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一段窄窄的铁轨让杂文家鄢烈山感慨不已。
　　那是在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在参观“个（个旧）碧（碧色寨）临（临安，今名建水）屏（石屏）铁路公司旧址”时，他发现这里的铁轨格外与众不同——窄，比标准铁轨窄，甚至比阎锡山在山西的窄轨都要窄。这是因为当年商绅集资修建，是为云南争权益，也是为中国争权益，修成“寸轨”不仅是为了因地制宜节省成本，更是为了不让当时在越南殖民的法国人的滇越铁路公司染指中国。
　　
　　他感慨：这样的地方应该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但它不是。
　　鄢烈山想到了历史上的那些民族企业家，他感叹至今宜昌都没有一块粗糙的纪念碑来纪念卢作孚，来纪念那场惊心动魄的“中国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
　　在他看来，历史上的民族工商业者的历史地位需要重新审视，他们的身上有若干精神财富需要我们今天借鉴：不耻从商，“实业救国”，做改良社会的理想主义者；不耻言利，在商言商，理直气壮争经济自由；共生共赢，劳资两利，明智处理己与人、近利与远功的关系；支持法治，反对专制和暴力，支持民主宪政；重视人才养育，致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研；创新取胜，在科技研发和管理制度的改进上永不松懈。
　　
　　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其实比管制好
　　
　　人物周刊: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新审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概念的？
　　鄢烈山:我是写杂文的，有一种问题意识，就是对现实问题有很多关注，然后会追溯历史。我们市场经济的主体应该是企业家和劳动者，而不是政府。
　　邓小平时代就讲政企分开，结果现在还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越来越强。我现在痛感这么多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阻力重重，市场经济的主体没有确立起来。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但这个主导的过程应该逐渐淡化，而不是像现在越来越强。应该像台湾、韩国，发展初期（政府）有一些引导，但趋势应该是让企业家成为主体，而不是政府官员。
　　政府主导有两大弊端：第一是效率低下，再有是权力滥用，会滋生腐败。这是公认的，在这点上我跟张维迎、张五常并没有什么区别。
　　人物周刊:回首民族企业家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不论是张謇，还是卢作孚，他们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跟当时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今天的角度来看，1949年之前，政府对于工商业的政策有哪些值得借鉴或者反思的？
　　鄢烈山:按照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观点，军队是为商人开道的，是保护商人的，外交官领事也是为商人服务的。提供国家为商战背景，以制度环境做后盾，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上个世纪初实际上是无为而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军阀混战，其实比管制好。
　　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骨子里是民族主义者。就国民政府而言，孙中山也好，蒋介石也好，都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德国、苏联这些样板的存在。国民政府也在搞计划经济和管制，对民营经济也是持一种压制态度，但它们也只是把一些铁路、矿场这样的大的企业抓在手里，并不是无所不管的。
　　人物周刊:民国工商业者的一大特征就是热心社会事务，比如张謇搞南通自治，荣氏兄弟对无锡建设的贡献，但今天这种传统似乎已经断代了。您怎么看这些企业家如此热心社会事业？
　　鄢烈山:马克思