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一个秋夜，细雨溅落在静谧的未名湖上，俞敏洪和朋友高兴地喝着小酒，描绘着自己渐渐清晰的出国梦。此时，北大的高音喇叭，正播放着校园晚间消息。
　　“老俞，在说你呢!”同伴惊呼。
　　原来，广播里正在播送对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北大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宣布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说了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旗号私自办学。这个处分决定被大喇叭连播三天，北大有线电视台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公示了一个半月。
　　颜面扫地的俞敏洪，只得选择离开。
　　“北大踹了我一脚。当时我满怀怨恨，现在却只有感激。”俞敏洪如此解释，“如果一直在学校里，现在，我可能是北大英语系的一个副教授。”
　　对此，俞敏洪的同事、新东方的李杜讲得很幽默：“老俞被北大处分，作为三流文人，既想保留文人的体面，又缺乏一流文人的风骨，不敢自沉未名湖。于是退而求其次，唯有辞职，落草为寇。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正是这“落草为寇”，激发出他的痞子精神。
　　在北京冬日的寒风中，俞敏洪是这样起家的：一间10平方米的破屋，一张破桌子，一把烂椅子，一堆用毛笔写的小广告，一个刷广告的糨糊桶。在寒风怒号的冬夜里，俞敏洪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刷广告，手冻麻了，就拿起二锅头喝两口，暖暖身子。教师出身的俞敏洪渐渐显露出经商才能，只靠三招，就打下自己的江山。一是价格战，当时基本收费都在300元至400元，俞敏洪只要160元，而且还是在20次免费授课之后，不满意可以不交钱。二是推出核心产品，就是他赖以成名的《GRE词汇精选》。三是情感营销，向学生讲人生哲理，进行励志教育，再加上他幽默的授课方式，深深地吸引了学生。
　　俞敏洪认为自己的成功与做过老师有关：“老师做企业家是比较容易成功的。因为我们理解人性，知道如何满足学生的要求。”
　　枪打出头鸟。很快，江湖的险恶让俞敏洪有了深刻体会。
　　俞敏洪的名声响了，招的学生越来越多，也断了别人的财路。先是俞敏洪的广告被对手覆盖，后来当场就被撕了，并把老俞的员工给一刀捅伤。俞敏洪只能求助于公安局，为了和警察拉上关系，俞敏洪豁出去，一气喝下一斤多五粮液，直接被抬进医院。
　　创业路上多艰辛。此时的俞敏洪，已完全没有北大的书生气，而一个企业家的身影渐渐清晰。
　　但是，事业做大之后，痞子的自由放任必须向企业家的严谨转变。这种改变对俞敏洪来说，并不轻松。最主要的是利益问题。企业做大了，股份怎么分？新进人的市场怎么分割？
　　新东方三驾马车中的两驾要脱离组织，王强、徐小平先后向俞敏洪递交辞职书。此外，俞敏洪曾经的上铺兄弟包凡一也提出辞职，要求退股。2004年，另外两大支柱胡敏、江博也出走。曾经的“盟友”相继“造反”，眼见着新东方的核心团队要瓦解。
　　俞敏洪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兄弟们“造反”，还有来自老婆、母亲的压力。就像很多民营企业一样，新东方是俞敏洪和老婆一起创办起来的。后来，母亲、老婆的姐姐、老婆的姐夫都在新东方工作。不仅俞敏洪这样，其他创业元老也如此。而且，俞敏洪的母亲对公司管理的指指点点，引起海归们的不满。
　　为此，俞敏洪制订一个回避原则：直系亲属一律不能在公司工作。
　　他母亲对这个规定不屑一顾：“你这个对我不管用。”俞敏洪还是强制执行了。结果，母亲很生气，老婆半年不理他。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内争外斗中，俞敏洪扮演了“刘备”的角色。他自己也说：“我比较像刘备，常常用眼泪来赚取别人的同情，我不擅长用严格的纪律来限制和管理人才。”俞敏洪用这种灵活的、甚至靠感性的管理方式，在新东方内外腾挪。外界也因此评价俞敏洪不懂管理。
　　“我这个人比较仁慈，容得下人。我的柔弱个性在新东方内部起到黏合作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走向极端。这是新东方没有崩盘的重要原因。”俞敏洪说。这也是“刘备”的高明之处，表面柔弱，悲悲戚戚，但每一个谋略都能达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