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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美贸易中，摩擦日益频繁，反倾销案件不断升级。造成贸易摩擦，导致反倾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政治因素往往被低估。本文通过分析反倾销中各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关系，指出中国的出口企业要充分利用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在WTO体系之下，争取自己的利益得到尽可能的保护、成功应对反倾销。
关键词：贸易摩擦；利益集团；博弈；中美贸易；
一、中美贸易中利益集团博弈分析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对华反倾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对华反倾销案件日益增加，呈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最为多样化，也最为典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已成为消除或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维持和发展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同时，也对全方位建立我国的贸易摩擦预警和反应机制具有指导作用。
1.利益集团成员
在中美贸易中，一项反倾销立案调查所涉及的利益集团主要有涉及倾销产品的中国出口企业、美国进口商、相关行业组织和企业以及美国的DOC和ITC。美国反倾销申诉的受理机构主要是美国商务部(DOC)和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美国商务部主要负责调查并确定被申诉企业的倾销行为，并决定是否对被诉企业产品的美国进口商征收反倾销税。ITC负责调查并确定被起诉的产品对美国国内工业有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构成损害威胁或阻碍美国某行业的建立。作为反倾销申诉的调查和裁决机构，DOC和ITC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其他的利益集团主要通过游说这两个行政机构来影响反倾销调查的结果。从利益上划分，中国的出口企业和美国的进口商均属于美国实施反倾销保护的利益受损方，而美国的进口竞争行业组织和企业则是反倾销保護的获利方。目前国内普遍只认识到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使我国出口企业出口下降，并蒙受反倾销保护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然而事实上，美国进口商所遭受的反倾销冲击可能更大，因为是他们承担着支付反倾销税的责任，一旦裁定的倾销幅度提高，美国进口商要承担直接后果。
2.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
由于反倾销保护是一种行政保护，因此美国反倾销调查中所涉及的利益集团主要通过直接向行政部门或当局高级官员施压来影响反倾销案件的裁决，施压的主要方式有竞选捐资(PAC)和游说活动(lobbying)。在反倾销调查中，作为行政机构的DOC和ITC在反倾销立案上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因此，美国的利益集团乐于对DOC和ITC的高级官员施加影响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果，而事实也证明DOC和ITC的确很容易受到外部政治压力的影响。
在一项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反倾销的“获益方”和“受损方”往往互相竞争，向DOC和ITC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结果，但支持保护的一方愿意付出更多代价——不管反倾销最终的结果如何，美国要求保护的利益集团的资金总花费远远高于反对保护利益集团的总开支。因此总体上，反倾销案件中美国国内保护势力要远强于对手。在三种主要的开支中，游说活动(lobbying)的花费所占比重最大(无论是支持保护的还是反对保护的)，这也体现了反倾销保护是一种行政性保护的特征一一因为直接对政府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游说效果最佳，所以利益集团也愿意在这一方面花费最多的金钱。
除了直接向DOC和ITC游说施压外，由于美国行政部门的反倾销裁决必须在相关的反倾销法的框架下制定，因此美国的利益集团还能通过参与反倾销立法，间接影响DOC和ITC的反倾销裁决。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美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而决策结果则是众多集团博弈的均衡解。由于美国的国会议员有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如竞选连任)，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竞选捐资、游说来影响国会议员，迫使他们采纳一些能增进本集团利益的决策。反倾销法的制定和修订也是如此。在制定和修订反倾销法时，国会议员需要倾听ITC关于保护国内某些产业和企业的意见，此时利益集团可以通过ITC对国会议员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利益集团大量的游说活动也会同时出现在上议院和下议院，直接向议员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ITC和DOC所做出的相关决定(一般都是有利于本集团的决定)。
3.利益集团博弈背后的政治化倾向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微观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贸易摩擦政治化阶段(1990～2001年)和宏观贸易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通过对中美两国贸易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表明，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问题出现的矛盾。