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都在扮演着各自的社会角色，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笔下描写的那个管家一样。当我们完全以社会角色去定义彼此时，会发生什么？
　　201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一部心理学小说，作者是石黑一雄。石黑一雄笔下的人物看似在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却不自觉地道出了更深的意味。故事人物无法定义自己除了社会角色以外的身份。在小说中，所有的细节都在微妙处展露，像逐渐撕开的裂缝。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小说《长日将尽》中绝妙地运用了这种写作技巧。《长日将尽》出版于1989年，是他写作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名气，把他推到了虚构作品大师的宝座。小说讲述了1956年英国老管家史蒂芬先生在假期的几天时间中，向人们讲述了他当管家的回忆和对职业的思考。石黑一雄表示，他想透过神秘而鲜为人知的古老职业，描绘一种“被破坏的生活”，而当代人也正在遭遇这样的生活困境。

人物剖析

　　当然，石黑一雄特意把史蒂芬先生的案例描述得比较极端。没有人知道史蒂芬先生的姓氏，在那个年代里，他除了管家的身份，就不再有其他的角色了。然而，我们也能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他们的社会角色磨灭了个性，史蒂芬先生的困境具有某种现世性，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任何时候，史蒂芬先生都尽力展现出他的勤劳、谦逊、能干、忠诚，他以拥有这些品质为荣。提供优质的管家服务，最重要的是在“表现殷勤”和“适度隐身”之间寻求平衡。因此，他真正的理想职业是做一个没有个性的“游魂”，从不显露出任何的欲望和意愿。
　　他不断地推出管家的最佳标准，他想要探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做一个优秀的管家。答案就隐藏在主人公的性格中：优秀的管家做事得体稳重，而且最基本的原则是，永远不背离管家这个职业身份。
　　他的职业观让人想到了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理论。1959年，戈夫曼出版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一书，书中阐释我们每个人都在向其他人展现一种特定的面孔：我们扮演的角色通常情况下张扬了我们的长处，突出了我们的高尚精神、优良品格和卓越能力。一般说来，我们在人前展示的形象脆弱不堪：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我们时常脱离角色，摘掉面具。例如，政治家出人意料地辞职，咖啡店服务生在工作时间走神。
　　可是，史蒂芬先生却从未有过释放个性的时刻，即使独处时，他也维持着管家的形象和角色。他的悲剧就在于，“在管家的身份以外，他是谁？”这个问题始终无解。他不仅忽略自己其他的身份，而且也不愿意深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令他战栗。
　　初探作品，我们不禁感叹史蒂芬先生荒谬的职业使命感。然而，难道我们自己就不荒谬可笑了吗？我们还不是和史蒂芬先生一样，努力塑造着自己勤勉的形象，还说服自己，努力工作才能体现我们的价值感和尊严。
　　在社会上，我们通常都披着一件“演出服”，践行高尚的品德，树立良好的形象。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人们的公众形象越来越清晰可见。尤其是社交媒体的流行，更造就了这样的现象。神经科学家莫里·克罗克特研究了“违反道德的事件”在越来越虚拟化的网络上的传播。愤怒的情绪氛围在网络上发酵，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又很少表达他们的愤怒。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以极少的成本和无限的机会标榜自己的道德标准，表达自己的谴责。几乎每天，我们都能遇到让我们反感和愤怒的事情，我们表达谴责的时候，仿佛一个伸张正义的英雄，但是有时候，表达谴责的行为并不能让我们的形象高大，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会适得其反。

分裂的自我

　　长时间扮演社会角色后，我们就越来越强调自己的社会角色。哲学家贾斯丁·托西和布兰登·沃姆克将扮演行为称作“道德上的哗众取宠”。在一个人人都想营造高尚优雅形象的社会，人们很自然地想追求道德的纯洁性，每个人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人更有洞见，更热爱正义。于是，我们按照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来构想自己，人际关系的本质因此改变，真实与扮演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也因此加深。

回声效应

　　很多观察员发现，社会角色扮演已经深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各国紧张的政治关系就是这种现象的反映。社交网络上，网民们时常集结成一个个群组或集体，但是群组内的成员却几乎没有交流——莫里·克罗克特称这种现象为“回声屋”效应，在“回声屋”中，人们对不道德行为的谴责从一个隔墙板回荡到另一个隔墙板，连绵不绝。从某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是“史蒂芬先生”，藏在我们为自己设定的躯壳中，按照我们认为的标准去苛求自己，殊不知，如此理想化的标准，让我们不堪重负，破坏力比所谓的“不道德”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高尚姿态这么有诱惑力？因为当我们扮演有高尚情操的人的时候，我们说服自己，这就是真实的自己，就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映射。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妮娜·斯托名格和耶鲁大学的哲学家约书亚·科诺布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我们本能地认为我们向别人展现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己”，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内心深处拥有美德。
　　我们得到了什么启示？研究员用歌舞喜剧《火爆浪子》中的剧情举了一个例子：故事主要人物桑迪一直是乖乖女的形象，但她却能跳起火辣的舞蹈。人们看到的只是她表面上的改变，却没意识到，她平时只是没有表现出“真我”。
　　真我作为“我”的一部分，包含着更多深藏于心的情绪和欲望，但是这些情绪和欲望都是建立在最基本的道德之上的。真我的概念适用于各种文化：当我们做了坏事的时候，我们觉得那不是“真我”做的，恶行只反映着表面的自我。
　　一些指标揭示了我们多大程度上認为我们展现的美德就是真我，并且给予我们生活的意义。有些研究员还发现，当脑神经受损的病人，因为记忆或大脑机能缺失，丧失了部分判断道德的能力，他们的亲友就认为他们变了一个人，实际上，可能是他们掩饰真我的能力缺失了。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当我们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时，我们的内心会感到更幸福和充实。

触不可及的真我

　　问题在于，神秘的真我更像是一种迷信，而非科学。和社会角色相比，真我更触不可及。石黑一雄想象中的人物，让我们反思起了社会角色对真我的禁锢。史蒂芬先生严肃地恪守管家的职业观，最终毁灭了个人生活。史蒂芬先生禁锢在管家的社会角色中，所以没能与父亲建立起真诚的父子关系，与女家庭教师肯顿的爱情故事也无疾而终。其实，他的内心早已被悔恨和幻灭纠缠。当条条框框的原则代替真实的自我，它就成为了我们释放自己的障碍。在作品的尾声中，我们的主人公史蒂芬先生不禁自问：“而我要的体面又在何处呢？”
　　[译自法国《大脑与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