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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属唐五代别集类，是一部唐韩愈撰的作品总集，唐李汉编，宋洪兴祖撰年谱辩证，宋樊汝霖著公志及年谱注，宋孙汝听全解，宋韩醇全解，宋祝充全解，宋朱熹考异，宋王伯大音释，宋景文公撰“传”一卷。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著作责任者
韩愈（768-824），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河南河阳人，贞元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骈偶之风，提倡散体。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著作自唐季以来历代儒人文士莫不宗之，以为文章之模范，争相拜读，故需求量甚大，以致著作版本非常丰富，后人注释不断。
李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元和七年登进士第，官至吏部侍郎。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韩愈去世后，他为韩愈收拾遗文，编撰成书。（《旧唐书》）
洪兴祖（1090-1155），文学家。“兴祖字庆善。陆游《渭南集》有兴祖手帖跋，称为‘洪成季庆善’，未之详也。丹阳人。政和中登上合第。南渡后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历官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后忤秦桧，编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樊汝霖，东蜀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韩文公志》五卷，金堂樊汝霖泽之撰。汝霖尝为《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此是也。《谱注》未之见。汝霖，宣和六年进士，仕至泸帅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孙汝听，眉山人，宋高宗绍兴问进士，累官至右奉议郎。撰有《三苏年表》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还对韩愈文集进行全解，对柳宗元文集进行注释兼音辨。
韩醇，字仲韶，临邛人，韩愈之裔，生活在南宋淳熙年间。“仲韶先注释《韩集》，学者争传其书，而斯文加密，非仲韶发之，孰窥其秘云云。是醇注愈集既就，已先版行，后又注宗元集付刊，悉仿愈集之式，以二书合而并传，故宗元集后有记，而愈集后无记。”（清于敏中、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
祝充，字季宾，一作廷宾，衢州江山县人。绍兴年间以右从政郎充潭州宁乡县丞，进献所著《韩文音义》于朝廷，毛宏为之序。绍兴末，张构刻行其书，并作《后叙》。（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曾广注典籍。朱熹因为在阅读韩愈文集“近世号为佳本”的方崧卿本时有所感：第一，“恨其不尽载诸本同异，而多折衷于三本也”；第二，“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第三，因观方崧卿自言“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朱熹认为方崧卿本“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第四，“秘阁官书则亦民间所献、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时馆职所校，其所传者，岂真作者之手稿”；第五，“韩子之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所以朱熹“姑考诸本之同异而兼存之，以待览者之自择”（《晦庵先生朱文公<韩文考异>序》），著《考异》十卷，在《正集》之外自为一书。
王伯大，字幼学，号留耕，福州人。嘉定七年进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朱熹的“《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异》”刊出后，因为文集内容已有所变更，然其“音辩则旧所刊也，初读者未免求之音辩，质诸校本，既字不尽同，且音讹事多缺”，会给观者带来不便，所以王伯大就“悉从校本更定音训”（《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序），“附所尝记录于逐卷之左”，以给观者提供方便。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广东省博物馆珍藏有一套《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共20册。存目录一卷，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传一卷，遗文一卷（以下简称广东省博物馆藏本）。