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较高，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较低，数据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性明显大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性，这表明中美贸易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而从中美贸易结构竞争性的分析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而且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但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一旦因其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竞争力，就容易让贸易对象国把其国内失业增加的原因归咎于此，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被认定为对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造成了损害，结果招致反倾销或“特保措施”的制裁。另外，分析表明中美贸易问题存在政治化倾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其说是经济事务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决策问题。
4.政府在利益集团博弈中扮演的角色
在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而来自国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压力最大。一旦国内的产品遇到进口产品的激烈的竞争时，生产者利益集团就会给发达国家政府施压寻求保护。在反倾销的实施中，外国生产者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是被动的受害者，由于在政治经济博弈中，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政治影响力有限，因此，发达国家实施反倾销措施不能够充分保证他们的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发达国家实施反倾销保护的只是国内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
反倾销是一种对贸易进行限制的措施，从自由贸易能够达到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反倾销对双方国家都是一种福利净损失。然而由于政府的偏好不同，不同集团的谈判力量不同，每个利益集团在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由此其损失或获利的经济权重也不一样。政府往往会根据各利益集团利益的不同权重来衡量是否应该采取反倾销措施。实践中，当跨国公司受到来自外国产品进口的威胁时，他们就会凭借其经济实力，发挥起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对母国政府施加威胁，如果跨国公 司之间进行联合，其力量将难以抗衡，对政府的决策往往有左右之势；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虽然这一群体比较庞大，但要有效地把众多消费者组织起来相当困难，并且具体到每一个消费者来说，起所受的损失程度有限，往往容易被其自己所忽视，因此，消费者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有限。由此，在政府眼中跨国公司的权重通常要高于消费者的权重，特别在涉及到政治支持时，如大选前期时，为了拉选票，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发达国家政府通常会按照“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保护跨国公司利益，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反倾销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护国内产业的温情面纱下，实质是各个国家、各个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博弈的必然结果。
二、博弈分析得出的结论
通过对影响中国反倾销各种因素的经验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反倾销这一贸易政策的形成在美国是具有内生性的，它的形成是涉及倾销产品的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机构在制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考虑到特定利益集团(比如，亏损企业比重大，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比重高的行业)的利益请求，并通过反倾销政策予以倾斜。
第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能否通过反倾销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仅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其组织特征的影响。当一个行业所包含的企业数量众多时，必须能够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才能组织起来影响贸易政策的形成；反之，如果不能解决“免费搭便车”问题，即使受到了倾销严重的威胁，受其组织特征的约束，也不可能通过反倾销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三，对处于贸易大国地位的美国来说，由于反倾销的报复效应对反倾销政策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因此，反倾销政策不仅受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且与贸易伙伴国的利益集团有很强的关联性。
三、我们的建议
争取美国利益关联体的支持，实施利益博弈。在反倾销這个问题上，美国进口商和我国出口企业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一旦我国出口商品被裁定为倾销，进口商将承担这笔反倾销税。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反倾销税率是有追溯性的，进口商将会反会欠政府的税金，因而，美国进口商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而进口商对当地的法律、政策更为熟悉，对其国内市场的消息也较灵通，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举证材料，对取得有利于我方的审查结果大有帮助。因此，我国企业应积极扶持美国进口商利益团体的发展，争取诸如产品的使用者，产品受益者等利益关联体的支持，借助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削弱保护主义的舆论影响力，阻止申诉方将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政府意志。
