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过去的5年里,我国累计减贫6800多万人,消除绝对贫困人口2/3以上,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上的最好成绩。但成绩的背后,我国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全国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如何啃下“硬骨头”,打赢硬仗中的硬仗,决定着脱贫的成效和质量。
对于今年的脱贫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精准脱贫力度,2018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
今年是连续第三年定下全年减贫1000万以上目标。在脱贫攻坚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怎样迎难而上,啃下这块“硬骨头”,成为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打赢脱贫攻坚战
截至去年底,我国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县还有110个,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村还有16000多个,贫困发生率11%的县约有334个。根据中央部署,对这些地区要加大工作力度和投入力度。在全国两会的讨论中,代表委员一致认为,要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必须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以必胜的信心精准发力,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深度贫困地区非常关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要实现“一个人不掉队,一个民族不能少”的目标,深度贫困地区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据介绍,现在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有“三区三州”,这些地区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很深。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地区的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刘永富表示,按照中央的部署,目前已经加大对“三区三州”重点支持。对确定的334个深度贫困县和3万个深度贫困村,也将加大工作力度。中央财政新增扶贫投入及有关转移支付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要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监测监控,发现工作不到位或有可能完不成任務的提早做工作,确保脱贫不留“死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6日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特别要做好已经搬迁出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工作,包括贫困户的就业、子女入学和医疗保障问题。此外,易地扶贫搬迁还要与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特别是产业扶贫紧密结合在一起,帮助这一部分群众尽快脱贫并巩固脱贫成果。
“宁夏将在脱贫攻坚目标、进度、方法和举措上努力,做到扶真贫、真扶贫,脱真贫、真脱贫。”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咸辉代表表示,“脱贫只是第一步,让各族群众都能过上好日子,才是宁夏的奋斗目标。”
吴忠市市长喜清江代表说:“希望加快建设盐同红革命老区脱贫引水工程,以有效破解区域水资源短缺和用水困难问题。”
甘肃省委书记林铎代表说:“我们将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定贫困人口,切实提高脱贫质量,以更加过硬的作风向贫困发起总攻,举全省之力打赢这场硬仗。”
甘肃省省长唐仁健代表说,下一步,将全力补齐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短板,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临沂是山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程如何备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长张术平在发言中说,从这些年的扶贫实践来看,“摘穷帽”比较容易,但是“拔穷根”比较难。为此,我们一方面引导困难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改善农村教育条件,让贫困家庭的子女有学上、上好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一方面在全国率先实施医疗商业保险制度,为每一个贫困群众购买扶贫特困保险,并且通过推动专项扶贫基金、村级资源转股权等方式,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要脱贫,找到贫困的真正原因极为重要。忻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晓东说,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除了一些客观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受教育相对较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既是贫困的结果,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
朱晓东认为,改变这些地区的贫困现状,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入手,革除陈风陋习、好吃懒做、聚众赌博等问题;二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提供便捷的生产条件,提倡多劳多得、勤劳致富。
“我们将全力打造河套地域品牌,让河套成为优质农畜产品的代名词。”巴彦淖尔市市长张晓兵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兴安盟盟长奇巴图说,深度贫困地区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一些连接自然村的路还是土路、砂石路,亟须打通“最后一公里”。他建议,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优化商贸流通环境,增强贫困人口造血能力。
奇巴图还认为,深度贫困地区应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他举例,兴安盟4.9万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占到一半以上,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贫困人口普遍文化素质偏低,生活习惯不健康,这是深度贫困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深度贫困地区应织密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活保障兜底这‘三张网’,控制返贫发生,增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旗长索曙辉说,深度贫困地区主要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地方财力弱,不能有效支撑脱贫攻坚,而向上申请的项目多数是专项资金,在因地制宜、整合使用方面灵活性不强。他建议,增加深度贫困地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保证资金灵活使用。
