢之虞。尽管如此，在洪子诚等新诗史研究者看来，《他们》仍展现出某种较为一致的诗学路向：“‘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对个体的生命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强调，对观念、理论的干预的警惕，将个人与现实生活所建立的‘真实’联系作为写作的前提，以及语言上对于‘日常口语’的重视。”
“于坚的想法很简单，概括为几句话：日常性，反对隐喻，语感。”杨黎说。就像“诗到语言为止”这样一句强调诗歌语言意识的常识，威为日后韩东身上的标签一样，“拒绝隐喻”这一带有绝对意味的说法，也成为于坚最为响亮的诗学主张。 于坚对此也有过如下回忆：“‘文革’时期思想被严密控制，控制思想的捷径就是控制语言。对任何一个词，人们都要琢磨审核它的含义、隐喻、象征。比如‘大海’代表人民，‘太阳’、‘北斗星’代表领袖，‘东风’代表人民的力量，‘苍蝇’、‘毒草’代表敌人等等。如果一首诗的隐喻被往反动消极的方面解释，那作者就麻烦了……为什么后来我要提出‘拒绝隐喻’，这与那个时代令我刻骨铭心的语言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
“我这种人，在青年时代就比较傲慢，雄心勃勃，特别喜欢强调外省。”
类似的压抑感，于坚在世纪末的“盘峰诗会”前夕，也有感受。
1979年初春的一天，于坚路过昆明市中心的百货大楼时，发现在省医药公司人头攒动的灰色外墙前，贴着一份拆散了的油印刊物《地火》。他快速浏览了一遍上面那些描写人生、爱情的小说和诗歌，激动难捺，很快照着地址找了过去。
隔着咖啡馆的玻璃，于坚给我指了指，后面已被拆迁的云南省图书馆，当年《地火》编辑部就在省图书馆职工石安达的宿舍。多年之后，他依然记得那份渴求同道的急迫心情：“我走在银桦大道上，兴奋、害怕，想象着那里有一个左拉发起的‘梅塘夜话’，或者赫尔岑家里的文学沙龙，想象着那些长得像普希金或者莱蒙托夫的面孔。”几天之后，于坚带着他的一首诗歌《不满》，第一次在一个20多人的小房间里朗诵。朗诵完后，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有人甚至激动地对他说：“你就是我们云南的莱蒙托夫。”
1980年，等于坚历经艰难、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时，已经有人为学生刊物《犁》向他约稿了。很快，新的文学沙龙又在1978级学生、后来的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家找到了据点，这就是后来的尚义街六号。在吴文光那个独立的小房间里，一群人“从1980年开始，大概有5年左右，天天在那里讨论文学，朗诵诗，争论彼此的作品”。
这段相互砥砺与温暖的时光，对于尚未得到更多发表机会的于坚来说，至为重要。这些人都被于坚以一种纪实而调侃的口吻，写入1985年6月的《尚义街六号》中。那时他的自画像是：“于坚还没有成名，每回都被教训/在一张旧报纸上/他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笔名。”在于坚看来，这首作品能在当年的《诗刊》发表，简直是一个奇迹。由于以前的作品少有这类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写实描述，引发的震动可想而知。
不过，于坚并不孤单。与此同时，一批在四川、南京、上海的诗歌写作者，由于趣味相投，将很快掀起了一场针对北岛为首的“今天派”美学趣味的诗歌运动。与日后文学史叙述中形成的较为宽泛的代际划分概念不同，“非非派”的主将之一杨黎更愿意采用狭义的“第三代人”概念：“第三代人，实际上指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一场独立的诗歌运动，这项运动包含了具体的内容，就是口语化，追求日常经验、日常生活。说到底，它就是以他们、莽汉、非非这三个流派为主的诗歌运动。”
在于坚写作《作品某某号》《尚义街六号》等作品时，韩东也寫下了《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趣味相投的作品。在两人于1986年去太原参加第六届青春诗会，第一次见面前，已有大量的书信往来，1985年诞生的民刊《他们》正是这样书信往来的结果。韩东在电话中，向我描述了最初的那种投契：“我们前面就是北岛他们的‘今天派’，当时意象诗比较流行，意象比较优美、晦涩。于坚直接用叙述性的语言去写作，对我们这代人好像是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
为了与之前的民刊拉开距离，《他们》没有明确的发刊词，第一期列名的主编则是没有任何作品、更多承担刊务的付立。创刊号目录前还有一首诗，以一种游戏的方式，用一句话介绍一个诗人，例如“南京的韩东有钱上得了赌场往后全凭运气”“昆明的于坚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等等。
从1985到1995年，《他们》一共出了9期，完全由同人出资联合创办。据于坚回忆，在编第六期稿件时，由于与韩东意见分歧，“我当时倾向办少数同人的刊物，保证质量，更纯粹，而韩东想尽可能多地扶植新人”，此后逐渐淡出《他们》。
与于坚相比，韩东无疑是一个生性更为散淡的人，他更愿意把《他们》视为一个松散的文学沙龙与创作园地。在他看来，流派性的紧密团体，固然有利于登堂入室，但也有画地为牢之虞。尽管如此，在洪子诚等新诗史研究者看来，《他们》仍展现出某种较为一致的诗学路向：“‘回到诗歌本身“回到个人’，对个体的生命形式和日常生活的强调，对观念、理论的干预的警惕，将个人与现实生活所建立的‘真实’联系作为写作的前提，以及语言上对于‘日常口语’的重视。”
“于坚的想法很简单，概括为几句话：日常性，反对隐喻，语感。”杨黎说。就像“诗到语言为止”这样一句强调诗歌语言意识的常识，威为日后韩东身上的标签一样，“拒绝隐喻”这一带有绝对意味的说法，也成为于坚最为响亮的诗学主张。 于坚对此也有过如下回忆：“‘文革’时期思想被严密控制，控制思想的捷径就是控制语言。对任何一个词，人们都要琢磨审核它的含义、隐喻、象征。比如‘大海’代表人民，‘太阳’、‘北斗星’代表领袖，‘东风’代表人民的力量，‘苍蝇’、‘毒草’代表敌人等等。如果一首诗的隐喻被往反动消极的方面解释，那作者就麻烦了……为什么后来我要提出‘拒绝隐喻’，这与那个时代令我刻骨铭心的语言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