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家在湖北孝感孝昌县的一个村子。2005年第一次过年回到他家。当时，婆婆身体还不错，小侄子14岁，小侄女12岁。那几年，哥哥嫂子一直跟着四姐、四姐夫在北京工地打工，四姐夫是一个包工头，从老家找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乡里乡亲，干活让人放心，自然，乡里乡亲也能通过姐夫顺利拿到工钱。后来才得知，四姐夫当时赚了不少钱。哥哥、嫂子为维持生计，一直呆在北京工地。这样，侄子侄女事实上就成为祖辈照顾的留守儿童。
　　情况到2008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婆婆、公公年龄已大，已无法照顾好进入叛逆期的孙辈，这样，嫂子就决定留在家里，一方面照看老人，更重要的是管教孩子。一家人无病无灾，日子倒还过得去。然而孩子逐渐长大，老人年事已高，子女成家，父母善终的具体压力一件件摆在眼前。但不管怎样，毕竟一家人还能过一种平平安安的日子。但这种平常、安稳的日子并未维持多久，就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并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家庭的走向。
　　一件事是四姐的工地出问题。由于政府拖欠姐夫承包工程的付款，大量的工程欠款无法到位，直接摧毁了姐夫多年累积的家底，不但导致哥哥、嫂子跟随他们打工多年的工资不翼而飞（这笔钱几乎是他们整个家底，有将近十万块的劳务费，哥哥、嫂子一直指望这笔钱给儿子娶媳妇），而且因为拖欠工人工资，欠下大量无法逃避的债务，最困难的时候，四姐甚至找我们借钱。
　　第二件事，也是更大的打击，则是妹妹的出家。在整个家庭中，妹妹的生活最让人舒心。她生得漂亮，又有着湖北姑娘的泼辣能干，初中念完后，去武汉打工，在工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本厂一正式工并结婚。妹夫后来还当了副厂长。多年来，除了丈夫，妹妹承担了照顾家庭的很多重任。但2013年9月的一天，丈夫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是妹妹已经出家，并且决断离婚，就此遁入空门。婆婆因为女儿出家一事，原本硬朗的身体一蹶不振。公公（继父）更是变得木讷，脸上很难看到往日发自内心的欢颜。
　　除此以外，隐匿于家庭暗处的悲伤随处可见，我每次回到婆婆家，总能听到一些让人压抑的事情。2013年年底，侄子和本县一女孩网恋闪电结婚。但女孩性格极其怪癖，后来才得知，她的家境也极为不幸。听说她妈妈在生下她后，被乡政府捉去结扎，一回来，就变疯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能力照顾孩子，而且还暴力打人。没有办法，家人只得将她关在一间房子里。谁都知道这种惨剧和结扎有关，但没有任何人有力量去申诉惨剧的真相，而是任由命运的安排以最残忍的方式作用到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妈妈在疯病中去世，年仅四十多岁。
　　平心而论，哥哥、嫂子一家都是最普通的农民，他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本本分分劳动，过一点安生日子。而在农村，像哥哥一家的情况非常普遍，守在乡村，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外出打工，有可能连工资都拿不回，但全家的基本开销，诸如孩子的念书、成家、房子的修缮和更新，老人的生病、善后，一样都不能少。尽管农村免除了农业税，近几年也推行了合作医疗，但和水涨船高的支出比较起来，实在是杯水车薪。
　　我知道，像丈夫这种家庭出生，通过念书得以改变命运，最后在城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的人并不少见，以致被冠以“凤凰男”的群体标签，并作为轻易不能下嫁的目标进行讨伐。我丝毫不否认作为个体的选择，与这种男人的结合意味着要面对更多。但这种来自社会单一舆论的道德优势，还是使我感受到掩盖在这个标签背后所蕴含的歧视、无奈和漠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造成的不可逆式的生存劣势。
　　事实就是如此，冷静下来想想，哥哥一家确实看不到太好前景。首先是代际的贫穷已经开始轮回。哥哥、嫂子当年丢下孩子外出打工，现在侄子、侄女长大成人，结婚生子后，随着生存的压力变为现实，也不可避免要重复父辈的命运，踏上下一轮的打工生涯，哥哥、嫂子像当年公公、婆婆一样，要承担起照看孙子的重任。客观而言，农村自身的生产已经难以形成良性循环，更多时候，获取基本的家庭开销，还是不得不以肢解完整的家庭结构为代价。这样，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贫穷和贫穷的传递，已经成为这个家庭的宿命。
　　（黄灯/文，摘自《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