“深度贫困地区更要做好扶志、扶智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铁公泡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琴说,要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其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要着力提高脱贫攻坚质量,压紧压实脱贫攻坚责任,切实增强脱贫攻坚能力,坚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代表说。
江西省吉安市市长王少玄代表说,激发内生动力就好比一个鸡蛋,从外打破只是食物,从内突破才能孕育新生命,“为此,我们注重‘精神补短’‘精神扶贫’,激发群众‘我要脱贫’的斗志。”王少玄举例说,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村民彭夏英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需要政府扶持,但不能靠政府抚养”。 早年,彭夏英的丈夫在外务工时摔伤了腿,干不了重体力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彭夏英肩上。每天天擦亮,彭夏英和其他村民一样,拿着竹筷等竹制品到茅坪街市去卖,曲曲折折的山路,走出去要花上两个多小时。后来,大伙开始用板车拖竹子出去卖,可收入只够温饱。现在的神山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农村旅游业。与家人商量后,彭夏英下定决心,拿出积蓄,将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按照同时容纳60人用餐的规模,置办了餐具、桌椅,办起了农家乐。如今,彭夏英已成功脱贫,光是“农家乐”,她家的年收入就超过1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说,江西省始终把人民群众得实惠作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努力让人民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实施了健康扶贫工程、尿毒症血透等10种大病实行免费救治等多项工作。
“目前江西有城镇贫困群众约49.24万户、88.61万人,约占江西省城镇户籍总人口的4.98%……”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刘金的发言引起多位代表共鸣。不少代表提出,在打好农村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如何帮助城镇贫困群众脱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民生问题。
刘金说,江西将坚持托底保障、坚持精准帮扶、坚持动态管理、坚持系统集成、坚持社会参与五条基本原则,明确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创业、医疗保障、教育救助、社会保险、基本住房安全保障、临时救助和整合各类资源帮扶等八个方面,为城镇贫困群众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扶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说,在打好农村脱贫攻坚战的同时,江西省高度重视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准备实施强力帮扶举措,确保到2020年城镇贫困群众也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果洛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多米,是典型的高寒缺氧区,当地人口中,藏族群眾占比超过90%。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白加扎西说,果洛州面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近年来,重点改善城乡居民基础生活条件,所有乡镇通硬化路,投入32亿元实现大电网全州六县全覆盖,投资18亿元提升牧区办学条件,并通过医改使牧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观。
果洛州这份民生成绩单的背后,是青海省每年集中75%以上财力用于民生事业,坚持以小财政办大民生的执政理念。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董事长孟庆强代表说,电力在扶贫攻坚中具有“先行官”作用,未来要加快对贫困村农网进行改造升级。当供电“卡脖子”“低电压”等问题得到解决,贫困户就可以在家搞养殖、开饭店、搞农家乐,增加经济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承德市市长常丽虹说,河北省五年已经累计减贫49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9.84%降低到1.86%,脱贫攻坚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目前承德还有780个贫困村、20.77万贫困人口,我们有信心再干上三年,啃下来这块‘硬骨头’。”
产业扶贫是关键
脱贫攻坚,关键是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产业扶贫无疑是根本之策。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实现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代表委员们讨论认为,实现持续脱贫、不再返贫,要紧紧扣住各地的产业“特色”,培育出有市场、可持续的产业,使其成为精准扶贫的“亮色”,确保实现脱贫致富、长富久富。
去年贵州开展了以农村公路“组组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四场硬仗,12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8%以下。“四场硬仗”中,产业扶贫是最难、最重要的硬仗。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代表认为,农村产业发展,不仅关系贵州280万贫困农民脱贫,而且关系2000万农民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小康路,是打基础、管长远的重大举措。必须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舍此别无出路。
湖南在全国探索了有影响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式,在51个贫困县建设了72个特色产业园,培育了安化黑茶、炎陵黄桃、江永香柚、临武鸭等特色产品,取得了明显的脱贫成效。目前,湖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700.6万减至216万,贫困发生率从11.9%降至3.86%。
“生活富裕但环境恶劣,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都不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湖南湘西州州长龙晓华代表说,湘西州探索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精准扶贫十八洞村模式,全州精准脱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将继续结合林业资源丰富的特色,以绿色理念打造新产业。建议建立林业碳汇补偿制度,优先支持民族贫困地区全面开展林业碳汇交易,着力打造新的增长点,使贫困地区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代表说,如果产业没做起来、村级经济没做起来,很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返贫。比如,步步高集团考察发现十八洞村的山泉水品质很好,就投入资金将其开发成产业,起到了很好的帮扶效果。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代表说,湖北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过去5年,已有450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未来3年,还要帮助200多万人口摘掉贫困帽子。