该书黄色封皮，封面题签书“韩昌黎集”，线装。开本高25.6厘米，宽15.5厘米（图一）。翻开书页，可见其为金镶玉装，纸墨清朗，字体秀劲，可称精椠佳刻。开卷首页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韩文考异序”；朱文公序后有“宝庆三年季夏既望承议郎特添羌通判南剑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王伯大谨书”序一篇；王伯大序后有“昌黎先生集诸家姓氏”表；表后有“门人李汉编”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李汉序后有书林王宗玉刻书牌记；牌记后有“汪季路书”一篇；之后是“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再之后是“李汉编集”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目录”。
卷端第一行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一”，第二行刻“晦庵朱先生考异”和“留阱王先生音释”（图二）；文集自卷二起，每卷首行标题下小字双行刻“考异音释附”5字（卷27例外）。
版框高19.7厘米，宽12.6厘米，半页13行，行23字。版心上下黑口，顺向双黑色鱼尾，每卷卷首鱼尾之间刻花纹（卷25例外），其他页的鱼尾之间则多刻“昌文”加卷数，也有“昌”加卷数，“昌外”加卷数和“昌文传”、“昌遗文”字，下鱼尾与下黑口之间记页数。
一、钤印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共有钤印40多种，200多枚。
“原博”为明吴宽钤印。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任东宫讲官。孝宗即位，迁左庶子，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改掌詹事府事。十六年，进礼部尚书。《明史》卷184有传。著作有《家藏集》。
“倪国琏印”和“春及堂倪氏珍藏书画记”为清倪国琏钤印。倪国琏（？-1743），字子珍，号称畴（一作穗畴），仁和人，雍正八年进士，官给事中，著有《春及堂诗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郭松林印”、“臣松林印”和“子美”为清郭松林钤印。郭松林（1833-1880），字子美，湖南湘潭人。曾在曾国荃、李鸿章麾下，转战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攻陷多地，一路迁升。捻军失败，赐黄马褂，予轻车都尉世职，后历任湖北提督、直隶提督。1880年，病死于任所，谥武壮。 “郭小石”“小石”（竖椭圆）“小石”（方形）“小石私印”“小石藏书”“郭小石珍藏书画之印”“小石山房”“湘潭郭坚”“坚之铢”“郭文韶印”“岩之草堂”“岩之逸民”“烟翁”“烟翁宝藏”“墨奴”“墨奴藏书”“石隐”“石隐先生”“石隐斋”“湘谭居士”“子美之孙”“郭氏家藏”“邨郭居士”，皆为郭小石钤印。郭小石（1911—1977），本名郭坚，字文韶，号岩之、岩之山人，别署烟翁、墨奴，祖籍湖南湘潭。祖父郭松林，清直隶提督；父郭仁凯；叔父郭葆生，官清广东廉钦兵备道员，民国国民众议院议员，富藏金石书画典籍，与齐白石结为拜把兄弟。“小石”是齐白石为他取的名，郭小石随齐白石学习书画篆刻，还向长沙“雷氏三杰”雷恪、雷悦、雷恺学习书法绘画，向杨钧学习诗文，在书画诗词篆刻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声誉长沙。（李砺《湖湘篆刻》）
“长沙唐氏”和“醉石”，为唐醉石钤印。唐醉石（1886—1969），原名源邺，字李侯、蒲佣，号醉龙、醉农，别署醉石山农，湖南长沙人。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民国时曾任中央印铸局技正，解放后任湖北省文管会主任、东湖印社社长。有《醉石山农印稿》、《唐醉石印存》等著述行世。他精鉴别，博古多识。书工四体，尤擅汉隶，气息高古沉雄，名重一时。篆刻专攻陈曼生，大刀阔斧，得其真谛，风格凝重宽博，苍秀浑厚，千古玺汉印及宋元朱文印也探微入真，俱得其妙。（余正《浙派篆刻》）
“李韵清印”“镇海李韵清印”“李韵清氏鉴藏”“梅簃李韵清氏藏”“梅簃”“李氏梅簃藏”“李氏梅簃收藏经籍金石书画记”“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均为李鸿球钤印。李鸿球，1898年生，字韵清，湖南浏阳人。曾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又创建大中书局任董事长。喜收藏，居欧3年参观公私博物馆70余所，于流失在外之我国文物经目颇多。著作有《海棠书屋力学杂录》《海棠书屋诗存》《天涯浪迹记》《战后日本新教育》《吴佩孚年谱》《董其昌书画年谱》《剑花楼书画录》《剑花楼古钱币》《剑花楼古铜镜》《古钱今话》《古印综述》《中国古兵器》《北邱山周氏墓物记》。（毛炳汉主编《当代湘籍著作家大辞典》）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还有“平生不苟”“邵日昭书画记”“李”“静”“一身是胆”“吏部考功之事关防”等钤印印文。可见此藏本印章种类繁多，印文内容丰富。
二、批校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篇都有批校，分为朱墨两色，以朱色为主。
1、朱批
朱批者以点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韩愈作品的见解，从点评内容看，他对诗词、散文、碑记等文体有深入研究，对四书五经及经典文学作品熟读于心，而且学识广博，敢于不拘一格向韩愈这样的大文豪下笔点评，颇显学术功力及文学根底。
从批校的文字中却未见任何落款或钤印，那么这些朱批到底出于哪一位大家之手呢？
从表一此藏本朱批与朱彝尊点评对比，可见两者大同而小异，因此推断朱批内容是出自朱彝尊之手。
那么它们是否朱彝尊手批呢？经过字迹比对发现，此藏本朱批的字迹（图三）与朱彝尊的字迹不同（图四）。
