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中国著名青铜器专家李先登赴中国台湾考察，来到台北故宫，受到了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怡的接待。谈笑间，李先登提了两个要求，一是要与镇馆宝鼎毛公鼎合影，二是要参观台北故宫一级品馆。秦孝怡同意了李先登的请求。李先登研究青铜器几十年，终于見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宝鼎。
　　毛公鼎通高近54厘米，重34.7千克，大口圆腹，口沿上耸立着两只高大的耳朵，半球状深腹，腹下三只兽蹄形足敦实有力，整个造型浑厚而凝重，纹饰也十分简洁有力、古雅朴素，标志着西周晚期，青铜器已经从浓重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增强了生活气息。
　　毛公鼎内腹部的499个字（也有497字、500字之说）铭文，是迄今为止西周青铜器上最长的铭文。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的是什么呢？原来它是一篇完整的“册命书”，记述了周宣王为励精图治，中兴王室，革除积弊，册命重臣毛公，委以定国安邦以及管理周天子家事的重任，并授予他宣示王命的专权，又特别申明，凡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预告大臣们不予执行;继而又告诫、勉励毛公，要忠心辅佐王室，不要懈怠懒惰，不要壅塞民意，不要侮鳏寡，以免遭丧国之祸。
　　为确立毛公的权威，周宣王重赏毛公仪仗、车马、兵器等器物。毛公为感谢周宣王的恩德，特铸造铜鼎以资纪念，并嘱咐后世百代、子子孙孙永远作为宝贝珍藏。
　　这篇皇皇巨制不仅是一篇重要的历史资料，在艺术上也极具美学价值，所以，自出土后，历代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代庙堂文字，其文犹如（（尚书》;学习书法不学毛公鼎，犹如儒生不读《尚书》。”李先登在大学任教时也说道，要让下一辈人永远记住，我国古代青铜器最大的是司母戊鼎（也称后母戊鼎），而铭文最长的就是出土于陕西岐山庄白村的毛公鼎。
　　毛公鼎出土后，立即被北京最大的古董铺“永和斋”的苏氏兄弟收购，他们成为毛公鼎的第一任收藏主人。苏氏兄弟收购毛公鼎的消息传到北京，出高价前来购买的人络绎不绝。但苏氏兄弟一概予以回绝。这皆因毛公鼎的第二任收藏主人陈介祺。陈介祺与苏氏兄弟十分投缘、关系甚密，早已超出一般买家与卖家的生意往来。因此，苏氏兄弟答应陈介祺，一旦他们手中有了上好的古董文物，一定要让陈介祺优先挑选，只要陈介祺看中的，他们就绝不再让第二个买家过目。
　　陈介祺是晚清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爱宝如命，当他得知毛公鼎出土后，恨不得第二天就把毛公鼎揽进怀中。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
　　原来，陈介祺是个大孝子，一向严格遵守其父的训导。其父担任过道光朝的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工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他深谙人生沉浮的秘诀和青铜宝鼎的分量，担心儿子收藏的古物过于罕见，引起同僚的猜忌，所以坚决反对儿子以重金购买毛公鼎。陈介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毛公鼎被别人所得。
　　不过，苏氏兄弟也是诚信守义之人，并没有将鼎卖给他人。这一等就是九年。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陈介祺的父亲去世后，陈介祺开始独掌家业，才终于将毛公鼎买了下来。
　　陈介祺对于收藏的文物，大都乐于公之于世，印成目录，昭示天下，唯有对毛公鼎，始终深锁秘藏，秘不示人。就连毛公鼎的铭文拓本，他也只在得鼎之初拓了四份。这四份珍贵的铭文拓本被著名金石家和古文字专家所收藏。为防止不测，陈介祺极尽可能地减少毛公鼎的外界影响。即使对亲朋好友，他也矢口否认自己收藏了宝鼎。
　　陈介祺得到毛公鼎仅一年多，其母病故。咸丰三年，他借母亲病故，回乡奔丧的机会，辞官回归故里，专心致力于古物的收藏与考证。由于他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因此也就没有引起过什么波澜。但还是有一次，隐居的陈介祺违背家训站了出来。原因是，他携宝返归故乡后，朝中重臣张之洞著文说，“毛公鼎”是伪造赝品，陈介祺以千金买赝鼎，实在是不慎重。一时间，北京收藏界大为震惊，流言四起。
　　陈介祺不仅珍爱毛公鼎，更爱惜宝鼎的声誉。听到有人说宝鼎是假的，一气之下，隐居的他立即公开亮相北京收藏界，否定了张之洞对毛公鼎的妄自猜忌，反诘说：“古文字一篇中之气，一字中之气，一画中之气，岂今人所能伪哉？”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上收藏了30余年，也陪伴他过了30余年平淡的日子。毛公鼎从出土到陈介祺去世，陈家也一直平安无事。直到陈介祺去世，毛公鼎的命运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陈家的后代与垂涎毛公鼎的两江总督端方之间，爆发了宝鼎之争。