由于应对贸易摩擦工作是我国人世后一项长期的经常性工作，关系到我国整体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对外谈判工作隶属于商务部是无法适应应对需要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类似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设置的跨部委的专职对外贸易谈判部门，代表政府所有部门统一对外进行贸易谈判，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现行机制所造成的种种失误。同时要立即建立以各种行业协会为主体的游说机制，通过官方、商界和民间外交活动的共同努力，对外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贸易摩擦；利益集团；博弈；中美贸易；
一、中美贸易中利益集团博弈分析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对华反倾销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对华反倾销案件日益增加，呈愈演愈烈之势。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中美贸易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中，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式最为多样化，也最为典型。研究中美贸易摩擦，通过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已成为消除或减少中美贸易摩擦，维持和发展良好的中美政治经济关系，改善中国全球政治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同时，也对全方位建立我国的贸易摩擦预警和反应机制具有指导作用。
1.利益集团成员
在中美贸易中，一项反倾销立案调查所涉及的利益集团主要有涉及倾销产品的中国出口企业、美国进口商、相关行业组织和企业以及美国的DOC和ITC。美国反倾销申诉的受理机构主要是美国商务部(DOC)和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美国商务部主要负责调查并确定被申诉企业的倾销行为，并决定是否对被诉企业产品的美国进口商征收反倾销税。ITC负责调查并确定被起诉的产品对美国国内工业有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害或构成损害威胁或阻碍美国某行业的建立。作为反倾销申诉的调查和裁决机构，DOC和ITC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其他的利益集团主要通过游说这两个行政机构来影响反倾销调查的结果。从利益上划分，中国的出口企业和美国的进口商均属于美国实施反倾销保护的利益受损方，而美国的进口竞争行业组织和企业则是反倾销保護的获利方。目前国内普遍只认识到美国对华反倾销会使我国出口企业出口下降，并蒙受反倾销保护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然而事实上，美国进口商所遭受的反倾销冲击可能更大，因为是他们承担着支付反倾销税的责任，一旦裁定的倾销幅度提高，美国进口商要承担直接后果。
2.利益集团施加影响的方式
由于反倾销保护是一种行政保护，因此美国反倾销调查中所涉及的利益集团主要通过直接向行政部门或当局高级官员施压来影响反倾销案件的裁决，施压的主要方式有竞选捐资(PAC)和游说活动(lobbying)。在反倾销调查中，作为行政机构的DOC和ITC在反倾销立案上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因此，美国的利益集团乐于对DOC和ITC的高级官员施加影响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结果，而事实也证明DOC和ITC的确很容易受到外部政治压力的影响。
在一项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反倾销的“获益方”和“受损方”往往互相竞争，向DOC和ITC争取有利于自己的结果，但支持保护的一方愿意付出更多代价——不管反倾销最终的结果如何，美国要求保护的利益集团的资金总花费远远高于反对保护利益集团的总开支。因此总体上，反倾销案件中美国国内保护势力要远强于对手。在三种主要的开支中，游说活动(lobbying)的花费所占比重最大(无论是支持保护的还是反对保护的)，这也体现了反倾销保护是一种行政性保护的特征一一因为直接对政府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游说效果最佳，所以利益集团也愿意在这一方面花费最多的金钱。
除了直接向DOC和ITC游说施压外，由于美国行政部门的反倾销裁决必须在相关的反倾销法的框架下制定，因此美国的利益集团还能通过参与反倾销立法，间接影响DOC和ITC的反倾销裁决。西方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美国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过程，而决策结果则是众多集团博弈的均衡解。由于美国的国会议员有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如竞选连任)，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竞选捐资、游说来影响国会议员，迫使他们采纳一些能增进本集团利益的决策。反倾销法的制定和修订也是如此。在制定和修订反倾销法时，国会议员需要倾听ITC关于保护国内某些产业和企业的意见，此时利益集团可以通过ITC对国会议员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利益集团大量的游说活动也会同时出现在上议院和下议院，直接向议员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以及ITC和DOC所做出的相关决定(一般都是有利于本集团的决定)。
3.利益集团博弈背后的政治化倾向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微观贸易摩擦阶段(1980～1989年)、贸易摩擦政治化阶段(1990～2001年)和宏观贸易摩擦阶段(2002年至今)，通过对中美两国贸易发展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表明，中美贸易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影响是不对称的，中美贸易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国处于被动、劣势的地位，而美国在国内政治的干扰下，往往会在中美贸易上挑起纷争，以掩盖和转嫁其国内经济问题出现的矛盾。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较高，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较低，数据表明中国对外贸易对美国的依赖性明显大于美国对外贸易对中国的依赖性，这表明中美贸易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而从中美贸易结构竞争性的分析来看，相比于美国，中国外贸结构表现出比较严重的不均衡性，而且竞争力强的产业是处于产业结构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类产业的附加值低，但能吸收大量劳动力，一旦因其强大的竞争力影响了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竞争力，就容易让贸易对象国把其国内失业增加的原因归咎于此，在各种利益的博弈下，被认定为对贸易对象国的同类产业造成了损害，结果招致反倾销或“特保措施”的制裁。另外，分析表明中美贸易问题存在政治化倾向，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其说是经济事务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决策问题。