打赢这场硬仗,最根本的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锚定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口,聚焦“准”“实”二字,坚持精准方略,加大帮扶力度,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掉一户、不落一人。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认为,现阶段的电商扶贫实践,距离国家要求目标仍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扶贫模式不够精准、实现“输血”增收但未对贫困户加强持续“造血”能力支持等。张近东建议,除了全社会应继续加大投入之外,还应精准施策、拓展电商扶贫模式、丰富扶贫措施,促进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而在政府方面,他希望进一步加大对与贫困县农副产品上行相关的特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而且还应鼓励创新电商扶贫模式,推动贫困地区集体经济发展。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聂鹏举代表认为,进行产业扶贫,应结合当地实际、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制定产业规划,培育龙头企业,真正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建议国家加大对落户偏远地区企业的政策支持,使其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造血机”,成为带动贫困村脱贫的主力军。同时,建议大力建设贫困地区职业培训服务体系,一方面推动企业和职业院校深度合作,培养订单式人才;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引导更多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培训基地,让贫困人口顺利实现就业。
安徽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先志代表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带来产业和项目在农村落地。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让它们享受到政策的“阳光雨露”。企业需要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引导贫困户走产业脱贫的路子,帮助他们找准门路,提升质量,使产品实现“农民欢迎、市场接纳、政府支持”,从而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另一方面,应把真正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出来,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到2016年退出贫困村,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村委会主任余绍容亲眼见证了这一川西北村落的重生。如今,她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返贫,让村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国家规定脱贫不脱政策,但我们不能只靠政策兜底。”余绍容说,五星村地处大山深处,耕地面积较少,这些年一些村民去附近的县租地种中药材,实现了增收致富。“为了长远考虑,我们正在谋划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打羌族民俗风情牌。”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扶贫产业,需要深挖当地特色民族文化资源,确定特色产品,打造特色产地。”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创办人乔进双梅说,以彝绣合作社为例,除了带动彝族妇女实现居家就业,同时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瑰宝的传承发展。
作为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董事长耿福能尤为关注在发展扶贫产业、形成完善产业链时,如何补足制度基础“先天不足”短板。他建议,相关部门做好市场规划和风险预案,在关键环节给予补贴,并鼓励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参与,共同打通市场、产品、品牌、科研、企业生产、市场准入的全产业链,确保脱贫产业建得好、稳得住、可持续。
“林业有很强的富民功能。”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说,在南方集体林区158个林业重点县中,农民收入的40%以上来自林业。林业发展带来的股权分红、劳务收入以及比外出务工更低的生活成本,吸引了一批农民回归乡村,依靠林业脱贫致富。福建省建宁县是全省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通过发展木本油料、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林业特色产业,到2017年底,全县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5454人减至11人。
贡山70%的国土面积属“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55.6%的国土面积属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人大代表、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说,贡山依托优厚的森林生态资源,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带动贫困人口发展草果、重楼、黄精、油茶、石斛等林下经济产业,走上生态、高效、富民的绿色发展路子。2017年,全县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75亿元,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在贵州,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成为生态扶贫的有效路径。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林业科技推广站站长袁昌选说,黔东南自然景观独特,可谓处处都是美景,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又为贫困群众带来了很强的获得感。2017年,黔东南旅游收入达500多亿元,带动6万多人脱贫。
让贫困人口分享改革红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受到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
补齐全面小康“短板”,生态扶贫必不可少。全国60%的贫困人口、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貧开发重点县的80%分布在山区、林区、沙区。这些地区正是林业的主战场。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青海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一件大事。青海省省长王建军代表说,通过建立牧民参与共享机制,为三江源地区牧民提供了14万个生态管护岗位,牧民家庭增加了收入。
