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公共信任资本，这种资本的多少决定其所处环境及人群接受它的可能性和速度，与某些公共信任资本少的人合作需要很长的考验，而与这种资本多的人合作却几乎不需考验。
　　一个社会，把生命交给谁？把孩子交给谁？把公道交给谁？当然是那些社会公共信任资本最丰厚的人，即群体良心和正义的代表。正是这些人的长期努力，才形成了医疗、教育、司法的公共信任资本，也才有其良性运作的基础。


　　然而，这种资本积累很不容易，时间漫长，损害或摧毁却非常容易。曾经的中国医疗，科技水平不如现在，但却有丰厚的社会公共信任资本。那时候的各地人民医院、大学附属医院、中医医院，百姓是多么的信任。那时候的解放军医院、武警医院，老百姓甚至“迷信”。如今，这种格外的高度信任已不存在了，有时候甚至连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没有了。不少好医生和想当医生的青年人十分困惑：我们只想救治病人，可患者和家属就是不相信我们，医生出现群体性焦虑，十分不解，“为什么我们拼命来拯救患者的生命，越努力，患者和家属越发不信任呢？”
　　我认为有三个重要原因：
　　首先，我们曾经长期推行趋利的医改政策，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责任被放弃，并直接转嫁给医院及医生，医生甚至只有牺牲善良才能获得正当生存权益，并鼓励打擦边球以及突破底线发财致富。有人毫不掩饰地告诉患者，我看病开药就是要完成经济指标。让人听了心惊胆颤。还有第一天坐门诊的青年医生，为了完成经济指标，给挂错号的穷病人乱开药，后来想纠正，病人说钱已花光了，青年医生突然觉得“坐诊有坐台的感觉”。趋利的医改政策促使更是逼迫医院及医生逐渐脱离医疗的正道！当年不少领导也看到这趋势不对，但都低估了这“无形之手”摧枯拉朽的力量，人们当时已无可奈何。
　　其次，当有的医院及医生“迈出五十步”时，敢于“迈出一百步”的莆田医疗系出现了。他们没接受过基本的医学职业精神教育，不知道什么是医疗的底线，用完全做买卖的方式对待患者，“你有病，病很重。我有药，药很贵”，目标是将“客户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至于治病救人有时只是一个招牌，老百姓分不清哪个白大褂是要害人的坏医生。全国多少医院多少科室拿出去承包？数字惊人！收获的是金钱，代价是疯狂耗损中国医疗行业的公共信任资本。
　　再次，莆田系医疗的市场行为更极端的是与百度合作，用金钱迎合百度“血腥原始积累”的欲望，百度的医疗竞价排名成了莆田系医疗疯狂掠夺的风光之地，老百姓生病了，上百度一搜索，最先看到的都是莆田系医疗机构。于是中国相当多的百姓长期落入百度与莆田系医疗编织的“天罗地网”，被诱导、被欺骗、被敲诈。无病变有病、小病成大病，甚至人财两空。人们有些司空见惯，甚至麻木了。
　　综上所述，二十多年了，由于这三个主要因素，医疗行业公共信任资本的严重损失，让当下刚进入或进入不久的医生困惑，“为什么患者这么不信任我们？”想想过去的医疗，也看看身边残存的不良。只有从自己做起，以心换心，以情动人，信任会很快重建，公共信任资本也会逐渐积累，并懂得格外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