另外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此藏本通篇的朱批都或多或少地有将一些未干的朱色印在相对另一页页面上的痕迹，可见这些朱批不是原批。因为如果是批校者写上去的，在下笔之前需要时间阅读和思考，行文时需要斟酌，而这时间足以使朱批干透，印到相对着页面上的现象只能是极个别的。过录则不同，过录者只是把文字抄一遍，速度就快多了，朱批印到相对着页面上的几率就明显加大。而此藏本朱色的痕迹印到相对着页面上的频率相当高，可见这些批校是赶时间过录的，非朱彝尊手批。
2、墨批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的墨批数量也不少，自文集卷十一起至卷四十，几乎每卷都有，外集、传及遗文则未见。
从批校的文字中也未见任何落款或钤印，那么这些墨批到底出于哪一位点评者之手呢？
从表二此藏本墨批与方苞点评对比，可见两者也是大同而小异，因此推断墨批内容是出自方苞之手。
那么它们是否方苞手批呢？经过字迹比对发现，此藏本墨批的字迹（图五）与方苞的字迹不同（图六），该本不是方苞的手批本。
三、牌记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有牌记，其内容是：
韩柳二先生文集行世久矣。唐季历代以来，儒人文士莫不宗之。以为文章之模范，序记之矜式，惜乎旧板漫灭，续集遗阙，读者憾焉。本堂广求，访到善本，卷集全备。宗玉喜不自胜，命工鼎新绣梓，以广其传，使四方文学君子得睹二先生之全文，不致湮没，岂不伟欤。幸鉴岁舍戊辰十月吉旦书林王宗玉谨识（图七）。
该牌记存在3个问题：
第一，内容存在今天学界已知的作伪问题，即把原牌记“唐季历宋以来……幸鉴大明正统岁合戊辰十月吉旦书林王宗玉谨识”，改为“唐季历代以来……幸鉴岁舍戊辰十月吉旦书林王宗玉谨识”（李玉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版本刍议》），将“唐季历宋以来”的“宋”字挖改为“代”字，再在“岁合戊辰”之前挖去“大明正统”4字，这就使该刻本具有赝宋充元或于明代上推一个甲子的可能；
第二，牌记部分的纸与其右边的纸颜色不同，有明显的分界线；
第三，牌记是手抄的，牌记下方书有“小石抄补”4个字，牌记右上方钤有“小石山房”阴文方印一枚，牌记右下方钤有“烟翁”阴文竖长方印一枚，也就是说该牌记为郭小石所抄。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有郭小石钤印不下20多种，可见郭对家藏的此本情有独钟，而且并不知晓所过录的牌记是经过挖改的，所以才认真地将牌记补抄上，还落款并加了钤印。那么此藏本为何版本呢？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版本
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韩愈文集含笺注、考异、文选等各种别称的版本逾30种。其中书名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的有以下版本（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国家名录图录》、《第二批国家珍贵国家名录图录》）： 1、元至元十八年（1281）日新书堂刻本（图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集传一卷，框高19.8厘米，广12.5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有“至元辛巳日新书堂重刊”牌记。
2、明正统十三年（1448）书林王宗玉刻本（图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遗诗一卷传一卷，框高20.2厘米，广12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3、明弘治十五年（1502）王氏善敬书堂刻本（图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19.5厘米，广12.8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4、明嘉靖十三年（1534）安正书堂刻本（图十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19厘米，广12.3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
5、明万历朱崇沐刻本（图十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20.1厘米，广12.6厘米。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
6、重庆图书馆等藏“明刻本”（图十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18.7厘米，广12.5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7、安徽省图书馆等藏“明刻本”（图十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22.3厘米，广14厘米。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从表三可见，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行款同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双边，顺向双黑色鱼尾的版本有：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和重庆图书馆等藏“明刻本”。