“5年间,我们州乡村通车里程达4500公里,实现了国家大电网全州六县全覆盖,34个贫困村脱贫摘帽,广大藏区群众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红利。”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白加扎西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苏嘎尔布说,如何让贫困群众有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在曾经“一步跨千年”的彝区、藏区等民族地区尤为重要。苏嘎尔布认为,要从娃娃抓起加强教育,才能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凉山实施从幼儿园到高中全覆盖的15年免费教育,为啥把标准定这么高?是为了让彝族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小学跟上进度,不至于辍学。”苏嘎尔布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昭觉县庆恒乡庆恒村党支部书记吉克石乌说,“过去彝族孩子到小学才学习普通话,听不懂就容易厌学,有的孩子一听到‘上学’两个字就满地打滚。”吉克石乌说,2015年村里建起了彝、汉双语幼教点,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孩子们学会普通话,不仅喜欢上学了,还越来越有礼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养成了。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降初说,四川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全面激发内生动力。除了扎牢教育基础,还不断创新“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村民积分制管理”等模式,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处于深度贫困区。全国人大代表、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说,贡山全县人口3537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52户10922人。2016年、2017年,2520名(每户一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选聘成为生态护林员,每年每户增加工资劳务收入9600元。余下1032户贫困人口则通过易地搬迁、生态产业、社会保障等方式脱贫。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资源富集区,也是典型的特殊连片贫困地区。全州13个县(市)均为深度贫困县(市),走生态扶贫之路是现实需要。全国人大代表、阿坝州州长杨克宁说,阿坝州整合开发生态公益性岗位2.66万个,确保全州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每户都有一个劳动力,通过生态公益性岗位就业脱贫,达到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户均增收6600元、2019年户均增收8150元、2020年户均增收1万元的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造林生态研究所所长丁贵杰认为,越到后期,精准脱贫难度越大。生态扶贫要想可持续,既要扶志也要扶智,实现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记羊风极建议,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科技投入和支撑,尤其是要培训一批农民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乡土专家,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党委书记孙建博说,生态扶贫已得到广泛认可,下一步重点是推进生态扶贫向深层次发展,创新体制机制,以科技作支撑、以产业为平台,开发新的生态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忠岐认为,扶贫首先是生态扶贫,应充分发挥林业优势,精准发力。“去年,全国政协扶贫调研组到甘肃调研。当地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差。要想彻底脱贫,首要的是通过生态建设改善生态面貌。比如种植刺槐等耐干旱、耐瘠薄树种,先改良土壤,再发展致富产业。陕西延安通过退耕还林修复生态环境、转变发展方式,这个经验可以借鉴。
“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吃得饱、有房住,最好能同时为他们提供就业创业培训机会,做到长稳脱贫。”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余梅说,在对生活较为贫困的人员进行摸底调研后,她发现,这些人当中虽然不少进入低保范畴,但却只是基本保障,并不能根本解决生活小康问题。
余梅建议,对于城镇贫困群众,政府部门要拓宽其就业创业致富渠道,开展就业援助,确保有就业能力、有就业愿望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许锐代表提出,因病致贫返贫成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难点。建档立卡数据也显示,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从2014年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且这一数据还呈现上升趋势。
卫计委主任李斌介绍,在遏制因病致贫方面,根据734万贫困患者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三个一批”(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做法,截至2017年底,分类救治了420多万贫困患者,去年有185万户因病致贫户摆脱贫困。通过对贫困患者采取倾斜性支持保障政策、补充保险等办法,2017年贫困家庭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比例下降了20%左右。
“健康扶贫是一项长期任务。”李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织牢织密医疗保障网,建立防止因病返贫长效机制,实施贫困人口倾斜性支持政策。今年,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其中一半用于大病保险。中央财政将安排转移支付资金221亿多元,专项用于医疗救助补助。据介绍,今年还将把宫颈癌、乳腺癌、肺癌等纳入大病集中救治病种,并进一步扩大救治人群,覆蓋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农村特困人员、农村低保对象等。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代表说,打好脱贫攻坚战,要有过硬的作风,来不得半点花架子。我们要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对挪用、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反对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脱贫攻坚中的不精准、不务实、不落实,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问题,制定实施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十不准”规定,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让脱贫攻坚成效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代表委员们的拳拳之心。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家集思广益汇成了思想的洪流。记者通过梳理代表委员发言发现大家一致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一要扭住目标发力。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弱就强什么。深入开展产业扶贫行动,加大财政和金融资金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提高脱贫持续性和稳定性。二要下足“绣花”功夫。坚持精准方略,把“一户一策”作为“绣花”式扶贫的重中之重,搞清情况,精细算账,一户一套办法,明确致富路径、帮扶措施、脱贫时序,真正做到底数清、问题清、任务清、对策清、责任清。三要各方联动攻坚。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坚持自力更生同干部推动、社会帮扶相结合,凝聚攻坚合力。把激发内生动力作为当务之急,改进帮扶方式,提倡多劳多得,营造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导向和氛围,为脱贫攻坚提供更多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时代给出的考题。我们的答卷合不合格,要由人民评判打分。
