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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来稿格式及引文注释规范(修订版)(自2019年1月起施行)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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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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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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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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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学者钱端升出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其间积极批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该报因而遭遇“停邮”处分。回顾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诸种关系缠绕交错,当局制裁举措引而缓发;派系政治隐现其间,报刊言论空间随之起伏。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其时党国政权与民营报刊关系的动态与复杂:在“结构性紧张”的基调下,因行动者在权力网络中的具体位置而有着微妙分际。此个案显示出“关系取向”是“训政”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新闻统制政策“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特征。
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中已有大量研究涉及“录像”,主要表现为“以录像作为研究对象”或“以录像呈现研究成果”。论文介绍一种与此二者相比有诸多不同的录像研究——“以录像数据作为经验研究的素材”。这种方法也被称为“录像分析”,它起源于常人方法学和会话分析,在西方学界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其讨论却相对欠缺。论文旨在介绍录像分析的理论缘起和理论贡献,展示录像分析的经典经验研究案例,并阐释录像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与其他研究进路的区别。最后,结合中国时代背景,提出录像分析可为中国社会的互动
新媒体技术对乡村人际交往的影响已经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但研究结论却莫衷一是,甚至对于乡村居民网络人际交往和具体现实人际交往缺乏深入研究。因此,论文基于问卷调研和焦点小组访谈,从关系传播理论视角出发,重点探讨了社交网络使用对乡村居民人际交往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居民在社交网络使用、现实人际交往质量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上的表现较为突出。数据分析显示,在宏观视角上,社交网络使用的社会心理因素(网络社会临场感)和社交网络使用行为(网络自我表露、网络信息分享、网络娱乐活动)均对乡村居民现实和网络人际交往质量具有显著
话语分析是国内传播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尤其以语言学导向的话语分析和批判话语分析为主流;还有不少文章仅把话语分析当作技术性的操作工具,而缺乏对背后丰富的理论意义的深入理解。近年来,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理论为支撑的埃塞克斯学派的话语分析方法论逐步被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在欧洲传播学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论文旨在阐释该路径的话语理论的基本思路(包括社会本体论、政治身份理论及激进民主理论),并评述基于该理论视角展开的媒介场域的话语分析逻辑,尤其对批判的政治话语分析进行了梳理和讨论。论文试图通
论文借助“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全文检索数据库(1830-1930)”,探究近代中文报刊“祖国”话语的流变及政治力量或思潮对其意义的争夺。研究发现,“祖国”在1902年时急遽地政治化,其“祖先居住之地”或“起源之地”的传统意涵,骤然变成富有情感色彩的国家认同话语。随后,各种政治力量与思潮围绕“祖国”展开辩论:首先是1903年起革命派和立宪派争论“祖国”的边界是否包含满清政府;民国后,“世界主义”将“祖国”看作一种狭隘的情感,用以批判“国家主义”;192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祖国”成为动员工人抵抗资本
科恩和霍尔等人关于道德恐慌和媒体的研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两个经典范式。霍尔等人的研究借鉴了科恩对道德恐慌的内涵、过程和特征的研究成果。但相对于科恩的建构主义越轨社会学模式的去政治化倾向,霍尔等人通过葛兰西转向把对道德恐慌的分析从相对微观的互动机制研究引向了更为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试图通过对道德恐慌形成机制的社会分析进一步追问这一现象的观念和政治社会根源,及其在特定历史情势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厘清道德恐慌的概念内涵和经典范式之间的关系,对本土社会科学研究避免概念误用,更好地考察中国语境下的道德恐慌与媒体问
从帕特南和林南那里开始,关于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究竟是侵蚀还是促进,就一直存在争论。随着互联网对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大,这一问题的显著度及重要性越来越高。近20年来,我国研究者们先后对不同对象、不同网络传播渠道、不同互联网使用方式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做了大量检验,但结论仍莫衷一是。论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在既有的127个独立研究中,筛选出52个符合研究要求的对象,进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总样本量为23202个。研究发现:总体而言,中国经验中的互联网使用和社会资本具有中等强度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0.2
在短视频平台上从事创意劳动成为当今中国越发常见的新现象。然而关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的人群构成和劳动状况、关于这种新型劳动对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对社会的宏观影响,目前还鲜见相关的大规模实证研究。研究者针对国内最大短视频平台之一抖音APP上121234名拥有万名粉丝以上的创作者开展问卷调查,最终取得2375份有效样本,了解其在人口统计信息、工作方式、收入状况和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变化等方面的情况。研究发现:首先,短视频创意劳动可以为劳动者带来切实的收入,却不够令人满足。其次,劳动者之所以选择
对于施拉姆与中国传播学的关系,学界一直以来讨论得多,深入研究得少。施拉姆与中国传播研究的关系还有一些未解之谜。相应地,几十年来施拉姆的形象也经历了较大变迁,从奠基人、启蒙者,变成了冷战专家、传播学学科化的始作俑者,甚至被一些人清除出传播学历史,这都说明了对他的身份及贡献充满争议。如何评价施拉姆,如何评估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的贡献,仍然值得讨论。我们应该将施拉姆的行为及中国传播学的引进放到全球冷战及美国战后推崇现代化的知识潮流的大背景下具体分析,看到冷战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在“现代化”观念上达成的共识对中国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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