重庆图书馆等藏“明刻本”（图十三），字体笔画相对比较厚重，起笔比较平和；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图八）、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图九）和广东省博物馆藏本字体更秀丽，版面更清朗。前者与后者明显不一样，肯定不是一个版本。
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无论行款、版式、书口、卷端版心刻的花纹、边栏、鱼尾、字体都几乎一模一样，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通过对这三个版本书影的卷端文字进行比对（图十五、十六、十七），发现：
第四行“悉”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中间一竖不带钩，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中间一竖是带钩的；
第四行“以”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中间一点与后面人字的起笔是连笔的，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则是不连笔的；
第四行“卷”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第一点与旁边的一撇相连，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和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第一点与旁边的一撇是截然分开的；
第五行“云”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最后一点与左边一撇是相连的，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最后一点与左边一撇是不相连的；
第十三行“正”字，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上面一横较短，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上面一横较长；
经过以上比较可见，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与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同为一个版本。
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与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虽然难分伯仲，但毕竟不是同一版本，仔细比对，仍能从笔意的断续、笔画的长短等不经意的地方分辨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另外从对比结果来推断，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是以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为底本的影刻本，书林王宗玉在牌记中提及的广求访到的卷集全备的善本就是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
结论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曾经明弘治十六年礼部尚书吴宽，清雍正进士、给事中倪国琏，清直隶提督郭松林，齐白石大师在故乡的入室弟子郭小石，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东湖印社首任社长唐醉石，大收藏家李鸿球6位名人收藏，是一部流传有序的古籍。
明正统十三年（1448）书林王宗玉刻本是以元至元十八年（1281）日新书堂刻本为底本的影刻本。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是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为朱墨录批本。朱批过录有清代文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浙西词派的创始者，诗与王士稹齐名的朱彝尊（1629-1709）的点评。内容过录相当齐全，不仅过录了已发表的朱彝尊对韩愈诗集的点评，还过录了未发表的朱彝尊对韩愈文集、外集、传、遗文的点评，与朱彝尊已见载的对韩愈诗集的点评相比，既有完全相同的，也有个别字相异的，更有比之丰富、详尽的。
据记载，朱彝尊的批校本中有《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十二卷，清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雅雨堂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至今朱彝尊对韩愈作品的批校，仅见有诗集的，而没有全集的批校本。广东省博物馆藏本的发现，又为朱彝尊的批校本增添了一部。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还用墨批过录有清代文学家、“桐城派”的开山祖师，累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方苞（1668—1749）的点评，其价值又增一筹。