对于今年的脱贫工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精准脱贫力度,2018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80万人。
今年是连续第三年定下全年减贫1000万以上目标。在脱贫攻坚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怎样迎难而上,啃下这块“硬骨头”,成为两会上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打赢脱贫攻坚战
截至去年底,我国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县还有110个,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村还有16000多个,贫困发生率11%的县约有334个。根据中央部署,对这些地区要加大工作力度和投入力度。在全国两会的讨论中,代表委员一致认为,要想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必须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以必胜的信心精准发力,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打赢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深度贫困地区非常关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要实现“一个人不掉队,一个民族不能少”的目标,深度贫困地区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据介绍,现在中央确定的深度贫困地区有“三区三州”,这些地区致贫原因复杂,贫困程度很深。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完成这些地区的脱贫任务十分艰巨。
刘永富表示,按照中央的部署,目前已经加大对“三区三州”重点支持。对确定的334个深度贫困县和3万个深度贫困村,也将加大工作力度。中央财政新增扶贫投入及有关转移支付要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要加强对深度贫困地区监测监控,发现工作不到位或有可能完不成任務的提早做工作,确保脱贫不留“死角”。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6日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也表示,下一步,国家发改委特别要做好已经搬迁出来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工作,包括贫困户的就业、子女入学和医疗保障问题。此外,易地扶贫搬迁还要与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特别是产业扶贫紧密结合在一起,帮助这一部分群众尽快脱贫并巩固脱贫成果。
“宁夏将在脱贫攻坚目标、进度、方法和举措上努力,做到扶真贫、真扶贫,脱真贫、真脱贫。”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咸辉代表表示,“脱贫只是第一步,让各族群众都能过上好日子,才是宁夏的奋斗目标。”
吴忠市市长喜清江代表说:“希望加快建设盐同红革命老区脱贫引水工程,以有效破解区域水资源短缺和用水困难问题。”
甘肃省委书记林铎代表说:“我们将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定贫困人口,切实提高脱贫质量,以更加过硬的作风向贫困发起总攻,举全省之力打赢这场硬仗。”
甘肃省省长唐仁健代表说,下一步,将全力补齐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短板,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临沂是山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程如何备受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长张术平在发言中说,从这些年的扶贫实践来看,“摘穷帽”比较容易,但是“拔穷根”比较难。为此,我们一方面引导困难群众摒弃“等、靠、要”思想,改善农村教育条件,让贫困家庭的子女有学上、上好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一方面在全国率先实施医疗商业保险制度,为每一个贫困群众购买扶贫特困保险,并且通过推动专项扶贫基金、村级资源转股权等方式,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
要脱贫,找到贫困的真正原因极为重要。忻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晓东说,贫困地区贫困的原因除了一些客观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地区的农民受教育相对较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这既是贫困的结果,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
朱晓东认为,改变这些地区的贫困现状,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改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入手,革除陈风陋习、好吃懒做、聚众赌博等问题;二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提供便捷的生产条件,提倡多劳多得、勤劳致富。
“我们将全力打造河套地域品牌,让河套成为优质农畜产品的代名词。”巴彦淖尔市市长张晓兵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兴安盟盟长奇巴图说,深度贫困地区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多,一些连接自然村的路还是土路、砂石路,亟须打通“最后一公里”。他建议,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投入,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优化商贸流通环境,增强贫困人口造血能力。
奇巴图还认为,深度贫困地区应加大社会事业的投入力度。他举例,兴安盟4.9万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的占到一半以上,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贫困人口普遍文化素质偏低,生活习惯不健康,这是深度贫困地区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建议,“深度贫困地区应织密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活保障兜底这‘三张网’,控制返贫发生,增强贫困人口内生动力。”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旗长索曙辉说,深度贫困地区主要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地方财力弱,不能有效支撑脱贫攻坚,而向上申请的项目多数是专项资金,在因地制宜、整合使用方面灵活性不强。他建议,增加深度贫困地区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保证资金灵活使用。