4.政府在利益集团博弈中扮演的角色
在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政治压力，而来自国内生产者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压力最大。一旦国内的产品遇到进口产品的激烈的竞争时，生产者利益集团就会给发达国家政府施压寻求保护。在反倾销的实施中，外国生产者和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也是被动的受害者，由于在政治经济博弈中，他们的力量比较小，政治影响力有限，因此，发达国家实施反倾销措施不能够充分保证他们的利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发达国家实施反倾销保护的只是国内强势的利益集团的利益。
反倾销是一种对贸易进行限制的措施，从自由贸易能够达到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反倾销对双方国家都是一种福利净损失。然而由于政府的偏好不同，不同集团的谈判力量不同，每个利益集团在政府心目中的地位不一样，由此其损失或获利的经济权重也不一样。政府往往会根据各利益集团利益的不同权重来衡量是否应该采取反倾销措施。实践中，当跨国公司受到来自外国产品进口的威胁时，他们就会凭借其经济实力，发挥起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对母国政府施加威胁，如果跨国公 司之间进行联合，其力量将难以抗衡，对政府的决策往往有左右之势；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虽然这一群体比较庞大，但要有效地把众多消费者组织起来相当困难，并且具体到每一个消费者来说，起所受的损失程度有限，往往容易被其自己所忽视，因此，消费者群体所发挥的作用往往有限。由此，在政府眼中跨国公司的权重通常要高于消费者的权重，特别在涉及到政治支持时，如大选前期时，为了拉选票，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发达国家政府通常会按照“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保护跨国公司利益，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反倾销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护国内产业的温情面纱下，实质是各个国家、各个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博弈的必然结果。
二、博弈分析得出的结论
通过对影响中国反倾销各种因素的经验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反倾销这一贸易政策的形成在美国是具有内生性的，它的形成是涉及倾销产品的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机构在制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在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考虑到特定利益集团(比如，亏损企业比重大，就业人数占全部劳动力比重高的行业)的利益请求，并通过反倾销政策予以倾斜。
第二，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能否通过反倾销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仅受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其组织特征的影响。当一个行业所包含的企业数量众多时，必须能够有效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才能组织起来影响贸易政策的形成；反之，如果不能解决“免费搭便车”问题，即使受到了倾销严重的威胁，受其组织特征的约束，也不可能通过反倾销政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第三，对处于贸易大国地位的美国来说，由于反倾销的报复效应对反倾销政策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因此，反倾销政策不仅受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而且与贸易伙伴国的利益集团有很强的关联性。
三、我们的建议
争取美国利益关联体的支持，实施利益博弈。在反倾销這个问题上，美国进口商和我国出口企业有着共同的利益，因为一旦我国出口商品被裁定为倾销，进口商将承担这笔反倾销税。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反倾销税率是有追溯性的，进口商将会反会欠政府的税金，因而，美国进口商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而进口商对当地的法律、政策更为熟悉，对其国内市场的消息也较灵通，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获得更多的信息和举证材料，对取得有利于我方的审查结果大有帮助。因此，我国企业应积极扶持美国进口商利益团体的发展，争取诸如产品的使用者，产品受益者等利益关联体的支持，借助他们的政治活动能力，削弱保护主义的舆论影响力，阻止申诉方将自己的意愿转化为政府意志。
由于应对贸易摩擦工作是我国人世后一项长期的经常性工作，关系到我国整体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对外谈判工作隶属于商务部是无法适应应对需要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立一个隶属于国务院的类似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USTR)设置的跨部委的专职对外贸易谈判部门，代表政府所有部门统一对外进行贸易谈判，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现行机制所造成的种种失误。同时要立即建立以各种行业协会为主体的游说机制，通过官方、商界和民间外交活动的共同努力，对外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