此藏本的朱墨校虽为过录，但朱彝尊和方苞对韩愈文集的手校本尚未见浮出水面，是否存世尚未可知，可见其非常珍贵，它对于学习、欣赏、研究韩愈作品和研究朱彝尊、方苞的学术观点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对已发表的朱彝尊、方苞对韩愈文集的点评具有校勘价值。
总之，广东省博物馆藏本具有相当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著作责任者
韩愈（768-824），字退之，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河南河阳人，贞元进士，官至吏部侍郎。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骈偶之风，提倡散体。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著作自唐季以来历代儒人文士莫不宗之，以为文章之模范，争相拜读，故需求量甚大，以致著作版本非常丰富，后人注释不断。
李汉，字南纪，宗室淮阳王道明之后，元和七年登进士第，官至吏部侍郎。韩愈子婿，少师愈为文，长于古学，刚讦亦类愈。韩愈去世后，他为韩愈收拾遗文，编撰成书。（《旧唐书》）
洪兴祖（1090-1155），文学家。“兴祖字庆善。陆游《渭南集》有兴祖手帖跋，称为‘洪成季庆善’，未之详也。丹阳人。政和中登上合第。南渡后召试，授秘书省正字。历官提点江东刑狱，知真州、饶州。后忤秦桧，编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樊汝霖，东蜀人，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韩文公志》五卷，金堂樊汝霖泽之撰。汝霖尝为《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此是也。《谱注》未之见。汝霖，宣和六年进士，仕至泸帅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孙汝听，眉山人，宋高宗绍兴问进士，累官至右奉议郎。撰有《三苏年表》三卷（《直斋书录解题》），还对韩愈文集进行全解，对柳宗元文集进行注释兼音辨。
韩醇，字仲韶，临邛人，韩愈之裔，生活在南宋淳熙年间。“仲韶先注释《韩集》，学者争传其书，而斯文加密，非仲韶发之，孰窥其秘云云。是醇注愈集既就，已先版行，后又注宗元集付刊，悉仿愈集之式，以二书合而并传，故宗元集后有记，而愈集后无记。”（清于敏中、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
祝充，字季宾，一作廷宾，衢州江山县人。绍兴年间以右从政郎充潭州宁乡县丞，进献所著《韩文音义》于朝廷，毛宏为之序。绍兴末，张构刻行其书，并作《后叙》。（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曾任秘阁修撰等职。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曾广注典籍。朱熹因为在阅读韩愈文集“近世号为佳本”的方崧卿本时有所感：第一，“恨其不尽载诸本同异，而多折衷于三本也”；第二，“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第三，因观方崧卿自言“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朱熹认为方崧卿本“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第四，“秘阁官书则亦民间所献、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时馆职所校，其所传者，岂真作者之手稿”；第五，“韩子之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所以朱熹“姑考诸本之同异而兼存之，以待览者之自择”（《晦庵先生朱文公<韩文考异>序》），著《考异》十卷，在《正集》之外自为一书。
王伯大，字幼学，号留耕，福州人。嘉定七年进士。理宗朝官至端明殿学士，拜参知政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朱熹的“《朱文公校定昌黎集》附以《考异》”刊出后，因为文集内容已有所变更，然其“音辩则旧所刊也，初读者未免求之音辩，质诸校本，既字不尽同，且音讹事多缺”，会给观者带来不便，所以王伯大就“悉从校本更定音训”（《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序），“附所尝记录于逐卷之左”，以给观者提供方便。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
广东省博物馆珍藏有一套《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共20册。存目录一卷，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传一卷，遗文一卷（以下简称广东省博物馆藏本）。
该书黄色封皮，封面题签书“韩昌黎集”，线装。开本高25.6厘米，宽15.5厘米（图一）。翻开书页，可见其为金镶玉装，纸墨清朗，字体秀劲，可称精椠佳刻。开卷首页有“晦庵先生朱文公韩文考异序”；朱文公序后有“宝庆三年季夏既望承议郎特添羌通判南剑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王伯大谨书”序一篇；王伯大序后有“昌黎先生集诸家姓氏”表；表后有“门人李汉编”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序”；李汉序后有书林王宗玉刻书牌记；牌记后有“汪季路书”一篇；之后是“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凡例”；再之后是“李汉编集”的“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目录”。