“深度贫困地区更要做好扶志、扶智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铁公泡子村党支部书记李国琴说,要把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调动起来,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激发其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和决心,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
“要着力提高脱贫攻坚质量,压紧压实脱贫攻坚责任,切实增强脱贫攻坚能力,坚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江西省委书记鹿心社代表说。
江西省吉安市市长王少玄代表说,激发内生动力就好比一个鸡蛋,从外打破只是食物,从内突破才能孕育新生命,“为此,我们注重‘精神补短’‘精神扶贫’,激发群众‘我要脱贫’的斗志。”王少玄举例说,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村民彭夏英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需要政府扶持,但不能靠政府抚养”。 早年,彭夏英的丈夫在外务工时摔伤了腿,干不了重体力活,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彭夏英肩上。每天天擦亮,彭夏英和其他村民一样,拿着竹筷等竹制品到茅坪街市去卖,曲曲折折的山路,走出去要花上两个多小时。后来,大伙开始用板车拖竹子出去卖,可收入只够温饱。现在的神山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农村旅游业。与家人商量后,彭夏英下定决心,拿出积蓄,将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按照同时容纳60人用餐的规模,置办了餐具、桌椅,办起了农家乐。如今,彭夏英已成功脱贫,光是“农家乐”,她家的年收入就超过10万元。
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张伟说,江西省始终把人民群众得实惠作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最终目标,努力让人民有更多的健康获得感,实施了健康扶贫工程、尿毒症血透等10种大病实行免费救治等多项工作。
“目前江西有城镇贫困群众约49.24万户、88.61万人,约占江西省城镇户籍总人口的4.98%……”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刘金的发言引起多位代表共鸣。不少代表提出,在打好农村脱贫攻坚战的同时,如何帮助城镇贫困群众脱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民生问题。
刘金说,江西将坚持托底保障、坚持精准帮扶、坚持动态管理、坚持系统集成、坚持社会参与五条基本原则,明确基本生活保障、就业创业、医疗保障、教育救助、社会保险、基本住房安全保障、临时救助和整合各类资源帮扶等八个方面,为城镇贫困群众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扶举措。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财政厅厅长胡强说,在打好农村脱贫攻坚战的同时,江西省高度重视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准备实施强力帮扶举措,确保到2020年城镇贫困群众也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果洛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4000多米,是典型的高寒缺氧区,当地人口中,藏族群眾占比超过90%。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白加扎西说,果洛州面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近年来,重点改善城乡居民基础生活条件,所有乡镇通硬化路,投入32亿元实现大电网全州六县全覆盖,投资18亿元提升牧区办学条件,并通过医改使牧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远的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改观。
果洛州这份民生成绩单的背后,是青海省每年集中75%以上财力用于民生事业,坚持以小财政办大民生的执政理念。
国网湖南电力公司董事长孟庆强代表说,电力在扶贫攻坚中具有“先行官”作用,未来要加快对贫困村农网进行改造升级。当供电“卡脖子”“低电压”等问题得到解决,贫困户就可以在家搞养殖、开饭店、搞农家乐,增加经济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承德市市长常丽虹说,河北省五年已经累计减贫49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9.84%降低到1.86%,脱贫攻坚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目前承德还有780个贫困村、20.77万贫困人口,我们有信心再干上三年,啃下来这块‘硬骨头’。”
产业扶贫是关键
脱贫攻坚,关键是要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产业扶贫无疑是根本之策。要采取针对性更强、覆盖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显的举措,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实现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代表委员们讨论认为,实现持续脱贫、不再返贫,要紧紧扣住各地的产业“特色”,培育出有市场、可持续的产业,使其成为精准扶贫的“亮色”,确保实现脱贫致富、长富久富。
去年贵州开展了以农村公路“组组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教育医疗住房“三保障”四场硬仗,12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到8%以下。“四场硬仗”中,产业扶贫是最难、最重要的硬仗。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代表认为,农村产业发展,不仅关系贵州280万贫困农民脱贫,而且关系2000万农民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小康路,是打基础、管长远的重大举措。必须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舍此别无出路。
湖南在全国探索了有影响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式,在51个贫困县建设了72个特色产业园,培育了安化黑茶、炎陵黄桃、江永香柚、临武鸭等特色产品,取得了明显的脱贫成效。目前,湖南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由700.6万减至216万,贫困发生率从11.9%降至3.86%。
“生活富裕但环境恶劣,山清水秀但贫穷落后,都不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湖南湘西州州长龙晓华代表说,湘西州探索了可推广、可复制的精准扶贫十八洞村模式,全州精准脱贫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未来,将继续结合林业资源丰富的特色,以绿色理念打造新产业。建议建立林业碳汇补偿制度,优先支持民族贫困地区全面开展林业碳汇交易,着力打造新的增长点,使贫困地区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代表说,如果产业没做起来、村级经济没做起来,很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返贫。比如,步步高集团考察发现十八洞村的山泉水品质很好,就投入资金将其开发成产业,起到了很好的帮扶效果。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代表说,湖北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过去5年,已有450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未来3年,还要帮助200多万人口摘掉贫困帽子。打赢这场硬仗,最根本的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锚定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口,聚焦“准”“实”二字,坚持精准方略,加大帮扶力度,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掉一户、不落一人。