　　1884年，71岁的陈介祺谢世，他的三个儿子平分了他一世的珍藏，次子陈厚滋分得了毛公鼎和其他一些珍玩古物。他一直牢记父亲的教诲，安心于读书守业的平静生活。可到了陈厚滋的次子陈孝笙时，陈家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虽然他也知道，爷爷传下来的那只宝鼎的重要性，但这只宝鼎只能看，不能卖，又不许声张，怎么能赚到钱呢？一念之差，便引发了持续多年的陈、端两家的夺宝之争……
　　陈孝笙等到自己掌管家业时，开始违背祖训，涉足商业。在商业交往中，他不时向外人炫耀自己家里的收藏，无意之中，就泄露了自家藏有毛公鼎的秘密。这个消息传到了端方的耳朵里，端方也十分爱好金石古物，爱鼎成痴，对于毛公鼎，更是垂涎已久。得知宝鼎果真藏在陈家，端方决计一定要得到毛公鼎。
　　他于是找来密友陈子久，请他帮忙从中撮合收购毛公鼎。陈子久一口答应，一连几天请陈孝笙喝酒。席间，酒醉的陈孝笙终于承认毛公鼎就藏在自己家中。第二天，陈子久就登门拜访了。一进门，陈子久便说明来意，要许价白银一万两购买毛公鼎，更毫不避讳地直言，买家就是两江总督端方。一听端方这个名字，陈孝笙自知惹出了祸端。虽然他生性爱财，但也久闻端方大名，知道两江总督的钱可不是好挣的。
　　就在他不知如何抉择时，在一旁陪坐的母亲突然发话了：“逆子，你给我跪下！”陈孝笙吓了一跳，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陈母厉声道：“家运本就不济，你为何还要在外胡诌，炫耀家中有宝？这下倒好，家中本没有鼎，你却跟总督大人胡言，现在大人派人来索，看你如何收场？”说罢，她顺手抄起鸡毛掸子，打在了儿子身上，边打还边骂：“打死你个不孝子！让你胡说……把你打成个鼎样，好与总督交差。” 　　一见此场景，坐在一旁的陈子久再也待不住了，他知道陈母是演戏给自己看，就是不愿出让宝鼎。陈子久起身便走，临出门时撂下一句话：“陈家母省省力气吧，等端大人来了再打也不迟！”陈母深知宝鼎只有大隐于世，才能保住一家人的安全。等陈子久出门，陈母再次告诫儿子：“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
　　虽然被母亲当着客人的面痛打了一顿，陈孝笙并没有悔悟，反而和母亲较上了劲。他一心想找端方卖掉宝鼎，用赚来的钱做大生意，告诉母亲自己没有做错！端方得知陈孝笙生性爱钱，只是碍于祖训和母亲的劝阻才没有答应，于是托人转告陈孝笙，如果答应卖鼎，除了万两白银，另任命他为湖北银元局局长，这样他就可以利用在局长的任上得到更多的好处。想到自己不用把赚来的钱做买卖，就可以一本万利地拿到银子，利欲熏心的陈孝笙心花怒放。他不顾家人和母亲的反对，让端方出一纸文书作凭证，以万两白银的价格，把毛公鼎转售给了端方。
　　得了毛公鼎的端方欣喜若狂。卖了毛公鼎的陈孝笙却迟迟不见银元局局长的委任状。
　　没多久，端方奉命去四川了，也许早就把欠陈孝笙委任状的事忘得一千二净，更或者他根本就没想给陈孝笙委任状。拿着端方留下的凭证，陈孝笙到总督府理论，结果被告知，那凭证上的印鉴不过是一枚废章。上当受骗的陈孝笙站在总督府门口，突然想起母亲的话：毛公鼎是传世之宝不能擅动，否则将带来无法预知的灾难！他突然觉得胸口发闷、眼前发黑，昏倒在了总督府门前。
　　悔恨交加的陈孝笙，一病不起。陈家的姻亲为此写了一首诗：“病史当年卧海滨，十钟万印尚纷陈。楚人轻问周家鼎，尤物从来不福人。”受骗失去宝鼎的陈孝笙没想到，行骗得到宝鼎的端方也应了“尤物从来不福人”，端方还没来得及好好欣赏宝鼎，就被砍了头。
　　端方一死，端家失去了顶梁柱，家道中落，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创办的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山东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方才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准于典押付款，将此鼎入库秘存。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毛公鼎引起了外国人的注意。英国记者欲出5万美金向端家求购，美国人则积极从中说合。但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同时，社会舆论也纷纷认为此系国宝，反对端家卖给外国人。爱国人士竭力护宝。
　　至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利息质押毛公鼎于大陆银行，端家表示同意，由谈荔孙代办向天津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大陆银行。不久，北平大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叶恭绰避走中国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綽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
　　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后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之后宝鼎于1948年被运往台北。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之一。毛公鼎至此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编辑/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