卷端第一行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之一”，第二行刻“晦庵朱先生考异”和“留阱王先生音释”（图二）；文集自卷二起，每卷首行标题下小字双行刻“考异音释附”5字（卷27例外）。
版框高19.7厘米，宽12.6厘米，半页13行，行23字。版心上下黑口，顺向双黑色鱼尾，每卷卷首鱼尾之间刻花纹（卷25例外），其他页的鱼尾之间则多刻“昌文”加卷数，也有“昌”加卷数，“昌外”加卷数和“昌文传”、“昌遗文”字，下鱼尾与下黑口之间记页数。
一、钤印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共有钤印40多种，200多枚。
“原博”为明吴宽钤印。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会试、廷试皆第一，授修撰，任东宫讲官。孝宗即位，迁左庶子，进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弘治八年，擢吏部右侍郎，改掌詹事府事。十六年，进礼部尚书。《明史》卷184有传。著作有《家藏集》。
“倪国琏印”和“春及堂倪氏珍藏书画记”为清倪国琏钤印。倪国琏（？-1743），字子珍，号称畴（一作穗畴），仁和人，雍正八年进士，官给事中，著有《春及堂诗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郭松林印”、“臣松林印”和“子美”为清郭松林钤印。郭松林（1833-1880），字子美，湖南湘潭人。曾在曾国荃、李鸿章麾下，转战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攻陷多地，一路迁升。捻军失败，赐黄马褂，予轻车都尉世职，后历任湖北提督、直隶提督。1880年，病死于任所，谥武壮。 “郭小石”“小石”（竖椭圆）“小石”（方形）“小石私印”“小石藏书”“郭小石珍藏书画之印”“小石山房”“湘潭郭坚”“坚之铢”“郭文韶印”“岩之草堂”“岩之逸民”“烟翁”“烟翁宝藏”“墨奴”“墨奴藏书”“石隐”“石隐先生”“石隐斋”“湘谭居士”“子美之孙”“郭氏家藏”“邨郭居士”，皆为郭小石钤印。郭小石（1911—1977），本名郭坚，字文韶，号岩之、岩之山人，别署烟翁、墨奴，祖籍湖南湘潭。祖父郭松林，清直隶提督；父郭仁凯；叔父郭葆生，官清广东廉钦兵备道员，民国国民众议院议员，富藏金石书画典籍，与齐白石结为拜把兄弟。“小石”是齐白石为他取的名，郭小石随齐白石学习书画篆刻，还向长沙“雷氏三杰”雷恪、雷悦、雷恺学习书法绘画，向杨钧学习诗文，在书画诗词篆刻方面，都有很大提高，声誉长沙。（李砺《湖湘篆刻》）
“长沙唐氏”和“醉石”，为唐醉石钤印。唐醉石（1886—1969），原名源邺，字李侯、蒲佣，号醉龙、醉农，别署醉石山农，湖南长沙人。为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民国时曾任中央印铸局技正，解放后任湖北省文管会主任、东湖印社社长。有《醉石山农印稿》、《唐醉石印存》等著述行世。他精鉴别，博古多识。书工四体，尤擅汉隶，气息高古沉雄，名重一时。篆刻专攻陈曼生，大刀阔斧，得其真谛，风格凝重宽博，苍秀浑厚，千古玺汉印及宋元朱文印也探微入真，俱得其妙。（余正《浙派篆刻》）
“李韵清印”“镇海李韵清印”“李韵清氏鉴藏”“梅簃李韵清氏藏”“梅簃”“李氏梅簃藏”“李氏梅簃收藏经籍金石书画记”“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均为李鸿球钤印。李鸿球，1898年生，字韵清，湖南浏阳人。曾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又创建大中书局任董事长。喜收藏，居欧3年参观公私博物馆70余所，于流失在外之我国文物经目颇多。著作有《海棠书屋力学杂录》《海棠书屋诗存》《天涯浪迹记》《战后日本新教育》《吴佩孚年谱》《董其昌书画年谱》《剑花楼书画录》《剑花楼古钱币》《剑花楼古铜镜》《古钱今话》《古印综述》《中国古兵器》《北邱山周氏墓物记》。（毛炳汉主编《当代湘籍著作家大辞典》）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还有“平生不苟”“邵日昭书画记”“李”“静”“一身是胆”“吏部考功之事关防”等钤印印文。可见此藏本印章种类繁多，印文内容丰富。
二、批校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篇都有批校，分为朱墨两色，以朱色为主。
1、朱批
朱批者以点评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韩愈作品的见解，从点评内容看，他对诗词、散文、碑记等文体有深入研究，对四书五经及经典文学作品熟读于心，而且学识广博，敢于不拘一格向韩愈这样的大文豪下笔点评，颇显学术功力及文学根底。
从批校的文字中却未见任何落款或钤印，那么这些朱批到底出于哪一位大家之手呢？
从表一此藏本朱批与朱彝尊点评对比，可见两者大同而小异，因此推断朱批内容是出自朱彝尊之手。
那么它们是否朱彝尊手批呢？经过字迹比对发现，此藏本朱批的字迹（图三）与朱彝尊的字迹不同（图四）。
另外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此藏本通篇的朱批都或多或少地有将一些未干的朱色印在相对另一页页面上的痕迹，可见这些朱批不是原批。因为如果是批校者写上去的，在下笔之前需要时间阅读和思考，行文时需要斟酌，而这时间足以使朱批干透，印到相对着页面上的现象只能是极个别的。过录则不同，过录者只是把文字抄一遍，速度就快多了，朱批印到相对着页面上的几率就明显加大。而此藏本朱色的痕迹印到相对着页面上的频率相当高，可见这些批校是赶时间过录的，非朱彝尊手批。