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认为,现阶段的电商扶贫实践,距离国家要求目标仍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扶贫模式不够精准、实现“输血”增收但未对贫困户加强持续“造血”能力支持等。张近东建议,除了全社会应继续加大投入之外,还应精准施策、拓展电商扶贫模式、丰富扶贫措施,促进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而在政府方面,他希望进一步加大对与贫困县农副产品上行相关的特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而且还应鼓励创新电商扶贫模式,推动贫困地区集体经济发展。 湖南科力尔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聂鹏举代表认为,进行产业扶贫,应结合当地实际、市场需要,因地制宜制定产业规划,培育龙头企业,真正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大循环。建议国家加大对落户偏远地区企业的政策支持,使其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造血机”,成为带动贫困村脱贫的主力军。同时,建议大力建设贫困地区职业培训服务体系,一方面推动企业和职业院校深度合作,培养订单式人才;另一方面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引导更多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培训基地,让贫困人口顺利实现就业。
安徽金寨县四季春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先志代表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带来产业和项目在农村落地。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让它们享受到政策的“阳光雨露”。企业需要找准产业发展方向,引导贫困户走产业脱贫的路子,帮助他们找准门路,提升质量,使产品实现“农民欢迎、市场接纳、政府支持”,从而实现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另一方面,应把真正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出来,带领大家脱贫致富。
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到2016年退出贫困村,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镇五星村村委会主任余绍容亲眼见证了这一川西北村落的重生。如今,她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防止返贫,让村民有长期稳定的收入。“国家规定脱贫不脱政策,但我们不能只靠政策兜底。”余绍容说,五星村地处大山深处,耕地面积较少,这些年一些村民去附近的县租地种中药材,实现了增收致富。“为了长远考虑,我们正在谋划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打羌族民俗风情牌。”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扶贫产业,需要深挖当地特色民族文化资源,确定特色产品,打造特色产地。”全国人大代表、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创办人乔进双梅说,以彝绣合作社为例,除了带动彝族妇女实现居家就业,同时还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瑰宝的传承发展。
作为从大凉山走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董事长耿福能尤为关注在发展扶贫产业、形成完善产业链时,如何补足制度基础“先天不足”短板。他建议,相关部门做好市场规划和风险预案,在关键环节给予补贴,并鼓励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参与,共同打通市场、产品、品牌、科研、企业生产、市场准入的全产业链,确保脱贫产业建得好、稳得住、可持续。
“林业有很强的富民功能。”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说,在南方集体林区158个林业重点县中,农民收入的40%以上来自林业。林业发展带来的股权分红、劳务收入以及比外出务工更低的生活成本,吸引了一批农民回归乡村,依靠林业脱贫致富。福建省建宁县是全省23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通过发展木本油料、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林业特色产业,到2017年底,全县贫困人口从2015年的5454人减至11人。
贡山70%的国土面积属“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区,55.6%的国土面积属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人大代表、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说,贡山依托优厚的森林生态资源,通过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带动贫困人口发展草果、重楼、黄精、油茶、石斛等林下经济产业,走上生态、高效、富民的绿色发展路子。2017年,全县林业产业总产值达1.75亿元,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
在贵州,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成为生态扶贫的有效路径。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林业科技推广站站长袁昌选说,黔东南自然景观独特,可谓处处都是美景,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又为贫困群众带来了很强的获得感。2017年,黔东南旅游收入达500多亿元,带动6万多人脱贫。
让贫困人口分享改革红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确保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受到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
补齐全面小康“短板”,生态扶贫必不可少。全国60%的贫困人口、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貧开发重点县的80%分布在山区、林区、沙区。这些地区正是林业的主战场。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青海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一件大事。青海省省长王建军代表说,通过建立牧民参与共享机制,为三江源地区牧民提供了14万个生态管护岗位,牧民家庭增加了收入。
“5年间,我们州乡村通车里程达4500公里,实现了国家大电网全州六县全覆盖,34个贫困村脱贫摘帽,广大藏区群众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红利。”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白加扎西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苏嘎尔布说,如何让贫困群众有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在曾经“一步跨千年”的彝区、藏区等民族地区尤为重要。苏嘎尔布认为,要从娃娃抓起加强教育,才能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凉山实施从幼儿园到高中全覆盖的15年免费教育,为啥把标准定这么高?是为了让彝族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在小学跟上进度,不至于辍学。”苏嘎尔布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昭觉县庆恒乡庆恒村党支部书记吉克石乌说,“过去彝族孩子到小学才学习普通话,听不懂就容易厌学,有的孩子一听到‘上学’两个字就满地打滚。”吉克石乌说,2015年村里建起了彝、汉双语幼教点,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孩子们学会普通话,不仅喜欢上学了,还越来越有礼貌,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也养成了。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降初说,四川坚持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全面激发内生动力。除了扎牢教育基础,还不断创新“劳动收入奖励计划”“村民积分制管理”等模式,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处于深度贫困区。全国人大代表、贡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马正山说,贡山全县人口3537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52户10922人。2016年、2017年,2520名(每户一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选聘成为生态护林员,每年每户增加工资劳务收入9600元。余下1032户贫困人口则通过易地搬迁、生态产业、社会保障等方式脱贫。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资源富集区,也是典型的特殊连片贫困地区。全州13个县(市)均为深度贫困县(市),走生态扶贫之路是现实需要。全国人大代表、阿坝州州长杨克宁说,阿坝州整合开发生态公益性岗位2.66万个,确保全州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每户都有一个劳动力,通过生态公益性岗位就业脱贫,达到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户均增收6600元、2019年户均增收8150元、2020年户均增收1万元的目标。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大学造林生态研究所所长丁贵杰认为,越到后期,精准脱贫难度越大。生态扶贫要想可持续,既要扶志也要扶智,实现由“输血”向“造血”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打安镇副镇长、田表村党支部书记羊风极建议,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科技投入和支撑,尤其是要培训一批农民看得见、问得着、留得住的乡土专家,不断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淄博市原山林场党委书记孙建博说,生态扶贫已得到广泛认可,下一步重点是推进生态扶贫向深层次发展,创新体制机制,以科技作支撑、以产业为平台,开发新的生态产品。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杨忠岐认为,扶贫首先是生态扶贫,应充分发挥林业优势,精准发力。“去年,全国政协扶贫调研组到甘肃调研。当地生态环境脆弱,生存条件差。要想彻底脱贫,首要的是通过生态建设改善生态面貌。比如种植刺槐等耐干旱、耐瘠薄树种,先改良土壤,再发展致富产业。陕西延安通过退耕还林修复生态环境、转变发展方式,这个经验可以借鉴。
“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吃得饱、有房住,最好能同时为他们提供就业创业培训机会,做到长稳脱贫。”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梨树园社区党支部书记余梅说,在对生活较为贫困的人员进行摸底调研后,她发现,这些人当中虽然不少进入低保范畴,但却只是基本保障,并不能根本解决生活小康问题。
余梅建议,对于城镇贫困群众,政府部门要拓宽其就业创业致富渠道,开展就业援助,确保有就业能力、有就业愿望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
江西省瑞金市委书记许锐代表提出,因病致贫返贫成为当前脱贫攻坚工作难点。建档立卡数据也显示,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从2014年的42%上升到2016年的44%,且这一数据还呈现上升趋势。
卫计委主任李斌介绍,在遏制因病致贫方面,根据734万贫困患者的具体情况,确定了“三个一批”(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做法,截至2017年底,分类救治了420多万贫困患者,去年有185万户因病致贫户摆脱贫困。通过对贫困患者采取倾斜性支持保障政策、补充保险等办法,2017年贫困家庭个人医疗费用负担比例下降了20%左右。
“健康扶贫是一项长期任务。”李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织牢织密医疗保障网,建立防止因病返贫长效机制,实施贫困人口倾斜性支持政策。今年,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再增加40元,其中一半用于大病保险。中央财政将安排转移支付资金221亿多元,专项用于医疗救助补助。据介绍,今年还将把宫颈癌、乳腺癌、肺癌等纳入大病集中救治病种,并进一步扩大救治人群,覆蓋所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农村特困人员、农村低保对象等。
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蒋超良代表说,打好脱贫攻坚战,要有过硬的作风,来不得半点花架子。我们要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对挪用、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严惩不贷,坚决反对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脱贫攻坚中的不精准、不务实、不落实,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问题,制定实施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十不准”规定,确保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让脱贫攻坚成效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在采访中,记者感受到了代表委员们的拳拳之心。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大家集思广益汇成了思想的洪流。记者通过梳理代表委员发言发现大家一致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一要扭住目标发力。缺什么就补什么,什么弱就强什么。深入开展产业扶贫行动,加大财政和金融资金投入力度,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提高脱贫持续性和稳定性。二要下足“绣花”功夫。坚持精准方略,把“一户一策”作为“绣花”式扶贫的重中之重,搞清情况,精细算账,一户一套办法,明确致富路径、帮扶措施、脱贫时序,真正做到底数清、问题清、任务清、对策清、责任清。三要各方联动攻坚。坚持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坚持自力更生同干部推动、社会帮扶相结合,凝聚攻坚合力。把激发内生动力作为当务之急,改进帮扶方式,提倡多劳多得,营造勤劳致富、脱贫光荣的导向和氛围,为脱贫攻坚提供更多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打好脱贫攻坚战,是时代给出的考题。我们的答卷合不合格,要由人民评判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