2、墨批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的墨批数量也不少，自文集卷十一起至卷四十，几乎每卷都有，外集、传及遗文则未见。
从批校的文字中也未见任何落款或钤印，那么这些墨批到底出于哪一位点评者之手呢？
从表二此藏本墨批与方苞点评对比，可见两者也是大同而小异，因此推断墨批内容是出自方苞之手。
那么它们是否方苞手批呢？经过字迹比对发现，此藏本墨批的字迹（图五）与方苞的字迹不同（图六），该本不是方苞的手批本。
三、牌记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有牌记，其内容是：
韩柳二先生文集行世久矣。唐季历代以来，儒人文士莫不宗之。以为文章之模范，序记之矜式，惜乎旧板漫灭，续集遗阙，读者憾焉。本堂广求，访到善本，卷集全备。宗玉喜不自胜，命工鼎新绣梓，以广其传，使四方文学君子得睹二先生之全文，不致湮没，岂不伟欤。幸鉴岁舍戊辰十月吉旦书林王宗玉谨识（图七）。
该牌记存在3个问题：
第一，内容存在今天学界已知的作伪问题，即把原牌记“唐季历宋以来……幸鉴大明正统岁合戊辰十月吉旦书林王宗玉谨识”，改为“唐季历代以来……幸鉴岁舍戊辰十月吉旦书林王宗玉谨识”（李玉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版本刍议》），将“唐季历宋以来”的“宋”字挖改为“代”字，再在“岁合戊辰”之前挖去“大明正统”4字，这就使该刻本具有赝宋充元或于明代上推一个甲子的可能；
第二，牌记部分的纸与其右边的纸颜色不同，有明显的分界线；
第三，牌记是手抄的，牌记下方书有“小石抄补”4个字，牌记右上方钤有“小石山房”阴文方印一枚，牌记右下方钤有“烟翁”阴文竖长方印一枚，也就是说该牌记为郭小石所抄。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有郭小石钤印不下20多种，可见郭对家藏的此本情有独钟，而且并不知晓所过录的牌记是经过挖改的，所以才认真地将牌记补抄上，还落款并加了钤印。那么此藏本为何版本呢？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版本
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记载，韩愈文集含笺注、考异、文选等各种别称的版本逾30种。其中书名为《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的有以下版本（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等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国家名录图录》、《第二批国家珍贵国家名录图录》）： 1、元至元十八年（1281）日新书堂刻本（图八）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集传一卷，框高19.8厘米，广12.5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有“至元辛巳日新书堂重刊”牌记。
2、明正统十三年（1448）书林王宗玉刻本（图九）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遗诗一卷传一卷，框高20.2厘米，广12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3、明弘治十五年（1502）王氏善敬书堂刻本（图十）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19.5厘米，广12.8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4、明嘉靖十三年（1534）安正书堂刻本（图十一）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19厘米，广12.3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
5、明万历朱崇沐刻本（图十二）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20.1厘米，广12.6厘米。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双边。
6、重庆图书馆等藏“明刻本”（图十三）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18.7厘米，广12.5厘米。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7、安徽省图书馆等藏“明刻本”（图十四）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传一卷，框高22.3厘米，广14厘米。半页九行，行十八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
从表三可见，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行款同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三字，黑口，四周双边，顺向双黑色鱼尾的版本有：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和重庆图书馆等藏“明刻本”。
重庆图书馆等藏“明刻本”（图十三），字体笔画相对比较厚重，起笔比较平和；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图八）、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图九）和广东省博物馆藏本字体更秀丽，版面更清朗。前者与后者明显不一样，肯定不是一个版本。
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无论行款、版式、书口、卷端版心刻的花纹、边栏、鱼尾、字体都几乎一模一样，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通过对这三个版本书影的卷端文字进行比对（图十五、十六、十七），发现：
第四行“悉”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中间一竖不带钩，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中间一竖是带钩的；
第四行“以”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中间一点与后面人字的起笔是连笔的，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则是不连笔的；
第四行“卷”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第一点与旁边的一撇相连，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和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第一点与旁边的一撇是截然分开的；
第五行“云”字，在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最后一点与左边一撇是相连的，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最后一点与左边一撇是不相连的；
第十三行“正”字，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中，上面一横较短，而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与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中，上面一横较长；
经过以上比较可见，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与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同为一个版本。
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与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虽然难分伯仲，但毕竟不是同一版本，仔细比对，仍能从笔意的断续、笔画的长短等不经意的地方分辨出它们之间的差异。
另外从对比结果来推断，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是以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为底本的影刻本，书林王宗玉在牌记中提及的广求访到的卷集全备的善本就是元至元十八年日新书堂刻本。
结论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曾经明弘治十六年礼部尚书吴宽，清雍正进士、给事中倪国琏，清直隶提督郭松林，齐白石大师在故乡的入室弟子郭小石，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东湖印社首任社长唐醉石，大收藏家李鸿球6位名人收藏，是一部流传有序的古籍。
明正统十三年（1448）书林王宗玉刻本是以元至元十八年（1281）日新书堂刻本为底本的影刻本。广东省博物馆藏本是明正统十三年书林王宗玉刻本。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为朱墨录批本。朱批过录有清代文学家、经学家、目录学家，浙西词派的创始者，诗与王士稹齐名的朱彝尊（1629-1709）的点评。内容过录相当齐全，不仅过录了已发表的朱彝尊对韩愈诗集的点评，还过录了未发表的朱彝尊对韩愈文集、外集、传、遗文的点评，与朱彝尊已见载的对韩愈诗集的点评相比，既有完全相同的，也有个别字相异的，更有比之丰富、详尽的。
据记载，朱彝尊的批校本中有《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十二卷，清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雅雨堂刻本（南开大学图书馆）。至今朱彝尊对韩愈作品的批校，仅见有诗集的，而没有全集的批校本。广东省博物馆藏本的发现，又为朱彝尊的批校本增添了一部。
广东省博物馆藏本还用墨批过录有清代文学家、“桐城派”的开山祖师，累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方苞（1668—1749）的点评，其价值又增一筹。
此藏本的朱墨校虽为过录，但朱彝尊和方苞对韩愈文集的手校本尚未见浮出水面，是否存世尚未可知，可见其非常珍贵，它对于学习、欣赏、研究韩愈作品和研究朱彝尊、方苞的学术观点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对已发表的朱彝尊、方苞对韩愈文集的点评具有校勘价值。
总之，广东省博物馆藏本具有相当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